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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阅读《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一书的基础上，从与之前社会资本理论对比的角度，介绍了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并讨论了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是否具有适用性。在分析了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之后，得出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并不非常适用。
关键词：社会资本；中国人；理性；家庭
一、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个体存在于社会，但其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主体而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作为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它们之间又是以何种方式相互联系？这些具体的联系又在何种意义上团结着社会，为社会生活提供着秩序和意义？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解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而林南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更是从微观行动、中观网络和宏观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对人际关系进行了详细解读。
林南认为社会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的回报的社会关系的投资，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概念背后的前提是相当明了的：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 对应于所考虑的回报或利润所处的层次——利润是为群体还是为个人增长，存在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关注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为了在工具性行动（如找好的工作）中获得回报或在表达性行动中保持所得，个人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另一个视角关注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林南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关系的财产，必须与集体财产和物品，如文化、规范、信任等分开。此外，布迪厄采用了阶级社会的视野，科尔曼也将网络封闭性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明显优势，林南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如果将网络封闭性视为一个优势，那么就等于否认了网络中的桥梁、结构洞和弱关系对信息流和影响流的作用。
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为个体的某种行动产生回报的任何“社会结构资源”。在他眼中，社会资本根据它的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拥有两个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一方面组成，它们便利了结构内个体的某种行动”。（Coleman，1990）对于这样的定义，林南认为存在着同义反复的嫌疑。因为它用结果因素来界定原因因素。这样就会导致社会资本的定义随着个体的特征而变化。
林南认为，那些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权利、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在社会中，作为个体，如果有机会，所有人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以促进他们的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的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然而资源的可获取性和控制方面呈现金字塔状，所以靠近结构上部的位置对有价值资源具有更大的获取机会和控制。而且在一个资源维度上具有相对高地位的位置占据者，往往也在另一个资源维度上占据相对高的位置。在林南的理论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活动更容易在相似的与邻近的等级制层级的个体之中发生。个体的行动具有两个主要的动机：保护既有的有价值资源和获得额外的资源。维持有价值资源的动机促进了表达性行动。表达性行动在过程中较多地期待共鸣，所以多发生在同质群体中。相对应的，寻找和获得额外有价值资源的动机主要唤起的是工具性行动。工具性行动期待信息的沟通，所以倾向于异质群体之间的沟通。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连接社会资本与行动理论的七个命题，主要观点是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同时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几率就越高，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
所以在林南的观点中，作为生活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获取社会资本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个体交易的就是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支配着这些交易。而这两类资本的获得首先来自于世代之间的资源转移。社会化和家庭的社会网络为个体获取社会资本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父母资源为孩子获得自已的额外资源创造了机会。
二、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国适用性
纵观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他吸收了很多其他理论家的理论优点，特别是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化，突破了弱关系仅仅作为信息沟通桥梁的作用，弱关系演变成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的纽带。还有林南位置强度命题中，“个体越靠近网络中的桥梁，他们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好”，也是将伯特跨越结构洞桥梁控制信息流的效用扩展到了包括对所有社会资本的获取之上。
除此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与前面的学者的观点相同，林南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个体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的。它的两个基础性的理论前提是“保护与维持资源是行动的首要动机，即行动的第一原则是使（资源）损失最小化；获得与扩展资源是第二重要的行动动机，即行动的第二个原则是使（资源）收益最大化”。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完全理性地进行事物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由于自身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等方面的限制，他可能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面。基于这样的信息基础，个体很难根据损失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相对应的行动。第二，生活中的选择并不是单纯的利益的考量。个体选择行动的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讲究人情面子的国度。在中国，很多时候，人们并不仅仅是追逐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而是以“和”为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林南的资本理论就好像是在限定社会中不存在人情面子等文化因素干扰的前提下，去探讨社会资本对个体选择的影响。