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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与困惑
○ 刘福春
《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了，关于这部书的撰写虽然在该书《后记》中有所交待，但仍觉得还是有话可说，现就为什么要撰写新诗编年史、撰写一部什么样的新诗编年史以及其中的不足与困惑简述如下。
一、为什么要撰写新诗编年史
我在该书《后记》中讲到，自1980年2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一直从事新诗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新诗史研究工作。三十多年，我阅读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所藏1949年前的全部和1949年后的大部分新诗书刊与其他文学期刊，访查了全国5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早期新诗文献，与诗作者通信近万封，并收集到诗集、诗刊、诗报、诗论集、书信等新诗文献几万件。随着对新诗文献掌握的增多和对历史了解的深入，渐渐有了撰写新诗编年史的冲动。至于所以选择编年体这种形式来撰写新诗史，现在想一想，主要有以下原因。
1. 超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复杂的历史并发挥我之所长。编年体这种形式即有时间的纵深，更有空间的广度，超大的空间可以容纳近百年新诗的丰富与复杂。这里没有篇幅限制与章节的约束，你可以尽情地去发掘、开采新诗文献并充分地利用。我收集、整理新诗文献三十多年，有了十分可观的积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文献，编年体无疑是最好的形式。
2. 简单而严格的时间顺序可使庞杂的历史得到清晰的呈现。近百年的新诗历程是曲折而复杂的，繁多的创作与出版，纷杂的社团和论争，不同的地域和差异的形态，等等。分类与归纳的困难很大，也会造成一定的舍弃与遮蔽。而编年体这种形式却使操作变得非常便利，只要遵循日月年这简单的排列就可使混乱的历史显得有序。这一形式是严格的，也是自由的。你必须严格地遵从时序的规则，而在每一个时间点上又是开放的，不同空间的不同事件都可以在同一时间点上展开。
3. 无人问津而可填补研究之空白。无论是我开始撰写编年史之时还是到现在，章节体（纪传体）的新诗史已经出版了很多，但编年体新诗史还未见有他人去做。撰写一部新诗编年史，无疑可以填补空白，也是新诗史研究的需要。
二、撰写一部什么样的新诗编年史
总的说来，我希望这265万字的著作能够既忠实于历史又有新的发现，更深和更广地展现当时的风貌和上一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与问题，勾画出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具体的努力有下面六点。
1. 问题意识。近些年我比较关注新诗史中的问题，这也是这部著作想要突出的。在撰写《中国新诗编年史》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面对20世纪的新诗，只是从艺术和诗的角度进入会感到资源十分贫乏，像新民歌、“文革”诗歌等等，20世纪很大一部分新诗作品并不是艺术或诗的，但如果站在问题的角度加以审视，其丰富、独特和复杂怕是中国诗歌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相比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力求能更多地包含和揭示近一个世纪新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可以说这部著作就是一部问题史，因此在资料的取舍上与其他新诗史有了很大的不同。
2. 可信客观。这一点应该是此类著作的基本要求，我当然也不能例外。为保证叙述可靠，我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宁缺勿滥，而且每一条都要注明出处，努力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在叙述上力求客观呈现，不用主观判断之语，只摆事实，不讲道理，我相信史料自己会说话。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客观也只能是相对的，我不可能将收集到的文献全部写入编年史，必须要进行适当的选择，有选择就很难做到客观。而且我也并非一个冰冷的历史记录者，撰写的过程中不能不带着感情，甚至还可能带有偏见。
3. 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上的术语我借用于此不知是否合适，但确是我的一个努力方向。新诗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发展的？或者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新诗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都是我一直的追问。我想通过这部编年史比较详细地描述我所发现的新诗发展的过程，它何时诞生，都有哪些人参与，出版了什么书刊，举办了何种活动等，使新诗的流变能够获得具体的呈现。
4. 丰富广阔。丰富与复杂是我对近百年新诗的一个理解，也是我用心呈现的重点。因此在引证文献上，除了新诗本身的文献之外，我也使用了大量相关文献，甚至是使用了一些别人忽略或不用的材料。在地域上，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史实融为一体，使不同空间、不同形态的新诗史事在同一时间点上能够互动。作品的选择上，在重视有“影响”和“优秀”的同时也收入了大量并不“重要”的作品，这样做一是为呈现新诗创作的生态和原貌，也含有对一般新诗写作者的尊重。
5. 有趣可读。《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后，一些朋友觉得这部书还有趣可读，这也是我的一个追求。应该承认，此类著作一般是作为工具书来用的，可读性不强，或者基本没有可读性。而我一直强调中国新诗史是丰富的、鲜活的，新诗编年史不应是干瘪的条目的堆积。为表现这丰富和鲜活，我大量引用了当事人当时的日记和后来的回忆等，呈现了一些历史的细节，从而让所述的历史更显得丰满，也增加了此类著作的有趣与可读性。
6. 独立完成。从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学编年史看，多为集体的合作，个人独立完成的不是很多。集体合作可以较快见到成果，个人的努力则需要耐力的磨练。合作的编年史有其优势，个人独立完成也有其特点。独立完成是我的选择。
三、不足与困惑
《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后得到了朋友们的许多好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明显的，有些问题则隐藏在此书长处的背面，并一直在撰写中困扰着我。
