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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关小姐”被称为广府文化的明珠，岭南文化的经典，其形象变迁成为岭南女性形象转变的先声。20世纪初，“西关小姐”的服饰逐步体现出开放性、多样性和功能性的特色，体现了岭南女性时尚典范、社会精英的新形象。这种变化，不但是满汉融合，中西交流的结果，更是近代岭南，乃至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与市民社会崛起的彰显。
关键词：西关小姐 服饰 近代 岭南 女性形象
服饰是文化、思想等时代印记的一种显现。它依靠人体获得审美价值，不仅反映出较大范围的时代特征，而且灵敏地显露了人们审美情趣的细微波动，展现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文化。在满汉融合，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同样促成了女性服饰的“古今一大变局”。这在20世纪初的岭南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初的岭南女性推翻了臃肿繁琐的清代女性服饰，代之以简洁、实用，不再身负“辨第次，昭名分”功能的服饰，标榜了新一代的女性形象。岭南女性的这场服饰变革率先体现在“西关小姐”的装扮上。19世纪中期。西关地区富商家庭的小姐，开始享有与男子同样受教育的机会，在欧美风雨的熏陶和洗礼中，她们以穿高衩旗袍、烫时兴卷发、着高跟皮鞋、参与社会工作等新的形象，推动了女性审美观念的革新，因而被人尊称为“西关小姐”。近代岭南女性的审美风尚，在“西关小姐”的服饰中得到了最直接的显现。
突破传统：“西关小姐”的服饰变迁
20世纪初的西关，仍然延续着十三行时期的繁盛景象。商铺林立，聚集了中西的物质文明；新式学堂兴起，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得益于经济、文化的优势，“西关小姐”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较先具备了服饰变革的物质条件与精神基础。在由清到民的半个世纪间，“西关小姐”的装扮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融贯中西的开放形态。“西关小姐”的服饰在近代逐步由硬襟宽袍转向合体收身。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西关小姐”服装以高领、长袖、长裙且缀有多重滚边的松宽袍装为主，展现出内省克己的心理定向及轻人本重文本的观念。辛亥革命的风涌过后，一种追求新颖时髦、强调女性曲线的新式旗袍终于酝酿成熟，这种旗袍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制约。使民主、自由的精神得以初步展现。20世纪20年代的“西关小姐”将这种新式旗袍再次改良，衣着的风格更为开放，衣领渐低，袍身由拖地到过膝逐渐变短，且下面开衩，另配一双半高跟鞋。至40年代，短袖、高脚衩旗袍和高跟鞋，已成为西关女性的普遍装束。
旗袍吸收了西服的样式与剪裁、缝制方法。全面进人了立体造型时代：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胸省和腰省)，腰部更为适身合体，款式及造型上的多样变化，不仅体现出中国的制衣观念和技术的演变，更体现着西方进步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主张，展现了一种人性的觉醒。“西关小姐”接纳了这种中西合璧的服装样式，不是拿来主义，全盘吸收，而是有所取舍，欲遮欲露之间更显魅力。
趋于多样的审美追求。20世纪初的“西关小姐”旗袍流行传统的团花，随着之后女性社会活动的增多，花卉图案又逐步被条格面料取代。由团花到条纹，对美的选择逐步偏向简约。尽管当时仍有旗袍绣有祥云等吉祥图案，但多因其具审美价值，君子比德的寓意成分已大大减少。同时，服装的色彩也较为自由，或鲜艳，或淡雅，完全依照个人喜好。这与过去礼教压制下的传统妇女衣着暗淡繁复，红或黄的“象征”色仅能是皇族所特有，形成鲜明对比。近代岭南女性服饰不仅摆脱了道德等级或伦理本位的承载意蕴，而且不再有统一的装束标准，衣长、袖长、领高等均不受限制，可随流行趋势或长或短。“西关小姐”旗袍佩饰繁多，珠链或珠坠为当时的常戴饰物，墨镜、鹅毛扇等也从西方传人。受本地区西方贸易与文化的影响，“西关小姐”服饰中结钮艺术的设计从简单至复杂，从娇小至夸张，有的衬托衣料的花纹，有的配合衣领、袖口、衫脚包边的颜色，令人叹为观止。
