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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不仅争取男女平权，更强调尊重和顺应女性的差异性和女性主体意识。《第二性》由法国现代派作家和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波伏娃所著。该书是战后妇女追求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经历和写作，把没有经过男人过渡的世界感性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以表达女性作家的感受和欲望。随着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女性主义翻译的重要性愈发突显，同时也引起了学界广泛研究。
关键词：《第二性》;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性别歧视;女性主义翻译
引言
女性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16世纪的人权运动和宗教改革。欧洲的文艺复兴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并提出了“人权”这一概念。“性别平等”的思想开始产生，促进了女性主义的发展。现代女性主义起源于美国，并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在此期间女性享有财产，竞选和受教育的权利。第二次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自由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性别差异以及女性的独特性。
第一章《第二性》和女性主义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妇女终于获得了投票权。这一期间，一些女性作家尝试从文学角度思考妇女生存状况。英国的维吉尼亚·伍尔夫和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即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代表。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本书被后人视作是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
1.1他者和主体
1949年，波伏娃提出“女人不是天生，而是由后天形成”这一观点，并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提出“他者”与“主体”的概念。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坚信存在先于本质。人们首先应该存在，然后依据自己的想法进行自我塑造，在这种情形下，并没有预先存在的“女性主义”。在父权社会体制下，女性被视为“附属”或男性的“他者”，这使女性成为男性的其他性别一第二性。
在石器时代，部落集体成员拥有土地，原始农具的落后限制了农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女性的体力完全适合小规模的农民经济。随着铁具的出现和使用，耕作需要密集劳动力，导致男性成为土地的主人或奴隶，也成为了女性的主人。与男性维持生计的劳作相比，女性的家庭工作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在父权社会下成为“他者”的原因。
1.2繁殖和家庭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写道，如果没有有效的避孕方法，女性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人们没有权利选择是否分娩，那么她们就不能发自内心的希望成为母亲。如果一个女人本不打算生育却有了孩子，那么母亲和孩子会共同感到沮丧和压抑。这样的母亲所养育的后代大多孤独易怒，并会成长为不开心的成年人。
传统观点认为，女性应擅长做家务这种简单而重复性的工作。家庭主妇受困于这种无聊重复的工作中，没有积极地目标，对未来毫无期待。因此，女性主义的发展取决于女性能否摆脱家庭和家务的束缚。如此一来，女性也不再承担必须生育后代的义务，便能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
第二章女性主义与翻译
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形成了语言学派、功能学派、阐释学派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对传统翻译理论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2.1翻译与女性地位的相似性
从翻译历史的角度看，人们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过于强调原作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认为译作是被动和消极的，因此，翻译经常处于被歧视的位置中。无论译作与原作多么接近，也无法获得与原作平等的地位，并且总会被视为有缺陷的。原作者和译者之间有着积极与消极，支配与被支配的主仆关系。女性和译者在各自领域都处于边缘位置。译者像是原作者的女仆，而女性的地位也低于男性。翻译被视为不具创造性的第二产品，拥有派生的女性特征。因此，女性和译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和相似性。女性主义可以与翻译理论形式相结合。
2.2翻译之于女性的重要性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作者建議，如果笔是阴茎的隐喻，那么女性用什么来创作文章呢？可以看出，文学理论中的父权概念拒绝女性作家的存在。在早期翻译创作中，女性译者并不完全遵守传统和世俗的规则，做到“信”，而是通过加入个人想法和诉求来对原作进行一些改变。在女性不享有政治权利和话语权时，她们只能通过翻译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社会和政治的看法。
