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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好采访，在等待与刘再复见面的时间里，心中甚是忐忑，对于自己能“招架”他的多少光芒，并没有把握。后来，他出现了，戴着帅气的鸭舌帽，可贵的是身上决然没有那种通有的让人窒息的气场，乡音未改，笑容里透着智者的谦卑。
采访过程中，脑海中一直出现布列松的形象，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有个“决定性瞬间”的说法，指的是最佳照片都是敏捷地抓住恰好出现的瞬间光影，此时，无论是一个轮胎还是一小片水洼，都各得其所，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美。然而他说：“实际上，我对摄影本身并无兴趣，我的兴趣在于抓取若干分之一秒的现实。”他所“抓取”的这一瞬间，让看照片的人望洋兴叹，因为，把有意义的东西带给世界的人，必然与取景相框中的事物灵犀相通。
刘再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悟”之禅宗，与布列松如出一辙。悟，即灵犀相通，是生命体认的至高境界，它让人回归自式，即我式，此时，任何樊篱都消散，留下一闪而过的自由之念。
高行健说，自由是一种颜色，一种语调。
刘再复说，幸福是瞬间对自由的感悟，只存在于纯粹的精神领域，自我感悟才能触及。
对话
文学是我的信仰
书香：近年来，您除了文学创作，还涉足文学评论。对您来说，文学意味着什么？
刘：对文学，我其实并不是兴趣，而是一种信仰。沈从文曾告诉一位前来求取文学造诣“真经”的青年说，对文学，有兴趣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信仰它。所谓信仰，就是可以为它牺牲一切。在人文的精神创作里面，历史代表深度，文学代表广度，哲学代表高度。莎士比亚对历史的了解让常人莫及，但丁在哲学上的造诣异常丰厚。对我来说，把学问、思想、文采三者打通，把哲学、历史、文学三者打通，才会有后劲。我现在70岁了，却感到一切才刚刚开始。人生是充满悲剧性的，当你的思想刚开始成熟，却要面对死神的等待。这一点上，李泽厚曾说他有一个死亡假设，假设这时候自己已经死亡，那么，财富、权力、功名还值得再去追求吗？
书香：如果早年您继续留在国内，也许没法像在国外那样静下心读书，没法沉淀出超然的境界。当年的“出走”，反倒成就了今天的您？
刘：出国以后我的座右铭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真正的宝贝，都是沉在海底的。我现在退休了，真正进入到读书、写作的沉淀状态，也可以说是面壁状态，类似“达摩面壁”。落基山就在我家对面，它就是我的“壁”。这就是我的沉静状态。我的经验是，只有在沉静状态，你才能跟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灵魂相逢。人浮躁的时候是不会遇见那些灵魂的，当然也不可能对话。我出国以后接触这些书，有些是表象的，有些是内在的，荷马、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对话的对象。
书香：您即使是在面壁，也是心忧天下；您对故土还是有无尽的眷恋，这也成了您写作很重要的动力，而且使您有别于哲学家的晦涩、概念化，取而代之有灵性的血肉。您是如何定义“故乡”的？
刘：确实是这样的。我后来想清楚了，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确实还有牵挂，祖国，故乡。大乘佛教禅宗的要点有三条：第一，放下；第二，放下；第三，放下。我在当中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不在乎也无法领悟这些，出国对我确是一盏明灯，放下权利欲，放下功名，放下财富，还要放下焦虑，放下孤独感。不断地放下，奇怪的是，有样东西始终放不下，就是乡情。我所居住的科罗拉多高原上，很有“天苍苍，野茫茫”的意境，我想到故国就沧然而涕下，除了故土，还有亲人、朋友。我的哲学提纲里也说到，情感是最后的真实。我不断地重新定义故乡，一方面是自己的精神境界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我尽可能地把乡愁往形而上提升，变成良知的乡愁、心灵情感的乡愁。
李泽厚先生一再讲，西方的文化讲究合理、合法，中国文化除了讲合理，还讲合情。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它可能带来长处，也会带来短处。