此种讨论能够展开的前提是，社会资本和人情面子之类的文化因素毫无瓜葛，但这却是与社会资本的定义所背离的。在林南的理论中，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的投资，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资本的中心主题是“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资本的获得引出了结构的约束与机会问题，以及行动者的行动与选择问题”。所以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息息相关，自然，理性选择假设成立与否，还有待商榷。 资本是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那么社会关系又呈现怎样一种形态呢？在林南的理论中，他继承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的观点，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指阶层相同，资源相似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弱关系是指阶层不同，所掌握的资源也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弱关系连接的群体是不同阶层的，所以两个阶层之间不同的资源就通过弱关系得以连接。而强关系连接的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或群体内部的成员，所以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就比较少，大家拥有的资源也差不多。因此，弱关系对社会资本的贡献率要明显高于强关系。
林南的关系网络是立体的，资源在可获取性和控制性方面具有金字塔形状，所以每一个层级就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群体，在这个层级上，群体内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所以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则着重讨论在上下层面上的社会资本的获取与利用。而费孝通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理解，则与林南完全不同。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差序格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而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此可见，林南是对人际关系立体纵向的研究，而费孝通则是对人际关系做平面上的研究。林南将一个平面上的人视为同质性的，所以认为这个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表达性行动。“在拥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参加者之间的互动，不仅经常发生，而且是更令互动者满意的。”（Homans ，1950，Lazarafeld 和 Merton，1954） 相对应的，工具性行动为了获得额外的资源，更有效的行动往往指向拥有非相似（可能是更好的）资源的人。我们暂且不论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仅就相同阶层之间，是否就像林南所言，同一阶层的人群就是同质的呢？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来说，甲和乙均为某工厂的操作工，他们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么按照林南的理论，他们之间就是强关系，他们之间是相同层级之间的互动，表达性行动居于首位。然而甲的亲戚丙为该工厂的厂长，根据林南对强弱关系的界定，甲和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属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弱关系。然而事实是否的确如此呢？
在我看来，甲和丙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强过甲乙之间的关系。虽然甲乙是同属于一个阶层，但是甲丙之间在操作工与厂长这层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亲戚”这层血缘关系。中国是一个讲究伦理与情意的社会。所谓“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上的联系，一旦形成，便再也无法割断，无论富贵贫贱。这种关系的不可割断，也许最原先是源自于个体自身的感情需求，不可斩断。然而到现今社会，这却是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俗。如若一个家族中，某个人飞黄腾达之后，忘记或者是嫌弃自己的亲戚，必被社会上的人们所唾弃。所以，在中国社会，个体关系之间的强弱并不仅局限于资源信息阶层之间的影响，还受人情世故的左右。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社会，这是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的。在中国，个体是被嵌入在家庭网络之中不能动弹的，而在西方的公民社会，个体是独立自由、自主选择的个体。
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个体对于自身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家庭出身，以及受教育水平等后天因素的作用。但是作为最原发性的影响因素，家庭的烙印会深深地刻在每个个体的身上，并保存一辈子。所以在跟家庭相关的个体关系处理上，理性选择的前提往往不得以成立。因为对于家庭，个体即便有说不尽的委屈，道不明的损失，那还是必须忍受，因为对于家庭成员的责任是与生俱来，不可推卸的。比如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如若从工具性行动的角度来说，抚养子女是为了日后等自己年老的时候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但是这样的期许是没有保障的，子女的赡养也并不一定能够跟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相对应而存在。这样的期许并不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它更多的是一个依托于真实感情的回报的循环。
在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当中，对社会资本的利用，就是找到所需要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取资源的过程。这其中包含了个体主动探寻资源，竭尽全力向上的积极性。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人格特征是不完全适用的。中国人虽然也主张积极向上，但是传统中国文化中，中国就是鼓励个体自身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取成功，而不主张通过利用自己周边的资源来达到使自己提升的结果。如果一个人过于功利地去寻求周边的资源，并依靠这些资源不断往上爬，即便这些资源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的，也会被人们认为这个人太功利，太缺乏人情味，从而被人疏远。中国人倡导“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所以那种带有目的性的交往被认为是不会长久的，因为那种关系不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欣赏，而纯粹只是一种利用与利益的交换。
中国谚语“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古代文人从小苦读经书，“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均是强调自身刻苦努力。如若文人未能高中，中国人对其解释主要是“祖上无祖荫”，“坟地无风水”，“八字不好”，有此种种，均未走出自家的范围。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而对于林南所言的“利用弱关系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取好的社会资本”，在中国文化是似乎也是不被提倡的。“攀龙附凤”、“狐假虎威”、“狗仗人势”这些成语在中国常常被用来形容那些通过巴结、利用有权势的人，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和获取资源的人物。然而这种手段在中国人看来是极不光彩的，或者说至少在正统的文化中是被唾弃的。中国文化倡导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的心理，中国人总是选择中庸而不选极端。无论什么结果，中国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信服的答案，他始终能够保持“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倡导“知足常乐”、“乐天知名”。