1. 此书明显的不足：一是诗刊缺失太多或所见不完整，20世纪到底出版了多少种诗刊，每种诗刊共出多少期很多都不清楚；二是报纸副刊发掘得不够，很多报纸副刊特别是有些诗刊、诗特刊都未见到；三是台湾、香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利用得很少，因此台港方面的史事多有缺失；四是翻译文献失收；五是还有很多需要阅读或重新阅读的文献没能阅读。但愿以后能有机会弥补以上不足。 2. 《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完成，是我三十余年的积累。如此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是此书得以完成的保证，但也带来一些自身的问题。诸如在长时间的撰写过程中，撰写者的文学史观念等前后会发生很大变化，变化的观念决定了史料的取舍、多寡、轻重等标准的不尽相同，而很多文献又不可能重新阅读。像孙玉石先生提出的，1946年7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2期刊出的吴兴华诗三首收入了编年史，而孙道临的三首诗《春天向我们的心上落雨》《星期日之夜》《野火时作》却失收。其原因无疑在于这资料是很早以前读到的，当时以为孙道临的诗作不多可以不收，如果是在近期读到，那么收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3. 为保证叙述可靠，我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宁缺勿滥，由此也致使一些没能查到原始资料的史实有所缺漏。这主要表现在台湾与香港方面的新诗文献的缺失。需要说明的，有些缺失并不是因为没有见到第一手资料，而是所见的资料无法使用，这很多是出于技术原因，比如有些出版物的出版日期无法确定等。
4. 撰写此类著作，资料的发现与积累无疑是最大的难度，然而对我来说更大的困难还是选择。一本诗集，一种刊物，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料都写入编年史，编年体提供的空间再大也必须有所选择。我担心因为我的疏忽遗漏了可能最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又害怕因为我的选择遮蔽了书刊的原貌。于是我制订了这样的选收原则：一是重要诗人的作品和被公认的作品优先收入，二是报刊头条刊发的作品和报刊重点推出的作品优先收入，后者是想以此来呈现该报刊的基本倾向。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一个人与一部书
○ 郭 娟
一个人默默耕耘三十多年，今天终于收获了一份厚重丰饶的果实——《中国新诗编年史》，我们来共同分享这收获的喜悦。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就简单谈谈成书过程吧。
确立一个选题，不仅看内容也要看作者，《中国新诗编年史》这个选题尤其要看作者。这个题目之所以此前没有人做，原因就是题目太大了，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那种个性化的题目，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工程。我认识刘福春先生有许多年了，听过许多有关他搜求新诗资料的故事。亲见的也有，比如他对我社资料室的藏书情况就了然于胸，常让我帮他借来看。他家里的资料早堆不下了，幸亏他夫人支持他。一个人能对资料如此痴迷，实在让人惊叹。我听说他很难得写文章，总觉得资料还不全，不肯轻易立论行文，特别慎重其事，为此早年迟迟评不上职称，但也不改其志。项目完成期延长了半年，因为他总有东西要补充、有个新线索就去查资料，求全求圆满。总之，几十年的积累成就了他和他的事业。我们看重的正是这一点。此前我们与他合作，编辑出版过5卷本的《牛汉诗文集》，切实感受到其工作严谨，学风正派，功底扎实；而他也了解了我们编辑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常开玩笑说：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傻的编辑——所以他也愿意将这部重要著作交给我们出版。
我初读这部书稿，就很震撼。从1918年1月开始，到2000年12月为止，将近一个世纪的跨度。要将这期间在中国全境（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和新诗有关的事件——包括新诗运动、社团流派活动、诗人行迹、重要诗集的出版和诗作的发表，以及诗学理论、新诗批评的言论集粹——都纳入到一个逻辑系统中，使一个世纪以来新诗演变的方方面面得到全景呈现，这是一个无比复杂庞大的工程。
从我们编辑角度看，《中国新诗编年史》一书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
1. 填补出版空白。以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新诗大事纪，多是简单纪录，以如此丰富的资料、非常详尽地展示出20世纪中国新诗整体风貌，这样的编年体著作此前还未有出版。
2. 资料丰富而翔实。该书资料量大而涉及面广，且翔实可靠，文献使用亦规范。著者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发掘，所用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并一一注明出处。这保证了全书所呈现的史实真实且鲜活，以往新诗史中缺漏或不详的史料在本书都有较充分的发掘和展现。
3. 记述详略得当。该书文字分为详略两种，一般史事略记，重要事项详述。详述文字包括：重要新诗著作和内容提要外，多附有当时的批评、广告的主要论点，并在文中梳理版本的变化情况；重要的诗刊（报）除介绍创刊、改刊、停刊情况外，附有创刊宗旨，改刊停刊原因和刊物基本情况说明；诗坛重要的活动、事件、论争等，细述其起因、过程、主要参与者和当时的反响；代表性的新诗作品，附有作者的自述和当时的评介、重要研究论文目录及摘要等。
4. 客观且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该书努力还原上一世纪新诗历史的丰富与复杂，展现新诗创作的成就和问题，勾画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力避主观偏颇，在资料取舍上与其他新诗史著作有很大不同。此外，这还是一部独立完成的著作。一般此类大型项目多为集体合作，该书由一人独立完成，底气来自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也使著作的风格、体例一以贯之。
我社选题委员会很顺利通过了这个选题。当时社领导说，这书即便没资助我们也要出。出版这种专业学术性图书，短时期难见经济效益，但我们人文出版社承载着多少年的传统，有这个底气和担当。也非常感谢国家出版基金办的领导们慧眼识好书，给予资金支持！这对已经企业化的出版社是非常大的帮助。在申报国家基金过程中，骆寒超教授、李怡教授作为推荐人，对书稿的评价都很高。他们认为，这是关乎中国新诗一个世纪真相的基础性工作，是“世纪性工程”；此书出版将是诗歌界、诗歌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必将极大推动中国新诗研究、新诗史编写以及高校文学史教学等工作。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所的传统与《编年史》的治学精神
○ 赵京华
福春兄从1980年到文学所工作开始，就一直做新诗研究，特别是在资料收集，如报刊、诗集的勾稽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上下两大卷本的《编年史》是他近30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我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学术背景：文学研究所现代研究室自创室以来，就一直重视基础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撰工作。1970年代末，我们在许觉民、陈荒煤的主持下，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包括《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后来这一计划被列入国家“六五”社科重点出版项目。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1980年代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甲乙丙三种，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我们在读大学和研究院的时候，都要使用这些文献，用得最多的如作家年谱、文学社团活动的基本资料等。