书香：在上世纪80、90年代，文学的地位非常高。但是现在称别人为“文学青年”好像是一种嘲讽，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刘：文学越来越退向边缘，这是必然的，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学本身的原因。从社会原因看，一旦进入商业社会，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现有一个现象是全人类都在变质，人类变成一种金钱动物，共同崇尚一种伪宗教，即金钱拜物教。巴尔扎克说对了，这个世界将变成一个金钱开动的机器。文学被排挤也就成了必然；从文学本身看，文学作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学养不够。当我们学习鲁迅精神的时候，不能忘记鲁迅的学养。二是趣味问题，高级的审美趣味对一个作家来说至关重要。高行健的作品，很多人看不懂，但让欧洲的高级知识分子着迷，他把看不见的心灵状态转化成可视的剧情，这种投射是很难做到的。未达到高级趣味修养，不能轻易怪罪，这不是人自身的错误。三是灵魂的问题。这就是作家本身的问题了。一个作家不能追求世俗角色，而应该注重本真角色。世俗角色能带来世俗的利益，但稍有疏忽就会损害人的灵魂、本真。
我只管练佛不管行佛，社会上怎么看文学，是否接受文学，不必多想；外在的评价不重要，自己到了什么境界却很需要自己去意识。一个人，要自己觉悟到自由才自由。我不在乎万人之愕愕，我却能满足于一人之啧啧。
书香：您曾经说过，21世纪应该由文学世纪转变成教育学的世纪，这基于什么？
刘：由文学的世纪变成教育学的世纪，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二十一、二十二世纪则应该是教育学的世纪。这是我和李泽厚达成的共识。二十世纪强调语言本体，但实际上它倾向于一个工具；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机器世纪，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变成计算机附件。
二十一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是指依靠教育，恢复以人的尊严、价值为中心，发展全面优秀的人性。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职业、生产技能，而是培养全面优秀的人性，以提高生命质量。这也符合孔子“学为人”的基本理论。如果人是抱着提升自己的心态去学习、创造，你将永远不会满足，所谓学无止境，而且，“学”成为一种享受，而不是现在学校普遍的“忍受”。
普遍的人性是永远存在的
书香：《人伦二十五种》这本书中，您概括了25种人性。20年后的今天，您对当时的概述有没有新的看法？
刘：我过去太沉重，如果分轻人和重人的话，我应该是属于重人的。卡尔维诺在最后一场演讲中说到，世界将越来越沉重，唯一的办法是以轻御重。这给我很深的启发，让我决定以轻驾驭重，所以《人论二十五种》这本书带有戏剧性，用“轻”之角色来观看人性，但当时刚出国，捕捉普遍人性，还是带有情绪，要是现在写，那些带情绪的话就不会出现了。普遍的人性是永远存在的，没有时效性，不会过时。例如套中人，做事说话都带着“套”的人随处可见，到现在仍旧是这样的。作为学者，一定要避开套而进行原创，在精神领域里面没有原创就没有价值。
书香：您还是隙缝人吗？
刘：我仍然是一个隙缝人，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生存。我是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中求生，但纯粹的精神领域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触摸、理解，所以这也是一个夹缝。我虽然在夹缝中，还是尽可能地去创造，所以现在很希望能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打通学问与生命的连接。这是我的追求。
写作是生命体认，为延续生命而写作
书香：能谈谈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吗？
刘：我现在的状况，最重要的是构造一个象牙之塔。“象牙之塔”在二十世纪是一个贬义词，鲁迅曾提倡作家不能总关在屋子里，要“走出象牙之塔”，去十字街头拥抱社会、拥抱万象。我们尊重各种选择，同时自己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我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远离社会，远离政治。我认为作者不应该从政，作家一旦参与政治，即意味着生命的无辜消耗，二十世纪这样的例子很多，法国的阿拉贡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共产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掺入政治倾向后，价值就不高。
