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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锡德先生的发现：《国风日报·学汇》上的刘梦苇诗作及短简
2006年9月，“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即将在我的母校河南大学举行。我应师命回母校与会。写点什么呢?想起“孤鸿”诗人刘梦苇正是在80年前的9月病逝的，便匆匆赶写了《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作为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同时表示对这位薄命诗人的纪念。不待说，那篇急就的小文对刘梦苇遗作的辑录肯定是不完全的，所以我在文未曾经呼吁：“希望那些掌握着刘梦苇其他佚作的同行与我联系，大家帮忙给这位薄命诗人编一本集子吧”。
事有凑巧。我赶出那篇小文后，正好与北京大学的方锡德先生一同前往河南大学开会。在途中听我说起辑录刘梦苇遗文的事情，博闻强记而且古道热肠的方先生连声道“应该，应该”，并立即提醒我说：“在《国风日报》上似乎有一些刘梦苇的诗作，你注意到没有?”说来惭愧，我对这个线索毫无所知。会后返京。我便抽空去北大翻检《国风日报》，却遗憾地发现这份报纸只残存“五四”前几年的，辑录的线索就此中断了，我的那篇小文也便以不完全的面目发表在2007年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上。
今年暑假的一天，我在清华园里又碰巧遇见了正在散步的方锡德先生，不免又说到《国风日报》上的刘梦苇佚诗。方先生说：“如果《国风日报》上没有，那就可能登在《国风日报》的一个副刊上。待我回去查查我的笔记。”当天晚上，我就收到方先生的电子邮件一
志熙：
找到了刘梦苇几首诗的目录，供你参考。北京
《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署名“梦苇”的几首诗是——
《离别吟》——40期／《诱惑》——41期／《虽说如此》——42期／《故乡》43期／《奈何》——43期
以上五首诗发表的时间在1922年11月。均署名“梦苇”。
《学汇》是北京无政府主义团体“学汇社”的刊物，虽是副刊，但独立、逐日发行。刘梦苇1920年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曾经与沈仲丸、孙使工、杨人等人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并组织翻印中国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师复的著作《民声》等，所以他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由此大致可以判定，《学汇》上的几首诗应该是刘梦苇所作。
《学汇》上刊载了不少文学作品，石评梅、赵景深、许杰、荆有麟、袁家骅等人都有一些作品在这个副刊上发表。北大的馆藏有副刊《学汇》。
匆此不赘。
锡德2007-08-07
接到方先生的这封信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学汇》，复核一过，确证《离别吟》发表在1922年11月21日出版的第40期、《诱惑》发表在1922年11月22日出版的第41期、《虽说如此》发表在192211月23日出版的第42期，《故乡》和《奈何》发表在1922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43期。这5首署名“梦苇”的诗确属刘梦苇所作，而且是其早年在湖南的作品，那正是我此前辑侠的薄弱环节，所以它们的发现更是弥足珍贵。感谢方先生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发现，古道热肠的他甚至连考证也一并奉送，而无须我再费心了。
在复核过程中，也顺手发现了刘梦苇与其无政府主义同志在《学汇》上发布的多封通信和消息。这些通信和消息虽然不过三言两语，却相当鲜明地反映出刘梦苇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文学的热情。如1922年12月12日出版的第61期上，就有署名“梦苇”发布的长沙安社出版克鲁泡特金著作及研究克鲁泡特金思想的著作的消息，到1922年12月21日出版的第70期上就登出了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想要预订的短信——
梦苇：长沙翻印的《克鲁泡特金》与《克鲁泡特金文集》二者的预约价，请函告。——李腾
“梦苇”则在1923年1月6日出版的第79期上答复道——
李腾：《克鲁泡特金》预约，每本三角，外加邮费三分，《克鲁泡特全文集》尚未译齐，预约须缓些时日。——梦苇
在1923年1月8日出版的第81期上又有“梦苇”的一封短简——
朋友们：《新村研究》一书，快齐稿了；所征求
各地同志的大作，请速惠下为盼。——梦苇
这个呼吁在1923年1月11日出版的第84
期上立即有了回应——
梦苇：见小通信，甚感!你的通信处，是否原地?——树庭
这些短简表明当时的湖南长沙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活动中心，而刘梦苇则是其中负责的骨干分子。同样的，从另一些短简来看，当时长沙还有一个文艺社团“青年学会”(这有可能是“飞鸟社”的前身)，正筹备出版《青年文艺》杂志，而刘梦苇也是其中负责的骨干人物。如1922年12月7日出版的第56期上有人致函刘梦苇——
梦苇：《青年文艺》在何处出版?请示知。我的通讯处是：南通纺专。——超我
而“梦苇”则在1923年1月10日出版的第83期上发布了这样的讯息——
青年学会会员诸君：《青年文艺》，已改月刊，不久要出版了；你们底作品，赶快寄交长沙建本女校苏哥或我处。——梦苇
在1923年1月15日出版的第88期上又有
“梦苇”的这样一封复函——
志道：来信收到。《自由》非在长沙出版；《民声》请向长沙通讯报馆嘉林购买；《青年文艺》当寄你。——梦苇
按，《青年文艺》迟至1924年才在上海出版，并且改名为《青年文艺季刊》。此外，在1923年1月6日出版的《学汇》第79期和次日出版的第80期上，还连载了小诗《心的悲哀》15首，作者署名“苇弟”，这个“苇弟”颇有些像刘梦苇，但究竟如何，尚须考证。
二、《北大学生》编辑徐万钧抢救刘梦苇遗诗的一段传奇
凑巧的事不止一件。也是不久前，我随意翻阅三十年代初出版的一期《北E大学生》杂志，竟意外地发现目录上有署名“刘梦苇”的几首诗，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其时刘梦苇已经去世五年了，他生前编就的诗集《孤鸿集》在其身后辗转好几家出版社。迄未出版，而且连原稿也不知去向了，怎么在三十年代还会有他的诗作在刊物上发表呢?所以，我不抱希望地猜想这个刘梦苇可能是同名的另一个人。事实上，在三十年代确实另有刘梦苇其人，但他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与新诗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诗人的“刘梦苇”确乎只有一个。疑惑不解的我翻看下去，却欣喜地发现，那些诗作的确是早已病逝的孤鸿诗人刘梦苇的遗诗。
查《北大学生》一连四期，总共发表了刘梦苇的11首遗诗：《心月》(组诗《夜夜的心》之四)，载《北大学生》第1卷第3期，1931年2月1日出版；《舟中》、《颤动》(组诗《夜夜的心》之一)、《相思的网罗》(组诗《夜夜的心》之二)，以上三首载《北大学生》第1卷第4期，1931。年3月1日出版；《梦》(组诗《夜夜的心》之三)、《灵犀》(组诗《夜夜的心》之五)、《爱苗》(组诗《夜夜的心》之 六)、《相逢》(组诗《夜夜的心》之七)、《哀弄》(组诗《夜夜的心》之八)、《乐和光》(组诗《夜夜的心》之九)、《心境》(组诗《夜夜的心》之十)，以上七首载《北大学生》第1卷第5-6期合刊，1931年3月1日出版。这些诗作除了《舟中》一首曾经在1924年1月出版的《飞鸟》第1卷第1期上发表过外，其余10首都是第一次发表。
这些诗都来自刘梦苇的一本诗作手稿，它不知被什么人随手丢弃了，却又幸运地被一个有心人徐万钧及时地拣拾起来，一直精心保存着，并且在多年之后又伺机将其披露于世。这个徐万钧当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虽然未必是学文学的，但显然是个新诗爱好者。据他1931年1月20日写在《心月》前的一段按语之追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许是十五年的暑假吧?那时我住在元字十九号。日期不记得是那一天了，我偶然在元字南厕所的墙根，发现了一本英文练习簿，上边题签着“诗歌”两字。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我揭开看了几页。第一页上盖着飞鸟社的钤记。钤记上边盖了“梦苇”的方章。下边写着“梦苇作”三个字。“梦苇?——这是谁的名字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听着到[倒]很熟哩。我便不经意地把那本小册子携回寝室。随便翻看了几节。觉得作者的情感十分浓郁，辞句也十分生动。这样呕血殚精的结晶，为什么被抛在墙根呢?许是作者正因为呕血太多，殚精过甚，却把它抛弃了吧?