此类资料整理工作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坚持，到了1990年代后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资料的整理出版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在2010年对以往成果重新筛选整理，由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其中现代部分就有80多种。这是1970年代末以来现代室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个延续。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福春兄从工作之初就开始关注新诗第一手资料的整理编辑，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新诗集总目录》《20世纪中国文艺图志·新诗卷》《新诗纪事》《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2008年时还出版过一本小书《寻诗散录》。至今年上下两卷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这是对以往工作的汇总和出新。
从治学角度看，福春兄的《编年史》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治学的方法和态度，如范例中第5、第6条所显示∶“本书资料取舍的原则是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有新的发现，突出问题意识，尽可能地展现当时的历史的状况，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本书力求客观，不做主观评价。”我将这两条概括为实证的态度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治学观念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尤其需要提倡。1980年代学科研究重新启动不久，对资料的发掘整理尚是重中之重，也是一种风气和习惯。就我个人来说，当时在吉林大学做有关周作人的硕士论文，入手的第一步就是编《周作人年谱》。后来张菊香先生编的先出版，我和钱理群先生各自编的两个年谱实际上都废掉了；但编资料这一过程对我们的研究肯定是助益良多的。到了1990年代随着学科的成熟，我们的很多研究者逐步远离了史料整理的基础工作，甚至也离开了实证的态度和历史的方法这两个原则，后来更有一些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性研究。这种研究路径并非不好，但现代文学研究有其固有的学科属性，如果史料基础打得不牢，可能会走向偏颇。我们现在应该有意识地重返这个学科属性本身，重新提倡实证的态度和历史的方法。
二是福春兄的治学极富专业精神。一个人能够认准一个方向，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研究新诗，从1918年直到当下，新诗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事无巨细，了然于胸。这样一种专业精神特别值得提倡。学术研究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同时也要能够清醒地面对学科内部热点的变化，在自己致力的领域站得稳，用长久的努力去换取最终的一份有分量的成果，这种专业意识也是当前学界应该提倡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学
○ 赵稀方
福春兄的新诗研究不但在国内享有盛誉，在海外学界的评价也很高。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和荷兰莱顿大学的东亚系是海外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重镇，莱顿大学东亚系教授科雷同样致力中国新诗研究多年，主持着一个庞大的中国诗歌研究计划，他曾到中国来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小报。他在谈到刘福春的研究成果时，认为福春兄提供的新诗资料真实、准确、严谨、可信，这在中国学术界是非常少见的，令人钦佩。香港有位研究者叫也斯，前段时间刚刚去世。也斯本身是一位诗人，也曾到北京拜访过福春兄，对其研究同样是赞不绝口。
从学术角度看如京华所说，文献工作是当前学界急需的。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偏于理论，但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时，我会要求他们首先把资料做扎实，在某一个领域尽可能做到无遗漏。史料工作最显一个学者的功力。那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将中国文学变成试验田的做法，实则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每个研究者都要特别警惕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福春兄在研究中有一种文献学上的自觉意识。“现代文学的文献学”，这个研究分支在实际存在中处于两难状态。人们一说文献学就首先想到古代文献，古代文献保留下来的数量有限，也大多经过了较为规范化的整理，每每发现一条新的，都会产生很大的反响；但人们对现当代文学中非常鲜活的、也是触手可及的材料却不太重视，似乎非要等散失后再去收集，才能显示出一种研究价值。福春兄说过，现在才是我们收集整理现当代文学文献的最好时候，也是关键时候——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这些年和很多诗人保持通信，花了大量精力去收集各类诗集，其中一些有重要的版本价值，但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当代作品，有很多是诗人自费出版印刷的。这些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但这些作品同样是当代诗坛风云历史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有人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作为将来研究这段诗坛历史的资料。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革时段的处理是此书亮点之一
○ 萨支山
编年史的一个特点是靠材料说话。刘福春被称为大陆新诗资料收藏的第一人，做编年史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特别是在今天历史被叙事不断压缩、抽象的情况下，以编年的方式来呈现历史的复杂性是特别有意义的。一般的历史叙述，会有意识地选择某些时间点，加以放大，突出它们在整个叙事结构中的意义，同样某些时段，便被忽略。但编年体例，在形式上就无法绕开。某种程度上对《编年史》的阅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陌生感。比如文革时段的诗歌，在一般的新诗史的叙述中多被忽略，被认为不具有叙述的价值。但编年体例却无法以空白的方式来呈现记忆的空白。刘福春长于诗歌资料的搜集，十几年前就出版过有关文革时期红卫兵诗歌的资料，而这方面正是当代诗歌史叙述中被忽略的。
