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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环境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贫困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起不同的理论体系。我国理论工作者从反贫困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反贫困理论。从知识扶贫的视角来看，最有代表性的是“素质贫困论”和“系统贫困论”。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扶贫办就把武陵山区划为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但贫困问题依然严重。特别是武陵山片区知识扶贫现状问题较大：人才极度缺乏，且结构不合理；基层扶贫管理人员不足，扶贫能力有待提高；大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低，积淀性贫困问题突出。要推动武陵山片区的知识扶贫和脱贫致富，既需要充分利用文化的力量和知识的手段实施知识扶贫工程，以实现“率先脱贫、率先致富”目标，也需要国家各级政府以及贫困地区人民的紧密配合，将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有机结合进行。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知识扶贫； 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并倡导“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1]这不仅对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也创新发展了扶贫开发理论，为打好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攻坚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11 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明确武陵山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又一重大战略步骤。
知识扶贫作为扶贫的一种形式，是指在加大对贫困地区“输血”的同时，通过提供知识、信息、科技、技能教育等途径，提升连片特困地区的自我生产发展能力，提高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使其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本文以社会学、区域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视角，以武陵山区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武陵山片区”）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剖析武陵山片区贫困的深层原因，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操作性强的知识扶贫模式，旨在为各级党和政府打好新时期扶贫攻坚战，实现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我国学者知识扶贫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贫困是人类面对的共同敌人，是整个国际社会亟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环境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贫困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起不同的理论体系，形成各不相同的观点。例如经济学和社会学家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是社会资源的贫困，即智力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文化贫困。从扶贫的根本性上讲，脱贫致富，说到底就是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从此知识扶贫进入学者的视野。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把反贫困作为“执政为民”的基点，领导全中国人民与贫困进行了卓越的斗争，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降至目前的1.28亿人，提前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既定要求，为世界反贫困积累了宝贵经验，短短几十年中国人创造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与此同时，理论工作者从反贫困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反贫困理论。从知识扶贫的视角来看，最有代表性的是“素质贫困论”和“系统贫困观”。[2]“素质贫困论”理论在对贫困文化论和个体主义贫困观进行综合研究后指出，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风险承受能力、独立性与主动性、思想、精神状况），即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素质差表现，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担能力较低、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与生活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追求新经历，新体验的精神较差，安于现状，乐于守成。只有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才能提高個人的现代性，以适应工业化进程的要求。
“系统贫困观”理论则把贫困看成是诸多因素系统运行的结果。该理论认为，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隔离-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的、低效率的、无序的、稳定型的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区域性贫困或不发达的本质在于区域社会在能动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欠缺性因素发生选择性亲和的互动作用下，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的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的过程。[3]能动机制、资源基础、求变能力三者不能有效地协调组合在这个贫困区域系统中。在发展的内部关系上，三者之间需要构成一定的相互适应关系。
从对近几年来以上相关知识扶贫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知识扶贫逐渐引起学界及政府领导的重视。近几年来国内兴起了关于知识扶贫与经济扶贫到底哪个重要的讨论，但这一讨论使知识扶贫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傅道忠（2009）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贫困将导致经济贫困。因而，要改变经济贫困，必须解决贫困农民的知识贫困问题。对农村扶贫而言，加强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与贫困农民劳动技能的培训是农村扶贫与农民脱贫的根本。为此，必须在正确认识农村扶贫工作中所面临的客观形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完善农村扶贫政策。[4]荆培君（2005）在《新时期的知识扶贫》一文中指出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新时期，帮助弱势群体脱贫致富最根本的工作在于知识扶贫，通过知识扶贫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提升文化素质使之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提高再就业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脱贫致富。二是重视建立图书馆在国家知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5]彭爱琴（2003）对高校图书馆在知识扶贫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6]石进（2012）在其发表的《国家知识扶贫政策》上给国家知识扶贫提出了若干建议：（1）建立知识援助的公共图书馆法律保障体系；（2）政府在对贫困农民知识援助方面应实施政策倾斜；（3）明确政府财政拨款是公共图书馆经费的有效保证；（4）建立知识援助的公共图书馆分馆和图书流动站；（5）明确公共图书馆免费为农民群体用户提供知识援助；（6）开展农民用户教育和培训。[7]三是实证研究受到重视。王国辉、付少平（2005）以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为典型个案， 通过实证调研方法， 研究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强度。研究结果表明：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特殊优势， 使得农民对科技知识的需求强度总体较高；不同性别间农业科技知识需求强度不对称， 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强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农业科技需求强度不同；家庭收入影响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强度不同。[8]四是开始关注知识扶贫效果的统计分析。赵建春，倪峰（2003）等学者对知识扶贫的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扶贫效果虽然显著，但利用空间依然很大。[9] 二、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历程与知识扶贫的现状分析
（一）武陵山片区扶贫历史状况
武陵山片区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涵盖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湖北11个县市、湖南37个县市区、重庆市7个县区、贵州16个县市，是典型的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重要的经济协作区。片区国土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64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53万人，乡村人口2792万人。
在党中央关怀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扶贫办就把武陵山区划为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经过长期努力，集“老少边山库穷”为一体的武陵山片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实施民族优惠、西部开发、扶贫开发等一系列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旅游产业有所发展，就业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等。即便如此，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据2013年3月发布的《连片特困区蓝皮书》称，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高出全国水平很多。以湖南湘西州、湖北恩施州与贵州铜仁市贫困发生率为例，湘西州2009-2011年贫困发生率与全国水平对比，分别高出21.4%、36.9%和39.9%；恩施州分別高出27.8%、32.2%和31.8%；铜仁地区分别高出15.3%、11.3%和25.7%。此外，武陵山片区2011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远远高于当年的贫困线标准，由湘西州52.6%、恩施州44.5%与铜仁区38.4%的高贫困发生率可推断，各片区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呈现合理的正态分布，片区内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人口的结构性贫困问题突出。[10]究其现状，武陵山片区贫困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行政区划管理碎片化，制约整体效益提升