不久，我在《晨报》上看到徐志摩先生发起的诗人刘梦苇追悼会这桩新闻，忽然联想到那本无主的诗集的主人来。那时。很想把这本诗集寄给徐先生请他保存。因为私事忙碌，终于不曾实现这件愿心。
今年，滥芋《月刊》编辑职务，为了新诗方面缺乏材料，忽然想起刘君的诗稿来。本期所登《心月》一章是刘君诗稿中《夜夜的心》的一部分。《夜夜的心》一共分为十八个小题目，《心月》是其中的第四个。其余各章，以后按期登载，以免这样呕血的结晶永久的埋没了。
《夜夜的心》的末一章的最后一节是这么的写着：
“死神的请贴既已来到。／我可不能不束装就道。／可爱的!我们从此刺了，／黄泉之下的把晤匪遥!”
所以《夜夜的心》也许就是刘君的鲍笔；因此，更有发表的价值。
最后。我郑重的向刘君的师友和家属表示谦意：恕我擅自披露了刘君的遗稿!
这说来近乎传奇。可惜的是，《北大学生》此后未能续出，刘梦苇的遗诗也就没有刊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感激徐万钧，没有他的细心和爱心，那凝结了刘梦苇最后心血的组诗《夜夜的心》也就完全没有再见天日的机会了。“刘君这稿中，以《夜夜的心》为最长且最佳”——这是徐万钧在《北大学生》第1卷第5-6期合刊再次刊发《夜夜的心》时所加按语中的评价，信乎斯言；而他在前一则按语中判断“《夜夜的心》也许就是刘君的绝笔”，也很有道理。推测起来，这部被徐万钧意外拾得的诗稿，应该不是1926年春刘梦苇在病榻上编定并由他的女友龚业雅抄录完成的《孤鸿集》，而很可能是刘梦苇历年所写诗作的原稿本之一，这份原稿当然也是编选《孤鸿集》的诗稿底本之一，但写在其上的组诗《夜夜的心》则有可能是刘梦苇编完《孤鸿集》之后的新作。虽然我们现在已无缘拜读《夜夜的心》的全部了，但从现存的10首又半个残篇来看，这组诗完整地抒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欢的过程，那显然是刘梦苇对其自身爱情悲剧的回味与垂死前夕对爱人的诀别。所以，这组诗有可能是刘梦苇编完《孤鸿集》后自感不久于人世，因而特地写给龚业雅的“诀别辞”。至于这一整册诗稿为什么会被^遗弃在北大“元字南厕所的墙根”，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然而老天也算有眼，那么及时地让徐万钧发现了，而徐万钧也不愧为有心人，在精心保存了五年之后，还是想办法发表了一部分。这对薄命的孤鸿诗人刘梦苇来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三、一点纠正：关于刘梦苇与徐志摩及其他
拙文《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对刘梦苇与新月诗派的关系有所分疏，认为刘梦苇乃是自有主见的诗人，并非新月主流诗人的简单追随者。这个分疏应该说是有根据的，所以无须改变，但我在分疏之后依据朱湘的回忆说刘梦苇不幸病逝之后，徐志摩等新月巨头却并不把他当作圈内人，因而也就“没有尽力纪念”。现在看来，这个“没有尽力纪念”的叙述是有疏漏的。而使我意识到这个疏漏的，乃是徐万钧写在刘梦苇遗诗《心月》前的按语。他在其中追忆说：自己在“十五年的暑假”拾到刘梦苇的那本诗稿不久，就“在《晨报》上看到徐志摩先生发起的诗人刘梦苇追悼会这桩新闻”。这提醒我重新翻检《晨报副刊》，果然在1926年9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444号上发现了由徐志摩署名的《一个启事》——
死。虽则说脱离这恶浊和烦恼纠结的世界不定是苦痛，终究是一件大事：往往使我们叹息，有时使我们涕泣，永远使我们在扰攘的生活遗上感到半晌有蕴藏的沉默。才，古来有这句话，是容易遭忌的；人忌还有法子躲，天忌是逃不了的。
我们诗刊同人本是寥寥可数的，但谁想到在三个月间。我们中闻竟夭折了两个最纯洁的青年!
杨子惠(宁波人)在七月阄得伤寒症死在上海，前六日(九月九日)刘梦苇又在法国医院亡故。
梦苇的身世最是可怜，他既无父母，又无同胞，流寓在北京，在呕血与苦工闻挨度光阴；他病时少人护持，他呼号，有谁听得，但天佑他热烈的诗魂，这“孤鸿”如今实现了最后的自由，更不在人间啼叫了!我此时接到周赞襄，魏华灼，张文亮。谢作舟，龚业光，汪家增，朱湘，焦菊隐，王三辛，黄少谷诸君的讣告，知道承这几位朋友的义助，梦苇的遗骨已经安葬在永定门外湖南公山，等机会再来为他集会追悼。梦苇身后的弥缝，尚欠二百元左右。除朋友相将补苴外，如有惠助，请迳交北河沿四十六号焦菊隐君代收不误。梦苇的《孤鸿》诗集，已交商务[印]书馆印行，年内可以出版。如有追悼梦苇与予惠作品，不论诗文杂件，请于二星期内寄交志摩，当为汇集，选择发表，以为纪念。
九月十三日
这则“启事”我过去翻检《晨报副刊》时也曾瞧见过，但都一瞥而过。从未想到它与刘梦苇有关。现在看来，这则写于刘梦苇刚刚去世之后的启事，颇可纠正拙文《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之疏失。如刘梦苇的安葬之地，拙文就因文献不足而阙如；又如徐志摩明确说刘梦苇遗诗《孤鸿集》乃是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则拙文所谓先交古城书社出版就显然有误，看来事实是这样的——《孤鸿集》先交给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并没有兑现出版诺言，所以该集后来又转到了古城书社出版，可是古城书社不久也停业了，遂使刘梦苇的心血可惜地散佚了；至如拙文考定刘梦苇去世的日子为1926年9月10日，那是依据于赓虞1927年8月的回忆，其时距刘梦苇病逝将近一年，于赓虞的记忆不免有些模糊，而徐志摩的启事写于刘梦苇病逝不满一周之内，并且有讣告在手，所述自然更 为准确可靠。
从徐志摩的这则启事来看，他发起纪念刘梦苇的活动确是诚心诚意的，但不知为什么纪念活动却未能如愿展开：不仅未见追悼集会，连纪念诗文也没有差强人意的纪念专号出版，只在1926年9月27日的《晨报副刊》第1448号上，发表了蹇先艾的纪念文章《吊一个薄命诗人》，另在1926年10月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第1453号上发表了刘梦苇的一首遗诗《爱与劫一呈Y.Y.》。其他人的悼念诗文如沈从文的悼诗《读梦苇的诗想起那个“爱”字》等，则零星发表在别处。蹇先艾的文和沈从文的诗已经分别收入他们的文集，此处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爱与劫——呈Y.Y.》一诗。由于我的失祭，这首诗在前撰拙文中也失记了。应该说，《爱与劫——呈Y.Y.》是刘梦苇遗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首，全诗如下——
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一切的珍宝都是深沉在苦海，／勇敢的采珠人谁还危葸灾害?／但他们也采取了些欣忭回来。／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这是神底魔力，她在作弄，安排!／／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少女玛丽不是涸过了苦海，／那有尊荣的王冠儿代替灾害?／她底美丽也是眼泪洗涤出来，／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这是神底魔力，她在作弄，安排!