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除了正式出版的报刊外，文革期间红卫兵自行印刷的报刊中大量的诗歌被辑录而成为新诗史的“事实”。这些材料，在现有的新诗史叙述框架中，是无法容纳而被排除在文学史的“事实”之外的。刘福春的工作，至少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方面。比如1967年8月，武汉钢工总宣传部、新湖大队红八月公社编印了白桦诗集《迎春铁矛散发的传单》，收有白桦的19首诗。编者《序》说，诗集“是由一个饱受带枪的刘、邓路线摧残的解放军战士，在江城最严峻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用一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诚之心所写下的激昂战歌”。又在《后记》中说：“这些诗歌是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在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严密封锁下写出的。当时不能保留手稿，而且没有办法复印、转抄。全是那些不相识的英勇的小将迎着铁矛把这些诗张贴和散发出去的。有些诗稿刚刚递给小将，他就被白匪捕杀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稿湮没在小将的血泊中。但大部分诗歌都通过他们敏捷的手散发在乌云密布的武汉三镇。”这则材料会让我们思考文革时期普遍存在的诗歌写作的特点。比如诗人的身份问题，工农兵写作者的问题；诗歌的功能、样式以及传播方式等等问题。 除了大量的资料可以丰富我们对新诗及新诗史的认识，《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材料和材料之间构成张力，构成一种互文和对话关系。还是以文革这个时段为例，一方面是大量的红色诗歌，另方面则是一些诗人遭受批判，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乃至身陷囹圄，以及一些诗人去世的消息，特别是《编年史》中多处引用了陈白尘的《牛栏日记》中有关作家、诗人被批斗的文字。两厢对照着看，当然能明白作者这么“编辑”的意图。因此尽管《编年史》看上去像是资料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在资料的选择之中仍然能看到作者对历史的某种评价。这也是编年史不同于大事记的地方。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独立”的编年史的价值
○ 程 凯
以较为直观的阅读印象论，这是一套既“好用”又“好看”的书。所谓“好用”指编年史作为一种有工具书性质的著述应当具备的完整、严谨、精确、精炼等品质，这些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均有充分体现。就此而言，它也许可以成为编年史编写的一个范例。“好看”则指作者在史实取舍上保留了大量丰富而多样的原始材料与线索，使读者时常感到新鲜，甚至惊喜。特别是书中的文选部分，尤其能代表作者知人论世的立意和灵动的体察。事实上它非常不拘一格，引述的材料既有批评文章、出版广告，也有自述、回忆，既涉及对作品的评论、理解，也呈现其生产形态、发表过程，而这背后贯穿性的图景则是于大时代中起伏的形形色色诗人作家的创作轨迹、历史境遇和精神历程。
与一般的诗歌史相比，编年史这一体例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独特价值，能发挥何种优势，很值得讨论。首先，在“存史”方面，编年史有其突出功用。大量尚未经过阐释的诗歌史现象很难进入文学史书写，却能在编年史中保存下来。而许多已经过诗歌史处理的现象常易于从自身历史脉络中被抽离出来，当它们被还原到时间序列中时反能呈现新的相关性。其次，编年史在使用上有其特殊价值。便于检阅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从编年纪事中整理出很多问题线索。它或许可以类比为史学中的“通鉴体”，从中能进一步提取出一篇篇“纪事本末”。最后，编年史最有意思的部分或许是那些超出现有诗歌史研究模式和框架的部分。诗歌史的书写实际上是非常不均质的，大量诗歌现象被排斥在视野之外或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因此，完成度高的诗歌编年史本身会对现有诗歌史构成挑战。而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具备这样的潜能。因为它不是为一般诗歌史书写准备的前期资料，更不是已有诗歌史的再次编排，它的基础是作者多年独立完成的史料搜集和编纂。作者大概并不以写一部完备的诗歌通史为目的，却使得他对诗歌史的理解有了真正的自由度。具备了这种独立、自由的历史眼光才会有整理史料时的包容性、灵活度和原则性。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些诗歌史研究的薄弱时段、环节恰好是作者用力甚深的部分。像1950到1970年代的诗歌因其文学性不足一直难以得到有效处理。但从《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蕴含着大量值得讨论的诗歌现象。大者如所谓“工农兵写作”，围绕新旧体诗的讨论等；具体者如建国初期写毛泽东的政治抒情诗，1949年后新诗史的编选与书写等。这些均非孤立问题，而是关联前后的关节性问题。至于可关注的诗人更不胜枚举。特别是同一诗人在不同时代的境遇、转变、沉浮在编年史中常有贯穿性的呈现。因此，不难想象，随着诗歌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深入，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除了作为一个资料宝库，更将成为一个诗歌史问题的丰富矿源。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年史的问题意识
○ 段美乔
《中国新诗编年史》这部著作以编年体的形式梳理了从1918年至2000年近百年的诗歌历史。刘福春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巨大繁琐的工作着实让人敬佩。它不但涉及正式出版的数百种报纸、期刊以及诗人的诗集文集，也涉及非正式刊行但颇有影响的小报等出版物。倘若没有他近三十年的积累与广泛的搜求，没有甘坐冷板凳、独行荆棘路的勇气，是很难完成的。
最初看到《中国新诗编年史》这个题目，很容易认为这是一部新诗的编年史。编年体是我国历史写作的一种重要体例，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年表与一些史料汇编也多采用编年体体例。但读完之后，发现 “中国新诗编年史”更准确的理解是“编年体”的“诗歌史”。这并不是一部编年体的史料汇编，而是一部采用编年体体例的研究专著。而且是我读过的最有可读性，同时也是呈现出最多层面的历史复杂性的新诗史著作。编年体体例使得该书用最客观的史料说话，没有一句作者的分析、推衍文字，却让人深刻体会到这是世界的荒谬以及这荒谬的合理。
《编年史》初看起来仿佛仅仅是关于近百年来的诗歌史料的客观历史长编，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在看似客观的编年体例的框架中涵盖了作者诸多问题意识。比如，该书对于“诗人之死”历史细节的关注。书中用了许多条目较为详实地叙述了文革时期诗人的死亡，读来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吴兴华的惨死、陈梦家的自杀、阿垅、李广田等等。无疑，在这些客观叙述中寄托了作者对诗人悲剧命运的深长叹息。
《编年史》所呈露的作者的问题意识不但表现在以上所谈到对重复的历史细节的择取，还表现在对于同样的文学事件放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时间视阂中加以透视、并置，从而呈现不同的价值向度，并激起后来者对该问题进一步探询的激情。这一点在有关文革诗歌和1980年代诗歌的叙述中最为突出。比如，1981年5月作协委托《诗刊》组织的1979-1981新诗评奖活动。一方是评奖办公室强调：“一方面尽量吸收群众的推荐意见，一方面努力接受专家的评议，并适当注意主题、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并从诗歌运动的全局着眼，有所倡导，使群众和专家的厢房一致起来。”同一条目下，作者特意附加上当事人——诗刊社一位编辑在2012年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则提到了评奖过程中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祖国，我要燃烧》、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春潮在望》的评奖过程，非常有戏剧性。