在武陵山片区以往扶贫开发历史中，扶贫资金的发放和政府官员扶贫绩效的考核都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进行的。地方政府各自为阵， 相互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即使是以整个武陵山片区为对象发放的扶贫资金，每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的运作等，往往是通过各省级行政系统进行申报、审批，前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都是建立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编制的，使得国家投资资金更多的是以点的形式分散在了各地方区域，缺乏跨行政区划的宏观考虑，致使城镇建设特色趋同，产业化项目相似，区域内部缺乏协同效应。[11]同时， 现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也带来了政府管理急功近利化。政府官员考核制度多以所在县区的扶贫效果为考核标准，而非以整个片区经济的发展和脱贫效果为评价基础，加剧了各行政区域官员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严重制约了政策发挥整体效益，有些政策甚至在一些区域悬置逆变。
2. 基础设施建设有改善，知识扶贫投入却不多
基础设施建设是扶贫的关键环节。近几年来，国家在项目安排、财政资金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片区诸多的优惠政策，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变，大大促进了人员、物质、信息流动，拓展了收入来源。但对于贫困地区知识层面的专项投入严重不足，目前仅对少数领导干部、少量教师的培训有所关照，鲜有对整个片区劳动技能提升等项目的投入。客观上讲，对于硬件设施的投入在短期可能会显著改变当地贫困面貌，但由于知识的贫乏，劳动技能不高常常会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一些脱贫地区重新回到贫困的状态。
3.扶贫主体行为逆变，受助对象替换悬置
中国反贫困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的直接对象不是贫困人口，而是贫困地区（贫困区县）。被国家认定为扶贫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扶贫的行为主体，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扶贫开发工作。这种运作模式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在现实运行中却存在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政府主导的扶贫资源分配、扶贫资金的流向、项目的确定等，常常会因受到外部“情感公关”而发生偏离和逆变，致使原定的受助贫困人口和确定的目标在实际运行中被他人和其他项目所置换。例如，以工代赈项目下发的资金，在分配过程中经常被挪作发放贫困地区干部的工资，或者被挪用至地方政府更为关注的其他“形象工程”，最终贫困人群不能得到赈济和发展，扶贫目标难以实现。另外，由政府设定的准入门槛让很多真正的贫困人群无法获取扶贫帮助，更加贫困的人群分享资源与参与项目的机会降低，或是根本无法获取。以专项扶贫贷款项目为例，由于扶贫贷款一般要求提供财物担保，贷款申请过程和审批程序多而复杂，贫困人口既缺乏贷款申请的经验与技巧，又缺乏有价担保物，致使大量的贴息贷款无法流向他们手中，相反被发放到效率高、风险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效益好的农业企业和富裕农户。[12]从武陵山片区近700名抽样的群众对当地政府扶贫效果的评价来看（表1），六个选项中表示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累计结果所占比例都很低，对政府扶贫工作满意的仅占42%。可见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扶贫所导致的受助群体和目标的偏差，使许多贫困人口因不能均衡分享国家包容性的扶贫政策而直接影响对政府的信任。
（二）武陵山片区知识扶贫现状分析
2012年7、8两个月，我们围绕“知识扶贫”、“如何提高职业技能教育”、“贫困根源”等相关问题，对武陵山片区的重庆市黔江区、石柱县三星乡，湖北省咸丰县水井槽村，贵州铜仁地区石阡县汤水镇、铜仁地区江口县民和乡民和村、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中伙铺乡、农心村，邵阳县双江村、潭溪村，以及基层干部进行抽样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7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689份，占问卷总数的98.4%。并将所收回的有效问卷的数据输入SPSS19.0软件对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进行检验，Cronbach’s 系数为0.866，在0.7以上，说明各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较好，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武陵山片区知识扶贫的现状。 1.本地区人才极度缺乏，且结构不合理
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才总量明显不足，高学历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国少数民族各类人才中，武陵山地区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3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在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中，大多为初级职称，分别占73%和78%，中高端复合型人才奇缺。在人才结构方面，主要表现在：（1）学历结构不合理，文化层次偏低。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有知识的中青年外流现象严重，被调查的689名对象中有140位属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小学毕业211人，初中毕业208人，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仅130，其中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的仅42人，无一名硕士生（如图1所示）。（2）专业结构不合理。在恩施州、湘西州、黔江区三地区专业技术人员中，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较多，外语、工程技术、计算机及应用、工民建、农业生产等专业的较少，而环境科学、水土保持、旅游、天然林保护、生物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基本上是空白。（3）区域和行业分布极不均衡。文化、教育、卫生行业人才相对较多，工业、农业、工程技术等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人才严重缺乏。事业单位、全民所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多，企业及非公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很少。[13]
图1 受访民众受教育情况
2. 基层扶贫管理人员不足，扶贫能力有待提高
基层领导和管理团队是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堡垒，他们的整体素質和管理能力直接关乎扶贫的稳步推进。但调查显示，武陵山片区乡镇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干部队伍总量不足。从我们访谈的乡镇中，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一般在40人左右，少数乡镇不到这个数字，通常是多部门交叉，一人多职，忙于上传下达，多数时间在应对维稳工作，专门从事扶贫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二是从学历结构看，基层干部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例不到50%，甚至有一部分仅有初中文化，缺乏掌握应用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三是尽管武陵山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中药材资源、文化旅游资源、水力资源等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拥有专业技术特长、经济、金融管理知识的人才，许多资源只能闲置，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扶贫产业，成为生产性就业的平台。
3.大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低，积淀性贫困问题突出
2009年12月发布的《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现状调研报告》及笔者2012年暑假在武陵山片区的调研结果显示，一是学校结构布局不合理。目前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仅有本科院校1所，中等师范1所，高（中）中19所，小学717所，高中毛入学率仅达37%。由于片区教育设施差，加上地处边远，从正规学校毕业去的教师宁愿停薪留职也不愿去上班。二是试验条件有限。片区现仍有52个民族乡的学校因缺实验条件，实验教学无法开展，人们接受新事物和现代科技知识能力弱，毕业走向社会缺乏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尽管如此，大多数当地村民在问卷选项评价中却对当地整体教育质量较为满意，认为教师资源也充足，可见当地的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不高。三是义务教育难以普及导致深度贫困，形成了教育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第一，儿童在校率低。数据显示，尽管国家在2006年对农村和部分试点城市贫困人口实行了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特殊政策，但在武陵山片区的许多县，如湖南省桑植县、湖北省利川市的初中学生在校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占全国的2/3左右。第二，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求职技能有限。调查显示，武陵山片区劳动力一半以上仅为初中或初中肄业，由于缺乏技能，多数只能从事传统农业或靠出卖劳动力谋取微薄收入。第三，思想观念保守陈旧。突出表在：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竞争意识极度缺乏；畏惧困难、“等、靠、要”思想甚为严重，对新理念、新事物难以接受；有的受交通不便和家乡情结的共同作用，宁愿清贫也不愿意外出务工。本文作者在对武陵山片区受访群众的受教育情况、人均年收入以及职业类别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中不难看出，虽然调查数据所得人均年收入属于一个范围，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别也是一个大体领域，在相关性分析中用数字代码表示，相关系数不是特别明显，三者这件仍然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从表3中可以明显看出，普遍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导致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例较大，文盲或者半文盲状态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人群所占比重最高，达到62%。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这一部分群体所占的比重逐渐减少，相应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700元以上的人数比重在逐渐提升，在本科或大专教育水平人群中所占比重达到48%。结果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与受教育水平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见知识对脱贫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知识扶贫的路径构建
