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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投资拉动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与外来精英劳动者的就业替代竞争往往会同时出现于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初期，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有可能导致经济不断发展而本地社区却被不断边缘化的现代化困境。文章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海南三亚为例，从“外来者一本地人”关系结构视角考察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通过对精英劳动力迁入的经济社会影响分析，发现造成本地社区边缘化趋势的根源是粗放型经济政策、市场化公共政策及其交互作用所引发的复杂效果，而不是直观印象中单纯由精英劳动力迁入带来的冲击。
[关键词]精英劳动力迁入；本地社区边缘化；欠发达地区；旅游开发；海南三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1—0046—08
1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本地社区边缘化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在许多欠发达地区，由跨国公司主导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或本国政府与财团主导的垄断开发模式有可能使本地原住民在旅游发展决策中逐渐失去话语权。在以往的研究中，本地社区的这种“非中心化”、“非主流化”趋势通常被认为是由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和权利配置不均等原因所导致，根源是原住民在旅游就业和资本投入能力上的双重弱势。但本文在案例地的调查却发现，外来精英的不断迁入及其对原住民的就业替代效应同样也有可能引发和加剧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而这种现象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海南三亚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旅游城市。自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以来，全市GDP总量已由最初的3.6亿元剧增至2010年的230.8亿元，其中，旅游业总收入相当GDP比重高达60.5%。在三亚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世世代代以农业和渔业为生的本地原住民普遍缺乏从事旅游开发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而且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职业技能转换难度很大，因此接受过系统学历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外来精英劳动者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全面启动，旅游发展对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外来精英劳动者的数量势必会越来越多，本地居民的就业竞争压力也将随之不断增大，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扩大化有可能使本地社区陷入更加严峻的边缘化困境。本文通过对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三亚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分析，试图回答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本地社区是否会因为外来精英的大规模迁入而不断陷入边缘化发展困境这一问题。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边缘化”一词最早见于移民社会学，特指在多元文化冲突中的边缘群体因不被主流社会接纳而产生的心理失落现象，后逐渐扩展为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所有领域里的“非中心”、“非主流”现象及其形成过程的描述。在旅游研究领域，边缘化概念及其理论主要被用于描述和解释旅游全球化发展对目的地居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国家）原住民群体的冲击与影响。
旅游学者对原住民“边缘化”问题的关注起始于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冲突。为满足游客的好奇心理，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通常会被要求保持“原汁原味”。当这种“舞台化”重现演变为纯商业化模拟时，原住民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豪会被严重削弱，而且过度模仿和迎合游客生活方式可能会使卖淫和吸毒等恶习蔓延开来，从而使年青一代的原住民逐渐沦为缺乏文化自觉和自信、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边缘化群体。随着旅游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还发现原住民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边缘化趋势也非常明显，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旅游飞地”现象。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资本、客源和发展主导权，攫取了大部分旅游开发收益，而原住民仅能通过低层次就业来获得少量工资性报酬，因此从长远来看，本地社区最终将陷入“新殖民主义”的边缘化困境，来自加勒比地区、东南亚以及中部非洲等地的案例已对此反复证实。此外，即便是从制度上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掠夺式开发，原住民被边缘化的现象也同样可能发生，例如王汝辉发现由于旅游资源产权界定模糊，政府和开发商的垄断式开发导致了四川桃坪羌寨村民的门票分红被侵占、事务决策权被无视的现象，而麦克贝兹（Macbeth）则描述了另一种边缘化情形——开发商鼓动原住民出售旅游用地后，失地农民将被迫进行职业技能和谋生方式的转换，而转换一旦失败，职业前景黯淡的原住民会很快退化为新的边缘化群体。
社区参与和旅游增权等理论的引入为上述现象提供了初步的成因解释。阿卡玛（Akama）的研究显示，在一个由开发商、社区和政府共同参与的权力博弈过程中，界定资源产权的政府和掌控物质资本投入的开发商将合作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控制权，而随着社会资本的持续弱化，原住民的剩余索取权将逐渐沦为非对称的名义收益权，这种“无权”局面最终导致了“边缘化”结局，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是从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对社区进行“旅游增权”。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权力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别人给予的”，而在原住民的旅游就业和决策参与能力较弱时，即便是通过行政立法进行“自上而下”的外部增权，也很难改变其“边缘化”命运，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原住民通过自我提升来实现“自下而上”的内部增权。
刘俊以海南三亚黎族社区为例，首次进行了边缘化问题的原住民视角探析，发现“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和落后的受教育水平”是导致本地社区边缘化的主因，这种扎根社区内部的原住民视角研究使对“边缘化”现象的成因解释比以往更具说服力。但受案例尺度影响（仅限于村庄），原住民的心理调适失灵被直接当做“边缘化”现象的动因，而缺乏对失灵现象本身的形成过程分析。实践中，原住民的心理调适失灵既可能与自身初始能力素质偏低等内因有关，也与特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关系结构等外因妨碍了其能力素质提升有关，比如外来精英的大量迁入使开发商有了更多的用工选择，从而间接减弱了原住民转换职业技能的内在动力。据此，本文将继续遵循原住民视角，通过扩大案例尺度（由村庄扩大至城市）和增加新利益相关者（外来精英劳动者）等方法来研究本地居民边缘化的深层原因，并借助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索政府政策设计、外来精英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三者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 3 研究案例及研究方法