这个时候我选择回到象牙之塔，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要保证有面包和牛奶，为了谋生到香港当客座教授；还必须耐住寂寞和清贫，只有这样，才能抵达达摩之洞，进入面壁状态。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纯粹的文学状态，文学状态与非文学状态区别很大。我介绍高行健的时候，总喜欢说他是“状态中人”，确实他一直处在文学状态中，这是一种非功利、非公民、非集团、非政治、非市场的状态，而且他一直坚持下来了，获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出国以后我完全简化了社会关系，现在仅存与学生、学校老师、几个朋友以及大自然的关系。现在我和大自然的关系已经重于与人的关系。海明威最后的状态也是这样的，他为什么站着写作，因为他要在两个小时内写完，他急着去打鱼，急着奔向大海，自豪地把捕到的鱼提起来给人们看。我现在黎明写作，总希望快点写完，然后去草地上开拖拉机，割草、种地。
我很喜欢体力劳动，连老朋友李泽厚都感到惊讶，他和太太都很佩服我这一点。我从小学开始就是学校的劳动模范，获得过很多模范奖牌，上学时劳模的称号基本上被我垄断了，甚至还获得过捕鼠英雄的称号。大学毕业第一年去山东，被推为“劳动标兵”，后来在干校时体力劳动也很积极。我擅长于体力劳动，但是我的脑力劳动却总受批判，所以我怀疑我是走错路了。
书香：您常说“‘看空’而积极”，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刘：人看空、看透后如何继续生活，这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例如《红楼梦》是教人看空、看透的，我看完书后却更加有力量。禅宗的三个阶段，第一，山是山，水是水；第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第三，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这其实是看空的过程。只有将功名、世俗看透，才能积极延续生命。甄宝玉与贾宝玉见面的时候，贾宝玉满怀欣喜，而后却为甄宝玉要“立言、立德、立功”的“酸论”而万分失落。实际上，甄宝玉看到的贾宝玉是本真的自我，可惜他已经不认识了。我写“红楼四书”不是为研究，研究讲究的是知识性、理论性、考证性，《红楼梦》作为我的生命体认对象，完全是处于内在生命的需求，这个跟波斯王国宰相的女儿一样，为了活下去而讲一千零一个故事，我是为了延续生命而写作。
采访过程中，脑海中一直出现布列松的形象，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有个“决定性瞬间”的说法，指的是最佳照片都是敏捷地抓住恰好出现的瞬间光影，此时，无论是一个轮胎还是一小片水洼，都各得其所，显露出非比寻常的意义和美。然而他说：“实际上，我对摄影本身并无兴趣，我的兴趣在于抓取若干分之一秒的现实。”他所“抓取”的这一瞬间，让看照片的人望洋兴叹，因为，把有意义的东西带给世界的人，必然与取景相框中的事物灵犀相通。
刘再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悟”之禅宗，与布列松如出一辙。悟，即灵犀相通，是生命体认的至高境界，它让人回归自式，即我式，此时，任何樊篱都消散，留下一闪而过的自由之念。
高行健说，自由是一种颜色，一种语调。
刘再复说，幸福是瞬间对自由的感悟，只存在于纯粹的精神领域，自我感悟才能触及。
对话
文学是我的信仰
书香：近年来，您除了文学创作，还涉足文学评论。对您来说，文学意味着什么？
刘：对文学，我其实并不是兴趣，而是一种信仰。沈从文曾告诉一位前来求取文学造诣“真经”的青年说，对文学，有兴趣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信仰它。所谓信仰，就是可以为它牺牲一切。在人文的精神创作里面，历史代表深度，文学代表广度，哲学代表高度。莎士比亚对历史的了解让常人莫及，但丁在哲学上的造诣异常丰厚。对我来说，把学问、思想、文采三者打通，把哲学、历史、文学三者打通，才会有后劲。我现在70岁了，却感到一切才刚刚开始。人生是充满悲剧性的，当你的思想刚开始成熟，却要面对死神的等待。这一点上，李泽厚曾说他有一个死亡假设，假设这时候自己已经死亡，那么，财富、权力、功名还值得再去追求吗？
书香：如果早年您继续留在国内，也许没法像在国外那样静下心读书，没法沉淀出超然的境界。当年的“出走”，反倒成就了今天的您？