知识扶贫是武陵山片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条件下谋求自身突破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要推动武陵山片区的脱贫致富和整体发展，既需要充分运用文化的力量和知识的手段实施知识扶贫工程，以实现“率先脱贫、率先致富”目标，也需要国家、基层政府以及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将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有机结合。
（一）做好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发挥知识扶贫主渠道作用
1.充分认识知识扶贫重要性，建立网络渠道促进知识传播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颁布的《21世纪议程》指出，能力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贫困地区，人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匮乏，更是社会资源的贫困，即智力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文化贫困。当前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口素质不高，发展能力有限，是贫困的主要根源。因此，各级党和政府一是应创新思想观念，充分认识知识扶贫是提升人口素质，增强贫困人口自我造血功能的重要引擎，人口素质、劳动技能提高了，自然就会有增强摆脱贫困的能力。二是大力宣传先进思想理念，弘扬积极的价值观，传授管用的科学知识，传播文明习俗等，用先进文化抵制“贫困文化”，树立起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新风尚。三是要以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为核心，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长期与短期结合，自力更生与政府扶持并举，项目扶贫、产业扶贫、智力扶贫、观念扶贫同步发力，把扶贫开发的落脚点聚焦在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上，帮助他们掌握实现长远致富的劳动技能。四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平台，通过实用知识传递、信息发布、领导下乡宣传报告等形式，普及大众科学知识，帮助转变思想转念，引导贫困人口在扶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掌握新知识，提升“自我造血”技能。五是充分挖掘片区传统文化资源，办好民族节庆活动，组织开展少数民族传统技艺大赛和生产技术大赛等，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激发村民提升生产技能、改善生活方式的热情。[14]六是打造创作与农村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精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百姓真实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寓教于乐中接受新观念、新知识。 2.加大知识扶贫政策支持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生根
知识扶贫不仅涉及的领域宽、范围广、技术强、要求高，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科技下乡、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以高度重视和支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一是增加政府对知识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建立片区整体性的知识传播网络，优化信息知识传播环境。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在促进信息消费政策的驱动下，加大投入，通过感知技术、网络技术和IT应用技术的运用，高起点打造片区物质网络、信息网络、能量网络，增强小城镇管理、产业发展以及宜居生活等智慧磁力。三是国家、地方、社会资本齐头并举，高标准建设好医院、中小学、幼儿园、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全面提升片区生活服务功能，为更多人群安于落户小城镇创业兴业提供良好条件。
在知识资源配置上，一是要整合片区知识资源，将那些散落在社会的有文化之人士通过科协或是创办一些专业人士协会如手工艺协会、科普协会、养殖协会等组织起来，指导这些组织创办实体，逐步培育成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羊；二是着力办好一批职业技术学校，定期组织农村技能人才免费培训；三是办好一两所职业技术学院或大学，使之成为片区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资金投入上，一是要加大对片区教育、信息平台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逐年增加科技扶贫经费，为每个乡镇列出专项配套科技推广经费；二是出台优惠政策，坚持政府补助、企业主体、项目扶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知识扶贫；三是设立片区扶贫产业专项资金，依托本地资源吸引相关企业入驻兴业，并通过产业发展提供就业机会，传播先进技术。
3.推动科技扶贫与知识扶贫融合，建立知识与产业扶贫对接机制
科技与知识的深度融合是创新知识扶贫模式，实现知识与产业发展对接的有效形式。一是打造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构建县、乡、村、农业科技大户四级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平台，加强实用技术、致富项目等科技信息发布。在各个乡镇和基础条件较好的村积极推行一套电脑设备、一套农业专家系统、一个管理规章、一个服务合同、一个标示标牌、一个信息发布栏的“七个一”知识扶贫模式，建立科技信息站（点）、信息发布专栏，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服务信息平台等，改善信息闭塞落后状况。二是整合乡镇农技、农机、林业、畜牧等乡村科技资源，在乡镇设立科技综合办公室，落实专（兼）职科技推广员，进一步优化科技服务体系。大力实施“乡土人才”开发战略，县农业局、扶贫局、就业局等部门统筹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并适时更新。各乡镇要建立“乡土人才”工作站，聘请优秀乡土人才为县级科技特派员，充分发挥他们在建基地、跑营销、传技术方面的引领作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三是积极探索“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家大院+科技信息服务站+基地、园区、农户（企业）”模式，在重点产业基地、科技示范园区、重点企业建立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聘请片区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首席专家，片区内科技骨干、科技特派员担任执行专家，面向群众抓科研，深入田间搞示范，把大院建设成为科技人员流动站、产业研究所、办公室、实用技术培训基地，切实为基层群众开展科技服务。四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科技扶贫瞄准机制，准确瞄准贫困县和贫困户名单并及时更新，确保扶贫资金真正用在贫困区县和贫困户的扶贫开发上。[15]
（二）组建专门协调监督机构，提升基层干部管理人员素质
1.成立协调监督机构，确保知识扶贫各司其职
知识扶贫跨行政区划多、部门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靠单一的行政机构是很难实现的，建立统一的知识扶贫协调小组势在必行。一是协调小组的组成应当由国务院扶贫办、各省市区政府扶贫办和片区相关市区政府扶贫办组成，主要对片区知识扶贫工程进行整体规划和指导。二是下设督查机构，由中央各部门（占比30%）和地方（占比70%）的相关专家组成，负责对扶贫小组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结果的有效性进行监察，推进知识扶贫决策的落实（如图2所示）。三是片区各区县要根据知识扶贫的规划制定落地措施，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知识扶贫工程领导小组，负责本区域内战略制定、经济技术开发、科技项目论证、科学决策和督促检查。
2. 创新管理干部培训方式，打造知识扶贫基层团队
提升连片特困地区知识扶贫管理能力，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管理团队。一是依托片区各县区委党校或是高等院校建立定点干部培训基地，定期组织各级干部到基地学习新政策、新知识，不断更新观念，帮助提高决策水平和管理协调能力，有效领导与参与减贫工作。二是“走出去”和“请进来”并举，每年组织一两次在扶贫第一线的管理干部带着项目到东部沿海地区考察学习，将学习与项目推介相结合。同时还要通过从上级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到片区通过举办讲座、论道等形式，让片区管理干部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知识扶贫的最新进展。三是在抓好区县两级管理干部学习培养的同时，要重点抓好乡村干部的培训工作，在选送一批知识基础好、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农村青年到大学深造，培养“永久牌”知识扶贫人才。同时，还可以根据季节生产安排，组织乡镇干部到现场围绕专题开展学习讨论，深化知识扶贫认识，促进实用知识向现实生产力和产品转化，向农户渗透，以拓宽他们的收入渠道。四是上级机关应对干部的培训流程做好精心安排，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做到每次学习有新知识，学后反馈有新成果。
（三）携手构建知识扶贫新模式
1.推进片区知识扶贫的对口支援