3.1研究案例
海南三亚拥有世界级的热带滨海旅游资源，也是近年来国内投资规模最大的旅游城市，但人才与技术匮乏一直是制约旅游发展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本地原住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如200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9.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3.1%），很多适龄劳动者达不到旅游企业入职门槛；另一方面，受旅游就业能力弱、基层薪酬低以及“好逸恶劳爱面子”社会风气影响，本地人普遍缺乏主动学习新职业技能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三亚旅游发展对外来劳动者的依赖非常严重，外来人口数量始终在不断增长。
迄今为止，三亚的外来精英迁入已出现5次高潮，分别是：①1988年建省升格“十万人才下海南”，尽管很多人迅即撤出，但留下来的都成了政府与国有企事业单位骨干；②1996年前后，随着旅游发展提速与旅行社“登记制”改革，来自湖南、四川等省与海南其他县市的熟练劳动者开始成为行业骨干；③2000年前后，批量处置“泡沫”房地产吸引了来自北方各省的近20万“候鸟”移民，跟随而来的大批内地下岗职工开始进入家庭旅馆、个体餐饮和出租车等行业；④2003年大众旅游兴起后，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内地农民工的到来填补了中基层岗位空缺；⑤2009年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更多高素质的海内外专业人才进入，本地大中专学校的外省籍学生开始将三亚作为就业首选。
据三亚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全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高达20.1万，而常住人口中2010年较1990年增加31.5万，其中半数以上是通过购房、投资入户或毕业分配等途径迁入的外来人口。时至今日，外来人口不但在职业分布和生活质量上显著优于本地居民，而且数量上也已基本相当，如主城区的外来人口占比就已超过本地人。对此，本地居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真正的受益者是外地人而不是自己，因此有很强烈的失落感。
3.2研究方法和过程
自2009年年底以来，笔者曾3次前往三亚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受访对象有市旅游局副局长、旅游协会秘书长、房产物业公司管理人员与旅游企业的人事经理等。此外，2011年5月笔者在海南省旅游学校师生的协助下，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凤凰岛、丹洲小区以及本地人聚居的槟榔河、崖城等地进行了拦访与入户调查，采集有效访谈样本32户（含本地原住民与外来新移民），涉及人数约160人。二手资料则包括当地历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各种政府文件、统计年鉴、专项报告与新闻报道等，还有一些素材取自当地最有人气的网络交流社区，如海南在线和天涯论坛等。
4 精英劳动力迁入对三亚本地社区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4.1本地居民在就业市场竞争中的劣势逐渐凸显
自1996年亚龙湾国家度假区建成开业以来，三亚旅游业逐渐形成了“度假酒店+旅游地产+高尔夫”发展格局，而这些高端旅游企业最初都为本地居民开辟了绿色就业通道，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我们开业前（1997年）专门拿出50多个岗位给本地村民，特意降低了英语和写作等很多能力要求，但全村来应聘的连高中生都没一个，多半人连普通话都听不全、更不会说”。在此情形下，企业不得不大量聘用来自内地省市的高素质劳动者，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管理与技术岗位上，本地人更是凤毛麟角，“我在珠江大酒店（四星级）做了十多年，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近10年来3个曾经做到部门经理的本地人之一”。
在32户调查样本所涉及的76名适龄劳动力中，55名本地人中有34人目前有工作，除5人从事管理或自主创业外，其余29人均在酒店、景区或商场从事最基层的服务操作工种；而21名外来适龄劳动者中有19人在岗工作，其中13人担任较重要的管理或技术职务（如部门经理、资深导游等），因此单从就业层次来说，本地人与外来劳动者之间的差距非常显著。进一步的调查显示，目前在三亚旅游行业工作的本地劳动者以年轻女性为主，主要从事餐饮服务、清洁绿化、保安和后勤等低技术工种，不但收入低（平均月薪1100元左右），而且“吃的是青春饭，年纪一大就得由前台转到后台，工资还会更少一些”。
与很多旅游城市相似，本地居民的另一种就业途径是经营小型旅游企业或流动摊点等。在本文调查的20个本地家庭中，半数以上曾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过摩托载客、工艺品叫卖或景区带路（逃票）等非正式经营活动，那时“天涯海角（海滩）还没有封起来，我们这（天涯镇）男的跑摩托，女的提篮子卖点贝壳海螺，收入不比去酒店打工少”。但随着外来精英不断迁入，本地人的自主创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与多名出租车司机交谈得知，20世纪90年代的出租车市场由三亚、万宁与陵水籍海南司机把持，但随着近年来运营牌照费用飞涨，东北籍新移民凭借资金优势成了新的行业主导者，本地司机仅在机场往返市区等少数线路上保有优势，“外地人，尤其是东北人，快把我们的饭碗抢光了”，而类似情形在家庭旅馆、海鲜餐馆与瓜菜运输等行业也曾反复出现。
4.2本地居民获取优质公共产品的能力显著下降
旅游者数量的连年递增与外来劳动者的大规模迁入，使三亚原本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体系更加供不应求，“一个前后只有一条街的小渔港突然变成了容纳近百万人的大城市，自然什么都不够用了”。目前全市每万人中仅有不到20名执业医师，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又比如从2009年开始，最大设计值23.5万吨的城市供水系统每天需承担至少25万吨负荷，从而不得不“全城分片停水”……“三亚3大难——读书难、看病难、坐车难，没想到连喝水都那么难了”。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价格机制成为协调各方关系的主要准则，拥有就业竞争优势和更高收入的外来精英劳动者因此可以占有比本地居民更多的优质公共产品。以教育为例，2007年市教育局公布了多家重点中小学的“就近入学”范围后，范围内的“学位房”价格应声而涨，“一小、九小和实验中学一带房价天天涨，随便一套小两房都能到郊区换别墅了”。“学位房”价格暴涨主要是因为外来高收入劳动者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这场争夺的另一后果是各大名校的计划内指标越来越少而赞助费标准却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大多数本地居民的子女只能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笔者在调查中发现，70%以上的本地居民表示最不能容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一现象，“看病难无所谓，大不了多排会队；坐车难也不要紧，挤一挤就过去了；但读书难怎么能行，外地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怎么连我们下一代的饭碗都不肯放过呢”。 4.3外来精英劳动者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空间渐呈分化趋势
近年来，三亚已成为我国旅游房地产发展的标志性城市。在职业炒客、“第二居所”购置热和外来精英的改善型置业等多种力量推动下，商品房均价已接近每平米25000元（国内一线城市标准）。更令本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房价暴涨带动了物价指数全面上扬，如笔者在丹洲小区菜市场和福乐多超市看到，蒜台每斤8.6元，生菜、豆角、西红柿等蔬菜每斤3元，而绿豆价格居然高达每斤12元……
对于人均月收入2000元左右的本地人来说，如此昂贵的物价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因此很多在主城区没有理想工作的本地人开始主动迁往生活成本较低的郊区。家住和平街的市民老符2010年年底将自己的房子放租，然后全家搬回在崖城镇的祖屋，“不搬不行啊，一家五口一个月吃饭就要2000多块，我们这一片好多人都搬回老屋了，我还算是晚的”。在本地低收入人群不断聚拢的拆迁安置区或城郊原住村落，不但商业服务设施的经营者不愿进驻，而且学校、医院、交通与治安等公共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笔者造访亚龙湾六盘村时发现，尽管1995年整体搬迁时的还建住房标准并不算低，但由于缺乏物业维护保养，房屋破损相当严重，而且周边几乎没有商业配套设施，因此“就算是贴钱给我们（亚龙湾度假区的酒店员工），也绝对不会去六盘村租房”。
