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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导入传播研究领域后，对传播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对于“媒介仪式”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視角从传统人类学仪式研究的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会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式，调查和研究方法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得此启发，本文将以笔者亲赴广西壮族上卢屯社区的具体田野调查为依据，以武鸣罗波“三月三”歌圩暨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和上卢屯丧葬仪式为基础，具体讨论传统仪式中的过程分析和媒介仪式中的时空分析，两者之间区别和联系，归纳民族志方法中的历时性研究范式和共时性研究范式。
【关键词】：民族志；媒介仪式；仪式分析；时空结构；媒介事件
一、两种方法—过程分析和时空分析
1.人类学传统仪式中的过程分析
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一般认为，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民族志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民族志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有幸的是，我们进入壮族上卢屯这个社区是由家在当地的同学作为向导，并住在她外婆家，能够很快地取得信任，消除隔膜，融入这个社群。
民族志方法的研究主要过程是研究者们首先通过田野调查，收集一系列经验素材，如访谈资料、观察日记、录音、录象、照片、实物等。此后，研究者们将收集到的原始素材进行加工整理，构建一个能够反映调查对象的民族志文本。
在进入到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想要了解他们传统及文化，当中肯定少不了对于该民族的传统仪式的记录，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祭祀拜神，这些传统仪式肯定都彰显这他们的深层文化内涵和价值态度。我们对这些仪式进行如访谈资料、观察日记、录音、录象、照片等记录，之后的文本分析和民族志写作甚至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也是基于这些资料。但对于这种传统仪式而言，人类学者往往只是对整个过程进行时间流程上的记录，来分析它操作的整个流程、使用的器具、时间节点等。
正如，之前笔者于四月去到过广西省南宁市武鸣区罗波镇西边村上卢屯进行半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壮族人聚居的村落，全村大约108户左右，没有汉族人，全村以老人和小孩为主，青壮年在外务工较多，且这些老人语言只会壮话，沟通起来较难，大多数老人一生的行动半径仅最远去过广西省省会南宁市，处于一种闭塞状态。在调研期间，当地有位老人不幸离世，这位卢老先生，生于丙申年，终于丁酉年三月初二，有二男三女，生前为附近村落白马乡小学教师，我们一行人受邀参加了他的葬礼，观摩了壮族人整个的葬礼流程，将这些具体的事项一一记录下来，壮族人传统的丧葬仪式是“二次葬”，一般直接下葬自家田地，此为第一次下葬；待尸骨腐烂之后，由亲人取出大块骨骼，装入瓦坛内，并直接将瓦坛放在田间路旁，注意挖凿洞穴为其遮风挡雨，此为过渡时期；之后再由当地道公择吉日吉时入葬自家坟山，这段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好几年，此为第二次葬，这一套下来才算完成壮族人的下葬仪式。卢老先生的丧葬仪式和传统“二次葬”略有不同，由于卢某生前是受过教育的教师，故嘱咐务必火化安葬，卢老先生的丧葬过程大概历时三天，主要历经两个过程，一是宅中守灵、二是村后大榕树下送灵。
2.媒介仪式中的时空分析
通常情况下，人类学所分析的仪式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结构中的仪式，在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在空间上相对局限，通常就是仪式发生的现场。但是电子媒介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介入到仪式生产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由传媒所生产出来的仪式的时空结构和传统仪式有很大不同。这样的仪式，除了在仪式发生的第一现场之外，还有很多第二现场、第三现场、甚至第四现场... ...这些现场之间构筑起了一个媒介时空，同样这样的仪式较之传统仪式，情况就更为复杂，这样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媒介仪式分析从过程转向时空分析。
正如郭建斌教授在他的文章“媒介仪式中的‘家—国’重构和游离”中，以当地人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北京奥运会作为一个媒介仪式，研究视角从传统人类学仪式研究的事件维度转向空间维度，这样进一步扩展了媒介仪式分析的理论内涵。也正是这种对媒介仪式的时空分析的方法存在，才能得出之后“家—国”关系既有“重构”又有“游离”的一面。这样的一种思考范式的转变给了我们更多理论创新的可能。
我们同样尝试把这种时空分析方法带到上卢屯社区中的丧葬仪式中，我们会发现，壮族人的丧葬仪式随着时代再简化，且和现代汉族的丧葬仪式越来越趋同，但仔细挖掘便会发现当中当中存在着像“大榕树”、“道公”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二、转向的原因—时空结构
1.在时间上，由于传媒的特殊性，使得传统仪式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得以改变，一些没有观看到直播或者是要对这一仪式再度分析的人，事后可以在看重播或者是那些现场记录下来的影像。虽然，我们这一次仅仅只有搜集到对于壮族人丧葬仪式的语音资料，因为种种原因和对于逝者的尊重，并没有拍摄相关视频资料，但这些音频对我们也是有突破性帮助。
就像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因为战争的原因她并没有亲历日本去实地考察，进行田野工作，而是通过反复观看与日本有关的书籍、影片、记录影像等，最终写出了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这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现代传媒打破了时间上的连续性，使我们可以一再回味揣摩。