中国人讲求“知恩图报”，这种感恩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若用理性交换的视角来看，这绝对是不理智的。但是中国人讲究感情的投资，而不是物质的投资。如果按照林南的观点，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关系，特别是在工具性行动中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弱关系。但是在中国，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跟人交往，人们会认为这个人非常地功利，是不值得交往的。中国人惯以长久性的观点看问题，而不是阶段性的。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关系对资源获取的影响，他更多的是阶段性的互利互惠。中国人主张“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投桃报李，永结为好”。 三、结语
所以综上所述，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在西方诸位理论家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想结合的第一个社会资本理论，他努力迈出了将资本理论中国本土化的第一步，对于研究中国的人际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所以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注重感情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交往过程中对感情的期许很多时候要胜过对资源获取的期许，所以基于理性人的理论在中国就不适应了。其实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都是有感情因素的存在的。只不过有些时候是纯感情的互动，有些时候是纯理性交换的互动，有些时候是两者混杂的互动。只是在中国，纯感情的互动的比例要高很多，所以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它的缺陷也就更加明显了。
无论是何种人，都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所以如果说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也许在纯利益计算的企业中，会更加有市场。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3]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原理，周长城等译[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汪和建. 经济社会学：迈向新综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王婷菲.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 经济视角下，2011（5）.
[8]翟学伟.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个案研究，开放时代，2009（6）
[9]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社会，2009（29）.
[10]Valery Yakubovich,Weak Ties,Information,and Influence: How Workers Find Jobs in a Local Russian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5(6).
[11]Rhys Andrews,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Human Relations, 2010(5).
[12]Raymond Sin-Kwok Wong.Book Review on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ontemporary Sociology,2004,33(1).
（作者简介：方莉琳（1988.8—），女，汉族，浙江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研究。）
关键词：社会资本；中国人；理性；家庭
一、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个体存在于社会，但其并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主体而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作为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它们之间又是以何种方式相互联系？这些具体的联系又在何种意义上团结着社会，为社会生活提供着秩序和意义？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解答以上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而林南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更是从微观行动、中观网络和宏观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对人际关系进行了详细解读。
林南认为社会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的回报的社会关系的投资，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概念背后的前提是相当明了的：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 对应于所考虑的回报或利润所处的层次——利润是为群体还是为个人增长，存在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关注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为了在工具性行动（如找好的工作）中获得回报或在表达性行动中保持所得，个人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另一个视角关注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林南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关系的财产，必须与集体财产和物品，如文化、规范、信任等分开。此外，布迪厄采用了阶级社会的视野，科尔曼也将网络封闭性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明显优势，林南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如果将网络封闭性视为一个优势，那么就等于否认了网络中的桥梁、结构洞和弱关系对信息流和影响流的作用。
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为个体的某种行动产生回报的任何“社会结构资源”。在他眼中，社会资本根据它的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拥有两个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一方面组成，它们便利了结构内个体的某种行动”。（Coleman，1990）对于这样的定义，林南认为存在着同义反复的嫌疑。因为它用结果因素来界定原因因素。这样就会导致社会资本的定义随着个体的特征而变化。