“對口支援”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凝练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实现武陵山片区知识扶贫无疑离不开先发地区的帮助。一是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部属高等院校等单位带信息技术、带研究团队、带资金到片区开展定点扶贫。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以及各类非公有制企业、非政府组织要在深化前期扶贫对口支援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创新在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干部交流、人员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的方式，力求取得新的突破，积累新的经验。[16]二是片区所在省市要组织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先发地区到片区定点扶贫，帮扶到乡、工作到村，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三是鼓励东部发达地区相关机构通过远程教育信息网等途径，加强对片区农民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推广新技术，传播新知识，转化为脱贫的支撑。 2.建立片区一体化知识扶贫合作模式
连片特困地区一体化知识扶贫合作， 指的是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整合片区知识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统一的知识扶贫平台，以增加知识的溢出效益，最终实现整个片区的脱贫的目标。第一，统一规划利用片区人文资源，形成点面连接辐射的文化网络。由于行政区划的局限，武陵山片区以往文化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资源浪费，效益低下。为此，一是要对片区文化资源要有清晰地摸底，掌握资源分布情况，做好统一规划，尽量避免相同项目的重复建设。二是要建立片区统一的、科学合理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片区资源优化使用、群众分享均等的文化网络，增强辐射功能，以满足广大人民群对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服务片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片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旅游景区数字化建设，促进文化要素在片区内便捷流动，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提高科学人文素养。四是提档升级片区门户网站，使门户网站成为片区信息传递、知识传播、技术推广、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网上政务、电子商务的好平台，并实现与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门户网站的对接，消除因行政障碍所形成的“信息孤岛”。第二，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机构在知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扶贫工作是人类崇高的伟大事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实践也证明，扶贫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机构的共同责任。一是创造条件，利用他们的人才优势，帮助贫困村寨、旅游景区等培养农村文化服务队伍和表演人才，使他们在参与地方旅游文化事业发展中增加收入。二是引导它们开展制度性的文化下乡和城乡文化交流活动。定期组织村民观赏技术培训类电影和经济类节目，增强村民对外面世界的认知，提高技术能力水平。成立专门技术指导团队和经验交流团队，指导农民种田和养殖。三是组织城乡相关机构利用传统节庆活动开展联谊交流、技能比赛等，推动片区员工学习技能的热潮，提升依靠自我本事摆脱贫困的能力。
（四）完善制度机制实现片区教育公平
良好的教育制度和机制是武陵山片实现知识扶贫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以往的培训表明，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针对性不强，落地率差，学而无用的东西较多，依然无法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
第一，依托高校资源为片区培养和输送知识扶贫的立地人才。武陵山片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区域内的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中专。但相比而言，这些院校师资队伍较为薄弱，很难满足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为此，一是六所教育部直管高等学校要增加对连片特困地区招收人数的投放量，让更多来自片区的学子学成回去成为高水平的立地人才。二是片区应该加大引智力度，出台更加宽松优惠政策，根据现实需要，实施五年“百千万工程”计划，即每年从全国高等学校引进一百个博士毕业生、一千个硕士毕业生、一万个本科毕业生，不断充实到片区各条战线，各个行业，逐步改善人才结构，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三是结合本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特点实施“文化移民工程”，设立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大学生资助项目”，对到外地上大学回片区服务至少五年的大学生，给予免除全部学费的优惠；实施“创业贫困地区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片区创业兴业，为片区发展凝聚人才。四是积极鼓励大学生踊跃参加特困地区挂职实习锻炼，增加连片特困地区“选调生”、“大学生村官”的比例，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和后续发展相关问题，使他们能进得来，安得心，留得下。
第二，夯实基础教育，做好连片特困地区人才储备工作。实现连片特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中学教育是脱贫的关键因素”[17]，一方面可以为大学输送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提高新时期劳动力素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发展规划，到2020 年武陵山片区要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入学率要达到90%，要完成这些指标，一是要完善片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片区基础教育工资标准，以吸引和留住教师。二是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确保每个适龄孩子都能“一个不能少”的顺利完成义务教育，同时也要抓好内涵式发展的高中教育，通过设立“连片特困地区教育扶贫基金”、社会资助等形式，确保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有尊严、体面地读完高中直至大学，杜绝因经济贫困而读不起书的现象发生，从战略的高度为连片特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储备后备人才。
第三，做强职业技能教育助贫困人口掌握一技之长。特色鲜明的职业技能教育是帮助迅速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为此，一是依托县、区委党校、职业学校等培训机构，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整合师资力量，系统地向贫困人口传授专业技能知识。支持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务培训基地，发展订单式培训。二是坚持因地制宜、按需施教原则，采取贫困人群“点菜”、专家“主厨”等模式，开设现代农业技术、无公害蔬菜栽培、畜牧兽医、生态种养殖等实用课程，突出培训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采取灵活多样方式，组织农村党员、基层农技人员、农村致富能手，举办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班；还可以从涉农部门挑选业务精通、实践操作能力强的精干技术力量，组成培训小分队开设流动课堂，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讲授、现场答疑。四是充分发挥农家书屋作用，开设农家书屋课堂；根据农事季节和生产需要，采取办宣传栏的形式，开展农业科技知识宣传。五是开展全民科技素质提升活动，以党员、村干部、乡土人才、农村致富能手和科技特派员为主要培训对象，着力培养一支科技带头人队伍。六是组织农村能人到外地龙头企业、产业基地考察学习。通过资金、技术入股、有偿服务等激励措施，鼓励科技特派员与乡土人才、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手把手传艺、一对一帮带。七是发挥片区科技示范带头人“二传手”作用，加大实用技术和科技知识普及推广力度，带动更多的人脱贫致富。
（五）引导贫困群体主体积极参与扶贫项目
调查表明，近年来一些扶贫项目在贫困地区“叫好不叫座”。国务院扶贫办开展实施的扶贫开发三大重点项目之一-“雨露计划”在一些地区也遭遇寒潮，面临生源短缺的问题，部分扶贫培训资金滞留财政账户。主要原因在于受培训者认为，接受一個月、一年的培训不如直接外出务工挣钱来得快。但从以往的实际情况来看，贫困地区农民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和有技术、懂经营的新型市民，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知识在贫困中循环徘徊。而一些具有一定文化、思想较为开放、富有创新性，敢于尝试，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家庭会走上持续的致富之路。因此，一是积极宣传让贫困人口懂得，要想脱贫致富必须破除短浅的观念，积极接受相关培训，学习先进实用技术和生产销售管理知识，提升自我创富能力。二是通过讲座、宣传等形式让片区贫困群体深入了解国家相关扶贫政策，确立自己在扶贫项目中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自己权利，确保自己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增强维权意识。三是鼓励贫困地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本村或乡镇组织的文化文艺活动，积极传播扶贫政策，学习扶贫知识，激活自身活力，变被动接受帮助为主动积极参与扶贫，依靠知识力量赢得发展权利，摆脱贫困。 四、结论
通过夯实知识基础设施，搭建信息传播平台，提升贫困人口劳动技能，构建知识传播网络，增强文化动力，整合屬地资源优势等，强化贫困人口的自我“造血”能力，这是知识扶贫的根本，也是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路径。要实现知识扶贫的目标，就必须强化政府对知识扶贫重要性的认识，加大政府的资金技术扶持力度，促进先发地区与连片特困地区的合作，通过办好职业技能教育，网罗各种实用型人才，提高贫困群体的主体意识等，这也是确保知识扶贫获得成功的关键。同时，知识扶贫归根究底还是一种文化手段和科技力量的运用，它对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延时性作用。本文作者认为，由于知识投入-产出研究的具体量化需要较长的周期，知识扶贫的成效的显现也需要一个较长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旦产生作用，知识扶贫带来的效用是不可估量的。另外，丈量知识扶贫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测度工具，这是今后我们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李克强总理2013年8月19日在兰州主持召开促进西部发展和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全国贫困人口一半以上和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区在西部地区。减贫是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要想打赢新时期这场扶贫攻坚战，除国家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外，积极探索通过知识“造血”提升贫困人口自我能力的扶贫新路径，依托属地资源积极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绿色、低碳特色产业，大力培养“永久牌”的农村应用性人才等，在当前扶贫攻坚战中不仅值得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是值得学界关心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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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志章（1956—）男，湖北当阳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华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理论与政策；知识城市。
