提起“魏德圣”这个名字，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起那部一夜红透华语世界的电影《海角七号》。在这一部风格清新的电影大获成功之后，魏德圣将创作方向来了个大转变，将镜头聚焦在日据时期原住民反抗日本统治的“雾社事件”。面对这一堪称史诗般的巨作，众多魏德圣的影迷们有了更多的期待。
　　3月18日，魏德圣携新书《和自己的名字赛跑——赛德克·巴莱导演手记》来到厦门市图书馆，出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以及《书香两岸》杂志联合主办的读者及影迷见面会，与到场的上百位粉丝亲切对谈，交流电影内外的方方面面。虽然由于大雾天气，从台北到厦门的航班误点了整整三个小时，但是当魏导在晚上7：10风尘仆仆地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在场影迷和读者依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而魏导的一连三句“对不起”并谑称“下次我自己买飞机”的玩笑话，也拉近了台上台下的距离。
　　
　　有一种厦门情结
　　问：您是第一次到厦门来吗？
　　魏：没有，其实我第一次来大陆就是来厦门。我2003年拍的5分钟的赛德克·巴莱试拍片，就是因为在厦门拍了一出台湾的连续剧，赚到了钱，才去拍5分钟的试拍片。那部电视剧总共20集，我拍了前面十集，其中90%就是在厦门拍的。我对厦门的印象很亲切，语言都通，连骂脏话都一模一样（笑）。
　　问：这次是特别将厦门列入行程吗？
　　魏：本来计划里是没有厦门的，但是我好想来厦门。特别是我觉得《海角七号》在厦门这边看起来应该蛮有感觉，所以我特别想来这边，我觉得跟台湾相关的题材，在厦门这里的接受度会更好一点。
　　
　　一部非拍不可的电影
　　问：据了解，早在您在拍5分钟短片的时候，就有很多非议。但是您扛着这些非议，一直走到今天，所以您的性格中肯定有一种很硬的东西。
　　魏：其实人有时候在被否定之后，会产生愤怒，愤怒会产生力量，会让你更加不服气地想要证明一些东西。当你的愤怒变成想要让别人后悔的信念的时候，那样的力量会很大。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如果大家突然都对我很好的时候，我会想，糟糕，我是不是快要失去那种力量了。
　　问：为什么在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拍《赛德克·巴莱》？
　　魏：因为我觉得它会赚钱啊（笑）。我不觉得它会枯萎。第一个原因是，我真的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它拍出来绝对有它的价值性，不一定是金钱的回收。但我敢保证你们只要看过这部电影，在十年后、二十年后甚至老了以后，你都会记得，曾经在这个年代有这样一部电影，里面有几个画面是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觉得这样非常值得。
　　另外，现在原住民的族群语言、生活美学逐渐在凋零当中，当有一天，假设50年后，这个族群的语言消失了，那通过这部电影，会让这个语言重新恢复也不一定。我是比较浪漫地这么想。因为想要做这件事，非做不可，就会去计划怎么得到更多回报。所以我们的宣传、行销等从一开始就都在计划内。很多投资方都觉得我们太浪漫，但就是浪漫才会去想更多事情；不浪漫的话，你永远在追着钱，钱却永远跑得比你快。
　　问：您觉得您是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魏：我一辈子想做的事情也没有几件，我并不是很厉害到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我能做、想做的事情，我不去做它而去做别的事情，那不是很对不起自己吗？确切的说，人生一百年，趁着自己有体力的时候，多对得起自己一点，不要等到老了以后才懊悔。
　　
　　尽可能真实完整地呈现历史
　　问：您觉得，这部电影跟历史的相似度有多少？
　　魏：其实这部电影基本上达到了百分百的完成度，就是当初想的和后来做出来的几乎一模一样。跟历史相比的话，事件都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具体的内容方面，我们一直在跟原住民沟通。因为历史都是由一个个片段组合起来的，而电影没有办法这样子呈现。一定要回到历史的角度去了解更多的东西，才能把细节呈现出来，所以没有办法保证一模一样。
　　另外，有时候为了让戏剧结构更顺畅，我会人为地把有些事件的顺序调换，这也有跟族人沟通过。还有，“雾社事件”中有300多位赛德克族的壮士，但电影中不可能有300多个主角，因此，有些事件，在历史中不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但为了便于电影呈现，我可能会把它们都安排在一个角色上来表现，所以一个人可能演十个角色，我需要把十个相同性格的人浓缩到一个角色上。这都需要得到族人的谅解。
　　问：您在编剧的时候，主要的史料来源是什么？您想通过这个历史事件的呈现，留给观众对于这个事件一个怎样的记忆？