诗后并有刘梦苇的一段附记：“Y.Y.跟她的同学将表演Cinderella歌舞剧，故昨日特去真光剧场看该剧影片。主人翁少女玛丽受尽艰苦，卒以神母之力得获皇后之选：地位之尊，固不足道；其能得皇太子之忠爱，则殊可羡!剧中显示一切情人之苦恼，皆神底作弄，安排：如先使玛丽由美变丑，以试皇太子之心；后来玛丽因奇丑心恻，流泪满颊，而其丑容却被眼泪洗去，恢复了本来面目，美艳绝世，其含意亦云深矣!夜来梦中犹记幕上语：‘爱与劫本是同来!’晨起写此以示Y.Y.五月十一日。按，Cinderella即西方家喻户晓的灰姑娘故事。如果前撰拙文中的考证还有点道理，则刘梦苇这里所谓“Y.Y.”当指他所挚爱的龚业雅女士——“Y.Y.”也许就是“业雅”的拼音之缩略。这首诗显然是有感而发，诗人把它呈现给“Y.Y.”，无疑暗寓着他对爱情之绝望中的希望——从刘梦苇与其女友的关系来看，诗中所谓苦尽甘来的灰姑娘玛丽与其说是喻指其女友，毋宁说是既穷且病的诗人之自喻。
回头看徐志摩与刘梦苇的交往，还有一件珍贵的遗迹，刊载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准左翼刊物《文学》第8卷第1期(“新诗专号”)上。那是影印的一帧“刘梦苇先生遗笔”，很有可能是唯一存世的刘梦苇墨迹了，所以极其珍贵，特附复制件于后，其释文如次——
并且。真地有人向我说，“你不要怀疑到现制度。”也有许多人向我日语。“世界是我们底，我们底!”志摩先生，我对于一切也不怨，也不敢怀疑了，我虽不能望到有“创造通过大苦恼的大欢喜，”但我一息尚在。我总还想向这“合适的世界”领教领教，我这些时，我虽有些宗教思想了，因为仍想有一个上帝真地来救我，使我勿药而；但有什么效，我只得又回复了我反宗教
显然，这缺少前文后语的文字当是一封信的片段。从残存的这个片段中，大体可以判断出原信乃是写给“志摩先生”的，写信的时间则很可能是1926年刘梦苇旧病复发、即将辞世的那段日子，而从刘梦苇在信中动情地直呼“忐摩先生”，向其倾吐自己渴望健康的生命和合理的社会而不得的悲苦心情来看，则这封信很可能是刘梦苇对来自徐志摩的劝慰之回复。令人感慨的是，到1937年，连徐志摩也去世多年了，适逢《文学》杂志筹办“新诗专号”，刘梦苇的这封信又与“徐志摩先生遗像”、“徐志摩先生未发表的诗稿二页”一起制版，披露于世。推想起来，刘梦苇的原信在发表的当年应该是完整的，可惜的是《文学》杂志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页，全信此后便散佚了。虽然如此，我们在80年后的今天能够拜读薄命诗人刘梦苇的手札，还是应该感谢这期《文学》杂志的编者王统照先生。
四、一点补遗：“新少年”刘梦苇的悲壮之歌
诗人朱湘曾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梦苇在报纸上发表的《宝剑之悲歌》，立刻告诉闻一多，引起他对此诗形式的注意，后来我又向闻一多极力称赞梦苇《孤鸿集》中《序诗》的形式音节，以后闻一多同我很在这一方面下了点工夫，《诗刊》办了以后，大家都这样作了。”这表明刘梦苇的《宝剑之悲歌》和《孤鸿集》的《序诗》乃是启发过新诗形式运动的诗篇，其在新诗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惜的是，由于《孤鸿集》在刘梦苇身后未能及时出版，其《序诗》自此散失，只在朱湘的一篇纪念文章中保留了六行；至于《宝剑之悲歌》，我在撰写前文时尚未觅得，但既然朱湘说它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当然还有重见天目的可能。而殊感欣慰的是，就在前几天我随意翻阅《新少年旬刊》，居然在该刊上看到了《宝剑之悲歌》一准确的诗题应作《宝剑底悲痛》；并且该刊还发表了刘梦苇的另外两篇诗文。
按，《新少年旬刊》也是《晨报副刊》之一种，它创刊于1925年7月8日，由新成立的“中国少年卫国团”编辑，编辑部设在“北大三院”。据此推想，“中国少年卫国团”当是以北京的大学生为主的一个反帝爱国社团。这个社团的产生是对刚刚发生的“沪案”——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枪杀工人、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房枪杀游行群众一和从而掀起的“五卅”运动的直接反应，所以其成立宣言义愤填膺、壮怀激烈：“侮辱我国，莫此为甚；瓜分之祸，斯肇其端。我中国国民如不急起图存，国亡种灭之惨，将及身而实现矣!同志等愤英日之残暴，痛国事之日非，人道息微，正义将汩，用特集合中国少年，树正大光明之宗旨，将团结中国[国]民之全力，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使我国家富强，国权独立……”刘梦苇此时恰好在京，并与北大、清华、师大等校的同乡和同学颇有交往，爱国并不后人的他极有可能是“中国少年卫国团”的一员，甚至很有可能是发起人之一，那证据就是他在《新少年旬刊》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底新歌一为新少年旬刊，作》一诗一
你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不似老者已踏到坟墓的边缘；／我们底前面躺着的道儿遥远，／道儿上虽则丛丛的荆棘长遍：／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斩荆披棘是我们神圣的仔肩!／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不似若者怯懦畏葸不敢向前；／我们底前面躺着的道儿遥远，／道儿上虽则凶狞的虎狼布满：／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驱虎逐狼是我们伟大的志愿!／／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不似盲者摸索在黑暗底中阀；／我们底前面躺着的道儿遥远，／道儿上虽则还没有光明一线：／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造光铸明是我们崇高的表现。／……