刘子立（1990—）女，山东临沂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责任编辑：陈合营）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研究”（10JZD0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12ASH004）和中央高校基金项目“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知识扶贫的路径设计”（swu1309321）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知识扶贫； 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并倡导“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1]这不仅对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且也创新发展了扶贫开发理论，为打好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攻坚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11 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明确武陵山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又一重大战略步骤。
知识扶贫作为扶贫的一种形式，是指在加大对贫困地区“输血”的同时，通过提供知识、信息、科技、技能教育等途径，提升连片特困地区的自我生产发展能力，提高贫困人口劳动技能，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使其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贫困的一种扶贫方式。本文以社会学、区域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视角，以武陵山区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武陵山片区”）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剖析武陵山片区贫困的深层原因，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操作性强的知识扶贫模式，旨在为各级党和政府打好新时期扶贫攻坚战，实现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我国学者知识扶贫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贫困是人类面对的共同敌人，是整个国际社会亟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环境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对贫困进行了深入探讨，构建起不同的理论体系，形成各不相同的观点。例如经济学和社会学家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更是社会资源的贫困，即智力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文化贫困。从扶贫的根本性上讲，脱贫致富，说到底就是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从此知识扶贫进入学者的视野。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把反贫困作为“执政为民”的基点，领导全中国人民与贫困进行了卓越的斗争，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降至目前的1.28亿人，提前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既定要求，为世界反贫困积累了宝贵经验，短短几十年中国人创造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与此同时，理论工作者从反贫困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反贫困理论。从知识扶贫的视角来看，最有代表性的是“素质贫困论”和“系统贫困观”。[2]“素质贫困论”理论在对贫困文化论和个体主义贫困观进行综合研究后指出，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风险承受能力、独立性与主动性、思想、精神状况），即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素质差表现，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担能力较低、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与生活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追求新经历，新体验的精神较差，安于现状，乐于守成。只有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才能提高個人的现代性，以适应工业化进程的要求。
“系统贫困观”理论则把贫困看成是诸多因素系统运行的结果。该理论认为，贫困的根源是由“陷阱-隔离-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的、低效率的、无序的、稳定型的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区域性贫困或不发达的本质在于区域社会在能动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欠缺性因素发生选择性亲和的互动作用下，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的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的过程。[3]能动机制、资源基础、求变能力三者不能有效地协调组合在这个贫困区域系统中。在发展的内部关系上，三者之间需要构成一定的相互适应关系。
从对近几年来以上相关知识扶贫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知识扶贫逐渐引起学界及政府领导的重视。近几年来国内兴起了关于知识扶贫与经济扶贫到底哪个重要的讨论，但这一讨论使知识扶贫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傅道忠（2009）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贫困将导致经济贫困。因而，要改变经济贫困，必须解决贫困农民的知识贫困问题。对农村扶贫而言，加强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与贫困农民劳动技能的培训是农村扶贫与农民脱贫的根本。为此，必须在正确认识农村扶贫工作中所面临的客观形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完善农村扶贫政策。[4]荆培君（2005）在《新时期的知识扶贫》一文中指出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新时期，帮助弱势群体脱贫致富最根本的工作在于知识扶贫，通过知识扶贫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提升文化素质使之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提高再就业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脱贫致富。二是重视建立图书馆在国家知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5]彭爱琴（2003）对高校图书馆在知识扶贫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6]石进（2012）在其发表的《国家知识扶贫政策》上给国家知识扶贫提出了若干建议：（1）建立知识援助的公共图书馆法律保障体系；（2）政府在对贫困农民知识援助方面应实施政策倾斜；（3）明确政府财政拨款是公共图书馆经费的有效保证；（4）建立知识援助的公共图书馆分馆和图书流动站；（5）明确公共图书馆免费为农民群体用户提供知识援助；（6）开展农民用户教育和培训。[7]三是实证研究受到重视。王国辉、付少平（2005）以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为典型个案， 通过实证调研方法， 研究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强度。研究结果表明： 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特殊优势， 使得农民对科技知识的需求强度总体较高；不同性别间农业科技知识需求强度不对称， 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强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农业科技需求强度不同；家庭收入影响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强度不同。[8]四是开始关注知识扶贫效果的统计分析。赵建春，倪峰（2003）等学者对知识扶贫的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扶贫效果虽然显著，但利用空间依然很大。[9] 二、武陵山片区的扶贫历程与知识扶贫的现状分析
（一）武陵山片区扶贫历史状况
武陵山片区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涵盖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湖北11个县市、湖南37个县市区、重庆市7个县区、贵州16个县市，是典型的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重要的经济协作区。片区国土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64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853万人，乡村人口2792万人。
在党中央关怀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扶贫办就把武陵山区划为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经过长期努力，集“老少边山库穷”为一体的武陵山片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实施民族优惠、西部开发、扶贫开发等一系列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旅游产业有所发展，就业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等。即便如此，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据2013年3月发布的《连片特困区蓝皮书》称，武陵山片区贫困发生率高出全国水平很多。以湖南湘西州、湖北恩施州与贵州铜仁市贫困发生率为例，湘西州2009-2011年贫困发生率与全国水平对比，分别高出21.4%、36.9%和39.9%；恩施州分別高出27.8%、32.2%和31.8%；铜仁地区分别高出15.3%、11.3%和25.7%。此外，武陵山片区2011年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远远高于当年的贫困线标准，由湘西州52.6%、恩施州44.5%与铜仁区38.4%的高贫困发生率可推断，各片区的收入分配并没有呈现合理的正态分布，片区内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人口的结构性贫困问题突出。[10]究其现状，武陵山片区贫困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行政区划管理碎片化，制约整体效益提升
