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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又名“六句脆岔”，因唱腔六个乐句而得名，是在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随着满汉文化的交融、八旗子弟的推崇，逐渐形成于京、津地区的艺术品种。初为一人自打八角鼓]唱，后加入三弦伴奏。岔曲以其短小、悠扬的腔调深得各阶层人士的眷顾，雅俗共赏、久唱不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过笔者的分析发现，岔曲初起于民间，在花档优童中得到广泛传唱，金川之役促成了岔曲的转变，一跃成为皇族赏识之曲，从民间市井迅速成为八旗子弟的挚爱。岔曲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其产生与发展的文化环境、独特的发展道路以及自身的艺术特质是分不开的。
一、第一阶段——民间
“岔曲”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刊刻的《霓裳续谱》，此书由天津三和堂曲师颜自德传曲，王廷绍点订。颜自德“津门人也。幼功音律，强记博闻，凡其所习，具觅人写入本头。今年已七十余，检其箧中，共得若干本，不自秘惜，公之同好。”[１]颜自德将其平生七十余年所记各种俗曲曲调汇集于此。全书所收俗曲共６２２首（均为曲词，无曲谱），岔曲占三分之一（２０２首）。尽管在乾隆末期刊刻发行，但不乏康熙末至乾隆末各时期流行的各种曲词。通过将《霓裳续谱》中的岔曲与后世创作的岔曲相比较，可知《霓裳续谱》中的岔曲正是现存岔曲的前身。见表１：
通过对比表１中的两首岔曲，可以看到：
第一，都是岔曲。前者称“平岔”，后者称“岔曲”。
第二，唱词都是八句。基本词格四、四、七、七、七、七、三、七，但两者均有在基本词格基础上嵌字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唱词更为规范、整齐?穴表１括号内的字均为嵌字?雪。
第三，第六句倒数第三字叠字（民间称此处为“卧牛”），前者为“那”，后者为“无”。
《霓裳续谱》中所收入的岔曲正是现存岔曲的早期形式。早期的岔曲唱词十分通俗，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后期创作的岔曲则明显具有文人雕琢的痕迹。
《霓裳续谱》中记载的岔曲种类繁多，有[平岔]、[起字岔]、[平岔带马头调]、[慢岔]、[岔曲]、[数岔]、[垛字岔]、[垛字单岔]、[平岔带戏]、[西岔]、[坎字岔]等共十一种类型，其中以[平岔]最多，共１１９首。可见，早在乾隆年间岔曲已十分流行，形式相当丰富。
１．早期岔曲的]唱场合与功能
点订者王廷绍曾在《霓裳续谱》“序”中记载：“妙选优童，颜老技师为之教授，一曲中之声情度态，口传手画，必极妍尽丽而后出而夸客。故凡乘坚策肥而至者，呼名按节，俾解缠头。”[２]
“优童”，当时所指多为男性歌童，清康熙年间（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已经出现。当时称这种优童团体为“档子”，又称“清音”。如康熙年间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花档儿”一首：“妙龄花档十三春，听到边关最怆神，却怪老鹳飞四座，秦楼谁是意中人？”
“‘花档儿’，歌童也，初名秦楼小唱，年以十三、四为率，曲中[边关调]至凄婉。好目挑坐客，以博缠头。为飞老鹳云。”[３]
清乾隆年间档子班异常兴盛，在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曩年最行档子，盖选十一、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人装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席前施一氍毹，联臂踏歌，或溜秋波，或投纤指，人争欢笑打彩，漫撒钱帛无算，为害非细，今幸已严禁矣！”[４]
此条引文不仅说明档子班所唱皆小曲，且其所述]出方式、情况也与王廷绍“序”中所说优童]唱情况相符。尽管“档子”在清乾隆年间曾被禁]，但此种禁令在整个清代屡见不鲜，且越禁越盛。如乾隆时蒋士铨“档子”诗有云：“作使童男变童女，窄袖弓腰态容与。暗回青[柳窥人，活现红妆花解语。憨来低唱想夫怜，怨去微歌奈何许！童心未解梦为云，客恨无端泪成雨。尊前一曲一魂消，目成眉语师所教。灯红酒绿声声慢，促柱移弦节节高。富儿估客逞豪侠，铸银作钱金缕屑。一歌脱口一缠头，卖笑卖嗔争狎亵。”[５]