2.在空間上，由电子传媒在消除空间感方面的神奇功能，使得这样一种媒介仪式完全打破了传统仪式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全球的现场直播。正如，一年一度的春晚一样，它不仅仅是一场盛大的晚会形式，通过现代电子媒介的传播，可以说是全世界华人的狂欢，不论你身处何地，在此时你都可以共襄盛举。 这一行，我们还有幸参加了武鸣罗波镇“壮族三月三”歌圩暨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虽是祭祀先人，但却和上面所提到的丧葬仪式不同，祭祀大典现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狂欢庆典。三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初二）在罗波镇罗波戏台和罗波庙举行。在这一场庆典狂欢中，不仅有当地土生土长的壮族人、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甚至是像日本京都学园大学的手冢惠子教授这样的外国友人。不难想到的是，这样盛大活动仪式必然会受到各路媒体的争先报道，在活动现场我们就看到了央视、包括广西省在内各大省级卫视和地方台的记者身影，据悉有些媒体会针对民歌传承人进行长达几天的跟踪式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庆典仪式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消除了空间感和距离感。
除了时空结构，这仅仅只是媒介仪式和传统人类学仪式的一个区别，由于媒介所建构的是空的特殊性以及通过电视参与某个媒介仪式与亲身参与某个特定的媒介仪式的区别，这就使得这样一种仪式参与行为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很难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割裂开来，他们在参与这样一个媒介仪式的过程有较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延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样的仪式进行分析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通过媒介参与到媒介仪式中的人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他们在仪式过程中的那些各种各样“开小差”的行为。
三、研究范式—历时性和共时性
1.历时性研究范式
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研究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范式，属于动态的历时性的研究。这一研究范式主要表现为产生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的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等。
2.共时性研究范式
主要是从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化的功能、结构、象征和人格等，属于静态的、共时性的研究，它所强调的是对某一时期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理解。属于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有功能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或称心理人类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象征学派等。
中国大多数民族及其文化均源远流长，壮族是我国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如果不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就不可能了解不同的民族的历时渊源和把握当代文化的来龙去脉。各民族、各族群之间互动频繁，相互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大量融入汉族，部分汉族也融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融合在我国边陲地区多有体现不同民族的融合。文化也一样，中原文化大量向周边地区甚至是海外民族中传播和辐射，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也不断向中原传播相互渗透和影响，现代壮族人身着和我们汉族人一样的现代服装，衣食住行各方面也深受现代化文明进程的影响，但他們身上那样“大象民族”般温顿宽厚，吃苦耐劳精神却深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当中。因此，仅采用一种研究范式难于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应该把二者熔为一炉，创立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志方法的研究范式。
四、结论
本文具体以广西壮族上卢屯丧葬仪式和罗波镇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为例，得出人类学中传统仪式中过程分析和“媒介仪式”的时空分析两种仪式分析方式，阐述了两种仪式分析模式的区别和联系，归纳为历时性和同时性研究范式的差异，提出对于我國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当中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创立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丹尼尔·戴扬、卡莱休·卡兹：《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2]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乔舒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郭建斌：《边缘的游弋：一个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的变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生活日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7]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8]乔治·马尔库斯、米凯尔· M·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9]郭建斌：《以写字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兼说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国际新闻界，2016年09期。
