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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位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唐宋八大家”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对中国政治文明尤其是监督思想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几乎同时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过巡视监察官，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先后担任过右司谏、御史中丞，欧阳修也担任过谏官，王安石著有《谏官论》，曾巩曾主笔起草过国家巡视监察制度训示。“唐宋八大家”对巡视监察的认识和实践体现了东方式的政治智慧，对于我们正确履行职责，以改革创新精神，更好地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权责对等的立法方针
对于“唐宋八大家”而言，巡视制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进谏是古道。但古道如何过新车，立法方针至关重要。
始于原始社会的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到唐代时，巡视监察机构的名称又有新变化。在权力授予上，延续和强化了秦汉时的做法，赋予巡视监察官极高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权力。《资治通鉴·唐纪》载：“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诐相倾覆。”到宋代，王安石认为，谏官是“天子之士”，“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无所不当言”。欧阳修甚至主张，巡视监察官“可与天子争是非”，其有着至高的权力和特殊地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唐宋巡视制度立法的一个基本方针。欧阳修说，巡视监察官是“非大位而大任”，应当“朝就职夕建言”，才能“上无不闻，下无不达”。他认为，巡视监察官是“一时之公评系也”，“天下之事，宰相可管，巡视可言”，“以一人之身系天下得失，当万世之是非”。这些责权同重的思想表明，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体现了对巡视监察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为唐宋完善巡视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以德为先的选任原则
自唐以后，中央和地方专设了巡视督察机构。唐宋时期，对于选拔巡视监察官，都非常重视其素质的考察，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
由曾巩代拟的《御史迁郎官制》中说，皇帝“甚重其选”。王安石在《谏官论》中主张，巡視监察官首要的品质是贤德，“称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其道德必称其位，所谓以贤也”。欧阳修主张，巡视监察官要“有气节，不沉浮，得失利天下”，“非材且贤不能为”。由曾巩主持制定的中央巡视工作制度，对巡视监察官的选拔也有严格的标准：“博学精识，通于世用”；“敏茂直清，通于学问”；“好古知方，强于自立”；“非秉义纯笃、望实敷于上下，不称其任”。
这表明，巡视监察官这个职位，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种能力的人才能胜任：有“守正向公之志”的理想道德，有“辨别是非之明”的实践能力，知识面宽和实践经验丰富。唯其如此，才能达到“使贤不肖忠邪不失其实”的目的。
这种严把入口关的选人思想，符合巡视监察“以小事大”的特殊要求，为保持巡视队伍的高素质提供了可靠保障。对于我们严格选拔标准、加强巡视队伍建设，很值得借鉴，尤其在拓展知识面方面，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执着、精进的从业信条
“唐宋八大家”不仅文章盖世，他们对巡视监察事业的执着、精进精神，亦值得称道。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说：“谏不足听者，辞不足感心也。”他分析说，一件事反复向上报告都未能打动中央，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巡视报告没写好，直接影响了问题的解决。韩愈曾就某高官击球之事，直接向其本人写信进谏。后人评价说，此“谏言才数百言，使人意动神悚”，并以此与柳宗元的巡视报告比较，称柳宗元“上千字劝人，反而缓而不切”，感叹“人才相去，不可及哉”。可见，巡视报告写作无止境。只有把巡视报告写到上司“意动神悚”时，才不会“不足听”，不会“辞不足感心”，不会“谏者不休，执事不止”。
韩愈还透露自己的写作秘诀：把巡视报告写到“意动神悚”的境界，关键是要“切身”，抓要害，不能只讲表面现象。韩愈写的那封信，“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牵引相比也，特以击球之间之事明之耳”，把击球放到养生大背景下去讲道理，用马性与人性相比较，以增强报告的说理性。韩愈还认为，不论何时，报告都要报实情，哪怕是进牢房、掉脑袋，也在所不惜。