全诗共六段，诗后并自注云：“一九二五年五月二 十三日写于晨光熹微的时候”。查“中国少年卫国团成立宣言”是“十四，六，九”即1925年6月9日发布的。那应当是该社团正式成立的日子；而此诗则作于一个多月前，那应该是“中国少年卫国团”和《新少年旬刊》筹备的日子。既然早在一个多月前刘梦苇就为该社团及其刊物创作了社歌，则他显然应该是参与其发起、筹办工作的人。这从诗人激昂慷慨的情怀和以“我们”自居的豪情中可以得到印证。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梦苇不仅富于反帝爱国热情。而且由于他曾是20年代初期湖南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经受过挫折磨练的他显然比北京的一般年轻大学生们更富于社会政治斗争经验，更注意反帝爱国运动的分寸，所以当他发现“五卅”运动的后续发展中不无偏狭倾向时，立即著文给予提醒和纠正，那便是发表在1925年7月15日出版的《新少年旬刊》第2期上的《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一文。文章指出，“许多人因为要爱国，所以大呼国家主义，这是很可惜的错误”。无须讳言，由于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迭遭外来侵略、人民创痛至深，所以在群情激动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往往难免夹杂些狭隘报复情绪，不仅一般群众如此，连一些新知识分子也不无此病，如张扬国家主义的《醒狮》派知识分子即是。虽说人们产生这种情绪不难理解，但毕竟不足为法，所以刘梦苇诚恳地提醒道：“《醒狮周报》以及一般人底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也没有出爱国主义底范围。在内除国贼后，在外抗强权后，我们底民族自存了，我们底民族也自强了。再有的工作只是促进世界大同，帮助弱小民族‘自存’与‘自强’。这工作是与国家主义背驰的，是毁灭国家主义的”。这个包含着“有同情的批评”的剀切提醒，在当时一片激愤呐喊声中显得特别的清醒和及时。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刘梦苇虽然满怀爱国救亡热情和社会改造理想，却由于社会的原因和自身的病痛而难酬其志，尤其是时当“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1925年后半年，身患肺结核(这在当年乃是不治之症)的刘梦苇却又旧病复发、难展身手，这自然让敏感的诗人格外深切地感受到不为世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憾痛。于是，诗人抱病写下了长诗《宝剑底悲痛》，发表在1925年8月28日出版的《新少年旬刊》第6期上。《宝剑底悲痛》无疑是刘梦苇全部诗作中最为悲壮也最为感人的一首，然而却尘埋了近80年(称赏此诗的朱湘文章《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是1928年9月发表的，自那之后就再也无人提及它了)不为人知，所以谨录全诗如下，以广知闻——
我终日彻夜在匣中哀啼，／胸中充满了幽禁的悲痛：／我就永远这样不得志么?／怎不见有人来将我使用?／可怜的是我底命运不幸，／还是那酣睡未醒的英雄?／／我终日彻夜在匣中哀啼，／胸中充满了遗弃的悲痛：／我就永远这样不得志么?／怎不见有人来将我使用?／可哀的是我底命运不幸，／还是那沉醉不悟的英雄?／／可怜的是我底命运不幸，／还是那酣睡未醒的英雄?／他们底眼睛已不如铜铃，／他们的须发已不能上冲：／已经柔懦得如闺中弱女，／在软禁中做自由的幻梦!／／可哀的是我底命运不幸，／还是那沉醉不悟的英雄?／他们的雄心已不似昔日，／他们的宝剑已不在手中：／已经卑怯得如道旁弃儿，／在羞辱中对着仇敌求宠!／／我就永远这样不得志幺?／怎不见有人来将我使用?／我那朝夕相恋的英雄呵，／可忍心把我幽禁在匣中?／晴看那虎口中似底同胞，／他们底鲜血正汹汹流涌!／／我就永远这样不得志么?／怎不见有人来将我使用?／我那行影相追的英雄呵，／可愿意把我遗弃在匣中?／睛看那白昼噬人的野兽，／他们底残害是何等凶猛!／／起来呀不要长此酣睡了，／这不是时候呀我的英雄：／快把我从匣中取了出去，／快去撞响那自由底血钟：／我终日彻夜在匣中袁啼，／胸中充满了幽禁的悲痛。／／醒来罢不要长此沉醉呵，／这不是事体呀我底英雄：／快把我从匣中取了出去／快去博得那杀敌的战功：／我终日彻夜在匣中哀啼，／胸中充满了遗弃的悲痛。
自古宝剑配英雄，产生了多少英雄与宝剑相得益彰而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以至于英雄与宝剑在古典文化中已互为譬喻、融为一体，也因此英雄之生不逢时、难展身手的憾恨，也往往借宝剑之悲鸣其尢用武之地来象征。这在古代诗歌中所在多有，无烦举例；而“五四”以来，传统的英雄之气和现代的浪漫精神相融合，也使“英雄宝剑”之歌翻出了新声，如闻一多的《红烛》中就有《剑匣》一首。刘梦苇的这首《宝剑底悲痛》虽然晚山闻作，但它却以整齐铿锵的“形式音节”启发了闻一多和朱湘等转向新诗形式的建设，而其卓荦不群的沉雄悲壮之气也与诗人既往之作大不相同。按，朱湘在其纪念文章中曾引用了刘梦苇《孤鸿集》之《序诗》中的六行——
我的心似一只孤鸿，／歌唱在沉寂的人间。／心。放情的歌唱罢，／不妨壮，也不妨缠绵，／歌唱那死之伤，／歌唱那生之恋。
这六行“序诗”可以说是刘梦苇对其诗歌创作基本趋向的自我概括——既有缠绵之诗也不无悲壮之歌。过去由于文献不足，人们所能读到的只是诗人缠绵悱恻的低吟，遂误以为那就是刘梦苇诗作的全部情调。如今，由于《宝剑底悲痛》和《我们底新歌》的发现，我们终于可以略窥刘诗缠绵低吟爱与死之外的另一面——慷慨担当而又不幸英雄气短的悲壮之歌。
1926年当刘梦苇生命垂危时，他最挂念的乃是其诗集的出版，如今距他病逝已经80多年了，其心愿还是个未了的遗愿。所幸遗作的搜集已初具规模：计有诗作56首又3个残篇、小说集1部、剧作2部，此外还有诗论及杂文数篇。把这些作品编辑起来，应该是不薄的一本。可是有哪个出版社愿意将这些遗作汇集出版呢?我不知道，但私心仍然祈望有贤明的出版家愿意玉成其事，那对不幸早逝的诗人之灵当是莫大的告慰。
2006年9月，“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即将在我的母校河南大学举行。我应师命回母校与会。写点什么呢?想起“孤鸿”诗人刘梦苇正是在80年前的9月病逝的，便匆匆赶写了《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作为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同时表示对这位薄命诗人的纪念。不待说，那篇急就的小文对刘梦苇遗作的辑录肯定是不完全的，所以我在文未曾经呼吁：“希望那些掌握着刘梦苇其他佚作的同行与我联系，大家帮忙给这位薄命诗人编一本集子吧”。
事有凑巧。我赶出那篇小文后，正好与北京大学的方锡德先生一同前往河南大学开会。在途中听我说起辑录刘梦苇遗文的事情，博闻强记而且古道热肠的方先生连声道“应该，应该”，并立即提醒我说：“在《国风日报》上似乎有一些刘梦苇的诗作，你注意到没有?”说来惭愧，我对这个线索毫无所知。会后返京。我便抽空去北大翻检《国风日报》，却遗憾地发现这份报纸只残存“五四”前几年的，辑录的线索就此中断了，我的那篇小文也便以不完全的面目发表在2007年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上。
今年暑假的一天，我在清华园里又碰巧遇见了正在散步的方锡德先生，不免又说到《国风日报》上的刘梦苇佚诗。方先生说：“如果《国风日报》上没有，那就可能登在《国风日报》的一个副刊上。待我回去查查我的笔记。”当天晚上，我就收到方先生的电子邮件一
志熙：
找到了刘梦苇几首诗的目录，供你参考。北京
《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署名“梦苇”的几首诗是——
《离别吟》——40期／《诱惑》——41期／《虽说如此》——42期／《故乡》43期／《奈何》——43期