从对旗袍及配饰的多样选择中可以看出，“西关小姐”对美的选择，已不抱有过去做什么官，穿什么衣，带什么金的心态。曾经的服饰用以体现身份地位；而当前的选择却是为了“美”，具有审美的意味。
实用要求下的功能体现。汉族传统服饰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衣冠之治的传统，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由于主体力量受到限制，伦理本位色彩充斥于整个女性服饰，使之成为一种道德与传统的精神载体。“西关小姐”摒弃了服饰中“辨第次，昭名分”的功能，增强了服装的实用意义。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30年代的“西关小姐”大多已为新兴知识分子，或参加革命，或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使得女性服饰的功能性要求开始逐渐突出，旗袍造型两边开出高衩。大大放松了对女性行为的约束。30年代的“西关小姐”还常在长项链上插自来水笔，以便学习之用，将审美与实用相结合。
在传统岭南妇女长辫在后，服装由旗装变革为上衣过膝，上下两件的宽松短打扮时，“西关小姐”的服饰却经过了：遮体，伦理的宣扬功能——美体，纯粹的审美功能——利体，审美与实用的双重功能，这样一个递进上升的过程，确实具有更为鲜明的进步性。在革除缠足恶习成为民初社会时尚的一个重大流变，放足后的女性在可以着高跟皮鞋或花鞋后；在提倡“天乳”，解除束胸，并开始使用文胸，凸显身体的曲线之美后；在终于可以无视头发“乃受之父母”，“宁留发，不留头”，实在是动不得的封建腐朽观念，而任意剪发、烫发后，女性身心发育的文化环境得到了充分改善，传统岭南妇女也开始接受粗布旗袍，使旗袍装在岭南地区得以迅速推广。
新派女性：迈向现代的“西关小姐”
透过“西关小姐”的服饰，我们看到了近代岭南女性自觉审美观念的逐步兴起与成熟。事实上，追求美只是“西关小姐”外在形象的一种表现，这与她们追求知识和理想的价值内涵互为表里，共同展示了岭南女性的新形象。
时尚典范。“西关小姐”的服饰始终走在时尚的前沿，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时尚大都上海。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写到一家老餐馆所挂的上海十大名妓的照片：“从来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代上海男人的审美观是那样的恶劣，那十个女人，全都僵哈哈地硬在大襟衣服里，没有一点点的风月气息。”2002年上海电视台推出大型专题片《时髦外婆》，对20世纪上半叶的时尚女性也有诸多描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几乎成了上海新女性的典型装扮。”“等到1945年、1946年的时候，时尚女子所穿的就都是低领子的短旗袍了。”从以上可以约略看出，上海女性白三四十年代开始流行旗袍，40年代中期旗袍才由30年代的拖地式长袍逐渐变短，相差于20年代便开始穿衣领较低、袍身较短式旗袍的“西关小姐”近20年。
关于旗袍的诸多论述均认为旗袍发起并首先盛行于上海，对此我并不否认。 然而“西关小姐”旗袍装的普及与款式的频频出新优于上海，我对此也并不怀疑。商品文化使得岭南人民灵活多变，他们关注世界，并能对外界反应敏捷、吸纳迅速；他们唯实求新，具有一种先驱文化的属性。同时代的岭南女性与上海女性的服装差异，意味着以“西关小姐”为代表的岭南女性，不是跟随者，而是创造者，她们引领了南方的时尚之风。
社会精英。由于近代广州是西学东渐的桥梁，在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激励下，广州出现了新的社会景象，不但西方医学和技术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而且了解西方、介绍西方和学习西方的风气兴起，使广州成为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活动中心。尤其是西式教育的传人，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开创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新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岭南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接受新式教育，步人工作岗位，甚至自主创业或参加革命。如清末民初的妇产科专家谢爱琼，独资在十六甫大街七十号创办妇孺医院(留产院)，并增设产科讲习所(后改为产科医学院)培养新法接生人才。还有人大代表梁霭怡、“女医神效”罗秀云、“三喉歌后”何丽芳、“大喉领袖”熊飞影等“西关小姐”，她们成为社会的精英一族。