韩愈曾因进谏旱灾等事，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韩愈那篇《论天旱人饥状》的巡视报告，区区数百字，却表达了七层意思，一是开门见山概括旱情，“田种所收，十不有一”；二是肯定了国家免租赋的政策和救灾措施；三是列举了存在的“弃子逐妻求食”“人毙道旁”等主要问题；四是指出这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五是强调当地的地位重要；六是建议中央进一步强化惠民政策；七是提出了免征税的政策建议。
虽然历史已过千年，韩愈坚持民生为贵的政治立场和精益求精的从业态度，对于我们提高发现问题的水平和写作巡视报告的质量，仍具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大义至上的价值取向
唐宋时期的巡视监察虽然也有考、荐、察等多项职能，但最重要的职能和任务是监督，是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朝廷“能坐见天下官吏贤愚善恶”。
然而，一项制度实施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偏差或执行时走样。对此，“唐宋八大家”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及时纠正巡视实践中偏离制度的现象。针对一些巡视监察官不愿意反映问题，曾巩上书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巡视监察官不坚持原则、“与时俯仰”，上级想听的听不到，下面想说的说不上，违背了巡视的本意，甚至批评一些巡视报告“一纸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时人喜怒”。
王安石向皇帝进谏时曾引用孟子的话，主张巡视监察官“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苏辙也曾上书皇帝，严厉批评巡视人员不作为的现象。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阐述巡视监察官与其他官员的关系，百官是“任职之责”，巡视监察官是“天下之责”，如果巡视监察官失职，就要受到“百世之讥”。
“唐宋八大家”这种大义至上的气节和主动担当的价值取向，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提倡。这对于我们保持巡视工作的正确方向，切实解决为谁巡视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着眼改革的战略眼光
唐宋时的巡视监察重在抓问题、报实情、提建议，尤其看重建言献策，把能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作为一种追求。在这方面，“唐宋八大家”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韩愈在任巡视监察官期间，十分关注朝廷重大政策的落实情况，并针对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修正意见，建议进行二次改革。比如，他针对“两税制”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报告“钱重物轻”“民以为患”的实情，并亮出自己的调查结论——“钱重物轻，为弊颇甚”，提出了“以物代钱”“禁钱不得出五岭”的治本建议。因为，五岭以南的广东作为商贸特区，可以同时以金、银、铜为货币。
同样，欧阳修针对当朝政策变化太快、官员变换太频和不作为等弊端，提出了三条治国之策：“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三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与“万事”的联系。他还建议，国家在实施重大事项、重大政策之后，都要进行赏罚。这种推进制度改革的勇气和建言行动，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搞“一刀切”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创造一流巡视业绩所应追求的境界。
遵循规律的工作方法
在古代，巡视监察官的工作成果主要体现为提出的意见、建议能否被皇帝或朝廷采纳。因此，汇报的技巧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巡视监察官出身的苏洵十分重视对巡视规律和方法的研究。苏洵主张，要运用好巡视成果，就要讲究巡视汇报的策略和方法，并提出了汇报的进谏五术：一是“理而谕之”讲道理，二是“势而进之”明形势，三是“利而诱之”摆利害，四是“激而怒之”辩是非，五是“隐而讽之”讲群众语言。而要达到这种汇报境界，苏洵认为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是有比干的忠心，二是有苏秦的口才。苏洵建议，作为巡视监察的领导与管理机关，要采取三种办法来激励巡视监察官履职尽责：一是重用，二是奖励，三是问责。
苏洵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他对传播规律、对上沟通艺术和对下领导艺术的把握，同时也揭示了一个道理：忠诚与能力，是做好巡视工作的重要前提。
与时俱进的法治思想
唐宋时期之所以被后来研究者称为我国巡视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制度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法规制度，用制度来监管权力和队伍，保证制度切实发挥作用。这些政策制度的法理渊源，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唐宋八大家”。