相比之下，外来精英劳动者大都会通过购房、租赁或单位安置，加速集聚于地段好且配套完善的优质商住区。如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是一家四星级酒店的部门经理，每月单位补助住房津贴1800元，他用这笔钱租住了碧海蓝天小区的一套两居室。尽管还需自己贴补600元，但小区商业服务设施非常齐备，而且治安秩序令人满意，因此他一次性付了全年租金，“这笔钱花得很值，生活质量有保障，还可以认识很多今后有用的商业伙伴”，而在小区里还有很多和他情形相似的外来白领或投资者。
4.4本地居民的社会心理落差不断加大，融入现代化进程的难度越来越大
2011年3月，市委书记姜斯宪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团结就是力量，这个真理对三亚尤为适用”，将“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员的团结”明确提升到与“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同样的高度，这说明外来精英大量迁入使本地居民的心理落差正在不断加大。
笔者与多名本地中老年人交谈时发现，20世纪90年代本地人与外来者相处非常融洽，“你搞你的旅游，我卖我的水果，大家一起发财啦”，“大家赚的钱差不太多，好多大陆人（本地人对外来者的俗称）在我们村租房子，我们处得很好啊”。双方矛盾起端于2000年前后，随着20万候鸟移民与大批下岗职工的到来，本地人与外来人在餐饮、交通与旅馆等行业展开激烈竞争，多次发生冲突，本地人从此开始抱怨，“外地人抢走了本属于我们的发展机会”，“海鲜一条街上三亚老板越来越少，东北人从街头占到街尾，我们喊也喊不过，打也打不赢”，“外地人实在太多了，医院排队看病要半天，公交车也没有了空座位”。由于外来劳动者在工作与生活等所有领域都对本地居民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因此本地人的心理落差从无到有，始终在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启动后，天价房、高尔夫与游艇会等奢华级休闲度假业全面进入三亚，人们的心理落差急剧上升，并演变为对外地人的集体不满与对抗情绪，“为什么他们（外地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越过越穷，三亚到底还是不是三亚人的三亚”，“那些事情（宰客）都是在三亚的外地人干的，你看看海鲜一条街上哪里还有半个三亚老板，钱都被他们外地人挣了，黑锅却要我们来背”。
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客观上阻碍了本地社区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逐渐掌控了企业用人权的外来精英劳动者会更加“差评”本地居民的职业潜能。比如在海棠湾众多酒店的开业招聘中，同等条件下企业优先聘用外地人，因为“本地人成天喝茶、买彩票，只想一夜暴富，学不进新东西，也不肯踏实干活”；而另一方面，部分本地人为快速谋利，铤而走险从事黑车黑导等违规业务，如多次曝光的“天涯海上游”就是周边村民集资自办的无证经营项目。这些对抗性的情绪与行为使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越来越难“融合”，也使本地人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直至沦为边缘化群体。
5 本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进程中日趋边缘化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当本地社区无法完全提供三亚旅游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员工时，大量引入外来精英是开发商积极倡导的一种理性对策，此时决定本地社区是否会被边缘化的关键既不是开发商的“仁慈”与“良心”，也不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摩擦和对抗，而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设计及其实施效果。有研究表明，尽管政府制定某项政策的初衷只是针对单个领域或特定主体，但实施时却有可能对其他领域和主体产生外部性影响，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复杂效果，三亚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发展就是复杂效果的一种表现形式。
笔者的跟踪研究表明，近20年来影响三亚发展的政策架构主要有两大特征——经济发展上积极推行“投资拉动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在公共管理领域则以对医疗、教育与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为主。那么，这样的政策环境到底对本地社区的现代化发展有何影响？外来精英迁入与特定政策环境谁才是导致本地社区边缘化发展的主因？本文拟采用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对此进行探索，基本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此外，为了更直观地描述特定政策对“本地人一外来者”关系结构的微观影响，本文从32户调查样本中选取了6个典型个案，按照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和初始职业状态相近的原则配对成3个“本地人一外来者”对照组，并从职业经历、生活空间与社交网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5.1粗放型经济政策导致了外来者与本地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
尽管三亚拥有世界级滨海旅游资源，但政府财政投入能力却严重不足，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时年财政收入仅1791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府的初始最优决策是粗放型经济政策模式，即通过在土地批租、项目审批与招商引资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来实现“大项目、大投资、大市场”的发展思路。 过去20年中，三亚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如2005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50亿元，对GDP贡献率为58.6%，直接拉动经济增长7.68个百分点，而到了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始的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高达305.24亿元，增幅之大居全国前列，前任市委书记江泽林曾明确指出，“三亚是典型的投资拉动经济”。但值得注意的是，粗放型经济政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来精英的卓越表现，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贡献并不突出，尤其是当旅游企业有条件持续获得外来精英补充时，本地居民习得和转换职业技能的机会将不断减少，难度也越来越大。
案例1：吴姐（本地），女，29岁，某四星级酒店仓管员；陆经理（外来），女，31岁，某度假村部门经理
两人曾在2002年前后共事于大东海同一家酒店。当时吴姐是全村唯一应聘成功的，被安排在中餐厅做服务员，而陆经理在前厅任接待员，两人职级相同，收入相近。但此后两人的职业发展轨迹出现了很大差异，一方面，吴姐在餐厅服务岗位上连做5年，一直寻求晋升而未果，原因与自身初中肄业学历有关，而且几次培训考核都只是勉强通过。婚后生子在家休养两年，再回酒店时已雄心不再，“现在有好多大陆来的中专生、大学生，单位不会再花力气培养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本地人），能有份工打、有钱拿就可以了”，所以她坦然接受了酒店指定的保洁工作，对后来调去物料仓做管理员更是心满意足；另一方面，陆经理因为有中专文凭，加之性格开朗、善于沟通，不到4年的时间里先后升至前台领班、团队接待主管和大堂副理。后随丈夫跳槽至海口金海岸大酒店，同时在海南大学攻读旅游英语成人大专，前年再度返回三亚被聘为某度假村（五星级）前厅部经理，“我有自己的规划，准备今年报考海大的MBA，争取35岁以前做到总经理”。