刘：出国以后我的座右铭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真正的宝贝，都是沉在海底的。我现在退休了，真正进入到读书、写作的沉淀状态，也可以说是面壁状态，类似“达摩面壁”。落基山就在我家对面，它就是我的“壁”。这就是我的沉静状态。我的经验是，只有在沉静状态，你才能跟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灵魂相逢。人浮躁的时候是不会遇见那些灵魂的，当然也不可能对话。我出国以后接触这些书，有些是表象的，有些是内在的，荷马、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对话的对象。
书香：您即使是在面壁，也是心忧天下；您对故土还是有无尽的眷恋，这也成了您写作很重要的动力，而且使您有别于哲学家的晦涩、概念化，取而代之有灵性的血肉。您是如何定义“故乡”的？
刘：确实是这样的。我后来想清楚了，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确实还有牵挂，祖国，故乡。大乘佛教禅宗的要点有三条：第一，放下；第二，放下；第三，放下。我在当中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不在乎也无法领悟这些，出国对我确是一盏明灯，放下权利欲，放下功名，放下财富，还要放下焦虑，放下孤独感。不断地放下，奇怪的是，有样东西始终放不下，就是乡情。我所居住的科罗拉多高原上，很有“天苍苍，野茫茫”的意境，我想到故国就沧然而涕下，除了故土，还有亲人、朋友。我的哲学提纲里也说到，情感是最后的真实。我不断地重新定义故乡，一方面是自己的精神境界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我尽可能地把乡愁往形而上提升，变成良知的乡愁、心灵情感的乡愁。
李泽厚先生一再讲，西方的文化讲究合理、合法，中国文化除了讲合理，还讲合情。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它可能带来长处，也会带来短处。
书香：在上世纪80、90年代，文学的地位非常高。但是现在称别人为“文学青年”好像是一种嘲讽，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刘：文学越来越退向边缘，这是必然的，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学本身的原因。从社会原因看，一旦进入商业社会，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现有一个现象是全人类都在变质，人类变成一种金钱动物，共同崇尚一种伪宗教，即金钱拜物教。巴尔扎克说对了，这个世界将变成一个金钱开动的机器。文学被排挤也就成了必然；从文学本身看，文学作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学养不够。当我们学习鲁迅精神的时候，不能忘记鲁迅的学养。二是趣味问题，高级的审美趣味对一个作家来说至关重要。高行健的作品，很多人看不懂，但让欧洲的高级知识分子着迷，他把看不见的心灵状态转化成可视的剧情，这种投射是很难做到的。未达到高级趣味修养，不能轻易怪罪，这不是人自身的错误。三是灵魂的问题。这就是作家本身的问题了。一个作家不能追求世俗角色，而应该注重本真角色。世俗角色能带来世俗的利益，但稍有疏忽就会损害人的灵魂、本真。
我只管练佛不管行佛，社会上怎么看文学，是否接受文学，不必多想；外在的评价不重要，自己到了什么境界却很需要自己去意识。一个人，要自己觉悟到自由才自由。我不在乎万人之愕愕，我却能满足于一人之啧啧。
书香：您曾经说过，21世纪应该由文学世纪转变成教育学的世纪，这基于什么？
刘：由文学的世纪变成教育学的世纪，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二十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二十一、二十二世纪则应该是教育学的世纪。这是我和李泽厚达成的共识。二十世纪强调语言本体，但实际上它倾向于一个工具；二十世纪也是一个机器世纪，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变成计算机附件。
二十一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是指依靠教育，恢复以人的尊严、价值为中心，发展全面优秀的人性。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职业、生产技能，而是培养全面优秀的人性，以提高生命质量。这也符合孔子“学为人”的基本理论。如果人是抱着提升自己的心态去学习、创造，你将永远不会满足，所谓学无止境，而且，“学”成为一种享受，而不是现在学校普遍的“忍受”。
普遍的人性是永远存在的
书香：《人伦二十五种》这本书中，您概括了25种人性。20年后的今天，您对当时的概述有没有新的看法？
