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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我国294位职业经理人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不仅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还探讨了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着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工作家庭冲突;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
一、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加速变革和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人们所面临的工作节奏加快，所承担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强度也不断加大。这对职业经理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他们必须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并能够擅长企业战略的执行和实施，所以较之一般员工来说他们在工作中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样必然会导致他们在家庭领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所减少，不能很好地履行家庭角色所赋予的责任，所以便会极大地影响家庭生活，致使他们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很有可能会被带到工作中，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由此，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就会形成。
这样，个体在面临工作家庭冲突时，很容易对生活和工作产生不满，并伴随一些消极情感的产生，这样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主观幸福感的降低。而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会使个体产生消极的态度，一方面对生活失去热情，不能扮演好家庭角色，影响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工作失去兴趣，不能有效地完成工作，影响企业效率。这对企业和家庭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就需要得到有效解决。而社会支持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和重要的支持性资源，能够为其提供物质、信息或情感的帮助。这就引发推测，社会支持能否缓解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呢？
因此，本文以职业经理人作为研究对象，以便了解其主观幸福感、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来提升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
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学术界普遍认同Greenhaus 和Beutell提出的定义。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也采用他们的观点，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角色要求在某些方面不相容而产生的一种交互冲突，即参与家庭（工作）角色因为参与工作（家庭）角色的要求变得更加困难。
关于主观幸福感，比较有影响力的是Diener提出的定义。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也采用他的观點，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体按照自己规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的全面性评估，包含认知（生活满意度）与情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成分。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数据都普遍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如Lu、Gilmour和Kao（2006）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工作干涉家庭和家庭干涉工作都负向影响着员工的主观幸福感;何丽（2012）以企业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之后，Fiksenbaum（2013）的研究也发现，较高的工作家庭冲突会降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洪艳萍等人（2013）以职业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对于社会支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对其采用我国学者叶盛泉等人的观点，认为社会支持就是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从团体、他人或社会组织中所获取的物质、信息、情感和归属等方面的支持。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模型，都比较认同社会支持在压力与一些消极情绪或身心健康之间存在着调节作用。如李伟和陶沙（2003）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社会支持能够减少压力所带来的抑郁、焦虑这些不良情绪，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之后，卢谢峰和韩立敏（2011）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能够调节主观生活压力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孙树慧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增加社会支持可以减弱工作压力对焦虑水平的正向影响。
而工作家庭冲突属于压力的一种形式，主观幸福感又包括个体的消极情绪和身心健康等因子，所以本文也认为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工作家庭冲突的测量主要借鉴Netemeyer等人的研究成果，共包括10个题项;社会支持的测量主要借鉴Caplan等人的研究成果，共包括12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计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借鉴Diener等人的研究成果，共包括19个题项，采用李克特（Likert）7点计分。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在正式的问卷调查前，先选取江苏省内的60位职业经理人进行预调研，并对得到的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以此修正问卷的题项，形成最终的正式问卷。正式问卷调查从2014年3月份开始，对华东、华中、华北和华南地区的职业经理人进行取样，通过网络与书面的填写方式共发放425份问卷，回收到396份问卷，其中的有效问卷29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74.2%。
四、假设检验与分析
（一）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层次回归分析
将工作家庭冲突作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控制后，工作家庭冲突解释了主观幸福感变异的31.6%，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性水平;其回归系数为-0.227﹙P<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是否起着调节作用，同样也运用层次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利用强制进入法，分为三步使各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引入人口统计学变量，使其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方程;第二步，引入作为自变量的工作家庭冲突与作为调节变量的社会支持;第三步，加入标准化处理后的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的交互效应项，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到主观幸福感，其回归系数为0.141（P<0.05），达到显著性水平，这就说明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负向影响越弱。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职业经理人作为研究样本，不仅揭示了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还揭示了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高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价值。
通过研究得出，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且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从提高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角度出发，就需要为职业经理人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通过缓解他们的工作家庭冲突来最终达到有效提高主观幸福感的目的。
第一，从企业层面所提供的支持来说：一方面，上司要重视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沟通工作，以便了解他们在工作和家庭交叉领域所遇到的会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问题，并尽可能地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经理人属于一个创造力很强的职业，这不仅需要上司能够充分授权，不约束他们所作出的决策;还需要为他们在职业发展和工作机会等方面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支持，并為他们制定一些福利计划，如弹性工作制、带薪休假等制度，这样职业经理人在工作和家庭方面都会做到一定的兼顾，并能很好地减少工作家庭冲突问题。
第二，从家庭层面所提供的支持来说：一方面，因为职业经理人的特殊工作性质，配偶要给予他们必要的情感支持和理解，尽量少用一些家庭琐事去打扰他们的工作，这样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上才不会分心，相应的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的减轻，从而可较好地减少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另一方面，亲属和好友要与职业经理人多加强联系，并在必要的时候为他们在工作或家庭领域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提供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以此减少他们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
参考文献：
[1]Greenhaus J M， Beutell N J.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01）.
