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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湘中山村走入黄河边的大学,又从偏远的西部前往满城冠盖的首都,从公务员、记者到历史研究爱好者和知名评论人,“十年砍柴”李勇,用十八年时间完成了进城的过程,铸就了一把属于他自己的钢筋水泥森林里的斧头。
于是,他持斧伐柯般从故纸堆里寻觅醒世恒言,在这个不断变幻的国度内寻觅普适价值,包括寻觅自己记忆中的故乡。2011年,他出版了半自传散文集《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在城乡结构巨变、农耕文明几近消亡的今天,为他在故乡生活过的片断献上了一曲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挽歌。
他说,“我们是唱着农耕文化的挽歌进城的”,在这一代人身后,是日渐消亡的传统农耕文明。如今,中国的“70后”已跨入四十不惑,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这本书承载了他们人到中年的浓烈乡愁,也触动了这代人心中的某一根琴弦。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取十年砍柴这个名字?”他回答,“我确实砍了十年柴禾,我就是记录乡下的生活。”
如今,他的孩子和家在北京,房子买在北京,身份证上写的北京人。但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他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城市里的一员。原因是文化认知问题,“沈从文先生是我的老乡,他19岁在北京流浪,他到死觉得自己是乡下人,这个就是他对城市的认知,觉得城市没有使他有归属感” 。
所以,他脑海中常常有一个念头,对面那个人他的故乡在哪里?
乡村究竟是怎样的?
《农家书屋》:对于您记忆中的乡村,可以用几个典型的画面来描述一下吗?
十年砍柴:我18岁前是在湘中乡村度过的,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对故乡的记忆,现在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词:清贫、闭塞、不乏温馨与充满希望。
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还有几个画面,如我和小伙伴将牛放牧到山坡上吃草,然后聚在一起做游戏。还有就是在稻田里收稻子、过年时看舞龙灯,以及步行几里山路去给外公拜年。
《农家书屋》:在您的书中,我们看到乡村发生了很多变化,那最触及您心灵的变化是什么?
十年砍柴:乡村没有了生气,青壮年都已出去,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小孩,而他们的生活状况,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令人堪忧的。
《农家书屋》: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个过程?
十年砍柴:中国人大批进城,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我这代70后农村孩子,可以说是最后一代在耕读文化中长大的,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我们也是最后一代只有精英才能进城的农村人。从我们这代人以后,进城不再是农村精英的专利了,而是大批地成群地进城。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耕读文化几近消失,这种消逝是不可逆的,因为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
寻根之魅
《农家书屋》:《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将您评为“寻根之魅”人物,您写《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寻根”吗?
十年砍柴:这是媒体的过奖而已,我只想把过去的时光记录下来,没有“寻根”那么重要的使命。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虽然平常,但是值得记录下来,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文本。
以我自己为例,我们兄弟从记事开始,融入以血亲、姻亲为经纬的熟人社会,那种自然状态犹如幼鱼游水、稚鸟学飞。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的就是亲属尊卑,谁是我的亲兄弟,谁是我共爷爷的亲堂兄弟,谁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谁又是没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婶;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谁又更亲近一些;方圆几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们共一个祠堂,共一份族谱;祖父、父亲、自己和下一代的辈分是哪个字;而八华里外的那个王姓聚集的村子,谁是我的亲舅舅,谁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亲和姨表亲的区别在哪儿。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进祖坟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办红喜事该说什么贺喜的话,而对长辈的丧事如何致祭,等等等等。
乡村的熟人之间没有秘密,一个家族的爷爷可以随意在你家吃饭时走进来坐到餐桌上和你父亲一起喝酒。这些对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而言,是常识,而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我觉得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是巨大的,我有责任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当然,还有一个私人的因素,就在这部书第二稿修改完毕的庚寅年腊月,我的儿子出生了。四十为父,感慨良多。立刻觉得那种浪游江湖的心情不再有,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以及挥之不去的忧虑,为襁褓中的儿子,也为自己栖息的这块土地。在北京这座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陪我儿子成长的时候,我将如何给他讲述南方那个遥远的故乡?如何讲述他的父亲从乡村进城的经历?或许,他会像我少年时对父亲讲述其成长苦难一样不耐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生道路,凭什么让他洗耳恭听父亲的“忆苦思甜”?但是,既然将进城走了十八年的路记录下来了,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引发同龄人对那段岁月的回忆,希望更年轻读者能接受他。也希望在更远的未来,长大后的儿子通过这本书,读懂他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因为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进城只走了十八年;而对整个中国来说,进城走了几千年。
《农家书屋》:您认为的“根”是什么?“寻根”重要吗?
十年砍柴:人生总是有来路的,一个人过去的记忆和经历不可能完全切割掉,那么離开故乡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寻根”的情感,只是有些人更为强烈,有些人因为谋生的压力,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
《农家书屋》:我去白鹿原、高密等地采访,发现民间出现了很多“寻根热”这样的现象,您怎么看这一主题和现象?它的价值何在?