案例1说明外来精英迁入客观上减弱了企业培训本地员工的动机，也减少了本地人通过“干中学”提升职业技能的机会，这势必会进一步拉大本地人与外来者的知识技能差距，由此造成二者间的“知识技能差距——发展机会差距——更大的知识技能差距”互动循环。这种互动循环一旦形成，将不断升级演进，直至达成双方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一方面，企业对外来精英的依赖不断增强，并逐渐形成对本地人的“就业歧视”；另一方面，本地人的就业竞争意愿越来越淡薄，并依次退出对高收入工作的争夺。
5.2市场化公共政策导致了外来者与本地人在社会生活空间上的“分化隔离”
为应对大量外来人口迁入和每年近千万游客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财力匮乏的三亚市政府在住房、交通、教育与医疗等公共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基于价格杠杆的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基本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对本地人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住房改革。为了处置“泡沫经济时期”留下的大量闲置房地产，吸引高素质人口前来落户，并获得稳定税源，三亚在2000年前后连续出台了多项投资与购房入户特惠政策。由于在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框架下，住房与户籍是多数公共产品的配置依据，好学校、好医院与好环境等优质公共设施会逐步向高价商住区集聚，因此三亚很快就形成了社会生活空间的层级式块状分隔格局，而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就成了本地人与外来者在社会生活空间上分隔的主要原因。
案例2：符师傅（本地），男，38岁，旅游黑车司机；老胡（外来），男，40岁，私营业主
符师傅1998年买了台二手面包车，赚了些钱后在和平街老城区买了套二手房，全家从崖城老家搬了过来。后来出租车越来越多，打击黑车力度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不稳定，尤其是近几年物价飞涨，全家人每月吃饭要花去他大半收入，加之“女儿在这边读初中要交3万元借读费，老妈在这边看病打针也好贵”，所以2010年年底将房子以月租1500元放出去，全家搬回了崖城老屋，“这里肯定没城里好，外面也乱，女儿不愿意来，但总算是能读得起书、看得起病了，那边的房租收下来还能存一点应急钱”。
相比之下，来自河南的老胡日子则惬意得多，他2002年来三亚帮堂兄开夜班出租车，后来堂兄和其他亲友借钱给他买了台的士，“那是我的第一桶金，还完钱后又给老婆开了个小吃店，前两年炒房也赚了些钱”。现在老胡已经换了三次住房，小区的环境越换越好，周边幼儿园、医院、会所与超市等一应俱全，每逢周末全家人都会先去会所游泳，然后驾车出去吃饭，再到明珠广场或解放路步行街购物，“算是熬出来了，想想刚来时和堂哥一起在城中村里租房子，跟现在真的是没法比啊”。
案例2描述了消费支付能力差距与公共产品市场化配给促使外来精英与本地原住民在生活空间上逐渐分隔开来的典型过程。对于外来精英来说，他们凭借高收入占有了地段与环境更好的优质生活空间，而高收入人群集聚又会吸引更多商业服务设施进入，并带动房价与生活成本上涨，从而将低收入的本地居民逐渐排斥在外；与此同时，本地居民在劣质生活空间上的集聚也存在类似加速机制。一方面，低收入者比例高会降低区域的公共服务质量，引发治安恶化、低教育以及疾病流行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使本地精英千方百计跳出去，最后滞留下来的都是没有能力离开的本地弱势人群。
5.3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的交互作用机制建构了基于籍贯与财富双重标准的社会分化现象，进而导致了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困境
粗放型经济政策导致了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而公共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又使二者在社会生活空间上“分化隔离”，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两种分化趋势之间还存在彼此强化的交互影响——当双方因就业机会差距而收敛于不同的职业阶层时，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从而使价格机制主导的生活空间分化加剧；另一方面，随着外来精英加速集聚于优质生活空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断扩张的社会网络将给他们带来比本地人更多的发展机会。
案例3：陈老板（本地），男，45岁，抱罗粉店业主；黄总（外来），男，36岁，连锁餐馆大股东 陈老板夫妇先后开过椰子摊、海鲜排档和本地菜馆，目前经营一家30多平方米的抱罗粉店，“没有背景啊，生意越来越难，越做越小”。在分析经营惨淡的原因时，他回答“本来海鲜排档生意不错，结果政府盖酒店全拆了，后来开餐馆，借不到钱装修，也没有公家单位熟人带业务，只好关门了”，“旅游团队？别想了，那都是海口直接下来的，导游都是外地人，搭不上关系啊”，言语间他不止一次抱怨自己的亲朋好友与邻居都帮不上半点忙。
与陈老板的失意相反，黄总从吉林南下三亚后颇为顺利，最初专做旅游团“团餐”生意，后来觉得回扣点太高，在一位领导（老乡）的建议下改作东北餐馆。由于投资上百万元，政府一路绿灯，场面非常气派，加之当时东北籍新移民数量猛增，“光是我住的小区里就有好多老乡，他们一有朋友来旅游，就到我这来吃饭”，因为生意出乎意料的好，所以一口气又连开了3家，“后来的新店都是和老乡合伙的，我出资金和管理占大头，他们出钱出关系”，“说实话，在这里做生意比在吉林容易，老乡忒多、忒给面子，每次同乡聚会后店里就会多上好多回头生意”。
案例3表明三亚的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已经分属于边界鲜明的两大社会群体，社会权力竞争格局也正在由个体间竞争演变为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群体竞争。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域的外来精英广泛结交同类，逐渐形成了基于分工互惠关系的“有机团结”社会网络；另一方面，逐渐回归或长期生活于本地社区的原住民则主要依靠自然感情与集体意识来维系传统的“机械团结”社会网络。这两大社会网络之间的竞争既是基于籍贯与文化背景的竞争，也是基于财富与经济利益的竞争，而在这两大网络的竞争中，按照现代分工经济的一般规律，“有机团结”社会网络会比“机械团结”社会网络更具有竞争力。
综上所述，外来精英主导三亚旅游发展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此时本地居民最常见的两种对策是，或主动退避，集聚于低端就业领域，从而沦为现代化发展的配角；或在“法不责众”心理驱动下进行非理性群体抗争，但无论哪种做法都很难争取到更多发展机会，也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6 结论
本文以三亚旅游业为例，考察了精英劳动力迁入对欠发达地区原住民的影响，并从政策交互作用视角解释了本地社区边缘化困境的成因。研究发现：①精英劳动力迁入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就业替代竞争，其结果有可能导致经济不断发展而本地居民却被不断边缘化的现代化困境；②尽管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困境与外来精英迁入有一定联系，但困境形成的关键原因是经济发展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交互作用导致了“外来者一本地人”社会关系结构的不均衡发展；③粗放型经济政策很容易导致对外来精英迁入的过度依赖，客观上延缓原住民的职业技能转换进程，从而使本地社区逐渐集聚于低端就业领域；④市场化公共政策虽然可以缓解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压力，但也有可能使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之间出现社会生活空间的群分与隔离趋势；⑤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其循环演进将逐步拉大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的发展机会和社会权力差距，最终导致本地居民的边缘化困境。
本文的主要政策启示是，如果欠发达地区政府一开始就将外来精英界定为“启蒙者”或“领路人”，而不是“应急者”、“替代者”，本地居民的职业技能转换将更充分，从而能有效遏止双方在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上的分化趋势。比如说，2000年前后三亚市政府应该加强对个体餐饮与出租车等行业的市场监管，积极干预外来劳动者强势替代甚至驱逐本地人的恶性竞争现象。此外，当外来劳动者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应避免将这种差距映射到公共产品领域，如按“小杂居、大融合”原则进行城市规划，使每个区域的住户类型与公共资源分配相对均衡，尽量减少在郊区成片开发拆迁安置房与政府保障房。