宋仁宗嘉祐年间，曾巩代皇帝起草一批巡视监察制度训示，规定了巡视监察官的任务和职责。比如，《御史中丞制》规定，“御史府持吾邦法，所以纠官邪，绳不恪，辅予于治”，确立了巡视监察所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使巡视监察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再如，曾巩在《御史迁郎官制》中说，“御史董摄纲纪，肃正朝廷。于政之有不当于理，于臣之有不协于极，皆得言之”，从而确定了巡视监察的职责范围。
“唐宋八大家”善于在巡视实践中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和完善制度。针对兼职巡视监察中的监督虚化问题，欧阳修建议朝廷设立按察之法，在各路设立专职巡视官员，即按察使。他认为，一旦实行专职巡视，“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针对一些巡视监察官向朝廷推荐官员“多循亲戚，举既非材”，欧阳修建议朝廷修改完善巡視举官制度，主张改革旧制，打破利益格局，完善举官之法，实施“举主连坐”，以防伪滥，使巡视监察官不敢不举优秀官员，做到唯才是举。
正是“唐宋八大家”将自己的政治智慧转化为国家制度，才推进了唐宋巡视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促进了国家的政治清明。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年2月26日。文中链接为编者所加）
古代对监察官员的后期考绩
古代监察官员的管理方面，除了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拔之外，还特别注重后期的严格考绩。如唐代以“四善二十七最”考核百官。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百官的要求。“二十七最”是根据各个部门和地方的职责的不同而分别提出的具体要求，其中对监察官员的要求是：“访察精审，弹举必当。”南宋时颁布的行政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监司考核事例”条对“转运、提点刑狱、提举”等负有监察责任的官员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考绩规定。
除了一年一度或三年一度的考绩之外，古代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加强对监察官员平时的考察。如宋代规定御史每月至少必须奏事一次，叫作“月课”，如果上任以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被认为是不称职，要被罢黜作外官，或罚“辱台钱”。清代的都察院对出巡御史各立一考核专册，逐日登记其举劾事项，作为定期考核的依据。
历代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约束和箝制措施，以保证公平公正，防止监察官员滥用职权。如唐代尚书左、右丞兼有弹奏御史之责，尚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三者有互监关系。宋代和清代，还规定御史之间可以互监，宋代有《诸路监司互察法》，清代也有《互监法》，要求监察官员相互弹劾。
（据李育华《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的管理制度》，《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
在“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几乎同时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过巡视监察官，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先后担任过右司谏、御史中丞，欧阳修也担任过谏官，王安石著有《谏官论》，曾巩曾主笔起草过国家巡视监察制度训示。“唐宋八大家”对巡视监察的认识和实践体现了东方式的政治智慧，对于我们正确履行职责，以改革创新精神，更好地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权责对等的立法方针
对于“唐宋八大家”而言，巡视制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进谏是古道。但古道如何过新车，立法方针至关重要。
始于原始社会的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到唐代时，巡视监察机构的名称又有新变化。在权力授予上，延续和强化了秦汉时的做法，赋予巡视监察官极高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权力。《资治通鉴·唐纪》载：“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诐相倾覆。”到宋代，王安石认为，谏官是“天子之士”，“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无所不当言”。欧阳修甚至主张，巡视监察官“可与天子争是非”，其有着至高的权力和特殊地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唐宋巡视制度立法的一个基本方针。欧阳修说，巡视监察官是“非大位而大任”，应当“朝就职夕建言”，才能“上无不闻，下无不达”。他认为，巡视监察官是“一时之公评系也”，“天下之事，宰相可管，巡视可言”，“以一人之身系天下得失，当万世之是非”。这些责权同重的思想表明，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体现了对巡视监察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为唐宋完善巡视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以德为先的选任原则