以上五首诗发表的时间在1922年11月。均署名“梦苇”。
《学汇》是北京无政府主义团体“学汇社”的刊物，虽是副刊，但独立、逐日发行。刘梦苇1920年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曾经与沈仲丸、孙使工、杨人等人发起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并组织翻印中国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师复的著作《民声》等，所以他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由此大致可以判定，《学汇》上的几首诗应该是刘梦苇所作。
《学汇》上刊载了不少文学作品，石评梅、赵景深、许杰、荆有麟、袁家骅等人都有一些作品在这个副刊上发表。北大的馆藏有副刊《学汇》。
匆此不赘。
锡德2007-08-07
接到方先生的这封信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学汇》，复核一过，确证《离别吟》发表在1922年11月21日出版的第40期、《诱惑》发表在1922年11月22日出版的第41期、《虽说如此》发表在192211月23日出版的第42期，《故乡》和《奈何》发表在1922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43期。这5首署名“梦苇”的诗确属刘梦苇所作，而且是其早年在湖南的作品，那正是我此前辑侠的薄弱环节，所以它们的发现更是弥足珍贵。感谢方先生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发现，古道热肠的他甚至连考证也一并奉送，而无须我再费心了。
在复核过程中，也顺手发现了刘梦苇与其无政府主义同志在《学汇》上发布的多封通信和消息。这些通信和消息虽然不过三言两语，却相当鲜明地反映出刘梦苇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文学的热情。如1922年12月12日出版的第61期上，就有署名“梦苇”发布的长沙安社出版克鲁泡特金著作及研究克鲁泡特金思想的著作的消息，到1922年12月21日出版的第70期上就登出了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想要预订的短信——
梦苇：长沙翻印的《克鲁泡特金》与《克鲁泡特金文集》二者的预约价，请函告。——李腾
“梦苇”则在1923年1月6日出版的第79期上答复道——
李腾：《克鲁泡特金》预约，每本三角，外加邮费三分，《克鲁泡特全文集》尚未译齐，预约须缓些时日。——梦苇
在1923年1月8日出版的第81期上又有“梦苇”的一封短简——
朋友们：《新村研究》一书，快齐稿了；所征求
各地同志的大作，请速惠下为盼。——梦苇
这个呼吁在1923年1月11日出版的第84
期上立即有了回应——
梦苇：见小通信，甚感!你的通信处，是否原地?——树庭
这些短简表明当时的湖南长沙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活动中心，而刘梦苇则是其中负责的骨干分子。同样的，从另一些短简来看，当时长沙还有一个文艺社团“青年学会”(这有可能是“飞鸟社”的前身)，正筹备出版《青年文艺》杂志，而刘梦苇也是其中负责的骨干人物。如1922年12月7日出版的第56期上有人致函刘梦苇——
梦苇：《青年文艺》在何处出版?请示知。我的通讯处是：南通纺专。——超我
而“梦苇”则在1923年1月10日出版的第83期上发布了这样的讯息——
青年学会会员诸君：《青年文艺》，已改月刊，不久要出版了；你们底作品，赶快寄交长沙建本女校苏哥或我处。——梦苇
在1923年1月15日出版的第88期上又有
“梦苇”的这样一封复函——
志道：来信收到。《自由》非在长沙出版；《民声》请向长沙通讯报馆嘉林购买；《青年文艺》当寄你。——梦苇
按，《青年文艺》迟至1924年才在上海出版，并且改名为《青年文艺季刊》。此外，在1923年1月6日出版的《学汇》第79期和次日出版的第80期上，还连载了小诗《心的悲哀》15首，作者署名“苇弟”，这个“苇弟”颇有些像刘梦苇，但究竟如何，尚须考证。
二、《北大学生》编辑徐万钧抢救刘梦苇遗诗的一段传奇
凑巧的事不止一件。也是不久前，我随意翻阅三十年代初出版的一期《北E大学生》杂志，竟意外地发现目录上有署名“刘梦苇”的几首诗，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其时刘梦苇已经去世五年了，他生前编就的诗集《孤鸿集》在其身后辗转好几家出版社。迄未出版，而且连原稿也不知去向了，怎么在三十年代还会有他的诗作在刊物上发表呢?所以，我不抱希望地猜想这个刘梦苇可能是同名的另一个人。事实上，在三十年代确实另有刘梦苇其人，但他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与新诗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作为诗人的“刘梦苇”确乎只有一个。疑惑不解的我翻看下去，却欣喜地发现，那些诗作的确是早已病逝的孤鸿诗人刘梦苇的遗诗。
查《北大学生》一连四期，总共发表了刘梦苇的11首遗诗：《心月》(组诗《夜夜的心》之四)，载《北大学生》第1卷第3期，1931年2月1日出版；《舟中》、《颤动》(组诗《夜夜的心》之一)、《相思的网罗》(组诗《夜夜的心》之二)，以上三首载《北大学生》第1卷第4期，1931。年3月1日出版；《梦》(组诗《夜夜的心》之三)、《灵犀》(组诗《夜夜的心》之五)、《爱苗》(组诗《夜夜的心》之 六)、《相逢》(组诗《夜夜的心》之七)、《哀弄》(组诗《夜夜的心》之八)、《乐和光》(组诗《夜夜的心》之九)、《心境》(组诗《夜夜的心》之十)，以上七首载《北大学生》第1卷第5-6期合刊，1931年3月1日出版。这些诗作除了《舟中》一首曾经在1924年1月出版的《飞鸟》第1卷第1期上发表过外，其余10首都是第一次发表。
这些诗都来自刘梦苇的一本诗作手稿，它不知被什么人随手丢弃了，却又幸运地被一个有心人徐万钧及时地拣拾起来，一直精心保存着，并且在多年之后又伺机将其披露于世。这个徐万钧当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虽然未必是学文学的，但显然是个新诗爱好者。据他1931年1月20日写在《心月》前的一段按语之追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许是十五年的暑假吧?那时我住在元字十九号。日期不记得是那一天了，我偶然在元字南厕所的墙根，发现了一本英文练习簿，上边题签着“诗歌”两字。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我揭开看了几页。第一页上盖着飞鸟社的钤记。钤记上边盖了“梦苇”的方章。下边写着“梦苇作”三个字。“梦苇?——这是谁的名字呢?”我自己询问自己。听着到[倒]很熟哩。我便不经意地把那本小册子携回寝室。随便翻看了几节。觉得作者的情感十分浓郁，辞句也十分生动。这样呕血殚精的结晶，为什么被抛在墙根呢?许是作者正因为呕血太多，殚精过甚，却把它抛弃了吧?