《霓裳续谱》中所辑岔曲乃是乾隆时京华花档优童所唱的曲词。从]唱的功能而言，由于聆赏优童的客人来自各地以及各类身份，所以优童“必极妍尽丽”才能卖艺谋生。
２．早期岔曲的内容
《霓裳续谱》所收２０２首岔曲，移植于戏曲的共１５首，如《小红娘进绣房》等；表现风景、民俗、游戏、谐趣的共３６首?熏如《新年到来》等；其余１５１首全部是表现闺情闺怨内容?熏且多为艳情之词?熏这一部分约占总数的７５％。论及曲词来源，王廷绍曾说“其曲词或从诸传奇拆出，或撰自名公巨卿，逮诸骚客。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谣，靡不毕具”[６]。参其唱词，多以“树叶儿”或景致为题，亦有满汉文相兼杂用的现象，带有浓郁的市民气息，而少有文人加工的痕迹。如[慢岔]《树叶儿发》：树叶儿发，呀呀呦。姐儿打扮一枝花。俏皮不过他。站在门前卖风流。手里又把鞋鞋扇儿纳。他可故意羞羞答答。[７]
另外，早期岔曲曲词中还不乏满族民歌直接移植之作。如《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唱词即直接移植于满族民歌《巴狗看家》。这首满族儿歌一直广泛传唱于满族人民生活之中，通过被岔曲移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数岔小孩语]玩玩罢，踢圈儿打尜尜。咱们打伙商量，官儿官儿递手牌。一递递了个羊尾巴，家家板上有甚么。一个金娃娃、银娃娃，咱们背着他。黄狗黄狗你看家，我到南园采梅花。一朵梅花无有采了，双双媒人到我家。咱们散打罢，藏闷歌要回家。耗子耗子你藏藏藏严着罢，提防猫儿把你拿。”[８]
对比至令流传于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的满族儿歌《巴狗看家》，其唱词为：“巴狗巴，你看家，我上南园采红花。一朵红花没采了，巴狗在家汪汪咬。巴狗巴狗你咬谁？来咬老占魁呀，占魁来干嘛呀？来给你保媒。”[９]
经比较不难看出《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与满族儿歌《巴狗看家》两者的相近之处。《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在《霓裳续谱》中标有[数岔小孩语]字样，即用“数岔”]唱的“小孩语”（儿歌），曲词的后半部分与《巴狗看家》十分相近。这是一首乾隆年间传唱的岔曲，风格内容与后世的岔曲多借景抒情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严谨的结构，只是将以前唱过的满族民歌唱词加以借用。
从《霓裳续谱》中所收录的早期岔曲来看，此时的岔曲既没有军队中“金戈铁甲”的意味，也罕有文人加工的痕迹。它们是传唱于民间花档优童中的曲词，多闺怨情词，为卖艺谋生。此时的岔曲词格结构尚不够严整，常带有“满汉兼”的现象，亦有满族民歌曲词直接移植的痕迹，虽然与后世岔曲一脉相承，但在曲词内容、]唱者的地位、目的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反差。正是两者的相同之处说明岔曲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而两者的不同又说明岔曲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轨迹。
二、第二阶段——军队
乾隆年间八旗子弟尚曲成风，他们终日游艺于花天酒地，致使档子班异常兴盛，成为八旗子弟绝好的寻乐之处。产生于民间并在档子班中传唱的岔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传唱于八旗士兵之中。当他们不远千里征战于大小金川之时，岔曲便被带到军队之中。清末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宝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简称为槎曲，后讹称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讹也。此皆闻之老年票友所传，当大致不差也。”[１０]
