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鲁同志是和我在同一年即1988年走上文物工作岗位的。这年的四月，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派到国家文物局任局长。金鲁同志稍后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调任北京市文物局长。两个新局长都不是文物专业科班出身，都扮演着“外行领导内行”的角色。可是我们一见面交谈，都共同感于抢救、保护文物的艰难任务和神圣的使命感。他热情地邀请我参观北京市一处处文物单位，参加多种活动，滔滔不绝地讲述文物保护面临的境遇，恳切地要求我在分配文物保护经费时向北京市倾斜。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苦，还有兄弟携手、忧患与共、勇往直前的坚定决心。我们被共同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过程中虽然也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误解，但最终我们成了最知心的同事和朋友。
　　金鲁同志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热情，强有力的组织与动作能力，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创新思维，以及待人的诚恳、忠厚、率直，都是那样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时时让我痛感他的过早辞世对文物事业是多大的损失，对我个人是多大的精神打击。
　　
　　保护与弘扬良性循环的理念
　　
　　1991年元旦刚过，北京市召开第四次文物工作会议，市最高领导出席会议并作动员报告。会前，金鲁同志邀请我出席这次重要的会议。并希望我配合市领导的动员报告讲一篇话。讲什么呢?我们商量了一下，他希望我能对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发表些意见。这让我煞费思索。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记得我刚到局里工作时，有的局领导同志告诫我不要讲“利用”这个词儿，“利用”仿佛是对文物威胁和破坏。这种办法长时间占居主流，国家文物局与一些地方发生工作意见的分歧，常常就在这个问题上。我初上岗位，不明就里，也缺乏调查和思考，当然只尊重同事的告诫，不敢步入“雷区”。金鲁是知道我的难处的，但他坚持认为，文物工作不能只讲保护，不讲利用，否则实际工作无法运行，最终对文物保护也是不利的。最终，我决定试着解这一难题，以“保护，弘扬，开拓”作为讲话题目，与市领导的讲话精神协调一致，金鲁欣慰的同意了。
　　在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上，我第一次公开亮相。我先把文物的价值、意义，文物工作的重要性，文物保护是立足点，要贯穿文物工作的全过程等等，讲足讲够，然后，我再讲弘扬，弘扬就是把文物固有的光辉放射出来，把文物的影响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事业中来，要坚决打破文物工作的神秘感和封闭性，贯彻改革开放的精神，把保护和弘扬密切结合起来，立足保护，搞好弘扬，实现保护与弘扬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这就是我们的文物工作之道。
　　金鲁同志促进我，帮助我提出了保护与弘扬良性循环的文物工作理念，经过了时间与工作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2002年公布的新的文物保护法，把“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作为文物工作的方针以法律语言确定下来，结束了在保护、利用问题上的长期争论不休，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方针上来。现在回想我和金鲁同志当年的一番探讨，只要贴着现实，顺着时针想问题，在这实践中就不会碰壁，在理念上总是会和大道台拍的。
　　
　　创新思维，大胆开拓
　　
　　大家都公认，金鲁同志当政期间，北京市文物局的工作局面是搞的很活跃，很有开拓精神的。比如，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是一个令人扼腕的大难题。1992年以前，国家用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财政拨款仅有5000万元，国家文物局在向各地分配这点资金的时候，总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当时有句流行的话是“洒胡椒面”，怎么洒也无济于大事。在这种艰难情况下，金鲁同志开动脑筋，想了很多办法缓解矛盾，克服困难。他一方面争取国家财政尽可能多给点钱，另一方面对市里的文物保护单位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合理利用，让各区、县政府共同拿钱保护文物，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收入，集体、个人都有积极性。
　　与此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投向了企业。他挑选了一些适合面向社会开放和承包的文物单位，提出了“谁保护，谁投资，谁使用，谁受益”的方针，吸引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凡是实行这种方式的单位，文物局都与使用单位签订协议，明确规定了文物保护的原则，在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一方面保护了文物建筑，另一方面落实了保护资金，解决了一批政府无力出钱保护的文物单位长期无人过问的难题。每年以这种方式取消的保护经费甚至远远超过政府的投资。