由于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并行是现代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因此有必要在更大尺度范围内统筹规划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避免同质化竞争下的招商攀比和精英劳动力依赖，为本地居民的职业技能转换赢得足够时间与机会；此外，在进行公共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时，应注意公共产品市场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预防打击社会游资的恶性炒作，避免不同收入阶层在生活空间上的分化隔离，尤其是避免低收入人群聚居的“贫民窟”趋势。
[关键词]精英劳动力迁入；本地社区边缘化；欠发达地区；旅游开发；海南三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1—0046—08
1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本地社区边缘化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在许多欠发达地区，由跨国公司主导的飞地旅游发展模式或本国政府与财团主导的垄断开发模式有可能使本地原住民在旅游发展决策中逐渐失去话语权。在以往的研究中，本地社区的这种“非中心化”、“非主流化”趋势通常被认为是由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和权利配置不均等原因所导致，根源是原住民在旅游就业和资本投入能力上的双重弱势。但本文在案例地的调查却发现，外来精英的不断迁入及其对原住民的就业替代效应同样也有可能引发和加剧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发展趋势，而这种现象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海南三亚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旅游城市。自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以来，全市GDP总量已由最初的3.6亿元剧增至2010年的230.8亿元，其中，旅游业总收入相当GDP比重高达60.5%。在三亚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世世代代以农业和渔业为生的本地原住民普遍缺乏从事旅游开发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而且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职业技能转换难度很大，因此接受过系统学历教育和职业训练的外来精英劳动者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全面启动，旅游发展对劳动者技能素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外来精英劳动者的数量势必会越来越多，本地居民的就业竞争压力也将随之不断增大，由此导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扩大化有可能使本地社区陷入更加严峻的边缘化困境。本文通过对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三亚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分析，试图回答在现有制度环境下，本地社区是否会因为外来精英的大规模迁入而不断陷入边缘化发展困境这一问题。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边缘化”一词最早见于移民社会学，特指在多元文化冲突中的边缘群体因不被主流社会接纳而产生的心理失落现象，后逐渐扩展为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所有领域里的“非中心”、“非主流”现象及其形成过程的描述。在旅游研究领域，边缘化概念及其理论主要被用于描述和解释旅游全球化发展对目的地居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国家）原住民群体的冲击与影响。
旅游学者对原住民“边缘化”问题的关注起始于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冲突。为满足游客的好奇心理，欠发达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通常会被要求保持“原汁原味”。当这种“舞台化”重现演变为纯商业化模拟时，原住民对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豪会被严重削弱，而且过度模仿和迎合游客生活方式可能会使卖淫和吸毒等恶习蔓延开来，从而使年青一代的原住民逐渐沦为缺乏文化自觉和自信、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边缘化群体。随着旅游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研究者还发现原住民在经济和政治权利上的边缘化趋势也非常明显，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旅游飞地”现象。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资本、客源和发展主导权，攫取了大部分旅游开发收益，而原住民仅能通过低层次就业来获得少量工资性报酬，因此从长远来看，本地社区最终将陷入“新殖民主义”的边缘化困境，来自加勒比地区、东南亚以及中部非洲等地的案例已对此反复证实。此外，即便是从制度上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掠夺式开发，原住民被边缘化的现象也同样可能发生，例如王汝辉发现由于旅游资源产权界定模糊，政府和开发商的垄断式开发导致了四川桃坪羌寨村民的门票分红被侵占、事务决策权被无视的现象，而麦克贝兹（Macbeth）则描述了另一种边缘化情形——开发商鼓动原住民出售旅游用地后，失地农民将被迫进行职业技能和谋生方式的转换，而转换一旦失败，职业前景黯淡的原住民会很快退化为新的边缘化群体。
社区参与和旅游增权等理论的引入为上述现象提供了初步的成因解释。阿卡玛（Akama）的研究显示，在一个由开发商、社区和政府共同参与的权力博弈过程中，界定资源产权的政府和掌控物质资本投入的开发商将合作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控制权，而随着社会资本的持续弱化，原住民的剩余索取权将逐渐沦为非对称的名义收益权，这种“无权”局面最终导致了“边缘化”结局，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是从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对社区进行“旅游增权”。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权力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别人给予的”，而在原住民的旅游就业和决策参与能力较弱时，即便是通过行政立法进行“自上而下”的外部增权，也很难改变其“边缘化”命运，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原住民通过自我提升来实现“自下而上”的内部增权。
刘俊以海南三亚黎族社区为例，首次进行了边缘化问题的原住民视角探析，发现“相对保守的就业心理和落后的受教育水平”是导致本地社区边缘化的主因，这种扎根社区内部的原住民视角研究使对“边缘化”现象的成因解释比以往更具说服力。但受案例尺度影响（仅限于村庄），原住民的心理调适失灵被直接当做“边缘化”现象的动因，而缺乏对失灵现象本身的形成过程分析。实践中，原住民的心理调适失灵既可能与自身初始能力素质偏低等内因有关，也与特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关系结构等外因妨碍了其能力素质提升有关，比如外来精英的大量迁入使开发商有了更多的用工选择，从而间接减弱了原住民转换职业技能的内在动力。据此，本文将继续遵循原住民视角，通过扩大案例尺度（由村庄扩大至城市）和增加新利益相关者（外来精英劳动者）等方法来研究本地居民边缘化的深层原因，并借助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索政府政策设计、外来精英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三者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 3 研究案例及研究方法
3.1研究案例