翻译已成为女性获得社会地位的一项工具。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歧视不仅处于意识形态层面，而且处于语言层面。女性主义的一个口号是“女性通过语言获得解放”。女性必须获得解放，且女性的解放必须从语言开始。
2.3女性主义翻译观
在翻译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家努力揭示翻译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她们认为“不忠实的美人”一词是对女性和译者的贬低。女性主义者洛丽·钱伯伦相信，翻译和婚姻忠诚度之间存在着文化联系，即翻译的忠诚取决于性别。换句话说，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就像妻子与丈夫在婚姻中的关系一样。
有时，男性无法感受女性作家特殊的语言感知能力，个人经历和内在感觉，因此男性译者缺乏对女性作家或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准确理解和感知力。这类作品应该由女性来翻译。
第三章对女性主义翻译作品的分析
3.1对《荒原》赵萝蕤译本的分析
《荒原》由T·S·艾略特所著，它是现代英美诗歌的一座里程碑。
在前言中，赵保留了原文中的“ampulla”一词，并在注释中将该词译为“笼子”。在第48行中，艾略特引用了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的句子，“那些明珠曾经是他的眼睛。看！”在脚注中，赵向读者介绍了这行诗的背景知识并补充了《暴风雨》中的相关内容。赵萝蕤也会就诗歌和作者发表个人观点。例如，在第92页脚注中补充介绍十月革命背景时她写道，
“作者对之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她也喜欢在脚注中给出自己对原文的分析和鉴赏。如此一来，读者便可获得比原文更多的情节。
女性或女性主义译者喜欢写前言或脚注，尽其所能向读者描述原文内容的细节。他们不仅仅只对原文进行翻译，而是把翻译当做一项富有创造的重要工作，以此表达他们对于书籍，或是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这一目的旨在展示译者作为积极地女性参与者主体身份以及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
另一个例子是在第153 154行的“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an get on with it，I said，/Others can pick and choose if you can’t.”赵将这句话译为“你不愿意，那就听便吧，我说，/你没有可挑的，人家还能挑挑拣拣的呢。”（72）”其他男性译者都将“others”一词译为较为中性的“其他的人”或“别人”。“人家”一词更加生动可爱，具有显著的女性语言特征，译者主体性由此可以体现。
结论
女性主义翻译重新定义了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它提倡译文应与原文保持同等地位，消弭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并强调翻译的政治作用。随着女性主义思想越来越普及，旨在消除性别差异，追求女性自由独立，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涉及各个领域，其对翻译界的影响更是巨大。
关键词：《第二性》;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性别歧视;女性主义翻译
引言
女性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16世纪的人权运动和宗教改革。欧洲的文艺复兴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并提出了“人权”这一概念。“性别平等”的思想开始产生，促进了女性主义的发展。现代女性主义起源于美国，并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在此期间女性享有财产，竞选和受教育的权利。第二次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自由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关注性别差异以及女性的独特性。
第一章《第二性》和女性主义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妇女终于获得了投票权。这一期间，一些女性作家尝试从文学角度思考妇女生存状况。英国的维吉尼亚·伍尔夫和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即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代表。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本书被后人视作是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
1.1他者和主体
1949年，波伏娃提出“女人不是天生，而是由后天形成”这一观点，并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提出“他者”与“主体”的概念。例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坚信存在先于本质。人们首先应该存在，然后依据自己的想法进行自我塑造，在这种情形下，并没有预先存在的“女性主义”。在父权社会体制下，女性被视为“附属”或男性的“他者”，这使女性成为男性的其他性别一第二性。
在石器时代，部落集体成员拥有土地，原始农具的落后限制了农业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女性的体力完全适合小规模的农民经济。随着铁具的出现和使用，耕作需要密集劳动力，导致男性成为土地的主人或奴隶，也成为了女性的主人。与男性维持生计的劳作相比，女性的家庭工作已经失去了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性在父权社会下成为“他者”的原因。