火器营成立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从内城分移出来，又称“外火器营”。大小金川是小金沙江上游的两个支流，位于四川西北部，是藏族聚居区。乾隆年间曾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征战三十余年，从乾隆十二年?穴１７４７?雪开始直至乾隆四十一年?穴１７７６?雪方止。先后调动全国二十余省兵力，用兵１２万多。乾隆三十八年?穴１７７３?雪，温福所率清军接连溃败，温福战死沙场。乾隆帝闻报后，“赫然震怒”，授阿桂为“定西将军”，“挑派京中健锐营火器营满兵三千，吉林满兵四千，索伦兵三千，发来以备进剿”[１１]，平定大小金川终于告捷。《平定两金川方略》载：“乾隆四十有一年，岁在丙申。春二月，两金川平，武功露布，神人庆洽”[１２]。
依崇彝所述如若宝小槎为外火器营人，且参加平定金川之战，从史料上推断，当在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至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间。最晚在此期间岔曲已在八旗军中传唱。
１．用岔曲寄思托情
平定金川的过程中，八旗士兵用岔曲曲调以树叶青黄为题，即兴咏唱思乡之曲或征战生活。类似的说法在《单弦艺术经验谈》中被记述：“清朝乾隆年间，军队中有一个旗兵，名叫宝恒，号叫小岔（一说筱槎）的，在行军马上，编了许多即景的小曲，比如看见树叶青了，就编了《树叶青》，看见树叶黄了，树叶多了，树叶少了……也编了许多小曲。这种小曲就是后来的六句脆唱”。[１３]
目前所留存的岔曲曲词中，仍保存以树叶的青黄为题咏唱军中生活的岔曲，如岔曲《树叶青青》：“树叶青青，百草萌萌，春苗喜雨迎夏令，莺蝶翻飞绕花丛。秋蜇唧唧秋风冷，秋草离离百花凋零，树叶儿黄黄严冬到，牛皮帐上挂冰凌。”[１４]
这段岔曲从内容上反映了八旗军旅由春至冬征战时的野外生活，曲词十分朴素。类似的岔曲还有很多，如《树叶儿黄》、《树叶儿娇》等。
２．岔曲成为“得胜歌词”
“金川之役”是乾隆朝耗资最重、用人最多、耗时最长的战役，正是这场战役，促成了岔曲的转变，也使它由最初的里巷之曲转变为“得胜歌词”。《升平署岔曲》引言中说到：“岔曲为旧京八角鼓曲词之一种，传为清乾隆时阿桂攻金川军中所用之歌曲，……又称‘得胜歌词’”[１５]，岔曲不仅是士兵们感怀四季的小曲，也成为庆祝金川凯旋的得胜歌。如此一来，岔曲具有了浓厚的宣扬战功、为乾隆皇帝歌功颂德的政治意味。直到清末民初，票友]唱八角鼓时，首先要“围桌拱立”，以示敬肃：“八角鼓上场时，先由两个人作问答，说明八角鼓来源，把乾隆中征大小金川武功述说赞扬一回，以‘八角鼓是大清国土物’为主题是必须说出的，足令听者肃然动容。然后弹着八角鼓，唱地道在金川发明的岔曲四个，以后便进行前场。”[１６]
所谓“金川发明的岔曲”即得胜歌词，其结构与岔曲无异，但内容均反映出“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的胜利凯旋景象。如《枕戈待旦》：“枕戈待旦，怒窥敌蛮，前敌射来响铃箭，擂鼓聚将把令传。兵威将勇杀声喊，斩将夺旗一阵乱，喜闻鞭敲金镫响，三军齐唱凯歌还。”[１７]
起于民间的岔曲逐渐在军中传唱，士兵用岔曲感怀四季、寄思托情，之后摇身一变成为齐唱胜利凯旋的“得胜歌词”。
三、第三阶段——宫廷
“征西”士兵回京后，常在营中或亲友家中]唱岔曲。乾隆皇帝不但未加禁止，反而大力提倡。如《升平署岔曲》引言中记述：“班师后，从征军士遇亲友宴聚，辄被邀约]唱。嗣后流传宫中，高宗喜其腔调，乃命张照等另编曲词，由南府太监歌]。尝于漱芳斋、景琪阁、倦勤斋等处聆之，盖室内均有小戏台，颇便]唱此类杂曲也。”[１８]
乾隆皇帝喜欢岔曲腔调，御制岔曲的伴奏乐器“八角鼓”，岔曲遂被唱用于宫廷。从此，“八角鼓”成为]唱岔曲等一系列用八角鼓伴奏的曲艺形式的代名词，唱岔曲即称为唱八角鼓。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万寿庆典所承应的表]形式即有“八角鼓”，“表]者右小人八名，俱穿莲袄孩发，手拿八角鼓，上嵌线穗”[１９]，]唱的岔曲曲目为《八方乐业》。
清同治、光绪年间，岔曲依然备受上层统治者的喜爱，“慈禧太后也好听此类小曲，曾命内务府挑选旗籍子弟擅长此道者，入宫传授太监]唱，并赏给教习们以升平署钱粮”[２０]。
四、第四阶段——票房
内务府掌仪司档案中曾存有乾隆皇帝批谕的“龙票”：“龙票共两张，分左右两翼，此物现存在掌仪司的档案中。龙票的内容，乃是说八角鼓为得胜的凯歌，庆兆升平，除皇帝的宫中升平署设立八角鼓之外，准许人民，私设剧处，上至皇亲贵胄，下到贩夫走卒，都可歌唱此曲，并可随意拴栊，不加限制。”[２１]