不久，我在《晨报》上看到徐志摩先生发起的诗人刘梦苇追悼会这桩新闻，忽然联想到那本无主的诗集的主人来。那时。很想把这本诗集寄给徐先生请他保存。因为私事忙碌，终于不曾实现这件愿心。
今年，滥芋《月刊》编辑职务，为了新诗方面缺乏材料，忽然想起刘君的诗稿来。本期所登《心月》一章是刘君诗稿中《夜夜的心》的一部分。《夜夜的心》一共分为十八个小题目，《心月》是其中的第四个。其余各章，以后按期登载，以免这样呕血的结晶永久的埋没了。
《夜夜的心》的末一章的最后一节是这么的写着：
“死神的请贴既已来到。／我可不能不束装就道。／可爱的!我们从此刺了，／黄泉之下的把晤匪遥!”
所以《夜夜的心》也许就是刘君的鲍笔；因此，更有发表的价值。
最后。我郑重的向刘君的师友和家属表示谦意：恕我擅自披露了刘君的遗稿!
这说来近乎传奇。可惜的是，《北大学生》此后未能续出，刘梦苇的遗诗也就没有刊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感激徐万钧，没有他的细心和爱心，那凝结了刘梦苇最后心血的组诗《夜夜的心》也就完全没有再见天日的机会了。“刘君这稿中，以《夜夜的心》为最长且最佳”——这是徐万钧在《北大学生》第1卷第5-6期合刊再次刊发《夜夜的心》时所加按语中的评价，信乎斯言；而他在前一则按语中判断“《夜夜的心》也许就是刘君的绝笔”，也很有道理。推测起来，这部被徐万钧意外拾得的诗稿，应该不是1926年春刘梦苇在病榻上编定并由他的女友龚业雅抄录完成的《孤鸿集》，而很可能是刘梦苇历年所写诗作的原稿本之一，这份原稿当然也是编选《孤鸿集》的诗稿底本之一，但写在其上的组诗《夜夜的心》则有可能是刘梦苇编完《孤鸿集》之后的新作。虽然我们现在已无缘拜读《夜夜的心》的全部了，但从现存的10首又半个残篇来看，这组诗完整地抒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欢的过程，那显然是刘梦苇对其自身爱情悲剧的回味与垂死前夕对爱人的诀别。所以，这组诗有可能是刘梦苇编完《孤鸿集》后自感不久于人世，因而特地写给龚业雅的“诀别辞”。至于这一整册诗稿为什么会被^遗弃在北大“元字南厕所的墙根”，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然而老天也算有眼，那么及时地让徐万钧发现了，而徐万钧也不愧为有心人，在精心保存了五年之后，还是想办法发表了一部分。这对薄命的孤鸿诗人刘梦苇来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三、一点纠正：关于刘梦苇与徐志摩及其他
拙文《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对刘梦苇与新月诗派的关系有所分疏，认为刘梦苇乃是自有主见的诗人，并非新月主流诗人的简单追随者。这个分疏应该说是有根据的，所以无须改变，但我在分疏之后依据朱湘的回忆说刘梦苇不幸病逝之后，徐志摩等新月巨头却并不把他当作圈内人，因而也就“没有尽力纪念”。现在看来，这个“没有尽力纪念”的叙述是有疏漏的。而使我意识到这个疏漏的，乃是徐万钧写在刘梦苇遗诗《心月》前的按语。他在其中追忆说：自己在“十五年的暑假”拾到刘梦苇的那本诗稿不久，就“在《晨报》上看到徐志摩先生发起的诗人刘梦苇追悼会这桩新闻”。这提醒我重新翻检《晨报副刊》，果然在1926年9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444号上发现了由徐志摩署名的《一个启事》——
死。虽则说脱离这恶浊和烦恼纠结的世界不定是苦痛，终究是一件大事：往往使我们叹息，有时使我们涕泣，永远使我们在扰攘的生活遗上感到半晌有蕴藏的沉默。才，古来有这句话，是容易遭忌的；人忌还有法子躲，天忌是逃不了的。
我们诗刊同人本是寥寥可数的，但谁想到在三个月间。我们中闻竟夭折了两个最纯洁的青年!
杨子惠(宁波人)在七月阄得伤寒症死在上海，前六日(九月九日)刘梦苇又在法国医院亡故。
梦苇的身世最是可怜，他既无父母，又无同胞，流寓在北京，在呕血与苦工闻挨度光阴；他病时少人护持，他呼号，有谁听得，但天佑他热烈的诗魂，这“孤鸿”如今实现了最后的自由，更不在人间啼叫了!我此时接到周赞襄，魏华灼，张文亮。谢作舟，龚业光，汪家增，朱湘，焦菊隐，王三辛，黄少谷诸君的讣告，知道承这几位朋友的义助，梦苇的遗骨已经安葬在永定门外湖南公山，等机会再来为他集会追悼。梦苇身后的弥缝，尚欠二百元左右。除朋友相将补苴外，如有惠助，请迳交北河沿四十六号焦菊隐君代收不误。梦苇的《孤鸿》诗集，已交商务[印]书馆印行，年内可以出版。如有追悼梦苇与予惠作品，不论诗文杂件，请于二星期内寄交志摩，当为汇集，选择发表，以为纪念。
九月十三日
这则“启事”我过去翻检《晨报副刊》时也曾瞧见过，但都一瞥而过。从未想到它与刘梦苇有关。现在看来，这则写于刘梦苇刚刚去世之后的启事，颇可纠正拙文《孤鸿遗韵——诗人刘梦苇生平与遗作考述》之疏失。如刘梦苇的安葬之地，拙文就因文献不足而阙如；又如徐志摩明确说刘梦苇遗诗《孤鸿集》乃是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则拙文所谓先交古城书社出版就显然有误，看来事实是这样的——《孤鸿集》先交给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但商务并没有兑现出版诺言，所以该集后来又转到了古城书社出版，可是古城书社不久也停业了，遂使刘梦苇的心血可惜地散佚了；至如拙文考定刘梦苇去世的日子为1926年9月10日，那是依据于赓虞1927年8月的回忆，其时距刘梦苇病逝将近一年，于赓虞的记忆不免有些模糊，而徐志摩的启事写于刘梦苇病逝不满一周之内，并且有讣告在手，所述自然更 为准确可靠。
从徐志摩的这则启事来看，他发起纪念刘梦苇的活动确是诚心诚意的，但不知为什么纪念活动却未能如愿展开：不仅未见追悼集会，连纪念诗文也没有差强人意的纪念专号出版，只在1926年9月27日的《晨报副刊》第1448号上，发表了蹇先艾的纪念文章《吊一个薄命诗人》，另在1926年10月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第1453号上发表了刘梦苇的一首遗诗《爱与劫一呈Y.Y.》。其他人的悼念诗文如沈从文的悼诗《读梦苇的诗想起那个“爱”字》等，则零星发表在别处。蹇先艾的文和沈从文的诗已经分别收入他们的文集，此处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爱与劫——呈Y.Y.》一诗。由于我的失祭，这首诗在前撰拙文中也失记了。应该说，《爱与劫——呈Y.Y.》是刘梦苇遗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首，全诗如下——
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一切的珍宝都是深沉在苦海，／勇敢的采珠人谁还危葸灾害?／但他们也采取了些欣忭回来。／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这是神底魔力，她在作弄，安排!／／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少女玛丽不是涸过了苦海，／那有尊荣的王冠儿代替灾害?／她底美丽也是眼泪洗涤出来，／爱与劫本是同来!呵，我的亲爱!／你是我底欢快，也是我底悲哀：／这是神底魔力，她在作弄，安排!