自唐以后，中央和地方专设了巡视督察机构。唐宋时期，对于选拔巡视监察官，都非常重视其素质的考察，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
由曾巩代拟的《御史迁郎官制》中说，皇帝“甚重其选”。王安石在《谏官论》中主张，巡視监察官首要的品质是贤德，“称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其道德必称其位，所谓以贤也”。欧阳修主张，巡视监察官要“有气节，不沉浮，得失利天下”，“非材且贤不能为”。由曾巩主持制定的中央巡视工作制度，对巡视监察官的选拔也有严格的标准：“博学精识，通于世用”；“敏茂直清，通于学问”；“好古知方，强于自立”；“非秉义纯笃、望实敷于上下，不称其任”。
这表明，巡视监察官这个职位，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三种能力的人才能胜任：有“守正向公之志”的理想道德，有“辨别是非之明”的实践能力，知识面宽和实践经验丰富。唯其如此，才能达到“使贤不肖忠邪不失其实”的目的。
这种严把入口关的选人思想，符合巡视监察“以小事大”的特殊要求，为保持巡视队伍的高素质提供了可靠保障。对于我们严格选拔标准、加强巡视队伍建设，很值得借鉴，尤其在拓展知识面方面，更显得必要和紧迫。
执着、精进的从业信条
“唐宋八大家”不仅文章盖世，他们对巡视监察事业的执着、精进精神，亦值得称道。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说：“谏不足听者，辞不足感心也。”他分析说，一件事反复向上报告都未能打动中央，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巡视报告没写好，直接影响了问题的解决。韩愈曾就某高官击球之事，直接向其本人写信进谏。后人评价说，此“谏言才数百言，使人意动神悚”，并以此与柳宗元的巡视报告比较，称柳宗元“上千字劝人，反而缓而不切”，感叹“人才相去，不可及哉”。可见，巡视报告写作无止境。只有把巡视报告写到上司“意动神悚”时，才不会“不足听”，不会“辞不足感心”，不会“谏者不休，执事不止”。
韩愈还透露自己的写作秘诀：把巡视报告写到“意动神悚”的境界，关键是要“切身”，抓要害，不能只讲表面现象。韩愈写的那封信，“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牵引相比也，特以击球之间之事明之耳”，把击球放到养生大背景下去讲道理，用马性与人性相比较，以增强报告的说理性。韩愈还认为，不论何时，报告都要报实情，哪怕是进牢房、掉脑袋，也在所不惜。
韩愈曾因进谏旱灾等事，被贬为广东阳山县令。韩愈那篇《论天旱人饥状》的巡视报告，区区数百字，却表达了七层意思，一是开门见山概括旱情，“田种所收，十不有一”；二是肯定了国家免租赋的政策和救灾措施；三是列举了存在的“弃子逐妻求食”“人毙道旁”等主要问题；四是指出这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五是强调当地的地位重要；六是建议中央进一步强化惠民政策；七是提出了免征税的政策建议。
虽然历史已过千年，韩愈坚持民生为贵的政治立场和精益求精的从业态度，对于我们提高发现问题的水平和写作巡视报告的质量，仍具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大义至上的价值取向
唐宋时期的巡视监察虽然也有考、荐、察等多项职能，但最重要的职能和任务是监督，是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使朝廷“能坐见天下官吏贤愚善恶”。
然而，一项制度实施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偏差或执行时走样。对此，“唐宋八大家”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及时纠正巡视实践中偏离制度的现象。针对一些巡视监察官不愿意反映问题，曾巩上书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巡视监察官不坚持原则、“与时俯仰”，上级想听的听不到，下面想说的说不上，违背了巡视的本意，甚至批评一些巡视报告“一纸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时人喜怒”。
王安石向皇帝进谏时曾引用孟子的话，主张巡视监察官“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苏辙也曾上书皇帝，严厉批评巡视人员不作为的现象。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阐述巡视监察官与其他官员的关系，百官是“任职之责”，巡视监察官是“天下之责”，如果巡视监察官失职，就要受到“百世之讥”。
“唐宋八大家”这种大义至上的气节和主动担当的价值取向，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提倡。这对于我们保持巡视工作的正确方向，切实解决为谁巡视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着眼改革的战略眼光
唐宋时的巡视监察重在抓问题、报实情、提建议，尤其看重建言献策，把能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作为一种追求。在这方面，“唐宋八大家”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韩愈在任巡视监察官期间，十分关注朝廷重大政策的落实情况，并针对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修正意见，建议进行二次改革。比如，他针对“两税制”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报告“钱重物轻”“民以为患”的实情，并亮出自己的调查结论——“钱重物轻，为弊颇甚”，提出了“以物代钱”“禁钱不得出五岭”的治本建议。因为，五岭以南的广东作为商贸特区，可以同时以金、银、铜为货币。