○ 刘福春
《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了，关于这部书的撰写虽然在该书《后记》中有所交待，但仍觉得还是有话可说，现就为什么要撰写新诗编年史、撰写一部什么样的新诗编年史以及其中的不足与困惑简述如下。
一、为什么要撰写新诗编年史
我在该书《后记》中讲到，自1980年2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一直从事新诗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新诗史研究工作。三十多年，我阅读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所藏1949年前的全部和1949年后的大部分新诗书刊与其他文学期刊，访查了全国50多家图书馆收藏的早期新诗文献，与诗作者通信近万封，并收集到诗集、诗刊、诗报、诗论集、书信等新诗文献几万件。随着对新诗文献掌握的增多和对历史了解的深入，渐渐有了撰写新诗编年史的冲动。至于所以选择编年体这种形式来撰写新诗史，现在想一想，主要有以下原因。
1. 超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复杂的历史并发挥我之所长。编年体这种形式即有时间的纵深，更有空间的广度，超大的空间可以容纳近百年新诗的丰富与复杂。这里没有篇幅限制与章节的约束，你可以尽情地去发掘、开采新诗文献并充分地利用。我收集、整理新诗文献三十多年，有了十分可观的积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文献，编年体无疑是最好的形式。
2. 简单而严格的时间顺序可使庞杂的历史得到清晰的呈现。近百年的新诗历程是曲折而复杂的，繁多的创作与出版，纷杂的社团和论争，不同的地域和差异的形态，等等。分类与归纳的困难很大，也会造成一定的舍弃与遮蔽。而编年体这种形式却使操作变得非常便利，只要遵循日月年这简单的排列就可使混乱的历史显得有序。这一形式是严格的，也是自由的。你必须严格地遵从时序的规则，而在每一个时间点上又是开放的，不同空间的不同事件都可以在同一时间点上展开。
3. 无人问津而可填补研究之空白。无论是我开始撰写编年史之时还是到现在，章节体（纪传体）的新诗史已经出版了很多，但编年体新诗史还未见有他人去做。撰写一部新诗编年史，无疑可以填补空白，也是新诗史研究的需要。
二、撰写一部什么样的新诗编年史
总的说来，我希望这265万字的著作能够既忠实于历史又有新的发现，更深和更广地展现当时的风貌和上一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与问题，勾画出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具体的努力有下面六点。
1. 问题意识。近些年我比较关注新诗史中的问题，这也是这部著作想要突出的。在撰写《中国新诗编年史》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面对20世纪的新诗，只是从艺术和诗的角度进入会感到资源十分贫乏，像新民歌、“文革”诗歌等等，20世纪很大一部分新诗作品并不是艺术或诗的，但如果站在问题的角度加以审视，其丰富、独特和复杂怕是中国诗歌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相比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力求能更多地包含和揭示近一个世纪新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可以说这部著作就是一部问题史，因此在资料的取舍上与其他新诗史有了很大的不同。
2. 可信客观。这一点应该是此类著作的基本要求，我当然也不能例外。为保证叙述可靠，我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宁缺勿滥，而且每一条都要注明出处，努力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在叙述上力求客观呈现，不用主观判断之语，只摆事实，不讲道理，我相信史料自己会说话。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客观也只能是相对的，我不可能将收集到的文献全部写入编年史，必须要进行适当的选择，有选择就很难做到客观。而且我也并非一个冰冷的历史记录者，撰写的过程中不能不带着感情，甚至还可能带有偏见。
3. 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上的术语我借用于此不知是否合适，但确是我的一个努力方向。新诗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发展的？或者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新诗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都是我一直的追问。我想通过这部编年史比较详细地描述我所发现的新诗发展的过程，它何时诞生，都有哪些人参与，出版了什么书刊，举办了何种活动等，使新诗的流变能够获得具体的呈现。
4. 丰富广阔。丰富与复杂是我对近百年新诗的一个理解，也是我用心呈现的重点。因此在引证文献上，除了新诗本身的文献之外，我也使用了大量相关文献，甚至是使用了一些别人忽略或不用的材料。在地域上，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史实融为一体，使不同空间、不同形态的新诗史事在同一时间点上能够互动。作品的选择上，在重视有“影响”和“优秀”的同时也收入了大量并不“重要”的作品，这样做一是为呈现新诗创作的生态和原貌，也含有对一般新诗写作者的尊重。
5. 有趣可读。《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后，一些朋友觉得这部书还有趣可读，这也是我的一个追求。应该承认，此类著作一般是作为工具书来用的，可读性不强，或者基本没有可读性。而我一直强调中国新诗史是丰富的、鲜活的，新诗编年史不应是干瘪的条目的堆积。为表现这丰富和鲜活，我大量引用了当事人当时的日记和后来的回忆等，呈现了一些历史的细节，从而让所述的历史更显得丰满，也增加了此类著作的有趣与可读性。
6. 独立完成。从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学编年史看，多为集体的合作，个人独立完成的不是很多。集体合作可以较快见到成果，个人的努力则需要耐力的磨练。合作的编年史有其优势，个人独立完成也有其特点。独立完成是我的选择。
三、不足与困惑
《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后得到了朋友们的许多好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明显的，有些问题则隐藏在此书长处的背面，并一直在撰写中困扰着我。