林南认为，那些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权利、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在社会中，作为个体，如果有机会，所有人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以促进他们的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的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然而资源的可获取性和控制方面呈现金字塔状，所以靠近结构上部的位置对有价值资源具有更大的获取机会和控制。而且在一个资源维度上具有相对高地位的位置占据者，往往也在另一个资源维度上占据相对高的位置。在林南的理论中，社会成员之间的活动更容易在相似的与邻近的等级制层级的个体之中发生。个体的行动具有两个主要的动机：保护既有的有价值资源和获得额外的资源。维持有价值资源的动机促进了表达性行动。表达性行动在过程中较多地期待共鸣，所以多发生在同质群体中。相对应的，寻找和获得额外有价值资源的动机主要唤起的是工具性行动。工具性行动期待信息的沟通，所以倾向于异质群体之间的沟通。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连接社会资本与行动理论的七个命题，主要观点是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同时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几率就越高，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
所以在林南的观点中，作为生活在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获取社会资本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个体交易的就是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支配着这些交易。而这两类资本的获得首先来自于世代之间的资源转移。社会化和家庭的社会网络为个体获取社会资本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父母资源为孩子获得自已的额外资源创造了机会。
二、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国适用性
纵观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他吸收了很多其他理论家的理论优点，特别是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化，突破了弱关系仅仅作为信息沟通桥梁的作用，弱关系演变成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的纽带。还有林南位置强度命题中，“个体越靠近网络中的桥梁，他们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好”，也是将伯特跨越结构洞桥梁控制信息流的效用扩展到了包括对所有社会资本的获取之上。
除此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与前面的学者的观点相同，林南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个体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的。它的两个基础性的理论前提是“保护与维持资源是行动的首要动机，即行动的第一原则是使（资源）损失最小化；获得与扩展资源是第二重要的行动动机，即行动的第二个原则是使（资源）收益最大化”。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完全理性地进行事物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由于自身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等方面的限制，他可能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面。基于这样的信息基础，个体很难根据损失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相对应的行动。第二，生活中的选择并不是单纯的利益的考量。个体选择行动的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讲究人情面子的国度。在中国，很多时候，人们并不仅仅是追逐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而是以“和”为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林南的资本理论就好像是在限定社会中不存在人情面子等文化因素干扰的前提下，去探讨社会资本对个体选择的影响。此种讨论能够展开的前提是，社会资本和人情面子之类的文化因素毫无瓜葛，但这却是与社会资本的定义所背离的。在林南的理论中，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的投资，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资本的中心主题是“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资本的获得引出了结构的约束与机会问题，以及行动者的行动与选择问题”。所以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息息相关，自然，理性选择假设成立与否，还有待商榷。 资本是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那么社会关系又呈现怎样一种形态呢？在林南的理论中，他继承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的观点，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指阶层相同，资源相似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弱关系是指阶层不同，所掌握的资源也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弱关系连接的群体是不同阶层的，所以两个阶层之间不同的资源就通过弱关系得以连接。而强关系连接的是同质性很强的群体或群体内部的成员，所以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就比较少，大家拥有的资源也差不多。因此，弱关系对社会资本的贡献率要明显高于强关系。
林南的关系网络是立体的，资源在可获取性和控制性方面具有金字塔形状，所以每一个层级就是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群体，在这个层级上，群体内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所以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则着重讨论在上下层面上的社会资本的获取与利用。而费孝通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理解，则与林南完全不同。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个差序格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而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此可见，林南是对人际关系立体纵向的研究，而费孝通则是对人际关系做平面上的研究。林南将一个平面上的人视为同质性的，所以认为这个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表达性行动。“在拥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生活方式和态度的参加者之间的互动，不仅经常发生，而且是更令互动者满意的。”（Homans ，1950，Lazarafeld 和 Merton，1954） 相对应的，工具性行动为了获得额外的资源，更有效的行动往往指向拥有非相似（可能是更好的）资源的人。我们暂且不论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仅就相同阶层之间，是否就像林南所言，同一阶层的人群就是同质的呢？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来说，甲和乙均为某工厂的操作工，他们有着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么按照林南的理论，他们之间就是强关系，他们之间是相同层级之间的互动，表达性行动居于首位。然而甲的亲戚丙为该工厂的厂长，根据林南对强弱关系的界定，甲和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属于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弱关系。然而事实是否的确如此呢？
在我看来，甲和丙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强过甲乙之间的关系。虽然甲乙是同属于一个阶层，但是甲丙之间在操作工与厂长这层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亲戚”这层血缘关系。中国是一个讲究伦理与情意的社会。所谓“血浓于水”，这种血缘关系上的联系，一旦形成，便再也无法割断，无论富贵贫贱。这种关系的不可割断，也许最原先是源自于个体自身的感情需求，不可斩断。然而到现今社会，这却是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俗。如若一个家族中，某个人飞黄腾达之后，忘记或者是嫌弃自己的亲戚，必被社会上的人们所唾弃。所以，在中国社会，个体关系之间的强弱并不仅局限于资源信息阶层之间的影响，还受人情世故的左右。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社会，这是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的。在中国，个体是被嵌入在家庭网络之中不能动弹的，而在西方的公民社会，个体是独立自由、自主选择的个体。