同样，欧阳修针对当朝政策变化太快、官员变换太频和不作为等弊端，提出了三条治国之策：“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三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与“万事”的联系。他还建议，国家在实施重大事项、重大政策之后，都要进行赏罚。这种推进制度改革的勇气和建言行动，坚持实事求是而不搞“一刀切”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创造一流巡视业绩所应追求的境界。
遵循规律的工作方法
在古代，巡视监察官的工作成果主要体现为提出的意见、建议能否被皇帝或朝廷采纳。因此，汇报的技巧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巡视监察官出身的苏洵十分重视对巡视规律和方法的研究。苏洵主张，要运用好巡视成果，就要讲究巡视汇报的策略和方法，并提出了汇报的进谏五术：一是“理而谕之”讲道理，二是“势而进之”明形势，三是“利而诱之”摆利害，四是“激而怒之”辩是非，五是“隐而讽之”讲群众语言。而要达到这种汇报境界，苏洵认为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是有比干的忠心，二是有苏秦的口才。苏洵建议，作为巡视监察的领导与管理机关，要采取三种办法来激励巡视监察官履职尽责：一是重用，二是奖励，三是问责。
苏洵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他对传播规律、对上沟通艺术和对下领导艺术的把握，同时也揭示了一个道理：忠诚与能力，是做好巡视工作的重要前提。
与时俱进的法治思想
唐宋时期之所以被后来研究者称为我国巡视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制度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法规制度，用制度来监管权力和队伍，保证制度切实发挥作用。这些政策制度的法理渊源，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唐宋八大家”。
宋仁宗嘉祐年间，曾巩代皇帝起草一批巡视监察制度训示，规定了巡视监察官的任务和职责。比如，《御史中丞制》规定，“御史府持吾邦法，所以纠官邪，绳不恪，辅予于治”，确立了巡视监察所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使巡视监察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再如，曾巩在《御史迁郎官制》中说，“御史董摄纲纪，肃正朝廷。于政之有不当于理，于臣之有不协于极，皆得言之”，从而确定了巡视监察的职责范围。
“唐宋八大家”善于在巡视实践中发现问题，及时改进和完善制度。针对兼职巡视监察中的监督虚化问题，欧阳修建议朝廷设立按察之法，在各路设立专职巡视官员，即按察使。他认为，一旦实行专职巡视，“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针对一些巡视监察官向朝廷推荐官员“多循亲戚，举既非材”，欧阳修建议朝廷修改完善巡視举官制度，主张改革旧制，打破利益格局，完善举官之法，实施“举主连坐”，以防伪滥，使巡视监察官不敢不举优秀官员，做到唯才是举。
正是“唐宋八大家”将自己的政治智慧转化为国家制度，才推进了唐宋巡视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促进了国家的政治清明。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年2月26日。文中链接为编者所加）
古代对监察官员的后期考绩
古代监察官员的管理方面，除了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拔之外，还特别注重后期的严格考绩。如唐代以“四善二十七最”考核百官。所谓“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百官的要求。“二十七最”是根据各个部门和地方的职责的不同而分别提出的具体要求，其中对监察官员的要求是：“访察精审，弹举必当。”南宋时颁布的行政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监司考核事例”条对“转运、提点刑狱、提举”等负有监察责任的官员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考绩规定。
除了一年一度或三年一度的考绩之外，古代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加强对监察官员平时的考察。如宋代规定御史每月至少必须奏事一次，叫作“月课”，如果上任以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被认为是不称职，要被罢黜作外官，或罚“辱台钱”。清代的都察院对出巡御史各立一考核专册，逐日登记其举劾事项，作为定期考核的依据。
历代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约束和箝制措施，以保证公平公正，防止监察官员滥用职权。如唐代尚书左、右丞兼有弹奏御史之责，尚书省、门下省和御史台三者有互监关系。宋代和清代，还规定御史之间可以互监，宋代有《诸路监司互察法》，清代也有《互监法》，要求监察官员相互弹劾。
（据李育华《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的管理制度》，《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