1. 此书明显的不足：一是诗刊缺失太多或所见不完整，20世纪到底出版了多少种诗刊，每种诗刊共出多少期很多都不清楚；二是报纸副刊发掘得不够，很多报纸副刊特别是有些诗刊、诗特刊都未见到；三是台湾、香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利用得很少，因此台港方面的史事多有缺失；四是翻译文献失收；五是还有很多需要阅读或重新阅读的文献没能阅读。但愿以后能有机会弥补以上不足。 2. 《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完成，是我三十余年的积累。如此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是此书得以完成的保证，但也带来一些自身的问题。诸如在长时间的撰写过程中，撰写者的文学史观念等前后会发生很大变化，变化的观念决定了史料的取舍、多寡、轻重等标准的不尽相同，而很多文献又不可能重新阅读。像孙玉石先生提出的，1946年7月15日《文艺时代》第1卷第2期刊出的吴兴华诗三首收入了编年史，而孙道临的三首诗《春天向我们的心上落雨》《星期日之夜》《野火时作》却失收。其原因无疑在于这资料是很早以前读到的，当时以为孙道临的诗作不多可以不收，如果是在近期读到，那么收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3. 为保证叙述可靠，我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宁缺勿滥，由此也致使一些没能查到原始资料的史实有所缺漏。这主要表现在台湾与香港方面的新诗文献的缺失。需要说明的，有些缺失并不是因为没有见到第一手资料，而是所见的资料无法使用，这很多是出于技术原因，比如有些出版物的出版日期无法确定等。
4. 撰写此类著作，资料的发现与积累无疑是最大的难度，然而对我来说更大的困难还是选择。一本诗集，一种刊物，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料都写入编年史，编年体提供的空间再大也必须有所选择。我担心因为我的疏忽遗漏了可能最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又害怕因为我的选择遮蔽了书刊的原貌。于是我制订了这样的选收原则：一是重要诗人的作品和被公认的作品优先收入，二是报刊头条刊发的作品和报刊重点推出的作品优先收入，后者是想以此来呈现该报刊的基本倾向。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一个人与一部书
○ 郭 娟
一个人默默耕耘三十多年，今天终于收获了一份厚重丰饶的果实——《中国新诗编年史》，我们来共同分享这收获的喜悦。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就简单谈谈成书过程吧。
确立一个选题，不仅看内容也要看作者，《中国新诗编年史》这个选题尤其要看作者。这个题目之所以此前没有人做，原因就是题目太大了，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那种个性化的题目，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工程。我认识刘福春先生有许多年了，听过许多有关他搜求新诗资料的故事。亲见的也有，比如他对我社资料室的藏书情况就了然于胸，常让我帮他借来看。他家里的资料早堆不下了，幸亏他夫人支持他。一个人能对资料如此痴迷，实在让人惊叹。我听说他很难得写文章，总觉得资料还不全，不肯轻易立论行文，特别慎重其事，为此早年迟迟评不上职称，但也不改其志。项目完成期延长了半年，因为他总有东西要补充、有个新线索就去查资料，求全求圆满。总之，几十年的积累成就了他和他的事业。我们看重的正是这一点。此前我们与他合作，编辑出版过5卷本的《牛汉诗文集》，切实感受到其工作严谨，学风正派，功底扎实；而他也了解了我们编辑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常开玩笑说：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傻的编辑——所以他也愿意将这部重要著作交给我们出版。
我初读这部书稿，就很震撼。从1918年1月开始，到2000年12月为止，将近一个世纪的跨度。要将这期间在中国全境（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和新诗有关的事件——包括新诗运动、社团流派活动、诗人行迹、重要诗集的出版和诗作的发表，以及诗学理论、新诗批评的言论集粹——都纳入到一个逻辑系统中，使一个世纪以来新诗演变的方方面面得到全景呈现，这是一个无比复杂庞大的工程。
从我们编辑角度看，《中国新诗编年史》一书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
1. 填补出版空白。以往出版的为数不多的新诗大事纪，多是简单纪录，以如此丰富的资料、非常详尽地展示出20世纪中国新诗整体风貌，这样的编年体著作此前还未有出版。
2. 资料丰富而翔实。该书资料量大而涉及面广，且翔实可靠，文献使用亦规范。著者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发掘，所用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并一一注明出处。这保证了全书所呈现的史实真实且鲜活，以往新诗史中缺漏或不详的史料在本书都有较充分的发掘和展现。
3. 记述详略得当。该书文字分为详略两种，一般史事略记，重要事项详述。详述文字包括：重要新诗著作和内容提要外，多附有当时的批评、广告的主要论点，并在文中梳理版本的变化情况；重要的诗刊（报）除介绍创刊、改刊、停刊情况外，附有创刊宗旨，改刊停刊原因和刊物基本情况说明；诗坛重要的活动、事件、论争等，细述其起因、过程、主要参与者和当时的反响；代表性的新诗作品，附有作者的自述和当时的评介、重要研究论文目录及摘要等。
4. 客观且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该书努力还原上一世纪新诗历史的丰富与复杂，展现新诗创作的成就和问题，勾画新诗演变的曲折轨迹，力避主观偏颇，在资料取舍上与其他新诗史著作有很大不同。此外，这还是一部独立完成的著作。一般此类大型项目多为集体合作，该书由一人独立完成，底气来自三十多年的学术积累，也使著作的风格、体例一以贯之。
我社选题委员会很顺利通过了这个选题。当时社领导说，这书即便没资助我们也要出。出版这种专业学术性图书，短时期难见经济效益，但我们人文出版社承载着多少年的传统，有这个底气和担当。也非常感谢国家出版基金办的领导们慧眼识好书，给予资金支持！这对已经企业化的出版社是非常大的帮助。在申报国家基金过程中，骆寒超教授、李怡教授作为推荐人，对书稿的评价都很高。他们认为，这是关乎中国新诗一个世纪真相的基础性工作，是“世纪性工程”；此书出版将是诗歌界、诗歌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必将极大推动中国新诗研究、新诗史编写以及高校文学史教学等工作。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所的传统与《编年史》的治学精神
○ 赵京华
福春兄从1980年到文学所工作开始，就一直做新诗研究，特别是在资料收集，如报刊、诗集的勾稽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上下两大卷本的《编年史》是他近30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我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学术背景：文学研究所现代研究室自创室以来，就一直重视基础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撰工作。1970年代末，我们在许觉民、陈荒煤的主持下，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包括《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后来这一计划被列入国家“六五”社科重点出版项目。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1980年代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甲乙丙三种，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我们在读大学和研究院的时候，都要使用这些文献，用得最多的如作家年谱、文学社团活动的基本资料等。