诗后并有刘梦苇的一段附记：“Y.Y.跟她的同学将表演Cinderella歌舞剧，故昨日特去真光剧场看该剧影片。主人翁少女玛丽受尽艰苦，卒以神母之力得获皇后之选：地位之尊，固不足道；其能得皇太子之忠爱，则殊可羡!剧中显示一切情人之苦恼，皆神底作弄，安排：如先使玛丽由美变丑，以试皇太子之心；后来玛丽因奇丑心恻，流泪满颊，而其丑容却被眼泪洗去，恢复了本来面目，美艳绝世，其含意亦云深矣!夜来梦中犹记幕上语：‘爱与劫本是同来!’晨起写此以示Y.Y.五月十一日。按，Cinderella即西方家喻户晓的灰姑娘故事。如果前撰拙文中的考证还有点道理，则刘梦苇这里所谓“Y.Y.”当指他所挚爱的龚业雅女士——“Y.Y.”也许就是“业雅”的拼音之缩略。这首诗显然是有感而发，诗人把它呈现给“Y.Y.”，无疑暗寓着他对爱情之绝望中的希望——从刘梦苇与其女友的关系来看，诗中所谓苦尽甘来的灰姑娘玛丽与其说是喻指其女友，毋宁说是既穷且病的诗人之自喻。
回头看徐志摩与刘梦苇的交往，还有一件珍贵的遗迹，刊载在1937年1月1日出版的准左翼刊物《文学》第8卷第1期(“新诗专号”)上。那是影印的一帧“刘梦苇先生遗笔”，很有可能是唯一存世的刘梦苇墨迹了，所以极其珍贵，特附复制件于后，其释文如次——
并且。真地有人向我说，“你不要怀疑到现制度。”也有许多人向我日语。“世界是我们底，我们底!”志摩先生，我对于一切也不怨，也不敢怀疑了，我虽不能望到有“创造通过大苦恼的大欢喜，”但我一息尚在。我总还想向这“合适的世界”领教领教，我这些时，我虽有些宗教思想了，因为仍想有一个上帝真地来救我，使我勿药而；但有什么效，我只得又回复了我反宗教
显然，这缺少前文后语的文字当是一封信的片段。从残存的这个片段中，大体可以判断出原信乃是写给“志摩先生”的，写信的时间则很可能是1926年刘梦苇旧病复发、即将辞世的那段日子，而从刘梦苇在信中动情地直呼“忐摩先生”，向其倾吐自己渴望健康的生命和合理的社会而不得的悲苦心情来看，则这封信很可能是刘梦苇对来自徐志摩的劝慰之回复。令人感慨的是，到1937年，连徐志摩也去世多年了，适逢《文学》杂志筹办“新诗专号”，刘梦苇的这封信又与“徐志摩先生遗像”、“徐志摩先生未发表的诗稿二页”一起制版，披露于世。推想起来，刘梦苇的原信在发表的当年应该是完整的，可惜的是《文学》杂志只发表了其中的一页，全信此后便散佚了。虽然如此，我们在80年后的今天能够拜读薄命诗人刘梦苇的手札，还是应该感谢这期《文学》杂志的编者王统照先生。
四、一点补遗：“新少年”刘梦苇的悲壮之歌
诗人朱湘曾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梦苇在报纸上发表的《宝剑之悲歌》，立刻告诉闻一多，引起他对此诗形式的注意，后来我又向闻一多极力称赞梦苇《孤鸿集》中《序诗》的形式音节，以后闻一多同我很在这一方面下了点工夫，《诗刊》办了以后，大家都这样作了。”这表明刘梦苇的《宝剑之悲歌》和《孤鸿集》的《序诗》乃是启发过新诗形式运动的诗篇，其在新诗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惜的是，由于《孤鸿集》在刘梦苇身后未能及时出版，其《序诗》自此散失，只在朱湘的一篇纪念文章中保留了六行；至于《宝剑之悲歌》，我在撰写前文时尚未觅得，但既然朱湘说它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当然还有重见天目的可能。而殊感欣慰的是，就在前几天我随意翻阅《新少年旬刊》，居然在该刊上看到了《宝剑之悲歌》一准确的诗题应作《宝剑底悲痛》；并且该刊还发表了刘梦苇的另外两篇诗文。
按，《新少年旬刊》也是《晨报副刊》之一种，它创刊于1925年7月8日，由新成立的“中国少年卫国团”编辑，编辑部设在“北大三院”。据此推想，“中国少年卫国团”当是以北京的大学生为主的一个反帝爱国社团。这个社团的产生是对刚刚发生的“沪案”——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枪杀工人、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房枪杀游行群众一和从而掀起的“五卅”运动的直接反应，所以其成立宣言义愤填膺、壮怀激烈：“侮辱我国，莫此为甚；瓜分之祸，斯肇其端。我中国国民如不急起图存，国亡种灭之惨，将及身而实现矣!同志等愤英日之残暴，痛国事之日非，人道息微，正义将汩，用特集合中国少年，树正大光明之宗旨，将团结中国[国]民之全力，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使我国家富强，国权独立……”刘梦苇此时恰好在京，并与北大、清华、师大等校的同乡和同学颇有交往，爱国并不后人的他极有可能是“中国少年卫国团”的一员，甚至很有可能是发起人之一，那证据就是他在《新少年旬刊》的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底新歌一为新少年旬刊，作》一诗一
你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不似老者已踏到坟墓的边缘；／我们底前面躺着的道儿遥远，／道儿上虽则丛丛的荆棘长遍：／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斩荆披棘是我们神圣的仔肩!／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不似若者怯懦畏葸不敢向前；／我们底前面躺着的道儿遥远，／道儿上虽则凶狞的虎狼布满：／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驱虎逐狼是我们伟大的志愿!／／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不似盲者摸索在黑暗底中阀；／我们底前面躺着的道儿遥远，／道儿上虽则还没有光明一线：／我们都是少年我们都是少年，／造光铸明是我们崇高的表现。／……