[10]郭建斌、高莉莎：《“询问”与“提问”人类学学者和新闻记者“问”的差别》，新闻记者，2016年11期。
【关键词】：民族志；媒介仪式；仪式分析；时空结构；媒介事件
一、两种方法—过程分析和时空分析
1.人类学传统仪式中的过程分析
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一般认为，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民族志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民族志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有幸的是，我们进入壮族上卢屯这个社区是由家在当地的同学作为向导，并住在她外婆家，能够很快地取得信任，消除隔膜，融入这个社群。
民族志方法的研究主要过程是研究者们首先通过田野调查，收集一系列经验素材，如访谈资料、观察日记、录音、录象、照片、实物等。此后，研究者们将收集到的原始素材进行加工整理，构建一个能够反映调查对象的民族志文本。
在进入到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想要了解他们传统及文化，当中肯定少不了对于该民族的传统仪式的记录，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祭祀拜神，这些传统仪式肯定都彰显这他们的深层文化内涵和价值态度。我们对这些仪式进行如访谈资料、观察日记、录音、录象、照片等记录，之后的文本分析和民族志写作甚至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也是基于这些资料。但对于这种传统仪式而言，人类学者往往只是对整个过程进行时间流程上的记录，来分析它操作的整个流程、使用的器具、时间节点等。
正如，之前笔者于四月去到过广西省南宁市武鸣区罗波镇西边村上卢屯进行半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壮族人聚居的村落，全村大约108户左右，没有汉族人，全村以老人和小孩为主，青壮年在外务工较多，且这些老人语言只会壮话，沟通起来较难，大多数老人一生的行动半径仅最远去过广西省省会南宁市，处于一种闭塞状态。在调研期间，当地有位老人不幸离世，这位卢老先生，生于丙申年，终于丁酉年三月初二，有二男三女，生前为附近村落白马乡小学教师，我们一行人受邀参加了他的葬礼，观摩了壮族人整个的葬礼流程，将这些具体的事项一一记录下来，壮族人传统的丧葬仪式是“二次葬”，一般直接下葬自家田地，此为第一次下葬；待尸骨腐烂之后，由亲人取出大块骨骼，装入瓦坛内，并直接将瓦坛放在田间路旁，注意挖凿洞穴为其遮风挡雨，此为过渡时期；之后再由当地道公择吉日吉时入葬自家坟山，这段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好几年，此为第二次葬，这一套下来才算完成壮族人的下葬仪式。卢老先生的丧葬仪式和传统“二次葬”略有不同，由于卢某生前是受过教育的教师，故嘱咐务必火化安葬，卢老先生的丧葬过程大概历时三天，主要历经两个过程，一是宅中守灵、二是村后大榕树下送灵。
2.媒介仪式中的时空分析
通常情况下，人类学所分析的仪式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结构中的仪式，在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在空间上相对局限，通常就是仪式发生的现场。但是电子媒介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介入到仪式生产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由传媒所生产出来的仪式的时空结构和传统仪式有很大不同。这样的仪式，除了在仪式发生的第一现场之外，还有很多第二现场、第三现场、甚至第四现场... ...这些现场之间构筑起了一个媒介时空，同样这样的仪式较之传统仪式，情况就更为复杂，这样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媒介仪式分析从过程转向时空分析。
正如郭建斌教授在他的文章“媒介仪式中的‘家—国’重构和游离”中，以当地人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北京奥运会作为一个媒介仪式，研究视角从传统人类学仪式研究的事件维度转向空间维度，这样进一步扩展了媒介仪式分析的理论内涵。也正是这种对媒介仪式的时空分析的方法存在，才能得出之后“家—国”关系既有“重构”又有“游离”的一面。这样的一种思考范式的转变给了我们更多理论创新的可能。
我们同样尝试把这种时空分析方法带到上卢屯社区中的丧葬仪式中，我们会发现，壮族人的丧葬仪式随着时代再简化，且和现代汉族的丧葬仪式越来越趋同，但仔细挖掘便会发现当中当中存在着像“大榕树”、“道公”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二、转向的原因—时空结构
1.在时间上，由于传媒的特殊性，使得传统仪式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得以改变，一些没有观看到直播或者是要对这一仪式再度分析的人，事后可以在看重播或者是那些现场记录下来的影像。虽然，我们这一次仅仅只有搜集到对于壮族人丧葬仪式的语音资料，因为种种原因和对于逝者的尊重，并没有拍摄相关视频资料，但这些音频对我们也是有突破性帮助。
就像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因为战争的原因她并没有亲历日本去实地考察，进行田野工作，而是通过反复观看与日本有关的书籍、影片、记录影像等，最终写出了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这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现代传媒打破了时间上的连续性，使我们可以一再回味揣摩。