“龙票”相当于]出许可证，领取“龙票”，便可成立票房。喜好岔曲的八旗子弟皆以唱八角鼓为荣，称为“票友”。票房的负责人称“把儿头”，“把儿头”设立固定的]出场所，置办]出需要的乐器、道具、服装等，俗称“拴拢子”。“把儿头”邀请票友在票房中]出（过排），叫“走龙票”，简称“走票”。票友应邀参加各种堂会，名曰“局”，请堂会叫“请局”，票友赴堂会叫“走局”，亦称“走票”。各种活动均不收报酬、纯以人情与艺术为纽带。
自从有了龙票保护，堂会]出和票房过排都成为公开合法的]唱之处，决不受到干涉与禁止。票房的出现，使岔曲以新的面貌再次回归社会。此时的岔曲与先皇基业、宗族身份密切联系，其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王公贵族、达官商富、旗营士兵听八角鼓，不能用钱买，必须恭敬地“请”。
在皇权的影响下，大批文人参与其中，最初以闺怨情词为主要内容的岔曲逐渐为歌功颂德、祝贺喜庆、表现四季、渔樵耕读等内容所取代。他们从散曲小令、乐府民歌中吸取养分，对岔曲进行加工，以古典诗词的修养，直接影响着岔曲的创作，“赞而不露”、引经据典在岔曲中屡见不鲜，其结构也更为工整。
综上所述，岔曲经历了民间—军队—宫廷—票房的发展历程，雅、俗两种文化在岔曲中得到了交流与渗透。经过文人的加工，岔曲一改往日的市井气息，承袭历代诗歌的雅趣，将精纯的艺术意味、厚重的艺术魅力或隐或显地渗透在抒情写意之中，其文学性、艺术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岔曲化俗为雅的过程并未脱离其通俗化的特点，而是将花档小曲的通俗]化为京都社会各阶层所需要的通俗。此时的岔曲使雅、俗文化的交流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上达到最终的融合，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１][２][清]王廷绍《霓裳续谱》，转引自《明清民歌时调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９页。
[３][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８页。
[４]转引自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４５页。
[５]转引自[清]戴璐《藤阴杂记》“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５页。
[６]同[１]，第１９页。
[７]同[１]，第３４０页。
[８]同[１]，第３２１页。
[９]王俊江搜集、整理，转引自赵志忠《〈霓裳续谱〉与清代满族民歌》，《满族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第９０页。
[１０][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５页。
[１１][清]方略馆《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五，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０９页。
[１２]同[１１]，卷首一，第９页。
[１３]王决、金受申、王素稔《单弦艺术经验谈》，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４—６６页。
[１４]伊增埙《古调今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５页。
[１５][１８][２０]林虞生《升平署岔曲（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页。
[１６]同[１４]，第１１页。
[１７]同[１４]，第８１页。
[１９]同[１]，第４３４页。
[２１]李鑫午《岔曲的研究》，《中德学志》，１９４３年第４期。
①《清晨早起》的曲词见于《霓裳续谱》，是该书中所收入的一首“平岔”。[清]王廷绍：《霓裳续谱》，《明清民歌时调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８４页。