服饰变革：文化的“博弈”与交融
便捷的水路交通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一口通商的特殊权利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优势；远离京都的地理位置相对容易地吸入了思想解放的春风；西学东渐，新式学堂的兴起，带来了女子接受同等教育的机会。西关地区似乎兼具了改革所应有的物质或精神条件。再有近代中国新陈并立的特殊社会环境，及迈向现代的神圣使命，岭南女性服饰变革已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满汉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近代旗袍的诞生以满汉政权的“博弈”为前提。旗袍起源于中国东北部，原为满族(旗人)所穿的长袍。为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清朝统治者曾以推行满族服饰，禁止汉族服饰的手段来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清太宗多次厘定衣冠制度，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剃发易服浪潮，以固国威，立即遭到了汉族人民的激烈反对，以后是以“十从十不从”的缓兵之策，暂缓了矛盾，使旗装带着汉服的痕迹得以长期保留。满汉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成为旗袍出现的前奏。
思想解放下的中西融合。妇女地位在近代从男尊女卑向男女平等过渡，发生了巨大转折。以清末反对缠足、兴办女校及妇女参政等女权运动为始端，妇女解放的风气由是顿开。民国时期，君主立宪制度被废除，由服饰承载伦理本位，划分贵族与平民等级的区别基本消失，女装日益凸显的随意性使得民间对“官方”的着装规定不予理睬，这把近代女装变革推向了高潮。“西关小姐”在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会说英语、品西餐、过洋节，接受西式服装的立体裁剪方式实不为奇。至于欧洲布匹、羽纱、呢绒等衣料，手表、有色眼镜、洋伞等的传人，更是扩大了女性的着装选择，也改变了人们的着装观念。
本土文化的濡染默化。面对西方文化侵略与先进的两重性，中国的政客们在集思广益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岭南的“西关小姐”似乎未经“细思量”便自然改良了。这不仅表现在一个“中西合壁”的旗袍装上，更体现在她们既品尝西餐，使用刀叉，以“洋”为时尚，又热衷于广州名食荔湾的小吃艇仔粥、双皮奶，出入于莲香楼；她们既能去基督教堂，也能去佛庙道观；既追求恋爱自由，举行文明婚姻，又将乞巧节过得热热闹闹，“在家举行辞仙者，为数甚众”。“西关小姐”这种容纳中西的“本领”，与近代岭南开放且多元的审美风尚及文化精神互为表里。一方面，岭南人乐于接受新事物。广开风气之先，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和融合中，岭南人不断扬弃、变革与重构，显示出一种进取的态势。另一方面，岭南人不尚空谈。本着开放兼容的态度，不受条框所囿。剪发、放足以及摆脱传统束缚的大胆穿着，均体现出中西融合、传统与近代共生的特征。
西关地区是富商的云集地，更是岭南商业高度发达的地方，商人家庭背景，为“西关小姐”提供了女装变革的物质条件与思想基础。繁荣的十三行时期。西关地区的商贾曾扮演着半政半商的角色，他们既是商人，也是沟通中外商务的政府代表。西关女子最早接受西式教育，甚至留洋海外，为服装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
旗袍的出现，既是满汉之间，中西之间交融的结果，又是女性接受新思想，摆脱封建宗法势力的标志。从服装本身来看，旗袍虽然借鉴和运用了西式的裁剪方法来收紧腰身，但同时旗袍上的盘扣、镶滚边饰和立领右衽等这些传统女装的造型和装饰的手法，作为一系列服饰文化符号所传达的深层意味却是极为矛盾的。这一点表明了即使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关小姐”，也不可能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这正是近代中国西体中用后的一大特色。旗袍虽未承载深厚的儒家文化，却被誉为国服，闻名海外，正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迈进。