2.在空間上，由电子传媒在消除空间感方面的神奇功能，使得这样一种媒介仪式完全打破了传统仪式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全球的现场直播。正如，一年一度的春晚一样，它不仅仅是一场盛大的晚会形式，通过现代电子媒介的传播，可以说是全世界华人的狂欢，不论你身处何地，在此时你都可以共襄盛举。 这一行，我们还有幸参加了武鸣罗波镇“壮族三月三”歌圩暨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虽是祭祀先人，但却和上面所提到的丧葬仪式不同，祭祀大典现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狂欢庆典。三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初二）在罗波镇罗波戏台和罗波庙举行。在这一场庆典狂欢中，不仅有当地土生土长的壮族人、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甚至是像日本京都学园大学的手冢惠子教授这样的外国友人。不难想到的是，这样盛大活动仪式必然会受到各路媒体的争先报道，在活动现场我们就看到了央视、包括广西省在内各大省级卫视和地方台的记者身影，据悉有些媒体会针对民歌传承人进行长达几天的跟踪式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庆典仪式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消除了空间感和距离感。
除了时空结构，这仅仅只是媒介仪式和传统人类学仪式的一个区别，由于媒介所建构的是空的特殊性以及通过电视参与某个媒介仪式与亲身参与某个特定的媒介仪式的区别，这就使得这样一种仪式参与行为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很难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割裂开来，他们在参与这样一个媒介仪式的过程有较大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延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样的仪式进行分析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通过媒介参与到媒介仪式中的人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他们在仪式过程中的那些各种各样“开小差”的行为。
三、研究范式—历时性和共时性
1.历时性研究范式
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研究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范式，属于动态的历时性的研究。这一研究范式主要表现为产生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的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等。
2.共时性研究范式
主要是从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化的功能、结构、象征和人格等，属于静态的、共时性的研究，它所强调的是对某一时期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理解。属于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有功能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或称心理人类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象征学派等。
中国大多数民族及其文化均源远流长，壮族是我国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如果不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就不可能了解不同的民族的历时渊源和把握当代文化的来龙去脉。各民族、各族群之间互动频繁，相互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大量融入汉族，部分汉族也融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融合在我国边陲地区多有体现不同民族的融合。文化也一样，中原文化大量向周边地区甚至是海外民族中传播和辐射，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也不断向中原传播相互渗透和影响，现代壮族人身着和我们汉族人一样的现代服装，衣食住行各方面也深受现代化文明进程的影响，但他們身上那样“大象民族”般温顿宽厚，吃苦耐劳精神却深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当中。因此，仅采用一种研究范式难于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应该把二者熔为一炉，创立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志方法的研究范式。
四、结论
本文具体以广西壮族上卢屯丧葬仪式和罗波镇骆越祖母王祭祀大典为例，得出人类学中传统仪式中过程分析和“媒介仪式”的时空分析两种仪式分析方式，阐述了两种仪式分析模式的区别和联系，归纳为历时性和同时性研究范式的差异，提出对于我國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当中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创立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丹尼尔·戴扬、卡莱休·卡兹：《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2]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乔舒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郭建斌：《边缘的游弋：一个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的变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生活日常》，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7]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8]乔治·马尔库斯、米凯尔· M·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9]郭建斌：《以写字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兼说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国际新闻界，2016年09期。
[10]郭建斌、高莉莎：《“询问”与“提问”人类学学者和新闻记者“问”的差别》，新闻记者，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