②《少年行》由溥心畲所作。溥心畲（１８９６—１９６３），名儒，字心畲，号西山逸士，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清宗室，祖恭亲王奕訢，父多罗贝勒载滢。少时曾游学于日本与西欧，回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有经学及诗论、画论、书论、诗词集等著作行世。溥心畲喜爱岔曲，能自编自弹自唱，但以为“无关著作”，自娱而已，所以文稿留存较少。曲词转引自伊增埙《古调今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王宇琪 博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
一、第一阶段——民间
“岔曲”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刊刻的《霓裳续谱》，此书由天津三和堂曲师颜自德传曲，王廷绍点订。颜自德“津门人也。幼功音律，强记博闻，凡其所习，具觅人写入本头。今年已七十余，检其箧中，共得若干本，不自秘惜，公之同好。”[１]颜自德将其平生七十余年所记各种俗曲曲调汇集于此。全书所收俗曲共６２２首（均为曲词，无曲谱），岔曲占三分之一（２０２首）。尽管在乾隆末期刊刻发行，但不乏康熙末至乾隆末各时期流行的各种曲词。通过将《霓裳续谱》中的岔曲与后世创作的岔曲相比较，可知《霓裳续谱》中的岔曲正是现存岔曲的前身。见表１：
通过对比表１中的两首岔曲，可以看到：
第一，都是岔曲。前者称“平岔”，后者称“岔曲”。
第二，唱词都是八句。基本词格四、四、七、七、七、七、三、七，但两者均有在基本词格基础上嵌字的情况，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唱词更为规范、整齐?穴表１括号内的字均为嵌字?雪。
第三，第六句倒数第三字叠字（民间称此处为“卧牛”），前者为“那”，后者为“无”。
《霓裳续谱》中所收入的岔曲正是现存岔曲的早期形式。早期的岔曲唱词十分通俗，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后期创作的岔曲则明显具有文人雕琢的痕迹。
《霓裳续谱》中记载的岔曲种类繁多，有[平岔]、[起字岔]、[平岔带马头调]、[慢岔]、[岔曲]、[数岔]、[垛字岔]、[垛字单岔]、[平岔带戏]、[西岔]、[坎字岔]等共十一种类型，其中以[平岔]最多，共１１９首。可见，早在乾隆年间岔曲已十分流行，形式相当丰富。
１．早期岔曲的]唱场合与功能
点订者王廷绍曾在《霓裳续谱》“序”中记载：“妙选优童，颜老技师为之教授，一曲中之声情度态，口传手画，必极妍尽丽而后出而夸客。故凡乘坚策肥而至者，呼名按节，俾解缠头。”[２]
“优童”，当时所指多为男性歌童，清康熙年间（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已经出现。当时称这种优童团体为“档子”，又称“清音”。如康熙年间李声振《百戏竹枝词》“花档儿”一首：“妙龄花档十三春，听到边关最怆神，却怪老鹳飞四座，秦楼谁是意中人？”
“‘花档儿’，歌童也，初名秦楼小唱，年以十三、四为率，曲中[边关调]至凄婉。好目挑坐客，以博缠头。为飞老鹳云。”[３]
清乾隆年间档子班异常兴盛，在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曩年最行档子，盖选十一、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人装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席前施一氍毹，联臂踏歌，或溜秋波，或投纤指，人争欢笑打彩，漫撒钱帛无算，为害非细，今幸已严禁矣！”[４]
此条引文不仅说明档子班所唱皆小曲，且其所述]出方式、情况也与王廷绍“序”中所说优童]唱情况相符。尽管“档子”在清乾隆年间曾被禁]，但此种禁令在整个清代屡见不鲜，且越禁越盛。如乾隆时蒋士铨“档子”诗有云：“作使童男变童女，窄袖弓腰态容与。暗回青[柳窥人，活现红妆花解语。憨来低唱想夫怜，怨去微歌奈何许！童心未解梦为云，客恨无端泪成雨。尊前一曲一魂消，目成眉语师所教。灯红酒绿声声慢，促柱移弦节节高。富儿估客逞豪侠，铸银作钱金缕屑。一歌脱口一缠头，卖笑卖嗔争狎亵。”[５]
《霓裳续谱》中所辑岔曲乃是乾隆时京华花档优童所唱的曲词。从]唱的功能而言，由于聆赏优童的客人来自各地以及各类身份，所以优童“必极妍尽丽”才能卖艺谋生。
２．早期岔曲的内容