十年砍柴:每个人、每个群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行走路径。如果一条路变化不大,比如说某个人一直在农村里生活,很少离开故乡,没有生存环境的巨大反差,处在习焉不察的环境中,除非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人,否则很难产生“寻根”的意识。只有离开故乡,进入一个与旧时生活经验相差甚大的环境,才会有思念故乡,从而产生“寻根”意识。一个民族也是如此,长期处在农耕社会,社会结构变化不大,这个民族不可能有“寻根热”。只有处在现在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过去的刚刚消失或正在消失,“寻根”才会热。
于是,他持斧伐柯般从故纸堆里寻觅醒世恒言,在这个不断变幻的国度内寻觅普适价值,包括寻觅自己记忆中的故乡。2011年,他出版了半自传散文集《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在城乡结构巨变、农耕文明几近消亡的今天,为他在故乡生活过的片断献上了一曲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挽歌。
他说,“我们是唱着农耕文化的挽歌进城的”,在这一代人身后,是日渐消亡的传统农耕文明。如今,中国的“70后”已跨入四十不惑,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这本书承载了他们人到中年的浓烈乡愁,也触动了这代人心中的某一根琴弦。
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取十年砍柴这个名字?”他回答,“我确实砍了十年柴禾,我就是记录乡下的生活。”
如今,他的孩子和家在北京,房子买在北京,身份证上写的北京人。但夜深人静的时候想,他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城市里的一员。原因是文化认知问题,“沈从文先生是我的老乡,他19岁在北京流浪,他到死觉得自己是乡下人,这个就是他对城市的认知,觉得城市没有使他有归属感” 。
所以,他脑海中常常有一个念头,对面那个人他的故乡在哪里?
乡村究竟是怎样的?
《农家书屋》:对于您记忆中的乡村,可以用几个典型的画面来描述一下吗?
十年砍柴:我18岁前是在湘中乡村度过的,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我对故乡的记忆,现在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词:清贫、闭塞、不乏温馨与充满希望。
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还有几个画面,如我和小伙伴将牛放牧到山坡上吃草,然后聚在一起做游戏。还有就是在稻田里收稻子、过年时看舞龙灯,以及步行几里山路去给外公拜年。
《农家书屋》:在您的书中,我们看到乡村发生了很多变化,那最触及您心灵的变化是什么?
十年砍柴:乡村没有了生气,青壮年都已出去,只有留守的老人和小孩,而他们的生活状况,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令人堪忧的。
《农家书屋》: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个过程?
十年砍柴:中国人大批进城,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我这代70后农村孩子,可以说是最后一代在耕读文化中长大的,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我们也是最后一代只有精英才能进城的农村人。从我们这代人以后,进城不再是农村精英的专利了,而是大批地成群地进城。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耕读文化几近消失,这种消逝是不可逆的,因为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
寻根之魅
《农家书屋》:《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将您评为“寻根之魅”人物,您写《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这本书的出发点是想“寻根”吗?
十年砍柴:这是媒体的过奖而已,我只想把过去的时光记录下来,没有“寻根”那么重要的使命。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虽然平常,但是值得记录下来,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文本。
以我自己为例,我们兄弟从记事开始,融入以血亲、姻亲为经纬的熟人社会,那种自然状态犹如幼鱼游水、稚鸟学飞。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的就是亲属尊卑,谁是我的亲兄弟,谁是我共爷爷的亲堂兄弟,谁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谁又是没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婶;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谁又更亲近一些;方圆几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们共一个祠堂,共一份族谱;祖父、父亲、自己和下一代的辈分是哪个字;而八华里外的那个王姓聚集的村子,谁是我的亲舅舅,谁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亲和姨表亲的区别在哪儿。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进祖坟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办红喜事该说什么贺喜的话,而对长辈的丧事如何致祭,等等等等。
乡村的熟人之间没有秘密,一个家族的爷爷可以随意在你家吃饭时走进来坐到餐桌上和你父亲一起喝酒。这些对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而言,是常识,而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我觉得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是巨大的,我有责任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当然,还有一个私人的因素,就在这部书第二稿修改完毕的庚寅年腊月,我的儿子出生了。四十为父,感慨良多。立刻觉得那种浪游江湖的心情不再有,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以及挥之不去的忧虑,为襁褓中的儿子,也为自己栖息的这块土地。在北京这座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陪我儿子成长的时候,我将如何给他讲述南方那个遥远的故乡?如何讲述他的父亲从乡村进城的经历?或许,他会像我少年时对父亲讲述其成长苦难一样不耐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生道路,凭什么让他洗耳恭听父亲的“忆苦思甜”?但是,既然将进城走了十八年的路记录下来了,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引发同龄人对那段岁月的回忆,希望更年轻读者能接受他。也希望在更远的未来,长大后的儿子通过这本书,读懂他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因为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进城只走了十八年;而对整个中国来说,进城走了几千年。
《农家书屋》:您认为的“根”是什么?“寻根”重要吗?
十年砍柴:人生总是有来路的,一个人过去的记忆和经历不可能完全切割掉,那么離开故乡的人,多多少少有一些“寻根”的情感,只是有些人更为强烈,有些人因为谋生的压力,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
《农家书屋》:我去白鹿原、高密等地采访,发现民间出现了很多“寻根热”这样的现象,您怎么看这一主题和现象?它的价值何在?
十年砍柴:每个人、每个群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行走路径。如果一条路变化不大,比如说某个人一直在农村里生活,很少离开故乡,没有生存环境的巨大反差,处在习焉不察的环境中,除非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人,否则很难产生“寻根”的意识。只有离开故乡,进入一个与旧时生活经验相差甚大的环境,才会有思念故乡,从而产生“寻根”意识。一个民族也是如此,长期处在农耕社会,社会结构变化不大,这个民族不可能有“寻根热”。只有处在现在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过去的刚刚消失或正在消失,“寻根”才会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