1.2繁殖和家庭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写道，如果没有有效的避孕方法，女性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人们没有权利选择是否分娩，那么她们就不能发自内心的希望成为母亲。如果一个女人本不打算生育却有了孩子，那么母亲和孩子会共同感到沮丧和压抑。这样的母亲所养育的后代大多孤独易怒，并会成长为不开心的成年人。
传统观点认为，女性应擅长做家务这种简单而重复性的工作。家庭主妇受困于这种无聊重复的工作中，没有积极地目标，对未来毫无期待。因此，女性主义的发展取决于女性能否摆脱家庭和家务的束缚。如此一来，女性也不再承担必须生育后代的义务，便能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
第二章女性主义与翻译
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翻译理论蓬勃发展，形成了语言学派、功能学派、阐释学派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兴起对传统翻译理论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
2.1翻译与女性地位的相似性
从翻译历史的角度看，人们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过于强调原作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认为译作是被动和消极的，因此，翻译经常处于被歧视的位置中。无论译作与原作多么接近，也无法获得与原作平等的地位，并且总会被视为有缺陷的。原作者和译者之间有着积极与消极，支配与被支配的主仆关系。女性和译者在各自领域都处于边缘位置。译者像是原作者的女仆，而女性的地位也低于男性。翻译被视为不具创造性的第二产品，拥有派生的女性特征。因此，女性和译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和相似性。女性主义可以与翻译理论形式相结合。
2.2翻译之于女性的重要性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作者建議，如果笔是阴茎的隐喻，那么女性用什么来创作文章呢？可以看出，文学理论中的父权概念拒绝女性作家的存在。在早期翻译创作中，女性译者并不完全遵守传统和世俗的规则，做到“信”，而是通过加入个人想法和诉求来对原作进行一些改变。在女性不享有政治权利和话语权时，她们只能通过翻译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社会和政治的看法。
翻译已成为女性获得社会地位的一项工具。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歧视不仅处于意识形态层面，而且处于语言层面。女性主义的一个口号是“女性通过语言获得解放”。女性必须获得解放，且女性的解放必须从语言开始。
2.3女性主义翻译观
在翻译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家努力揭示翻译领域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她们认为“不忠实的美人”一词是对女性和译者的贬低。女性主义者洛丽·钱伯伦相信，翻译和婚姻忠诚度之间存在着文化联系，即翻译的忠诚取决于性别。换句话说，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就像妻子与丈夫在婚姻中的关系一样。
有时，男性无法感受女性作家特殊的语言感知能力，个人经历和内在感觉，因此男性译者缺乏对女性作家或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准确理解和感知力。这类作品应该由女性来翻译。
第三章对女性主义翻译作品的分析
3.1对《荒原》赵萝蕤译本的分析
《荒原》由T·S·艾略特所著，它是现代英美诗歌的一座里程碑。
在前言中，赵保留了原文中的“ampulla”一词，并在注释中将该词译为“笼子”。在第48行中，艾略特引用了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的句子，“那些明珠曾经是他的眼睛。看！”在脚注中，赵向读者介绍了这行诗的背景知识并补充了《暴风雨》中的相关内容。赵萝蕤也会就诗歌和作者发表个人观点。例如，在第92页脚注中补充介绍十月革命背景时她写道，
“作者对之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她也喜欢在脚注中给出自己对原文的分析和鉴赏。如此一来，读者便可获得比原文更多的情节。
女性或女性主义译者喜欢写前言或脚注，尽其所能向读者描述原文内容的细节。他们不仅仅只对原文进行翻译，而是把翻译当做一项富有创造的重要工作，以此表达他们对于书籍，或是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这一目的旨在展示译者作为积极地女性参与者主体身份以及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
另一个例子是在第153 154行的“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an get on with it，I said，/Others can pick and choose if you can’t.”赵将这句话译为“你不愿意，那就听便吧，我说，/你没有可挑的，人家还能挑挑拣拣的呢。”（72）”其他男性译者都将“others”一词译为较为中性的“其他的人”或“别人”。“人家”一词更加生动可爱，具有显著的女性语言特征，译者主体性由此可以体现。
结论
女性主义翻译重新定义了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它提倡译文应与原文保持同等地位，消弭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并强调翻译的政治作用。随着女性主义思想越来越普及，旨在消除性别差异，追求女性自由独立，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涉及各个领域，其对翻译界的影响更是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