海南三亚拥有世界级的热带滨海旅游资源，也是近年来国内投资规模最大的旅游城市，但人才与技术匮乏一直是制约旅游发展的最大障碍。一方面，本地原住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如2000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9.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3.1%），很多适龄劳动者达不到旅游企业入职门槛；另一方面，受旅游就业能力弱、基层薪酬低以及“好逸恶劳爱面子”社会风气影响，本地人普遍缺乏主动学习新职业技能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三亚旅游发展对外来劳动者的依赖非常严重，外来人口数量始终在不断增长。
迄今为止，三亚的外来精英迁入已出现5次高潮，分别是：①1988年建省升格“十万人才下海南”，尽管很多人迅即撤出，但留下来的都成了政府与国有企事业单位骨干；②1996年前后，随着旅游发展提速与旅行社“登记制”改革，来自湖南、四川等省与海南其他县市的熟练劳动者开始成为行业骨干；③2000年前后，批量处置“泡沫”房地产吸引了来自北方各省的近20万“候鸟”移民，跟随而来的大批内地下岗职工开始进入家庭旅馆、个体餐饮和出租车等行业；④2003年大众旅游兴起后，大批高校毕业生与内地农民工的到来填补了中基层岗位空缺；⑤2009年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更多高素质的海内外专业人才进入，本地大中专学校的外省籍学生开始将三亚作为就业首选。
据三亚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全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高达20.1万，而常住人口中2010年较1990年增加31.5万，其中半数以上是通过购房、投资入户或毕业分配等途径迁入的外来人口。时至今日，外来人口不但在职业分布和生活质量上显著优于本地居民，而且数量上也已基本相当，如主城区的外来人口占比就已超过本地人。对此，本地居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真正的受益者是外地人而不是自己，因此有很强烈的失落感。
3.2研究方法和过程
自2009年年底以来，笔者曾3次前往三亚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大量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主要来自深度访谈，受访对象有市旅游局副局长、旅游协会秘书长、房产物业公司管理人员与旅游企业的人事经理等。此外，2011年5月笔者在海南省旅游学校师生的协助下，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凤凰岛、丹洲小区以及本地人聚居的槟榔河、崖城等地进行了拦访与入户调查，采集有效访谈样本32户（含本地原住民与外来新移民），涉及人数约160人。二手资料则包括当地历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各种政府文件、统计年鉴、专项报告与新闻报道等，还有一些素材取自当地最有人气的网络交流社区，如海南在线和天涯论坛等。
4 精英劳动力迁入对三亚本地社区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4.1本地居民在就业市场竞争中的劣势逐渐凸显
自1996年亚龙湾国家度假区建成开业以来，三亚旅游业逐渐形成了“度假酒店+旅游地产+高尔夫”发展格局，而这些高端旅游企业最初都为本地居民开辟了绿色就业通道，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我们开业前（1997年）专门拿出50多个岗位给本地村民，特意降低了英语和写作等很多能力要求，但全村来应聘的连高中生都没一个，多半人连普通话都听不全、更不会说”。在此情形下，企业不得不大量聘用来自内地省市的高素质劳动者，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管理与技术岗位上，本地人更是凤毛麟角，“我在珠江大酒店（四星级）做了十多年，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近10年来3个曾经做到部门经理的本地人之一”。
在32户调查样本所涉及的76名适龄劳动力中，55名本地人中有34人目前有工作，除5人从事管理或自主创业外，其余29人均在酒店、景区或商场从事最基层的服务操作工种；而21名外来适龄劳动者中有19人在岗工作，其中13人担任较重要的管理或技术职务（如部门经理、资深导游等），因此单从就业层次来说，本地人与外来劳动者之间的差距非常显著。进一步的调查显示，目前在三亚旅游行业工作的本地劳动者以年轻女性为主，主要从事餐饮服务、清洁绿化、保安和后勤等低技术工种，不但收入低（平均月薪1100元左右），而且“吃的是青春饭，年纪一大就得由前台转到后台，工资还会更少一些”。
与很多旅游城市相似，本地居民的另一种就业途径是经营小型旅游企业或流动摊点等。在本文调查的20个本地家庭中，半数以上曾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过摩托载客、工艺品叫卖或景区带路（逃票）等非正式经营活动，那时“天涯海角（海滩）还没有封起来，我们这（天涯镇）男的跑摩托，女的提篮子卖点贝壳海螺，收入不比去酒店打工少”。但随着外来精英不断迁入，本地人的自主创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与多名出租车司机交谈得知，20世纪90年代的出租车市场由三亚、万宁与陵水籍海南司机把持，但随着近年来运营牌照费用飞涨，东北籍新移民凭借资金优势成了新的行业主导者，本地司机仅在机场往返市区等少数线路上保有优势，“外地人，尤其是东北人，快把我们的饭碗抢光了”，而类似情形在家庭旅馆、海鲜餐馆与瓜菜运输等行业也曾反复出现。
4.2本地居民获取优质公共产品的能力显著下降
旅游者数量的连年递增与外来劳动者的大规模迁入，使三亚原本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产品体系更加供不应求，“一个前后只有一条街的小渔港突然变成了容纳近百万人的大城市，自然什么都不够用了”。目前全市每万人中仅有不到20名执业医师，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又比如从2009年开始，最大设计值23.5万吨的城市供水系统每天需承担至少25万吨负荷，从而不得不“全城分片停水”……“三亚3大难——读书难、看病难、坐车难，没想到连喝水都那么难了”。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使价格机制成为协调各方关系的主要准则，拥有就业竞争优势和更高收入的外来精英劳动者因此可以占有比本地居民更多的优质公共产品。以教育为例，2007年市教育局公布了多家重点中小学的“就近入学”范围后，范围内的“学位房”价格应声而涨，“一小、九小和实验中学一带房价天天涨，随便一套小两房都能到郊区换别墅了”。“学位房”价格暴涨主要是因为外来高收入劳动者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而这场争夺的另一后果是各大名校的计划内指标越来越少而赞助费标准却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大多数本地居民的子女只能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笔者在调查中发现，70%以上的本地居民表示最不能容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这一现象，“看病难无所谓，大不了多排会队；坐车难也不要紧，挤一挤就过去了；但读书难怎么能行，外地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怎么连我们下一代的饭碗都不肯放过呢”。 4.3外来精英劳动者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空间渐呈分化趋势
近年来，三亚已成为我国旅游房地产发展的标志性城市。在职业炒客、“第二居所”购置热和外来精英的改善型置业等多种力量推动下，商品房均价已接近每平米25000元（国内一线城市标准）。更令本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房价暴涨带动了物价指数全面上扬，如笔者在丹洲小区菜市场和福乐多超市看到，蒜台每斤8.6元，生菜、豆角、西红柿等蔬菜每斤3元，而绿豆价格居然高达每斤12元……
对于人均月收入2000元左右的本地人来说，如此昂贵的物价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因此很多在主城区没有理想工作的本地人开始主动迁往生活成本较低的郊区。家住和平街的市民老符2010年年底将自己的房子放租，然后全家搬回在崖城镇的祖屋，“不搬不行啊，一家五口一个月吃饭就要2000多块，我们这一片好多人都搬回老屋了，我还算是晚的”。在本地低收入人群不断聚拢的拆迁安置区或城郊原住村落，不但商业服务设施的经营者不愿进驻，而且学校、医院、交通与治安等公共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笔者造访亚龙湾六盘村时发现，尽管1995年整体搬迁时的还建住房标准并不算低，但由于缺乏物业维护保养，房屋破损相当严重，而且周边几乎没有商业配套设施，因此“就算是贴钱给我们（亚龙湾度假区的酒店员工），也绝对不会去六盘村租房”。
相比之下，外来精英劳动者大都会通过购房、租赁或单位安置，加速集聚于地段好且配套完善的优质商住区。如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是一家四星级酒店的部门经理，每月单位补助住房津贴1800元，他用这笔钱租住了碧海蓝天小区的一套两居室。尽管还需自己贴补600元，但小区商业服务设施非常齐备，而且治安秩序令人满意，因此他一次性付了全年租金，“这笔钱花得很值，生活质量有保障，还可以认识很多今后有用的商业伙伴”，而在小区里还有很多和他情形相似的外来白领或投资者。