此类资料整理工作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坚持，到了1990年代后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资料的整理出版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在2010年对以往成果重新筛选整理，由中国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其中现代部分就有80多种。这是1970年代末以来现代室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个延续。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福春兄从工作之初就开始关注新诗第一手资料的整理编辑，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新诗集总目录》《20世纪中国文艺图志·新诗卷》《新诗纪事》《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2008年时还出版过一本小书《寻诗散录》。至今年上下两卷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这是对以往工作的汇总和出新。
从治学角度看，福春兄的《编年史》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治学的方法和态度，如范例中第5、第6条所显示∶“本书资料取舍的原则是既要忠实于历史又要有新的发现，突出问题意识，尽可能地展现当时的历史的状况，还原其原本的丰富与复杂。”“本书力求客观，不做主观评价。”我将这两条概括为实证的态度和历史的方法。这种治学观念在当前中国学术界尤其需要提倡。1980年代学科研究重新启动不久，对资料的发掘整理尚是重中之重，也是一种风气和习惯。就我个人来说，当时在吉林大学做有关周作人的硕士论文，入手的第一步就是编《周作人年谱》。后来张菊香先生编的先出版，我和钱理群先生各自编的两个年谱实际上都废掉了；但编资料这一过程对我们的研究肯定是助益良多的。到了1990年代随着学科的成熟，我们的很多研究者逐步远离了史料整理的基础工作，甚至也离开了实证的态度和历史的方法这两个原则，后来更有一些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性研究。这种研究路径并非不好，但现代文学研究有其固有的学科属性，如果史料基础打得不牢，可能会走向偏颇。我们现在应该有意识地重返这个学科属性本身，重新提倡实证的态度和历史的方法。
二是福春兄的治学极富专业精神。一个人能够认准一个方向，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研究新诗，从1918年直到当下，新诗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事无巨细，了然于胸。这样一种专业精神特别值得提倡。学术研究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同时也要能够清醒地面对学科内部热点的变化，在自己致力的领域站得稳，用长久的努力去换取最终的一份有分量的成果，这种专业意识也是当前学界应该提倡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现当代文学的文献学
○ 赵稀方
福春兄的新诗研究不但在国内享有盛誉，在海外学界的评价也很高。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和荷兰莱顿大学的东亚系是海外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重镇，莱顿大学东亚系教授科雷同样致力中国新诗研究多年，主持着一个庞大的中国诗歌研究计划，他曾到中国来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小报。他在谈到刘福春的研究成果时，认为福春兄提供的新诗资料真实、准确、严谨、可信，这在中国学术界是非常少见的，令人钦佩。香港有位研究者叫也斯，前段时间刚刚去世。也斯本身是一位诗人，也曾到北京拜访过福春兄，对其研究同样是赞不绝口。
从学术角度看如京华所说，文献工作是当前学界急需的。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偏于理论，但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时，我会要求他们首先把资料做扎实，在某一个领域尽可能做到无遗漏。史料工作最显一个学者的功力。那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将中国文学变成试验田的做法，实则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每个研究者都要特别警惕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福春兄在研究中有一种文献学上的自觉意识。“现代文学的文献学”，这个研究分支在实际存在中处于两难状态。人们一说文献学就首先想到古代文献，古代文献保留下来的数量有限，也大多经过了较为规范化的整理，每每发现一条新的，都会产生很大的反响；但人们对现当代文学中非常鲜活的、也是触手可及的材料却不太重视，似乎非要等散失后再去收集，才能显示出一种研究价值。福春兄说过，现在才是我们收集整理现当代文学文献的最好时候，也是关键时候——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这些年和很多诗人保持通信，花了大量精力去收集各类诗集，其中一些有重要的版本价值，但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当代作品，有很多是诗人自费出版印刷的。这些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但这些作品同样是当代诗坛风云历史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有人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作为将来研究这段诗坛历史的资料。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革时段的处理是此书亮点之一
○ 萨支山
编年史的一个特点是靠材料说话。刘福春被称为大陆新诗资料收藏的第一人，做编年史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特别是在今天历史被叙事不断压缩、抽象的情况下，以编年的方式来呈现历史的复杂性是特别有意义的。一般的历史叙述，会有意识地选择某些时间点，加以放大，突出它们在整个叙事结构中的意义，同样某些时段，便被忽略。但编年体例，在形式上就无法绕开。某种程度上对《编年史》的阅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陌生感。比如文革时段的诗歌，在一般的新诗史的叙述中多被忽略，被认为不具有叙述的价值。但编年体例却无法以空白的方式来呈现记忆的空白。刘福春长于诗歌资料的搜集，十几年前就出版过有关文革时期红卫兵诗歌的资料，而这方面正是当代诗歌史叙述中被忽略的。