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个体对于自身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的家庭出身，以及受教育水平等后天因素的作用。但是作为最原发性的影响因素，家庭的烙印会深深地刻在每个个体的身上，并保存一辈子。所以在跟家庭相关的个体关系处理上，理性选择的前提往往不得以成立。因为对于家庭，个体即便有说不尽的委屈，道不明的损失，那还是必须忍受，因为对于家庭成员的责任是与生俱来，不可推卸的。比如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如若从工具性行动的角度来说，抚养子女是为了日后等自己年老的时候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但是这样的期许是没有保障的，子女的赡养也并不一定能够跟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相对应而存在。这样的期许并不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它更多的是一个依托于真实感情的回报的循环。
在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当中，对社会资本的利用，就是找到所需要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取资源的过程。这其中包含了个体主动探寻资源，竭尽全力向上的积极性。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人格特征是不完全适用的。中国人虽然也主张积极向上，但是传统中国文化中，中国就是鼓励个体自身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取成功，而不主张通过利用自己周边的资源来达到使自己提升的结果。如果一个人过于功利地去寻求周边的资源，并依靠这些资源不断往上爬，即便这些资源是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取的，也会被人们认为这个人太功利，太缺乏人情味，从而被人疏远。中国人倡导“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所以那种带有目的性的交往被认为是不会长久的，因为那种关系不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欣赏，而纯粹只是一种利用与利益的交换。
中国谚语“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古代文人从小苦读经书，“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均是强调自身刻苦努力。如若文人未能高中，中国人对其解释主要是“祖上无祖荫”，“坟地无风水”，“八字不好”，有此种种，均未走出自家的范围。家的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
而对于林南所言的“利用弱关系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取好的社会资本”，在中国文化是似乎也是不被提倡的。“攀龙附凤”、“狐假虎威”、“狗仗人势”这些成语在中国常常被用来形容那些通过巴结、利用有权势的人，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和获取资源的人物。然而这种手段在中国人看来是极不光彩的，或者说至少在正统的文化中是被唾弃的。中国文化倡导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的心理，中国人总是选择中庸而不选极端。无论什么结果，中国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信服的答案，他始终能够保持“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倡导“知足常乐”、“乐天知名”。
中国人讲求“知恩图报”，这种感恩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若用理性交换的视角来看，这绝对是不理智的。但是中国人讲究感情的投资，而不是物质的投资。如果按照林南的观点，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需求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关系，特别是在工具性行动中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弱关系。但是在中国，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去跟人交往，人们会认为这个人非常地功利，是不值得交往的。中国人惯以长久性的观点看问题，而不是阶段性的。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关系对资源获取的影响，他更多的是阶段性的互利互惠。中国人主张“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投桃报李，永结为好”。 三、结语
所以综上所述，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在西方诸位理论家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想结合的第一个社会资本理论，他努力迈出了将资本理论中国本土化的第一步，对于研究中国的人际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所以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注重感情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交往过程中对感情的期许很多时候要胜过对资源获取的期许，所以基于理性人的理论在中国就不适应了。其实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都是有感情因素的存在的。只不过有些时候是纯感情的互动，有些时候是纯理性交换的互动，有些时候是两者混杂的互动。只是在中国，纯感情的互动的比例要高很多，所以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它的缺陷也就更加明显了。
无论是何种人，都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所以如果说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也许在纯利益计算的企业中，会更加有市场。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3]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斯威德伯格,经济社会学原理，周长城等译[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汪和建. 经济社会学：迈向新综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王婷菲.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 经济视角下，2011（5）.
[8]翟学伟.从社会资本向“关系”的转化——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个案研究，开放时代，2009（6）
[9]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社会，2009（29）.
[10]Valery Yakubovich,Weak Ties,Information,and Influence: How Workers Find Jobs in a Local Russian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5(6).
[11]Rhys Andrews,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Human Relations, 2010(5).
[12]Raymond Sin-Kwok Wong.Book Review on 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ontemporary Sociology,2004,33(1).
（作者简介：方莉琳（1988.8—），女，汉族，浙江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