编校：郑艳
关键词：西关小姐 服饰 近代 岭南 女性形象
服饰是文化、思想等时代印记的一种显现。它依靠人体获得审美价值，不仅反映出较大范围的时代特征，而且灵敏地显露了人们审美情趣的细微波动，展现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文化。在满汉融合，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同样促成了女性服饰的“古今一大变局”。这在20世纪初的岭南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初的岭南女性推翻了臃肿繁琐的清代女性服饰，代之以简洁、实用，不再身负“辨第次，昭名分”功能的服饰，标榜了新一代的女性形象。岭南女性的这场服饰变革率先体现在“西关小姐”的装扮上。19世纪中期。西关地区富商家庭的小姐，开始享有与男子同样受教育的机会，在欧美风雨的熏陶和洗礼中，她们以穿高衩旗袍、烫时兴卷发、着高跟皮鞋、参与社会工作等新的形象，推动了女性审美观念的革新，因而被人尊称为“西关小姐”。近代岭南女性的审美风尚，在“西关小姐”的服饰中得到了最直接的显现。
突破传统：“西关小姐”的服饰变迁
20世纪初的西关，仍然延续着十三行时期的繁盛景象。商铺林立，聚集了中西的物质文明；新式学堂兴起，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得益于经济、文化的优势，“西关小姐”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较先具备了服饰变革的物质条件与精神基础。在由清到民的半个世纪间，“西关小姐”的装扮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融贯中西的开放形态。“西关小姐”的服饰在近代逐步由硬襟宽袍转向合体收身。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西关小姐”服装以高领、长袖、长裙且缀有多重滚边的松宽袍装为主，展现出内省克己的心理定向及轻人本重文本的观念。辛亥革命的风涌过后，一种追求新颖时髦、强调女性曲线的新式旗袍终于酝酿成熟，这种旗袍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制约。使民主、自由的精神得以初步展现。20世纪20年代的“西关小姐”将这种新式旗袍再次改良，衣着的风格更为开放，衣领渐低，袍身由拖地到过膝逐渐变短，且下面开衩，另配一双半高跟鞋。至40年代，短袖、高脚衩旗袍和高跟鞋，已成为西关女性的普遍装束。
旗袍吸收了西服的样式与剪裁、缝制方法。全面进人了立体造型时代：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胸省和腰省)，腰部更为适身合体，款式及造型上的多样变化，不仅体现出中国的制衣观念和技术的演变，更体现着西方进步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主张，展现了一种人性的觉醒。“西关小姐”接纳了这种中西合璧的服装样式，不是拿来主义，全盘吸收，而是有所取舍，欲遮欲露之间更显魅力。
趋于多样的审美追求。20世纪初的“西关小姐”旗袍流行传统的团花，随着之后女性社会活动的增多，花卉图案又逐步被条格面料取代。由团花到条纹，对美的选择逐步偏向简约。尽管当时仍有旗袍绣有祥云等吉祥图案，但多因其具审美价值，君子比德的寓意成分已大大减少。同时，服装的色彩也较为自由，或鲜艳，或淡雅，完全依照个人喜好。这与过去礼教压制下的传统妇女衣着暗淡繁复，红或黄的“象征”色仅能是皇族所特有，形成鲜明对比。近代岭南女性服饰不仅摆脱了道德等级或伦理本位的承载意蕴，而且不再有统一的装束标准，衣长、袖长、领高等均不受限制，可随流行趋势或长或短。“西关小姐”旗袍佩饰繁多，珠链或珠坠为当时的常戴饰物，墨镜、鹅毛扇等也从西方传人。受本地区西方贸易与文化的影响，“西关小姐”服饰中结钮艺术的设计从简单至复杂，从娇小至夸张，有的衬托衣料的花纹，有的配合衣领、袖口、衫脚包边的颜色，令人叹为观止。
从对旗袍及配饰的多样选择中可以看出，“西关小姐”对美的选择，已不抱有过去做什么官，穿什么衣，带什么金的心态。曾经的服饰用以体现身份地位；而当前的选择却是为了“美”，具有审美的意味。