在武陵山片区以往扶贫开发历史中，扶贫资金的发放和政府官员扶贫绩效的考核都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进行的。地方政府各自为阵， 相互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即使是以整个武陵山片区为对象发放的扶贫资金，每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的运作等，往往是通过各省级行政系统进行申报、审批，前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也都是建立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编制的，使得国家投资资金更多的是以点的形式分散在了各地方区域，缺乏跨行政区划的宏观考虑，致使城镇建设特色趋同，产业化项目相似，区域内部缺乏协同效应。[11]同时， 现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也带来了政府管理急功近利化。政府官员考核制度多以所在县区的扶贫效果为考核标准，而非以整个片区经济的发展和脱贫效果为评价基础，加剧了各行政区域官员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严重制约了政策发挥整体效益，有些政策甚至在一些区域悬置逆变。
2. 基础设施建设有改善，知识扶贫投入却不多
基础设施建设是扶贫的关键环节。近几年来，国家在项目安排、财政资金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片区诸多的优惠政策，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变，大大促进了人员、物质、信息流动，拓展了收入来源。但对于贫困地区知识层面的专项投入严重不足，目前仅对少数领导干部、少量教师的培训有所关照，鲜有对整个片区劳动技能提升等项目的投入。客观上讲，对于硬件设施的投入在短期可能会显著改变当地贫困面貌，但由于知识的贫乏，劳动技能不高常常会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导致一些脱贫地区重新回到贫困的状态。
3.扶贫主体行为逆变，受助对象替换悬置
中国反贫困的最大特色在于它的直接对象不是贫困人口，而是贫困地区（贫困区县）。被国家认定为扶贫地区的地方政府是扶贫的行为主体，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扶贫开发工作。这种运作模式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在现实运行中却存在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政府主导的扶贫资源分配、扶贫资金的流向、项目的确定等，常常会因受到外部“情感公关”而发生偏离和逆变，致使原定的受助贫困人口和确定的目标在实际运行中被他人和其他项目所置换。例如，以工代赈项目下发的资金，在分配过程中经常被挪作发放贫困地区干部的工资，或者被挪用至地方政府更为关注的其他“形象工程”，最终贫困人群不能得到赈济和发展，扶贫目标难以实现。另外，由政府设定的准入门槛让很多真正的贫困人群无法获取扶贫帮助，更加贫困的人群分享资源与参与项目的机会降低，或是根本无法获取。以专项扶贫贷款项目为例，由于扶贫贷款一般要求提供财物担保，贷款申请过程和审批程序多而复杂，贫困人口既缺乏贷款申请的经验与技巧，又缺乏有价担保物，致使大量的贴息贷款无法流向他们手中，相反被发放到效率高、风险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效益好的农业企业和富裕农户。[12]从武陵山片区近700名抽样的群众对当地政府扶贫效果的评价来看（表1），六个选项中表示较同意和完全同意的累计结果所占比例都很低，对政府扶贫工作满意的仅占42%。可见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扶贫所导致的受助群体和目标的偏差，使许多贫困人口因不能均衡分享国家包容性的扶贫政策而直接影响对政府的信任。
（二）武陵山片区知识扶贫现状分析
2012年7、8两个月，我们围绕“知识扶贫”、“如何提高职业技能教育”、“贫困根源”等相关问题，对武陵山片区的重庆市黔江区、石柱县三星乡，湖北省咸丰县水井槽村，贵州铜仁地区石阡县汤水镇、铜仁地区江口县民和乡民和村、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中伙铺乡、农心村，邵阳县双江村、潭溪村，以及基层干部进行抽样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700份，共收回有效问卷689份，占问卷总数的98.4%。并将所收回的有效问卷的数据输入SPSS19.0软件对量表的Cronbach’s 系数进行检验，Cronbach’s 系数为0.866，在0.7以上，说明各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稳定性较好，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武陵山片区知识扶贫的现状。 1.本地区人才极度缺乏，且结构不合理
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人才总量明显不足，高学历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国少数民族各类人才中，武陵山地区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3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在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中，大多为初级职称，分别占73%和78%，中高端复合型人才奇缺。在人才结构方面，主要表现在：（1）学历结构不合理，文化层次偏低。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有知识的中青年外流现象严重，被调查的689名对象中有140位属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小学毕业211人，初中毕业208人，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仅130，其中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的仅42人，无一名硕士生（如图1所示）。（2）专业结构不合理。在恩施州、湘西州、黔江区三地区专业技术人员中，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较多，外语、工程技术、计算机及应用、工民建、农业生产等专业的较少，而环境科学、水土保持、旅游、天然林保护、生物工程等方面的人才基本上是空白。（3）区域和行业分布极不均衡。文化、教育、卫生行业人才相对较多，工业、农业、工程技术等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人才严重缺乏。事业单位、全民所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多，企业及非公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很少。[13]
图1 受访民众受教育情况
2. 基层扶贫管理人员不足，扶贫能力有待提高
基层领导和管理团队是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堡垒，他们的整体素質和管理能力直接关乎扶贫的稳步推进。但调查显示，武陵山片区乡镇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干部队伍总量不足。从我们访谈的乡镇中，有正式编制的国家干部一般在40人左右，少数乡镇不到这个数字，通常是多部门交叉，一人多职，忙于上传下达，多数时间在应对维稳工作，专门从事扶贫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二是从学历结构看，基层干部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比例不到50%，甚至有一部分仅有初中文化，缺乏掌握应用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三是尽管武陵山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中药材资源、文化旅游资源、水力资源等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拥有专业技术特长、经济、金融管理知识的人才，许多资源只能闲置，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扶贫产业，成为生产性就业的平台。
3.大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低，积淀性贫困问题突出
2009年12月发布的《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现状调研报告》及笔者2012年暑假在武陵山片区的调研结果显示，一是学校结构布局不合理。目前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仅有本科院校1所，中等师范1所，高（中）中19所，小学717所，高中毛入学率仅达37%。由于片区教育设施差，加上地处边远，从正规学校毕业去的教师宁愿停薪留职也不愿去上班。二是试验条件有限。片区现仍有52个民族乡的学校因缺实验条件，实验教学无法开展，人们接受新事物和现代科技知识能力弱，毕业走向社会缺乏致富的技能和本领。尽管如此，大多数当地村民在问卷选项评价中却对当地整体教育质量较为满意，认为教师资源也充足，可见当地的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不高。三是义务教育难以普及导致深度贫困，形成了教育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第一，儿童在校率低。数据显示，尽管国家在2006年对农村和部分试点城市贫困人口实行了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特殊政策，但在武陵山片区的许多县，如湖南省桑植县、湖北省利川市的初中学生在校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占全国的2/3左右。第二，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求职技能有限。调查显示，武陵山片区劳动力一半以上仅为初中或初中肄业，由于缺乏技能，多数只能从事传统农业或靠出卖劳动力谋取微薄收入。第三，思想观念保守陈旧。突出表在：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竞争意识极度缺乏；畏惧困难、“等、靠、要”思想甚为严重，对新理念、新事物难以接受；有的受交通不便和家乡情结的共同作用，宁愿清贫也不愿意外出务工。本文作者在对武陵山片区受访群众的受教育情况、人均年收入以及职业类别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中不难看出，虽然调查数据所得人均年收入属于一个范围，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别也是一个大体领域，在相关性分析中用数字代码表示，相关系数不是特别明显，三者这件仍然存在一定相关性。同时从表3中可以明显看出，普遍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导致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例较大，文盲或者半文盲状态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人群所占比重最高，达到62%。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这一部分群体所占的比重逐渐减少，相应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700元以上的人数比重在逐渐提升，在本科或大专教育水平人群中所占比重达到48%。结果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与受教育水平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可见知识对脱贫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知识扶贫的路径构建