　　魏：我一开始寻找资料的时候，台湾原住民的研究还不是一种显学，所以史料很少。我是从一些研究者那里问到一些资料，但多数都是关于事件的发展，只会看到矛盾，给我带来很多疑惑。历史总是带给我们很多“为什么”。于是我就有挫折感，觉得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个剧本。幸运的是，后来在图书馆发现的资料越来越多，原住民的文学慢慢流行起来。我就觉得不应该只是看这段历史而已，应该看更多东西，于是我花更多时间看1930年代台湾的警察制度、社会制度，平地和山地的交往，以及整个国际政治的局势，还有日本往南进发的动机。再往前推个十年二十年，那时候的日本在台湾的制度是什么，以及之后“雾社事件”的影响。这样了解之后，你才会对整个历史事件更加宽容，从信仰的角度看，才能看到更多反省。当我们现在的文明价值观等同于美国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忘记一个民族最单纯的骄傲和元素是什么。所以希望通过这段历史，让我们反思很多东西。
　　问：《赛德克·巴莱》的国际版从原先的四个半小时删减到了两个半小时，您如何在内容上保持情节的完整性？
　　魏：真正开始有想法去剪国际版的时候，也是逼不得已。威尼斯影展不尽如人意的剪辑之后，我曾经不想剪辑国际版，就打算以完整版来发行。但是四个半小时没有人要买，在台湾以外要发行两集真的有困难，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剪。一直到十月底，跟一些看过电影的观众交流之后，慢慢得到一些想法，觉得哪些地方可以删减和转换。武打戏浓缩了快一个小时，有些需要观众了解的文化方面的内容，我们就避免太深入，而只是交代一下他们的信仰、观念、美学，其他太深入的内容就删除掉。
　　
　　电影带来的不只是故事，更是思考
　　问：“雾社事件”是台湾日据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但对于我们这些台湾以外的观众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原住民作为台湾必不可少的一分子，也是近一二十年才渐渐被了解。另外电影中的对白也都是原住民的语言和日语，那您觉得台岛以外的观众要从这部电影中寻找文化共鸣，会不会有点困难？
　　魏：会有点难，但我觉得每一部电影的功能都不一样。《海角七号》是希望大家能找到文化上的共鸣以及感情上的普世价值，而这一部电影是要让观众思考的，思考很多关于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很多观众会很矛盾，你找不到好人，也找不到坏人。当里面的人，不是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在彼此仇杀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有必要这样吗？这会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经历那么多不同时代所带来的伤害，到现在我们到底有没有学乖？这可以让我们反思战争。
　　至于这部电影要表达的观点，只要你去看了就知道。你们最后走出电影院的心情就是我的观点，就是矛盾。当两个价值观遇到一起，就会起冲突，但是你无法去判定任何一方是对或者错。我的电影就希望让大家去了解更多的立场、更多的想法。其实“雾社事件”就是一次求死的战争，赛德克人就是追求死亡的价值。但我在结尾不经意地放入了自己的想法，虽然我拍摄的是一个求死的战争，可是到最后的说法还是，人终究还是要活着，活着才有说话的权利。所以电影最后是在传递一种族群要延续、生命要存在的价值观。
　　
　　期待电影的多样性
　　问：经过《海角七号》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大热之后，您觉得台湾电影是否复兴了？
　　魏：台湾电影是有复兴，但是其中也有担忧。当整个复兴都寄托在几部票房好的题材上之后，投资就很有可能比较单一化。因为这种题材能够卖得好，所以以后所有人就只投资这种题材，其他的就放弃，这样就变成只拍某一种类型。
　　台湾这几年电影业低迷的局面，带来的一个好的地方就是百花齐放，什么类型都有，什么样的人就拍什么类型，大家各自开花，而不是因为这个类型流行而所有人都拍这个类型。而当投资慢慢集中在某几种流行的题材的时候，很多值得拍的东西都没有被拍，这样很可惜。我蛮担心未来的主题都集中在某几个的时候，电影业会衰落得更快。而以一个台湾的电影工作者的眼光看大陆的电影，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能够获得好票房的电影类型越来越单一化，比较不一样的东西连放映的机会都没有，慢慢大家就只拍一两种电影，从而失去更多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是转机，也是危机，就要看怎么去调和。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对谈中，魏德圣面对粉丝们的诸多提问，耐心回答，侃侃而谈。许是因为在等待魏导的时间里，观看了活动主办方播放的《赛德克·巴莱》幕后创作纪录片——《未尽之路》，粉丝们对魏德圣及其电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与魏导的交流也更加深入。据魏导本人透露，他的下一步拍摄计划将是“台湾三部曲”，“这是在一个台湾还不被称作‘台湾’的年代发生的故事，一个时代，三部电影，分别从中国海盗、荷兰传教士以及台湾原住民猎户的角度，来讲述三个族群的冲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