实用要求下的功能体现。汉族传统服饰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衣冠之治的传统，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由于主体力量受到限制，伦理本位色彩充斥于整个女性服饰，使之成为一种道德与传统的精神载体。“西关小姐”摒弃了服饰中“辨第次，昭名分”的功能，增强了服装的实用意义。尤其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30年代的“西关小姐”大多已为新兴知识分子，或参加革命，或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使得女性服饰的功能性要求开始逐渐突出，旗袍造型两边开出高衩。大大放松了对女性行为的约束。30年代的“西关小姐”还常在长项链上插自来水笔，以便学习之用，将审美与实用相结合。
在传统岭南妇女长辫在后，服装由旗装变革为上衣过膝，上下两件的宽松短打扮时，“西关小姐”的服饰却经过了：遮体，伦理的宣扬功能——美体，纯粹的审美功能——利体，审美与实用的双重功能，这样一个递进上升的过程，确实具有更为鲜明的进步性。在革除缠足恶习成为民初社会时尚的一个重大流变，放足后的女性在可以着高跟皮鞋或花鞋后；在提倡“天乳”，解除束胸，并开始使用文胸，凸显身体的曲线之美后；在终于可以无视头发“乃受之父母”，“宁留发，不留头”，实在是动不得的封建腐朽观念，而任意剪发、烫发后，女性身心发育的文化环境得到了充分改善，传统岭南妇女也开始接受粗布旗袍，使旗袍装在岭南地区得以迅速推广。
新派女性：迈向现代的“西关小姐”
透过“西关小姐”的服饰，我们看到了近代岭南女性自觉审美观念的逐步兴起与成熟。事实上，追求美只是“西关小姐”外在形象的一种表现，这与她们追求知识和理想的价值内涵互为表里，共同展示了岭南女性的新形象。
时尚典范。“西关小姐”的服饰始终走在时尚的前沿，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时尚大都上海。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写到一家老餐馆所挂的上海十大名妓的照片：“从来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代上海男人的审美观是那样的恶劣，那十个女人，全都僵哈哈地硬在大襟衣服里，没有一点点的风月气息。”2002年上海电视台推出大型专题片《时髦外婆》，对20世纪上半叶的时尚女性也有诸多描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几乎成了上海新女性的典型装扮。”“等到1945年、1946年的时候，时尚女子所穿的就都是低领子的短旗袍了。”从以上可以约略看出，上海女性白三四十年代开始流行旗袍，40年代中期旗袍才由30年代的拖地式长袍逐渐变短，相差于20年代便开始穿衣领较低、袍身较短式旗袍的“西关小姐”近20年。
关于旗袍的诸多论述均认为旗袍发起并首先盛行于上海，对此我并不否认。 然而“西关小姐”旗袍装的普及与款式的频频出新优于上海，我对此也并不怀疑。商品文化使得岭南人民灵活多变，他们关注世界，并能对外界反应敏捷、吸纳迅速；他们唯实求新，具有一种先驱文化的属性。同时代的岭南女性与上海女性的服装差异，意味着以“西关小姐”为代表的岭南女性，不是跟随者，而是创造者，她们引领了南方的时尚之风。
社会精英。由于近代广州是西学东渐的桥梁，在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激励下，广州出现了新的社会景象，不但西方医学和技术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而且了解西方、介绍西方和学习西方的风气兴起，使广州成为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活动中心。尤其是西式教育的传人，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书院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开创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新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岭南女性开始走出家门，接受新式教育，步人工作岗位，甚至自主创业或参加革命。如清末民初的妇产科专家谢爱琼，独资在十六甫大街七十号创办妇孺医院(留产院)，并增设产科讲习所(后改为产科医学院)培养新法接生人才。还有人大代表梁霭怡、“女医神效”罗秀云、“三喉歌后”何丽芳、“大喉领袖”熊飞影等“西关小姐”，她们成为社会的精英一族。