知识扶贫是武陵山片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条件下谋求自身突破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要推动武陵山片区的脱贫致富和整体发展，既需要充分运用文化的力量和知识的手段实施知识扶贫工程，以实现“率先脱贫、率先致富”目标，也需要国家、基层政府以及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将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有机结合。
（一）做好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发挥知识扶贫主渠道作用
1.充分认识知识扶贫重要性，建立网络渠道促进知识传播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颁布的《21世纪议程》指出，能力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贫困地区，人民的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匮乏，更是社会资源的贫困，即智力贫困、信息贫困、观念贫困、文化贫困。当前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口素质不高，发展能力有限，是贫困的主要根源。因此，各级党和政府一是应创新思想观念，充分认识知识扶贫是提升人口素质，增强贫困人口自我造血功能的重要引擎，人口素质、劳动技能提高了，自然就会有增强摆脱贫困的能力。二是大力宣传先进思想理念，弘扬积极的价值观，传授管用的科学知识，传播文明习俗等，用先进文化抵制“贫困文化”，树立起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新风尚。三是要以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为核心，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长期与短期结合，自力更生与政府扶持并举，项目扶贫、产业扶贫、智力扶贫、观念扶贫同步发力，把扶贫开发的落脚点聚焦在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能力上，帮助他们掌握实现长远致富的劳动技能。四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平台，通过实用知识传递、信息发布、领导下乡宣传报告等形式，普及大众科学知识，帮助转变思想转念，引导贫困人口在扶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掌握新知识，提升“自我造血”技能。五是充分挖掘片区传统文化资源，办好民族节庆活动，组织开展少数民族传统技艺大赛和生产技术大赛等，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激发村民提升生产技能、改善生活方式的热情。[14]六是打造创作与农村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精品，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百姓真实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寓教于乐中接受新观念、新知识。 2.加大知识扶贫政策支持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生根
知识扶贫不仅涉及的领域宽、范围广、技术强、要求高，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配置、科技下乡、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以高度重视和支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一是增加政府对知识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建立片区整体性的知识传播网络，优化信息知识传播环境。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在促进信息消费政策的驱动下，加大投入，通过感知技术、网络技术和IT应用技术的运用，高起点打造片区物质网络、信息网络、能量网络，增强小城镇管理、产业发展以及宜居生活等智慧磁力。三是国家、地方、社会资本齐头并举，高标准建设好医院、中小学、幼儿园、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全面提升片区生活服务功能，为更多人群安于落户小城镇创业兴业提供良好条件。
在知识资源配置上，一是要整合片区知识资源，将那些散落在社会的有文化之人士通过科协或是创办一些专业人士协会如手工艺协会、科普协会、养殖协会等组织起来，指导这些组织创办实体，逐步培育成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羊；二是着力办好一批职业技术学校，定期组织农村技能人才免费培训；三是办好一两所职业技术学院或大学，使之成为片区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资金投入上，一是要加大对片区教育、信息平台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逐年增加科技扶贫经费，为每个乡镇列出专项配套科技推广经费；二是出台优惠政策，坚持政府补助、企业主体、项目扶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知识扶贫；三是设立片区扶贫产业专项资金，依托本地资源吸引相关企业入驻兴业，并通过产业发展提供就业机会，传播先进技术。
3.推动科技扶贫与知识扶贫融合，建立知识与产业扶贫对接机制
科技与知识的深度融合是创新知识扶贫模式，实现知识与产业发展对接的有效形式。一是打造科技信息服务平台，构建县、乡、村、农业科技大户四级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短信等平台，加强实用技术、致富项目等科技信息发布。在各个乡镇和基础条件较好的村积极推行一套电脑设备、一套农业专家系统、一个管理规章、一个服务合同、一个标示标牌、一个信息发布栏的“七个一”知识扶贫模式，建立科技信息站（点）、信息发布专栏，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服务信息平台等，改善信息闭塞落后状况。二是整合乡镇农技、农机、林业、畜牧等乡村科技资源，在乡镇设立科技综合办公室，落实专（兼）职科技推广员，进一步优化科技服务体系。大力实施“乡土人才”开发战略，县农业局、扶贫局、就业局等部门统筹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并适时更新。各乡镇要建立“乡土人才”工作站，聘请优秀乡土人才为县级科技特派员，充分发挥他们在建基地、跑营销、传技术方面的引领作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三是积极探索“科技特派员+科技专家大院+科技信息服务站+基地、园区、农户（企业）”模式，在重点产业基地、科技示范园区、重点企业建立农业科技专家大院。聘请片区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首席专家，片区内科技骨干、科技特派员担任执行专家，面向群众抓科研，深入田间搞示范，把大院建设成为科技人员流动站、产业研究所、办公室、实用技术培训基地，切实为基层群众开展科技服务。四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科技扶贫瞄准机制，准确瞄准贫困县和贫困户名单并及时更新，确保扶贫资金真正用在贫困区县和贫困户的扶贫开发上。[15]
（二）组建专门协调监督机构，提升基层干部管理人员素质
1.成立协调监督机构，确保知识扶贫各司其职
知识扶贫跨行政区划多、部门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靠单一的行政机构是很难实现的，建立统一的知识扶贫协调小组势在必行。一是协调小组的组成应当由国务院扶贫办、各省市区政府扶贫办和片区相关市区政府扶贫办组成，主要对片区知识扶贫工程进行整体规划和指导。二是下设督查机构，由中央各部门（占比30%）和地方（占比70%）的相关专家组成，负责对扶贫小组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结果的有效性进行监察，推进知识扶贫决策的落实（如图2所示）。三是片区各区县要根据知识扶贫的规划制定落地措施，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知识扶贫工程领导小组，负责本区域内战略制定、经济技术开发、科技项目论证、科学决策和督促检查。
2. 创新管理干部培训方式，打造知识扶贫基层团队
提升连片特困地区知识扶贫管理能力，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管理团队。一是依托片区各县区委党校或是高等院校建立定点干部培训基地，定期组织各级干部到基地学习新政策、新知识，不断更新观念，帮助提高决策水平和管理协调能力，有效领导与参与减贫工作。二是“走出去”和“请进来”并举，每年组织一两次在扶贫第一线的管理干部带着项目到东部沿海地区考察学习，将学习与项目推介相结合。同时还要通过从上级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到片区通过举办讲座、论道等形式，让片区管理干部了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知识扶贫的最新进展。三是在抓好区县两级管理干部学习培养的同时，要重点抓好乡村干部的培训工作，在选送一批知识基础好、有创新思维能力的农村青年到大学深造，培养“永久牌”知识扶贫人才。同时，还可以根据季节生产安排，组织乡镇干部到现场围绕专题开展学习讨论，深化知识扶贫认识，促进实用知识向现实生产力和产品转化，向农户渗透，以拓宽他们的收入渠道。四是上级机关应对干部的培训流程做好精心安排，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做到每次学习有新知识，学后反馈有新成果。
（三）携手构建知识扶贫新模式
1.推进片区知识扶贫的对口支援
“對口支援”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凝练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实现武陵山片区知识扶贫无疑离不开先发地区的帮助。一是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业、部属高等院校等单位带信息技术、带研究团队、带资金到片区开展定点扶贫。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以及各类非公有制企业、非政府组织要在深化前期扶贫对口支援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创新在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干部交流、人员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的方式，力求取得新的突破，积累新的经验。[16]二是片区所在省市要组织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先发地区到片区定点扶贫，帮扶到乡、工作到村，结成一帮一的对子。三是鼓励东部发达地区相关机构通过远程教育信息网等途径，加强对片区农民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推广新技术，传播新知识，转化为脱贫的支撑。 2.建立片区一体化知识扶贫合作模式