4.4本地居民的社会心理落差不断加大，融入现代化进程的难度越来越大
2011年3月，市委书记姜斯宪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团结就是力量，这个真理对三亚尤为适用”，将“本地市民和外来人员的团结”明确提升到与“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同样的高度，这说明外来精英大量迁入使本地居民的心理落差正在不断加大。
笔者与多名本地中老年人交谈时发现，20世纪90年代本地人与外来者相处非常融洽，“你搞你的旅游，我卖我的水果，大家一起发财啦”，“大家赚的钱差不太多，好多大陆人（本地人对外来者的俗称）在我们村租房子，我们处得很好啊”。双方矛盾起端于2000年前后，随着20万候鸟移民与大批下岗职工的到来，本地人与外来人在餐饮、交通与旅馆等行业展开激烈竞争，多次发生冲突，本地人从此开始抱怨，“外地人抢走了本属于我们的发展机会”，“海鲜一条街上三亚老板越来越少，东北人从街头占到街尾，我们喊也喊不过，打也打不赢”，“外地人实在太多了，医院排队看病要半天，公交车也没有了空座位”。由于外来劳动者在工作与生活等所有领域都对本地居民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因此本地人的心理落差从无到有，始终在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启动后，天价房、高尔夫与游艇会等奢华级休闲度假业全面进入三亚，人们的心理落差急剧上升，并演变为对外地人的集体不满与对抗情绪，“为什么他们（外地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越过越穷，三亚到底还是不是三亚人的三亚”，“那些事情（宰客）都是在三亚的外地人干的，你看看海鲜一条街上哪里还有半个三亚老板，钱都被他们外地人挣了，黑锅却要我们来背”。
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客观上阻碍了本地社区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逐渐掌控了企业用人权的外来精英劳动者会更加“差评”本地居民的职业潜能。比如在海棠湾众多酒店的开业招聘中，同等条件下企业优先聘用外地人，因为“本地人成天喝茶、买彩票，只想一夜暴富，学不进新东西，也不肯踏实干活”；而另一方面，部分本地人为快速谋利，铤而走险从事黑车黑导等违规业务，如多次曝光的“天涯海上游”就是周边村民集资自办的无证经营项目。这些对抗性的情绪与行为使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越来越难“融合”，也使本地人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少，直至沦为边缘化群体。
5 本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进程中日趋边缘化的原因
上述分析表明，当本地社区无法完全提供三亚旅游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员工时，大量引入外来精英是开发商积极倡导的一种理性对策，此时决定本地社区是否会被边缘化的关键既不是开发商的“仁慈”与“良心”，也不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摩擦和对抗，而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设计及其实施效果。有研究表明，尽管政府制定某项政策的初衷只是针对单个领域或特定主体，但实施时却有可能对其他领域和主体产生外部性影响，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有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复杂效果，三亚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发展就是复杂效果的一种表现形式。
笔者的跟踪研究表明，近20年来影响三亚发展的政策架构主要有两大特征——经济发展上积极推行“投资拉动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在公共管理领域则以对医疗、教育与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为主。那么，这样的政策环境到底对本地社区的现代化发展有何影响？外来精英迁入与特定政策环境谁才是导致本地社区边缘化发展的主因？本文拟采用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法对此进行探索，基本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此外，为了更直观地描述特定政策对“本地人一外来者”关系结构的微观影响，本文从32户调查样本中选取了6个典型个案，按照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和初始职业状态相近的原则配对成3个“本地人一外来者”对照组，并从职业经历、生活空间与社交网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5.1粗放型经济政策导致了外来者与本地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
尽管三亚拥有世界级滨海旅游资源，但政府财政投入能力却严重不足，1987年升格为地级市时年财政收入仅1791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府的初始最优决策是粗放型经济政策模式，即通过在土地批租、项目审批与招商引资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来实现“大项目、大投资、大市场”的发展思路。 过去20年中，三亚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如2005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约50亿元，对GDP贡献率为58.6%，直接拉动经济增长7.68个百分点，而到了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始的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高达305.24亿元，增幅之大居全国前列，前任市委书记江泽林曾明确指出，“三亚是典型的投资拉动经济”。但值得注意的是，粗放型经济政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来精英的卓越表现，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贡献并不突出，尤其是当旅游企业有条件持续获得外来精英补充时，本地居民习得和转换职业技能的机会将不断减少，难度也越来越大。
案例1：吴姐（本地），女，29岁，某四星级酒店仓管员；陆经理（外来），女，31岁，某度假村部门经理
两人曾在2002年前后共事于大东海同一家酒店。当时吴姐是全村唯一应聘成功的，被安排在中餐厅做服务员，而陆经理在前厅任接待员，两人职级相同，收入相近。但此后两人的职业发展轨迹出现了很大差异，一方面，吴姐在餐厅服务岗位上连做5年，一直寻求晋升而未果，原因与自身初中肄业学历有关，而且几次培训考核都只是勉强通过。婚后生子在家休养两年，再回酒店时已雄心不再，“现在有好多大陆来的中专生、大学生，单位不会再花力气培养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本地人），能有份工打、有钱拿就可以了”，所以她坦然接受了酒店指定的保洁工作，对后来调去物料仓做管理员更是心满意足；另一方面，陆经理因为有中专文凭，加之性格开朗、善于沟通，不到4年的时间里先后升至前台领班、团队接待主管和大堂副理。后随丈夫跳槽至海口金海岸大酒店，同时在海南大学攻读旅游英语成人大专，前年再度返回三亚被聘为某度假村（五星级）前厅部经理，“我有自己的规划，准备今年报考海大的MBA，争取35岁以前做到总经理”。
案例1说明外来精英迁入客观上减弱了企业培训本地员工的动机，也减少了本地人通过“干中学”提升职业技能的机会，这势必会进一步拉大本地人与外来者的知识技能差距，由此造成二者间的“知识技能差距——发展机会差距——更大的知识技能差距”互动循环。这种互动循环一旦形成，将不断升级演进，直至达成双方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一方面，企业对外来精英的依赖不断增强，并逐渐形成对本地人的“就业歧视”；另一方面，本地人的就业竞争意愿越来越淡薄，并依次退出对高收入工作的争夺。
5.2市场化公共政策导致了外来者与本地人在社会生活空间上的“分化隔离”
为应对大量外来人口迁入和每年近千万游客带来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财力匮乏的三亚市政府在住房、交通、教育与医疗等公共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基于价格杠杆的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基本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