全诗共六段，诗后并自注云：“一九二五年五月二 十三日写于晨光熹微的时候”。查“中国少年卫国团成立宣言”是“十四，六，九”即1925年6月9日发布的。那应当是该社团正式成立的日子；而此诗则作于一个多月前，那应该是“中国少年卫国团”和《新少年旬刊》筹备的日子。既然早在一个多月前刘梦苇就为该社团及其刊物创作了社歌，则他显然应该是参与其发起、筹办工作的人。这从诗人激昂慷慨的情怀和以“我们”自居的豪情中可以得到印证。更值得注意的是，刘梦苇不仅富于反帝爱国热情。而且由于他曾是20年代初期湖南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经受过挫折磨练的他显然比北京的一般年轻大学生们更富于社会政治斗争经验，更注意反帝爱国运动的分寸，所以当他发现“五卅”运动的后续发展中不无偏狭倾向时，立即著文给予提醒和纠正，那便是发表在1925年7月15日出版的《新少年旬刊》第2期上的《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一文。文章指出，“许多人因为要爱国，所以大呼国家主义，这是很可惜的错误”。无须讳言，由于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迭遭外来侵略、人民创痛至深，所以在群情激动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往往难免夹杂些狭隘报复情绪，不仅一般群众如此，连一些新知识分子也不无此病，如张扬国家主义的《醒狮》派知识分子即是。虽说人们产生这种情绪不难理解，但毕竟不足为法，所以刘梦苇诚恳地提醒道：“《醒狮周报》以及一般人底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也没有出爱国主义底范围。在内除国贼后，在外抗强权后，我们底民族自存了，我们底民族也自强了。再有的工作只是促进世界大同，帮助弱小民族‘自存’与‘自强’。这工作是与国家主义背驰的，是毁灭国家主义的”。这个包含着“有同情的批评”的剀切提醒，在当时一片激愤呐喊声中显得特别的清醒和及时。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刘梦苇虽然满怀爱国救亡热情和社会改造理想，却由于社会的原因和自身的病痛而难酬其志，尤其是时当“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1925年后半年，身患肺结核(这在当年乃是不治之症)的刘梦苇却又旧病复发、难展身手，这自然让敏感的诗人格外深切地感受到不为世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憾痛。于是，诗人抱病写下了长诗《宝剑底悲痛》，发表在1925年8月28日出版的《新少年旬刊》第6期上。《宝剑底悲痛》无疑是刘梦苇全部诗作中最为悲壮也最为感人的一首，然而却尘埋了近80年(称赏此诗的朱湘文章《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是1928年9月发表的，自那之后就再也无人提及它了)不为人知，所以谨录全诗如下，以广知闻——
我终日彻夜在匣中哀啼，／胸中充满了幽禁的悲痛：／我就永远这样不得志么?／怎不见有人来将我使用?／可怜的是我底命运不幸，／还是那酣睡未醒的英雄?／／我终日彻夜在匣中哀啼，／胸中充满了遗弃的悲痛：／我就永远这样不得志么?／怎不见有人来将我使用?／可哀的是我底命运不幸，／还是那沉醉不悟的英雄?／／可怜的是我底命运不幸，／还是那酣睡未醒的英雄?／他们底眼睛已不如铜铃，／他们的须发已不能上冲：／已经柔懦得如闺中弱女，／在软禁中做自由的幻梦!／／可哀的是我底命运不幸，／还是那沉醉不悟的英雄?／他们的雄心已不似昔日，／他们的宝剑已不在手中：／已经卑怯得如道旁弃儿，／在羞辱中对着仇敌求宠!／／我就永远这样不得志幺?／怎不见有人来将我使用?／我那朝夕相恋的英雄呵，／可忍心把我幽禁在匣中?／晴看那虎口中似底同胞，／他们底鲜血正汹汹流涌!／／我就永远这样不得志么?／怎不见有人来将我使用?／我那行影相追的英雄呵，／可愿意把我遗弃在匣中?／睛看那白昼噬人的野兽，／他们底残害是何等凶猛!／／起来呀不要长此酣睡了，／这不是时候呀我的英雄：／快把我从匣中取了出去，／快去撞响那自由底血钟：／我终日彻夜在匣中袁啼，／胸中充满了幽禁的悲痛。／／醒来罢不要长此沉醉呵，／这不是事体呀我底英雄：／快把我从匣中取了出去／快去博得那杀敌的战功：／我终日彻夜在匣中哀啼，／胸中充满了遗弃的悲痛。
自古宝剑配英雄，产生了多少英雄与宝剑相得益彰而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以至于英雄与宝剑在古典文化中已互为譬喻、融为一体，也因此英雄之生不逢时、难展身手的憾恨，也往往借宝剑之悲鸣其尢用武之地来象征。这在古代诗歌中所在多有，无烦举例；而“五四”以来，传统的英雄之气和现代的浪漫精神相融合，也使“英雄宝剑”之歌翻出了新声，如闻一多的《红烛》中就有《剑匣》一首。刘梦苇的这首《宝剑底悲痛》虽然晚山闻作，但它却以整齐铿锵的“形式音节”启发了闻一多和朱湘等转向新诗形式的建设，而其卓荦不群的沉雄悲壮之气也与诗人既往之作大不相同。按，朱湘在其纪念文章中曾引用了刘梦苇《孤鸿集》之《序诗》中的六行——
我的心似一只孤鸿，／歌唱在沉寂的人间。／心。放情的歌唱罢，／不妨壮，也不妨缠绵，／歌唱那死之伤，／歌唱那生之恋。
这六行“序诗”可以说是刘梦苇对其诗歌创作基本趋向的自我概括——既有缠绵之诗也不无悲壮之歌。过去由于文献不足，人们所能读到的只是诗人缠绵悱恻的低吟，遂误以为那就是刘梦苇诗作的全部情调。如今，由于《宝剑底悲痛》和《我们底新歌》的发现，我们终于可以略窥刘诗缠绵低吟爱与死之外的另一面——慷慨担当而又不幸英雄气短的悲壮之歌。
1926年当刘梦苇生命垂危时，他最挂念的乃是其诗集的出版，如今距他病逝已经80多年了，其心愿还是个未了的遗愿。所幸遗作的搜集已初具规模：计有诗作56首又3个残篇、小说集1部、剧作2部，此外还有诗论及杂文数篇。把这些作品编辑起来，应该是不薄的一本。可是有哪个出版社愿意将这些遗作汇集出版呢?我不知道，但私心仍然祈望有贤明的出版家愿意玉成其事，那对不幸早逝的诗人之灵当是莫大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