连片特困地区一体化知识扶贫合作， 指的是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整合片区知识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统一的知识扶贫平台，以增加知识的溢出效益，最终实现整个片区的脱贫的目标。第一，统一规划利用片区人文资源，形成点面连接辐射的文化网络。由于行政区划的局限，武陵山片区以往文化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资源浪费，效益低下。为此，一是要对片区文化资源要有清晰地摸底，掌握资源分布情况，做好统一规划，尽量避免相同项目的重复建设。二是要建立片区统一的、科学合理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片区资源优化使用、群众分享均等的文化网络，增强辐射功能，以满足广大人民群对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服务片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片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旅游景区数字化建设，促进文化要素在片区内便捷流动，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提高科学人文素养。四是提档升级片区门户网站，使门户网站成为片区信息传递、知识传播、技术推广、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网上政务、电子商务的好平台，并实现与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门户网站的对接，消除因行政障碍所形成的“信息孤岛”。第二，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机构在知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扶贫工作是人类崇高的伟大事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实践也证明，扶贫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机构的共同责任。一是创造条件，利用他们的人才优势，帮助贫困村寨、旅游景区等培养农村文化服务队伍和表演人才，使他们在参与地方旅游文化事业发展中增加收入。二是引导它们开展制度性的文化下乡和城乡文化交流活动。定期组织村民观赏技术培训类电影和经济类节目，增强村民对外面世界的认知，提高技术能力水平。成立专门技术指导团队和经验交流团队，指导农民种田和养殖。三是组织城乡相关机构利用传统节庆活动开展联谊交流、技能比赛等，推动片区员工学习技能的热潮，提升依靠自我本事摆脱贫困的能力。
（四）完善制度机制实现片区教育公平
良好的教育制度和机制是武陵山片实现知识扶贫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以往的培训表明，尽管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针对性不强，落地率差，学而无用的东西较多，依然无法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
第一，依托高校资源为片区培养和输送知识扶贫的立地人才。武陵山片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区域内的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和职业中专。但相比而言，这些院校师资队伍较为薄弱，很难满足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为此，一是六所教育部直管高等学校要增加对连片特困地区招收人数的投放量，让更多来自片区的学子学成回去成为高水平的立地人才。二是片区应该加大引智力度，出台更加宽松优惠政策，根据现实需要，实施五年“百千万工程”计划，即每年从全国高等学校引进一百个博士毕业生、一千个硕士毕业生、一万个本科毕业生，不断充实到片区各条战线，各个行业，逐步改善人才结构，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三是结合本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特点实施“文化移民工程”，设立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大学生资助项目”，对到外地上大学回片区服务至少五年的大学生，给予免除全部学费的优惠；实施“创业贫困地区计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到片区创业兴业，为片区发展凝聚人才。四是积极鼓励大学生踊跃参加特困地区挂职实习锻炼，增加连片特困地区“选调生”、“大学生村官”的比例，并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和后续发展相关问题，使他们能进得来，安得心，留得下。
第二，夯实基础教育，做好连片特困地区人才储备工作。实现连片特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中学教育是脱贫的关键因素”[17]，一方面可以为大学输送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提高新时期劳动力素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发展规划，到2020 年武陵山片区要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入学率要达到90%，要完成这些指标，一是要完善片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片区基础教育工资标准，以吸引和留住教师。二是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确保每个适龄孩子都能“一个不能少”的顺利完成义务教育，同时也要抓好内涵式发展的高中教育，通过设立“连片特困地区教育扶贫基金”、社会资助等形式，确保每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有尊严、体面地读完高中直至大学，杜绝因经济贫困而读不起书的现象发生，从战略的高度为连片特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储备后备人才。
第三，做强职业技能教育助贫困人口掌握一技之长。特色鲜明的职业技能教育是帮助迅速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为此，一是依托县、区委党校、职业学校等培训机构，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整合师资力量，系统地向贫困人口传授专业技能知识。支持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务培训基地，发展订单式培训。二是坚持因地制宜、按需施教原则，采取贫困人群“点菜”、专家“主厨”等模式，开设现代农业技术、无公害蔬菜栽培、畜牧兽医、生态种养殖等实用课程，突出培训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采取灵活多样方式，组织农村党员、基层农技人员、农村致富能手，举办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班；还可以从涉农部门挑选业务精通、实践操作能力强的精干技术力量，组成培训小分队开设流动课堂，深入田间地头，现场讲授、现场答疑。四是充分发挥农家书屋作用，开设农家书屋课堂；根据农事季节和生产需要，采取办宣传栏的形式，开展农业科技知识宣传。五是开展全民科技素质提升活动，以党员、村干部、乡土人才、农村致富能手和科技特派员为主要培训对象，着力培养一支科技带头人队伍。六是组织农村能人到外地龙头企业、产业基地考察学习。通过资金、技术入股、有偿服务等激励措施，鼓励科技特派员与乡土人才、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手把手传艺、一对一帮带。七是发挥片区科技示范带头人“二传手”作用，加大实用技术和科技知识普及推广力度，带动更多的人脱贫致富。
（五）引导贫困群体主体积极参与扶贫项目
调查表明，近年来一些扶贫项目在贫困地区“叫好不叫座”。国务院扶贫办开展实施的扶贫开发三大重点项目之一-“雨露计划”在一些地区也遭遇寒潮，面临生源短缺的问题，部分扶贫培训资金滞留财政账户。主要原因在于受培训者认为，接受一個月、一年的培训不如直接外出务工挣钱来得快。但从以往的实际情况来看，贫困地区农民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和有技术、懂经营的新型市民，最终还是因为缺乏知识在贫困中循环徘徊。而一些具有一定文化、思想较为开放、富有创新性，敢于尝试，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家庭会走上持续的致富之路。因此，一是积极宣传让贫困人口懂得，要想脱贫致富必须破除短浅的观念，积极接受相关培训，学习先进实用技术和生产销售管理知识，提升自我创富能力。二是通过讲座、宣传等形式让片区贫困群体深入了解国家相关扶贫政策，确立自己在扶贫项目中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自己权利，确保自己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增强维权意识。三是鼓励贫困地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本村或乡镇组织的文化文艺活动，积极传播扶贫政策，学习扶贫知识，激活自身活力，变被动接受帮助为主动积极参与扶贫，依靠知识力量赢得发展权利，摆脱贫困。 四、结论
通过夯实知识基础设施，搭建信息传播平台，提升贫困人口劳动技能，构建知识传播网络，增强文化动力，整合屬地资源优势等，强化贫困人口的自我“造血”能力，这是知识扶贫的根本，也是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路径。要实现知识扶贫的目标，就必须强化政府对知识扶贫重要性的认识，加大政府的资金技术扶持力度，促进先发地区与连片特困地区的合作，通过办好职业技能教育，网罗各种实用型人才，提高贫困群体的主体意识等，这也是确保知识扶贫获得成功的关键。同时，知识扶贫归根究底还是一种文化手段和科技力量的运用，它对片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延时性作用。本文作者认为，由于知识投入-产出研究的具体量化需要较长的周期，知识扶贫的成效的显现也需要一个较长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旦产生作用，知识扶贫带来的效用是不可估量的。另外，丈量知识扶贫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测度工具，这是今后我们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李克强总理2013年8月19日在兰州主持召开促进西部发展和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全国贫困人口一半以上和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区在西部地区。减贫是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要想打赢新时期这场扶贫攻坚战，除国家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外，积极探索通过知识“造血”提升贫困人口自我能力的扶贫新路径，依托属地资源积极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绿色、低碳特色产业，大力培养“永久牌”的农村应用性人才等，在当前扶贫攻坚战中不仅值得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是值得学界关心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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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志章（1956—）男，湖北当阳人，管理学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华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理论与政策；知识城市。
刘子立（1990—）女，山东临沂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责任编辑：陈合营）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研究”（10JZD0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12ASH004）和中央高校基金项目“我国连片特困地区知识扶贫的路径设计”（swu130932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