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除了正式出版的报刊外，文革期间红卫兵自行印刷的报刊中大量的诗歌被辑录而成为新诗史的“事实”。这些材料，在现有的新诗史叙述框架中，是无法容纳而被排除在文学史的“事实”之外的。刘福春的工作，至少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方面。比如1967年8月，武汉钢工总宣传部、新湖大队红八月公社编印了白桦诗集《迎春铁矛散发的传单》，收有白桦的19首诗。编者《序》说，诗集“是由一个饱受带枪的刘、邓路线摧残的解放军战士，在江城最严峻的日子里，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用一颗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诚之心所写下的激昂战歌”。又在《后记》中说：“这些诗歌是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在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严密封锁下写出的。当时不能保留手稿，而且没有办法复印、转抄。全是那些不相识的英勇的小将迎着铁矛把这些诗张贴和散发出去的。有些诗稿刚刚递给小将，他就被白匪捕杀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诗稿湮没在小将的血泊中。但大部分诗歌都通过他们敏捷的手散发在乌云密布的武汉三镇。”这则材料会让我们思考文革时期普遍存在的诗歌写作的特点。比如诗人的身份问题，工农兵写作者的问题；诗歌的功能、样式以及传播方式等等问题。 除了大量的资料可以丰富我们对新诗及新诗史的认识，《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材料和材料之间构成张力，构成一种互文和对话关系。还是以文革这个时段为例，一方面是大量的红色诗歌，另方面则是一些诗人遭受批判，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乃至身陷囹圄，以及一些诗人去世的消息，特别是《编年史》中多处引用了陈白尘的《牛栏日记》中有关作家、诗人被批斗的文字。两厢对照着看，当然能明白作者这么“编辑”的意图。因此尽管《编年史》看上去像是资料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在资料的选择之中仍然能看到作者对历史的某种评价。这也是编年史不同于大事记的地方。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独立”的编年史的价值
○ 程 凯
以较为直观的阅读印象论，这是一套既“好用”又“好看”的书。所谓“好用”指编年史作为一种有工具书性质的著述应当具备的完整、严谨、精确、精炼等品质，这些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均有充分体现。就此而言，它也许可以成为编年史编写的一个范例。“好看”则指作者在史实取舍上保留了大量丰富而多样的原始材料与线索，使读者时常感到新鲜，甚至惊喜。特别是书中的文选部分，尤其能代表作者知人论世的立意和灵动的体察。事实上它非常不拘一格，引述的材料既有批评文章、出版广告，也有自述、回忆，既涉及对作品的评论、理解，也呈现其生产形态、发表过程，而这背后贯穿性的图景则是于大时代中起伏的形形色色诗人作家的创作轨迹、历史境遇和精神历程。
与一般的诗歌史相比，编年史这一体例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独特价值，能发挥何种优势，很值得讨论。首先，在“存史”方面，编年史有其突出功用。大量尚未经过阐释的诗歌史现象很难进入文学史书写，却能在编年史中保存下来。而许多已经过诗歌史处理的现象常易于从自身历史脉络中被抽离出来，当它们被还原到时间序列中时反能呈现新的相关性。其次，编年史在使用上有其特殊价值。便于检阅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从编年纪事中整理出很多问题线索。它或许可以类比为史学中的“通鉴体”，从中能进一步提取出一篇篇“纪事本末”。最后，编年史最有意思的部分或许是那些超出现有诗歌史研究模式和框架的部分。诗歌史的书写实际上是非常不均质的，大量诗歌现象被排斥在视野之外或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因此，完成度高的诗歌编年史本身会对现有诗歌史构成挑战。而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具备这样的潜能。因为它不是为一般诗歌史书写准备的前期资料，更不是已有诗歌史的再次编排，它的基础是作者多年独立完成的史料搜集和编纂。作者大概并不以写一部完备的诗歌通史为目的，却使得他对诗歌史的理解有了真正的自由度。具备了这种独立、自由的历史眼光才会有整理史料时的包容性、灵活度和原则性。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些诗歌史研究的薄弱时段、环节恰好是作者用力甚深的部分。像1950到1970年代的诗歌因其文学性不足一直难以得到有效处理。但从《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蕴含着大量值得讨论的诗歌现象。大者如所谓“工农兵写作”，围绕新旧体诗的讨论等；具体者如建国初期写毛泽东的政治抒情诗，1949年后新诗史的编选与书写等。这些均非孤立问题，而是关联前后的关节性问题。至于可关注的诗人更不胜枚举。特别是同一诗人在不同时代的境遇、转变、沉浮在编年史中常有贯穿性的呈现。因此，不难想象，随着诗歌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深入，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除了作为一个资料宝库，更将成为一个诗歌史问题的丰富矿源。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年史的问题意识
○ 段美乔
《中国新诗编年史》这部著作以编年体的形式梳理了从1918年至2000年近百年的诗歌历史。刘福春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巨大繁琐的工作着实让人敬佩。它不但涉及正式出版的数百种报纸、期刊以及诗人的诗集文集，也涉及非正式刊行但颇有影响的小报等出版物。倘若没有他近三十年的积累与广泛的搜求，没有甘坐冷板凳、独行荆棘路的勇气，是很难完成的。
最初看到《中国新诗编年史》这个题目，很容易认为这是一部新诗的编年史。编年体是我国历史写作的一种重要体例，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年表与一些史料汇编也多采用编年体体例。但读完之后，发现 “中国新诗编年史”更准确的理解是“编年体”的“诗歌史”。这并不是一部编年体的史料汇编，而是一部采用编年体体例的研究专著。而且是我读过的最有可读性，同时也是呈现出最多层面的历史复杂性的新诗史著作。编年体体例使得该书用最客观的史料说话，没有一句作者的分析、推衍文字，却让人深刻体会到这是世界的荒谬以及这荒谬的合理。
《编年史》初看起来仿佛仅仅是关于近百年来的诗歌史料的客观历史长编，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在看似客观的编年体例的框架中涵盖了作者诸多问题意识。比如，该书对于“诗人之死”历史细节的关注。书中用了许多条目较为详实地叙述了文革时期诗人的死亡，读来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吴兴华的惨死、陈梦家的自杀、阿垅、李广田等等。无疑，在这些客观叙述中寄托了作者对诗人悲剧命运的深长叹息。
《编年史》所呈露的作者的问题意识不但表现在以上所谈到对重复的历史细节的择取，还表现在对于同样的文学事件放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时间视阂中加以透视、并置，从而呈现不同的价值向度，并激起后来者对该问题进一步探询的激情。这一点在有关文革诗歌和1980年代诗歌的叙述中最为突出。比如，1981年5月作协委托《诗刊》组织的1979-1981新诗评奖活动。一方是评奖办公室强调：“一方面尽量吸收群众的推荐意见，一方面努力接受专家的评议，并适当注意主题、题材与风格的多样化，并从诗歌运动的全局着眼，有所倡导，使群众和专家的厢房一致起来。”同一条目下，作者特意附加上当事人——诗刊社一位编辑在2012年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则提到了评奖过程中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祖国，我要燃烧》、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春潮在望》的评奖过程，非常有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