[2]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s[J].Psychology Bulletin，1984（03）.
[3]Lu L， Gilmour R， Kao S F et al.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work/family demand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ell-being： the Taiwanese vs British[J].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2006（01）.
[4]何丽.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吉林大学，2012.
[5]Fiksenbaum L M. Supportive work-family environments： implications for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ell-being[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3（ahead-of-print）.
[6]洪艳萍，卢会醒，严保均.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及其与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职业与健康，2013（04）.
[7]叶盛泉，李皓，陈林.上海市弱势妇女群体社会支持特点及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2003（05）.
[8]李伟，陶沙.大学生的压力感与抑郁、焦虑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02）.
[9]卢谢峰，韩立敏.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压力与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2011（04）.
[10]孙树慧，王鹏，高峰强.企业科技人员工作压力与焦虑的关系：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2（04）.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关键词：职业经理人;工作家庭冲突;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
一、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加速变革和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人们所面临的工作节奏加快，所承担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强度也不断加大。这对职业经理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特殊的工作性质，他们必须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并能够擅长企业战略的执行和实施，所以较之一般员工来说他们在工作中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样必然会导致他们在家庭领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所减少，不能很好地履行家庭角色所赋予的责任，所以便会极大地影响家庭生活，致使他们产生一些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很有可能会被带到工作中，影响工作任务的完成。由此，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就会形成。
这样，个体在面临工作家庭冲突时，很容易对生活和工作产生不满，并伴随一些消极情感的产生，这样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主观幸福感的降低。而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会使个体产生消极的态度，一方面对生活失去热情，不能扮演好家庭角色，影响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对工作失去兴趣，不能有效地完成工作，影响企业效率。这对企业和家庭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就需要得到有效解决。而社会支持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和重要的支持性资源，能够为其提供物质、信息或情感的帮助。这就引发推测，社会支持能否缓解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呢？
因此，本文以职业经理人作为研究对象，以便了解其主观幸福感、工作家庭冲突和社会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来提升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
关于工作家庭冲突，学术界普遍认同Greenhaus 和Beutell提出的定义。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也采用他们的观点，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角色要求在某些方面不相容而产生的一种交互冲突，即参与家庭（工作）角色因为参与工作（家庭）角色的要求变得更加困难。
关于主观幸福感，比较有影响力的是Diener提出的定义。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也采用他的观點，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体按照自己规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的全面性评估，包含认知（生活满意度）与情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成分。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数据都普遍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如Lu、Gilmour和Kao（2006）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工作干涉家庭和家庭干涉工作都负向影响着员工的主观幸福感;何丽（2012）以企业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之后，Fiksenbaum（2013）的研究也发现，较高的工作家庭冲突会降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洪艳萍等人（2013）以职业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对于社会支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本文基于研究的需要，对其采用我国学者叶盛泉等人的观点，认为社会支持就是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从团体、他人或社会组织中所获取的物质、信息、情感和归属等方面的支持。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根据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模型，都比较认同社会支持在压力与一些消极情绪或身心健康之间存在着调节作用。如李伟和陶沙（2003）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社会支持能够减少压力所带来的抑郁、焦虑这些不良情绪，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之后，卢谢峰和韩立敏（2011）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能够调节主观生活压力对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孙树慧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增加社会支持可以减弱工作压力对焦虑水平的正向影响。