刘：我过去太沉重，如果分轻人和重人的话，我应该是属于重人的。卡尔维诺在最后一场演讲中说到，世界将越来越沉重，唯一的办法是以轻御重。这给我很深的启发，让我决定以轻驾驭重，所以《人论二十五种》这本书带有戏剧性，用“轻”之角色来观看人性，但当时刚出国，捕捉普遍人性，还是带有情绪，要是现在写，那些带情绪的话就不会出现了。普遍的人性是永远存在的，没有时效性，不会过时。例如套中人，做事说话都带着“套”的人随处可见，到现在仍旧是这样的。作为学者，一定要避开套而进行原创，在精神领域里面没有原创就没有价值。
书香：您还是隙缝人吗？
刘：我仍然是一个隙缝人，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生存。我是在纯粹的精神领域中求生，但纯粹的精神领域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触摸、理解，所以这也是一个夹缝。我虽然在夹缝中，还是尽可能地去创造，所以现在很希望能打通中西文化的血脉，打通学问与生命的连接。这是我的追求。
写作是生命体认，为延续生命而写作
书香：能谈谈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吗？
刘：我现在的状况，最重要的是构造一个象牙之塔。“象牙之塔”在二十世纪是一个贬义词，鲁迅曾提倡作家不能总关在屋子里，要“走出象牙之塔”，去十字街头拥抱社会、拥抱万象。我们尊重各种选择，同时自己也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我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远离社会，远离政治。我认为作者不应该从政，作家一旦参与政治，即意味着生命的无辜消耗，二十世纪这样的例子很多，法国的阿拉贡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共产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掺入政治倾向后，价值就不高。
这个时候我选择回到象牙之塔，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要保证有面包和牛奶，为了谋生到香港当客座教授；还必须耐住寂寞和清贫，只有这样，才能抵达达摩之洞，进入面壁状态。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纯粹的文学状态，文学状态与非文学状态区别很大。我介绍高行健的时候，总喜欢说他是“状态中人”，确实他一直处在文学状态中，这是一种非功利、非公民、非集团、非政治、非市场的状态，而且他一直坚持下来了，获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出国以后我完全简化了社会关系，现在仅存与学生、学校老师、几个朋友以及大自然的关系。现在我和大自然的关系已经重于与人的关系。海明威最后的状态也是这样的，他为什么站着写作，因为他要在两个小时内写完，他急着去打鱼，急着奔向大海，自豪地把捕到的鱼提起来给人们看。我现在黎明写作，总希望快点写完，然后去草地上开拖拉机，割草、种地。
我很喜欢体力劳动，连老朋友李泽厚都感到惊讶，他和太太都很佩服我这一点。我从小学开始就是学校的劳动模范，获得过很多模范奖牌，上学时劳模的称号基本上被我垄断了，甚至还获得过捕鼠英雄的称号。大学毕业第一年去山东，被推为“劳动标兵”，后来在干校时体力劳动也很积极。我擅长于体力劳动，但是我的脑力劳动却总受批判，所以我怀疑我是走错路了。
书香：您常说“‘看空’而积极”，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刘：人看空、看透后如何继续生活，这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例如《红楼梦》是教人看空、看透的，我看完书后却更加有力量。禅宗的三个阶段，第一，山是山，水是水；第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第三，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这其实是看空的过程。只有将功名、世俗看透，才能积极延续生命。甄宝玉与贾宝玉见面的时候，贾宝玉满怀欣喜，而后却为甄宝玉要“立言、立德、立功”的“酸论”而万分失落。实际上，甄宝玉看到的贾宝玉是本真的自我，可惜他已经不认识了。我写“红楼四书”不是为研究，研究讲究的是知识性、理论性、考证性，《红楼梦》作为我的生命体认对象，完全是处于内在生命的需求，这个跟波斯王国宰相的女儿一样，为了活下去而讲一千零一个故事，我是为了延续生命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