《霓裳续谱》所收２０２首岔曲，移植于戏曲的共１５首，如《小红娘进绣房》等；表现风景、民俗、游戏、谐趣的共３６首?熏如《新年到来》等；其余１５１首全部是表现闺情闺怨内容?熏且多为艳情之词?熏这一部分约占总数的７５％。论及曲词来源，王廷绍曾说“其曲词或从诸传奇拆出，或撰自名公巨卿，逮诸骚客。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谣，靡不毕具”[６]。参其唱词，多以“树叶儿”或景致为题，亦有满汉文相兼杂用的现象，带有浓郁的市民气息，而少有文人加工的痕迹。如[慢岔]《树叶儿发》：树叶儿发，呀呀呦。姐儿打扮一枝花。俏皮不过他。站在门前卖风流。手里又把鞋鞋扇儿纳。他可故意羞羞答答。[７]
另外，早期岔曲曲词中还不乏满族民歌直接移植之作。如《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唱词即直接移植于满族民歌《巴狗看家》。这首满族儿歌一直广泛传唱于满族人民生活之中，通过被岔曲移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数岔小孩语]玩玩罢，踢圈儿打尜尜。咱们打伙商量，官儿官儿递手牌。一递递了个羊尾巴，家家板上有甚么。一个金娃娃、银娃娃，咱们背着他。黄狗黄狗你看家，我到南园采梅花。一朵梅花无有采了，双双媒人到我家。咱们散打罢，藏闷歌要回家。耗子耗子你藏藏藏严着罢，提防猫儿把你拿。”[８]
对比至令流传于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的满族儿歌《巴狗看家》，其唱词为：“巴狗巴，你看家，我上南园采红花。一朵红花没采了，巴狗在家汪汪咬。巴狗巴狗你咬谁？来咬老占魁呀，占魁来干嘛呀？来给你保媒。”[９]
经比较不难看出《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与满族儿歌《巴狗看家》两者的相近之处。《顽顽罢踢圈儿打尜尜》在《霓裳续谱》中标有[数岔小孩语]字样，即用“数岔”]唱的“小孩语”（儿歌），曲词的后半部分与《巴狗看家》十分相近。这是一首乾隆年间传唱的岔曲，风格内容与后世的岔曲多借景抒情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严谨的结构，只是将以前唱过的满族民歌唱词加以借用。
从《霓裳续谱》中所收录的早期岔曲来看，此时的岔曲既没有军队中“金戈铁甲”的意味，也罕有文人加工的痕迹。它们是传唱于民间花档优童中的曲词，多闺怨情词，为卖艺谋生。此时的岔曲词格结构尚不够严整，常带有“满汉兼”的现象，亦有满族民歌曲词直接移植的痕迹，虽然与后世岔曲一脉相承，但在曲词内容、]唱者的地位、目的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反差。正是两者的相同之处说明岔曲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而两者的不同又说明岔曲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寻常的轨迹。
二、第二阶段——军队
乾隆年间八旗子弟尚曲成风，他们终日游艺于花天酒地，致使档子班异常兴盛，成为八旗子弟绝好的寻乐之处。产生于民间并在档子班中传唱的岔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传唱于八旗士兵之中。当他们不远千里征战于大小金川之时，岔曲便被带到军队之中。清末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宝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简称为槎曲，后讹称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讹也。此皆闻之老年票友所传，当大致不差也。”[１０]
火器营成立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从内城分移出来，又称“外火器营”。大小金川是小金沙江上游的两个支流，位于四川西北部，是藏族聚居区。乾隆年间曾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征战三十余年，从乾隆十二年?穴１７４７?雪开始直至乾隆四十一年?穴１７７６?雪方止。先后调动全国二十余省兵力，用兵１２万多。乾隆三十八年?穴１７７３?雪，温福所率清军接连溃败，温福战死沙场。乾隆帝闻报后，“赫然震怒”，授阿桂为“定西将军”，“挑派京中健锐营火器营满兵三千，吉林满兵四千，索伦兵三千，发来以备进剿”[１１]，平定大小金川终于告捷。《平定两金川方略》载：“乾隆四十有一年，岁在丙申。春二月，两金川平，武功露布，神人庆洽”[１２]。