　　我在全国文物工作会作工作报告时，介绍和推广了北京市的经验，得到很多地方同志的支持，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方式会把文物毁于无形。
　　实践证明，金鲁同志为各渠道开辟文物经费本源而采取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他敲响了文物艺术品拍卖的第一槌
　　
　　1991年，金鲁同志同我商量，想改变文物商店生意凋零、经营困难的状况，尝试文物艺术品拍卖活动，看看能否激活文物市场。我认为拍卖，作为一种经营方式，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被拍卖的文物经过专家鉴定，不超限，是可以探讨和尝试的。但我们同时认为，想通过拍卖文物来解决文物保护经费的困难恐怕不现实，因为拍卖的是一般文物，不解渴，就拍不响，如果拍卖了珍贵文物，就会落个“败家子”的罪名，后果不可收拾。我劝他对此事再慎重考虑一下。
　　过了一段时间，金鲁对我说，他们反复讨论过，市领导坚决支持，请允许他们继续拍卖试验。我同局里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决定允许他们继续实验性拍卖。经过一番准备，由北京市文物总店挑选出一批拍品，摆开了架势，终于在1992年上半年举行了试拍。这是金鲁同志在全国文物市场敲响的拍卖第一槌。结果是：拍品比摆在商店柜台里卖的价钱高了一些，但总体效果不够理想。后来，金鲁同志又进行了一次试拍，情况如前。
　　在这之后，金鲁同志和我在拍卖试点问题上发生了一点误会。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1992年11月19日，国家文物局与《法制日报》社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文物保护法》颁布10周年。我在会上发言，有记者问我有关文物拍卖问题，我回答时说了以下一段话：“北京市成为文物拍卖试点，是经过国家文物局同意和批准的，拍卖的效果不太理想，这是另一回事。不过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些传言，即有人认为北京市拍卖文物，这就是文物市场的全面开放，文物可以自由买卖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对文物市场管理的政策没有变。文物经营必须经过批准，文物不是萝卜白菜，什么人都可以自由买卖。”中央电视台当晚报道了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但记者在自己的评述里说了“局长对北京市的文物拍卖的批评态度”这句话。金鲁同志看了电视，听了记者的报道，大为光火，说我们的拍卖是经过局长同意的，他为什么出尔反尔批评我们呢?我当晚就听到了金鲁同志的强烈反映，第二天就让局办公室把我发言的录音送给他，说明我并没有出尔反尔，是记者转述时有失真之处。
　　这个误会很容易得到澄清。我们和好如初。但恐怕我们谁也没有预想到：由北京市试行文物拍卖引起的风波，实行三公开原则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
　　199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诞生。
　　1994年，北京翰海拍卖公司诞生。
　　这两大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的诞生，尤其是嘉德公司的诞生虽然经历了坎坷，但由于它们是应运而生，顺乎激流，得于天时(改革开放)，满足了社会需求的饥渴，更由于他们的团队优秀，坚守诚信，勤奋敬业，都出人意料的发展壮大起来。
　　时光如流，十七年过去了，如今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已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品的繁荣，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贡献，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在近年来的多个场合，每当我受到人的称赞，说我是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倡导和支持者的时候，我都郑重说明：第一个敢吃螃蟹率先开创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开拓者，是王金鲁同志!
　　王金鲁同志在北京市文物局长岗位上，像燃烧着的一团火，奋不顾身地苦干了六年，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这篇短文只能记述若干片断。让我们特别感动和敬佩的是，用一团火的精神工作，也用一团火的精神待人。他为人忠厚，待人以诚，爱护干部，广交朋友，谁接近他，谁都能感受到他的温暖。
　　2006年12月25日，我的老伴因病逝世。金鲁同志当时已病染沉疴，行动困难，但他还是在北京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总经理李彦成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家，在我老伴的遗像前致哀。时隔不久，我把老伴送走，便到广州一家疗养院休息。没想到第二天清晨我到餐厅就餐时，刚端起饭碗，便接到李彦成同志的电话：“张局长，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王局长昨天夜里走了!”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让我把久蓄在心里的哀思，表达在这里，作为我对金鲁同志的深切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