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对本地人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住房改革。为了处置“泡沫经济时期”留下的大量闲置房地产，吸引高素质人口前来落户，并获得稳定税源，三亚在2000年前后连续出台了多项投资与购房入户特惠政策。由于在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框架下，住房与户籍是多数公共产品的配置依据，好学校、好医院与好环境等优质公共设施会逐步向高价商住区集聚，因此三亚很快就形成了社会生活空间的层级式块状分隔格局，而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就成了本地人与外来者在社会生活空间上分隔的主要原因。
案例2：符师傅（本地），男，38岁，旅游黑车司机；老胡（外来），男，40岁，私营业主
符师傅1998年买了台二手面包车，赚了些钱后在和平街老城区买了套二手房，全家从崖城老家搬了过来。后来出租车越来越多，打击黑车力度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不稳定，尤其是近几年物价飞涨，全家人每月吃饭要花去他大半收入，加之“女儿在这边读初中要交3万元借读费，老妈在这边看病打针也好贵”，所以2010年年底将房子以月租1500元放出去，全家搬回了崖城老屋，“这里肯定没城里好，外面也乱，女儿不愿意来，但总算是能读得起书、看得起病了，那边的房租收下来还能存一点应急钱”。
相比之下，来自河南的老胡日子则惬意得多，他2002年来三亚帮堂兄开夜班出租车，后来堂兄和其他亲友借钱给他买了台的士，“那是我的第一桶金，还完钱后又给老婆开了个小吃店，前两年炒房也赚了些钱”。现在老胡已经换了三次住房，小区的环境越换越好，周边幼儿园、医院、会所与超市等一应俱全，每逢周末全家人都会先去会所游泳，然后驾车出去吃饭，再到明珠广场或解放路步行街购物，“算是熬出来了，想想刚来时和堂哥一起在城中村里租房子，跟现在真的是没法比啊”。
案例2描述了消费支付能力差距与公共产品市场化配给促使外来精英与本地原住民在生活空间上逐渐分隔开来的典型过程。对于外来精英来说，他们凭借高收入占有了地段与环境更好的优质生活空间，而高收入人群集聚又会吸引更多商业服务设施进入，并带动房价与生活成本上涨，从而将低收入的本地居民逐渐排斥在外；与此同时，本地居民在劣质生活空间上的集聚也存在类似加速机制。一方面，低收入者比例高会降低区域的公共服务质量，引发治安恶化、低教育以及疾病流行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使本地精英千方百计跳出去，最后滞留下来的都是没有能力离开的本地弱势人群。
5.3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的交互作用机制建构了基于籍贯与财富双重标准的社会分化现象，进而导致了本地社区的边缘化困境
粗放型经济政策导致了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在就业市场上的“分离均衡”，而公共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又使二者在社会生活空间上“分化隔离”，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两种分化趋势之间还存在彼此强化的交互影响——当双方因就业机会差距而收敛于不同的职业阶层时，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从而使价格机制主导的生活空间分化加剧；另一方面，随着外来精英加速集聚于优质生活空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断扩张的社会网络将给他们带来比本地人更多的发展机会。
案例3：陈老板（本地），男，45岁，抱罗粉店业主；黄总（外来），男，36岁，连锁餐馆大股东 陈老板夫妇先后开过椰子摊、海鲜排档和本地菜馆，目前经营一家30多平方米的抱罗粉店，“没有背景啊，生意越来越难，越做越小”。在分析经营惨淡的原因时，他回答“本来海鲜排档生意不错，结果政府盖酒店全拆了，后来开餐馆，借不到钱装修，也没有公家单位熟人带业务，只好关门了”，“旅游团队？别想了，那都是海口直接下来的，导游都是外地人，搭不上关系啊”，言语间他不止一次抱怨自己的亲朋好友与邻居都帮不上半点忙。
与陈老板的失意相反，黄总从吉林南下三亚后颇为顺利，最初专做旅游团“团餐”生意，后来觉得回扣点太高，在一位领导（老乡）的建议下改作东北餐馆。由于投资上百万元，政府一路绿灯，场面非常气派，加之当时东北籍新移民数量猛增，“光是我住的小区里就有好多老乡，他们一有朋友来旅游，就到我这来吃饭”，因为生意出乎意料的好，所以一口气又连开了3家，“后来的新店都是和老乡合伙的，我出资金和管理占大头，他们出钱出关系”，“说实话，在这里做生意比在吉林容易，老乡忒多、忒给面子，每次同乡聚会后店里就会多上好多回头生意”。
案例3表明三亚的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已经分属于边界鲜明的两大社会群体，社会权力竞争格局也正在由个体间竞争演变为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群体竞争。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域的外来精英广泛结交同类，逐渐形成了基于分工互惠关系的“有机团结”社会网络；另一方面，逐渐回归或长期生活于本地社区的原住民则主要依靠自然感情与集体意识来维系传统的“机械团结”社会网络。这两大社会网络之间的竞争既是基于籍贯与文化背景的竞争，也是基于财富与经济利益的竞争，而在这两大网络的竞争中，按照现代分工经济的一般规律，“有机团结”社会网络会比“机械团结”社会网络更具有竞争力。
综上所述，外来精英主导三亚旅游发展的可能性正在不断上升。此时本地居民最常见的两种对策是，或主动退避，集聚于低端就业领域，从而沦为现代化发展的配角；或在“法不责众”心理驱动下进行非理性群体抗争，但无论哪种做法都很难争取到更多发展机会，也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6 结论
本文以三亚旅游业为例，考察了精英劳动力迁入对欠发达地区原住民的影响，并从政策交互作用视角解释了本地社区边缘化困境的成因。研究发现：①精英劳动力迁入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就业替代竞争，其结果有可能导致经济不断发展而本地居民却被不断边缘化的现代化困境；②尽管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困境与外来精英迁入有一定联系，但困境形成的关键原因是经济发展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交互作用导致了“外来者一本地人”社会关系结构的不均衡发展；③粗放型经济政策很容易导致对外来精英迁入的过度依赖，客观上延缓原住民的职业技能转换进程，从而使本地社区逐渐集聚于低端就业领域；④市场化公共政策虽然可以缓解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压力，但也有可能使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之间出现社会生活空间的群分与隔离趋势；⑤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其循环演进将逐步拉大外来精英与本地居民的发展机会和社会权力差距，最终导致本地居民的边缘化困境。
本文的主要政策启示是，如果欠发达地区政府一开始就将外来精英界定为“启蒙者”或“领路人”，而不是“应急者”、“替代者”，本地居民的职业技能转换将更充分，从而能有效遏止双方在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上的分化趋势。比如说，2000年前后三亚市政府应该加强对个体餐饮与出租车等行业的市场监管，积极干预外来劳动者强势替代甚至驱逐本地人的恶性竞争现象。此外，当外来劳动者与本地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应避免将这种差距映射到公共产品领域，如按“小杂居、大融合”原则进行城市规划，使每个区域的住户类型与公共资源分配相对均衡，尽量减少在郊区成片开发拆迁安置房与政府保障房。
由于粗放型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公共政策并行是现代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因此有必要在更大尺度范围内统筹规划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避免同质化竞争下的招商攀比和精英劳动力依赖，为本地居民的职业技能转换赢得足够时间与机会；此外，在进行公共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时，应注意公共产品市场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预防打击社会游资的恶性炒作，避免不同收入阶层在生活空间上的分化隔离，尤其是避免低收入人群聚居的“贫民窟”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