依崇彝所述如若宝小槎为外火器营人，且参加平定金川之战，从史料上推断，当在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至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间。最晚在此期间岔曲已在八旗军中传唱。
１．用岔曲寄思托情
平定金川的过程中，八旗士兵用岔曲曲调以树叶青黄为题，即兴咏唱思乡之曲或征战生活。类似的说法在《单弦艺术经验谈》中被记述：“清朝乾隆年间，军队中有一个旗兵，名叫宝恒，号叫小岔（一说筱槎）的，在行军马上，编了许多即景的小曲，比如看见树叶青了，就编了《树叶青》，看见树叶黄了，树叶多了，树叶少了……也编了许多小曲。这种小曲就是后来的六句脆唱”。[１３]
目前所留存的岔曲曲词中，仍保存以树叶的青黄为题咏唱军中生活的岔曲，如岔曲《树叶青青》：“树叶青青，百草萌萌，春苗喜雨迎夏令，莺蝶翻飞绕花丛。秋蜇唧唧秋风冷，秋草离离百花凋零，树叶儿黄黄严冬到，牛皮帐上挂冰凌。”[１４]
这段岔曲从内容上反映了八旗军旅由春至冬征战时的野外生活，曲词十分朴素。类似的岔曲还有很多，如《树叶儿黄》、《树叶儿娇》等。
２．岔曲成为“得胜歌词”
“金川之役”是乾隆朝耗资最重、用人最多、耗时最长的战役，正是这场战役，促成了岔曲的转变，也使它由最初的里巷之曲转变为“得胜歌词”。《升平署岔曲》引言中说到：“岔曲为旧京八角鼓曲词之一种，传为清乾隆时阿桂攻金川军中所用之歌曲，……又称‘得胜歌词’”[１５]，岔曲不仅是士兵们感怀四季的小曲，也成为庆祝金川凯旋的得胜歌。如此一来，岔曲具有了浓厚的宣扬战功、为乾隆皇帝歌功颂德的政治意味。直到清末民初，票友]唱八角鼓时，首先要“围桌拱立”，以示敬肃：“八角鼓上场时，先由两个人作问答，说明八角鼓来源，把乾隆中征大小金川武功述说赞扬一回，以‘八角鼓是大清国土物’为主题是必须说出的，足令听者肃然动容。然后弹着八角鼓，唱地道在金川发明的岔曲四个，以后便进行前场。”[１６]
所谓“金川发明的岔曲”即得胜歌词，其结构与岔曲无异，但内容均反映出“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的胜利凯旋景象。如《枕戈待旦》：“枕戈待旦，怒窥敌蛮，前敌射来响铃箭，擂鼓聚将把令传。兵威将勇杀声喊，斩将夺旗一阵乱，喜闻鞭敲金镫响，三军齐唱凯歌还。”[１７]
起于民间的岔曲逐渐在军中传唱，士兵用岔曲感怀四季、寄思托情，之后摇身一变成为齐唱胜利凯旋的“得胜歌词”。
三、第三阶段——宫廷
“征西”士兵回京后，常在营中或亲友家中]唱岔曲。乾隆皇帝不但未加禁止，反而大力提倡。如《升平署岔曲》引言中记述：“班师后，从征军士遇亲友宴聚，辄被邀约]唱。嗣后流传宫中，高宗喜其腔调，乃命张照等另编曲词，由南府太监歌]。尝于漱芳斋、景琪阁、倦勤斋等处聆之，盖室内均有小戏台，颇便]唱此类杂曲也。”[１８]
乾隆皇帝喜欢岔曲腔调，御制岔曲的伴奏乐器“八角鼓”，岔曲遂被唱用于宫廷。从此，“八角鼓”成为]唱岔曲等一系列用八角鼓伴奏的曲艺形式的代名词，唱岔曲即称为唱八角鼓。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万寿庆典所承应的表]形式即有“八角鼓”，“表]者右小人八名，俱穿莲袄孩发，手拿八角鼓，上嵌线穗”[１９]，]唱的岔曲曲目为《八方乐业》。
清同治、光绪年间，岔曲依然备受上层统治者的喜爱，“慈禧太后也好听此类小曲，曾命内务府挑选旗籍子弟擅长此道者，入宫传授太监]唱，并赏给教习们以升平署钱粮”[２０]。
四、第四阶段——票房
内务府掌仪司档案中曾存有乾隆皇帝批谕的“龙票”：“龙票共两张，分左右两翼，此物现存在掌仪司的档案中。龙票的内容，乃是说八角鼓为得胜的凯歌，庆兆升平，除皇帝的宫中升平署设立八角鼓之外，准许人民，私设剧处，上至皇亲贵胄，下到贩夫走卒，都可歌唱此曲，并可随意拴栊，不加限制。”[２１]
“龙票”相当于]出许可证，领取“龙票”，便可成立票房。喜好岔曲的八旗子弟皆以唱八角鼓为荣，称为“票友”。票房的负责人称“把儿头”，“把儿头”设立固定的]出场所，置办]出需要的乐器、道具、服装等，俗称“拴拢子”。“把儿头”邀请票友在票房中]出（过排），叫“走龙票”，简称“走票”。票友应邀参加各种堂会，名曰“局”，请堂会叫“请局”，票友赴堂会叫“走局”，亦称“走票”。各种活动均不收报酬、纯以人情与艺术为纽带。