服饰变革：文化的“博弈”与交融
便捷的水路交通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一口通商的特殊权利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优势；远离京都的地理位置相对容易地吸入了思想解放的春风；西学东渐，新式学堂的兴起，带来了女子接受同等教育的机会。西关地区似乎兼具了改革所应有的物质或精神条件。再有近代中国新陈并立的特殊社会环境，及迈向现代的神圣使命，岭南女性服饰变革已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满汉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近代旗袍的诞生以满汉政权的“博弈”为前提。旗袍起源于中国东北部，原为满族(旗人)所穿的长袍。为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清朝统治者曾以推行满族服饰，禁止汉族服饰的手段来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清太宗多次厘定衣冠制度，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剃发易服浪潮，以固国威，立即遭到了汉族人民的激烈反对，以后是以“十从十不从”的缓兵之策，暂缓了矛盾，使旗装带着汉服的痕迹得以长期保留。满汉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成为旗袍出现的前奏。
思想解放下的中西融合。妇女地位在近代从男尊女卑向男女平等过渡，发生了巨大转折。以清末反对缠足、兴办女校及妇女参政等女权运动为始端，妇女解放的风气由是顿开。民国时期，君主立宪制度被废除，由服饰承载伦理本位，划分贵族与平民等级的区别基本消失，女装日益凸显的随意性使得民间对“官方”的着装规定不予理睬，这把近代女装变革推向了高潮。“西关小姐”在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接受西式教育，会说英语、品西餐、过洋节，接受西式服装的立体裁剪方式实不为奇。至于欧洲布匹、羽纱、呢绒等衣料，手表、有色眼镜、洋伞等的传人，更是扩大了女性的着装选择，也改变了人们的着装观念。
本土文化的濡染默化。面对西方文化侵略与先进的两重性，中国的政客们在集思广益该如何选择的时候，岭南的“西关小姐”似乎未经“细思量”便自然改良了。这不仅表现在一个“中西合壁”的旗袍装上，更体现在她们既品尝西餐，使用刀叉，以“洋”为时尚，又热衷于广州名食荔湾的小吃艇仔粥、双皮奶，出入于莲香楼；她们既能去基督教堂，也能去佛庙道观；既追求恋爱自由，举行文明婚姻，又将乞巧节过得热热闹闹，“在家举行辞仙者，为数甚众”。“西关小姐”这种容纳中西的“本领”，与近代岭南开放且多元的审美风尚及文化精神互为表里。一方面，岭南人乐于接受新事物。广开风气之先，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汇和融合中，岭南人不断扬弃、变革与重构，显示出一种进取的态势。另一方面，岭南人不尚空谈。本着开放兼容的态度，不受条框所囿。剪发、放足以及摆脱传统束缚的大胆穿着，均体现出中西融合、传统与近代共生的特征。
西关地区是富商的云集地，更是岭南商业高度发达的地方，商人家庭背景，为“西关小姐”提供了女装变革的物质条件与思想基础。繁荣的十三行时期。西关地区的商贾曾扮演着半政半商的角色，他们既是商人，也是沟通中外商务的政府代表。西关女子最早接受西式教育，甚至留洋海外，为服装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
旗袍的出现，既是满汉之间，中西之间交融的结果，又是女性接受新思想，摆脱封建宗法势力的标志。从服装本身来看，旗袍虽然借鉴和运用了西式的裁剪方法来收紧腰身，但同时旗袍上的盘扣、镶滚边饰和立领右衽等这些传统女装的造型和装饰的手法，作为一系列服饰文化符号所传达的深层意味却是极为矛盾的。这一点表明了即使接受西方文化的“西关小姐”，也不可能走出传统文化的范畴。这正是近代中国西体中用后的一大特色。旗袍虽未承载深厚的儒家文化，却被誉为国服，闻名海外，正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迈进。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