而工作家庭冲突属于压力的一种形式，主观幸福感又包括个体的消极情绪和身心健康等因子，所以本文也认为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此，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工作家庭冲突的测量主要借鉴Netemeyer等人的研究成果，共包括10个题项;社会支持的测量主要借鉴Caplan等人的研究成果，共包括12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计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借鉴Diener等人的研究成果，共包括19个题项，采用李克特（Likert）7点计分。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在正式的问卷调查前，先选取江苏省内的60位职业经理人进行预调研，并对得到的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以此修正问卷的题项，形成最终的正式问卷。正式问卷调查从2014年3月份开始，对华东、华中、华北和华南地区的职业经理人进行取样，通过网络与书面的填写方式共发放425份问卷，回收到396份问卷，其中的有效问卷29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74.2%。
四、假设检验与分析
（一）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层次回归分析
将工作家庭冲突作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控制后，工作家庭冲突解释了主观幸福感变异的31.6%，回归方程达到显著性水平;其回归系数为-0.227﹙P<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
（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是否起着调节作用，同样也运用层次回归的方法进行检验。利用强制进入法，分为三步使各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引入人口统计学变量，使其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方程;第二步，引入作为自变量的工作家庭冲突与作为调节变量的社会支持;第三步，加入标准化处理后的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的交互效应项，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的交互项显著影响到主观幸福感，其回归系数为0.141（P<0.05），达到显著性水平，这就说明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着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负向影响越弱。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职业经理人作为研究样本，不仅揭示了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还揭示了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高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价值。
通过研究得出，工作家庭冲突对职业经理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且社会支持在工作家庭冲突影响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从提高职业经理人主观幸福感的角度出发，就需要为职业经理人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通过缓解他们的工作家庭冲突来最终达到有效提高主观幸福感的目的。
第一，从企业层面所提供的支持来说：一方面，上司要重视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沟通工作，以便了解他们在工作和家庭交叉领域所遇到的会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问题，并尽可能地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经理人属于一个创造力很强的职业，这不仅需要上司能够充分授权，不约束他们所作出的决策;还需要为他们在职业发展和工作机会等方面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支持，并為他们制定一些福利计划，如弹性工作制、带薪休假等制度，这样职业经理人在工作和家庭方面都会做到一定的兼顾，并能很好地减少工作家庭冲突问题。
第二，从家庭层面所提供的支持来说：一方面，因为职业经理人的特殊工作性质，配偶要给予他们必要的情感支持和理解，尽量少用一些家庭琐事去打扰他们的工作，这样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上才不会分心，相应的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的减轻，从而可较好地减少工作家庭冲突问题。另一方面，亲属和好友要与职业经理人多加强联系，并在必要的时候为他们在工作或家庭领域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提供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以此减少他们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
参考文献：
[1]Greenhaus J M， Beutell N J. 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01）.
[2]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s[J].Psychology Bulletin，1984（03）.
[3]Lu L， Gilmour R， Kao S F et al.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work/family demands，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ell-being： the Taiwanese vs British[J].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2006（01）.
[4]何丽.企业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吉林大学，2012.
[5]Fiksenbaum L M. Supportive work-family environments： implications for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ell-being[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3（ahead-of-print）.
[6]洪艳萍，卢会醒，严保均.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及其与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职业与健康，2013（04）.
[7]叶盛泉，李皓，陈林.上海市弱势妇女群体社会支持特点及影响因素[J].心理科学，2003（05）.
[8]李伟，陶沙.大学生的压力感与抑郁、焦虑的关系：社会支持的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3（02）.
[9]卢谢峰，韩立敏.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压力与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2011（04）.
[10]孙树慧，王鹏，高峰强.企业科技人员工作压力与焦虑的关系：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2（04）.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