自从有了龙票保护，堂会]出和票房过排都成为公开合法的]唱之处，决不受到干涉与禁止。票房的出现，使岔曲以新的面貌再次回归社会。此时的岔曲与先皇基业、宗族身份密切联系，其尊严神圣不可侵犯。王公贵族、达官商富、旗营士兵听八角鼓，不能用钱买，必须恭敬地“请”。
在皇权的影响下，大批文人参与其中，最初以闺怨情词为主要内容的岔曲逐渐为歌功颂德、祝贺喜庆、表现四季、渔樵耕读等内容所取代。他们从散曲小令、乐府民歌中吸取养分，对岔曲进行加工，以古典诗词的修养，直接影响着岔曲的创作，“赞而不露”、引经据典在岔曲中屡见不鲜，其结构也更为工整。
综上所述，岔曲经历了民间—军队—宫廷—票房的发展历程，雅、俗两种文化在岔曲中得到了交流与渗透。经过文人的加工，岔曲一改往日的市井气息，承袭历代诗歌的雅趣，将精纯的艺术意味、厚重的艺术魅力或隐或显地渗透在抒情写意之中，其文学性、艺术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而岔曲化俗为雅的过程并未脱离其通俗化的特点，而是将花档小曲的通俗]化为京都社会各阶层所需要的通俗。此时的岔曲使雅、俗文化的交流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内涵上达到最终的融合，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
参考文献
[１][２][清]王廷绍《霓裳续谱》，转引自《明清民歌时调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９页。
[３][清]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８页。
[４]转引自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４５页。
[５]转引自[清]戴璐《藤阴杂记》“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５页。
[６]同[１]，第１９页。
[７]同[１]，第３４０页。
[８]同[１]，第３２１页。
[９]王俊江搜集、整理，转引自赵志忠《〈霓裳续谱〉与清代满族民歌》，《满族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第９０页。
[１０][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５页。
[１１][清]方略馆《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五，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０９页。
[１２]同[１１]，卷首一，第９页。
[１３]王决、金受申、王素稔《单弦艺术经验谈》，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４—６６页。
[１４]伊增埙《古调今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５页。
[１５][１８][２０]林虞生《升平署岔曲（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页。
[１６]同[１４]，第１１页。
[１７]同[１４]，第８１页。
[１９]同[１]，第４３４页。
[２１]李鑫午《岔曲的研究》，《中德学志》，１９４３年第４期。
①《清晨早起》的曲词见于《霓裳续谱》，是该书中所收入的一首“平岔”。[清]王廷绍：《霓裳续谱》，《明清民歌时调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８４页。
②《少年行》由溥心畲所作。溥心畲（１８９６—１９６３），名儒，字心畲，号西山逸士，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清宗室，祖恭亲王奕訢，父多罗贝勒载滢。少时曾游学于日本与西欧，回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有经学及诗论、画论、书论、诗词集等著作行世。溥心畲喜爱岔曲，能自编自弹自唱，但以为“无关著作”，自娱而已，所以文稿留存较少。曲词转引自伊增埙《古调今谭》，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王宇琪 博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