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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中国共产党90年华诞，回顾与梳理中国教育特别是中国教育管理体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年探索、百年进步、百年辉煌的伟大历程，乃是一件十分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中国教育管理体制之创建、发展与改革，大致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1921年至1949年，在根据地解放区发展新教育，创建新体制；1949年至1978年，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并在实践中曲折发展；1978年至今，在改革开放中探索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新路。
90年奋斗，教育大国“雄立东方”
中国近百年的变迁，在党的领导下，古老中国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国家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人民从饱受苦难到富裕安康，民族从任人宰割到“雄立东方”，党则从成立时只有五十几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80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我国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李忠杰认为，这90年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或者叫三个阶段：1921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今。在这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领导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大事，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三件大事，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大致也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1921年至1949年，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1949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教育事业；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改革开放。
中国是泱泱大国，曾几何时一直是十足的农业大国，人口中十有八九是文盲，如今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制造大国、教育大国。中国已经是人力资源大国，当之无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成人识字率接近95%，中学入学率高达8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6.3%。
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搞的一项“国际学生能力评估” (PISA)测评中，中国上海的15岁学生在参赛的数学和阅读项目中名冠全球第一。现在，中国大学每年的毕业生中有超过150万名成为工程师和科学家，预示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朝着知识型经济社会稳步迈进。
2000年，我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在世界发展中国家间堪称典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将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15%，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
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普通本专科招生高达599万人，是1998年的近6倍，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09年，中国在读博士生数量达到24.63万人，跃居世界第一。
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3%，在校大学生达到2979万人。
从井冈山到延安，发展国民新教育，创立管理新体制，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肇始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早期岁月。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中央政府颁布的《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明确规定“一切儿童自满七岁至十三岁，施以免费的强迫教育”。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央苏区身处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就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和偏僻落后的苏区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努力推动和发展教育。
从教育管理体制上看，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专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和《小学管理法大纲》等教育法规，废除停办原有的各类新式学堂、旧式私塾及教会学校，全部改造或转为苏区办学，彻底地翻开新的一页，以服务于革命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一是教育行政上归政府统一管理；二是重新规范课程与实行政府统编教材；三是强化革命师资。
“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治理与建设的阶段。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全方位地将其革命的理想付诸于社会实践，使苏区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变化。”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的数据，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根据江西、福建等三省统计，“在校适龄学生总数约占三省苏区总人口的6%左右，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与国民党统治区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左右相比，苏区的儿童普及教育成绩是巨大而显著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我党执政史上的辉煌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基础教育是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体现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在国防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通过边区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艰难探索，陕甘宁边区基础教育成果斐然，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还有一个特征，至今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那就是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学校或公私合办，是改进边区小学教育的方向之一”的指导方针，同时提出公办小学和民办小学的改革，广泛调动群众学习的积极性，发动群众与政府合作，解决教育中人力物力的困难，号召各地试办民办小学。
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改变社会条件”，即完成革命战争，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伟大使命的同时，坚持在解放区发展国民教育，从教育法令的制定、政府依法管理、学校设置、组织编制、教材编写，特别是小学义务教育的实施，教育经费的保障和民办教育的提倡，坚持教育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等等，不仅管理体制不失先进，办学成绩昭彰卓著，而且在今天看来，还恰似一面历史镜子，从中可以照鉴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教育管理体制建设与改革上的成败与得失、经验与教训。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教育管理体制：探索、成就与曲折
1949 年 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教育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党对教育的领导和管理的指导思想要汲取从井冈山到延安的历史经验，即所谓“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的方针问题。因为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与老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在性质上和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是马列主义和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最初阶段的产物。
第二，是全面学习当时苏联教育教学的管理体制和经验。正是在教育部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的工作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专家宋荐戈教授说，我国50年代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苏联的教育经验为模式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有成绩的，对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革命和政治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管理制度及发展和走向过程中始终具有统帅的地位。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化三改造”，及至 1956 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时，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便初步建立起来。其集中表达乃是毛泽东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直至1978年，我国宪法中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依然是：“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四，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不能不受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的原理，根据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要求，同时与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亦相应为高度的集中、计划与统一，即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教育管理体制。众所周知，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主要以中央集中且直接的管理为主；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主要是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
因此，这一次新中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乃是在总结我国教育历史传统和老解放区的经验，参照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础上，建立起的“集中统一、以条为主”的权力结构模式。这种模式基本契合了当时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发展需要。
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管理，某种意义上可以用“无政府状态”来描述。其时，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挂帅，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年轻的共和国与世界发展之间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又在这10年间被拉大了。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在党的领导下，“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和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人的方针，采取了诸如教育向工农开门、改革学制与课程、开展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等重大举措，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教育。从教育管理的角度看，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经历了集权、放权、再集权、再放权的曲折复杂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与挑战
在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时任教育部长的周济院士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结60年来我国教育所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坚持教育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入体制改革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了由法律、法规和规章三个层次的教育法制体系框架；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断提高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历史已经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乃是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转折点的。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国家政治层面纠正了“左”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同时给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教育战线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始拨乱反正，恢复整顿教育秩序，诸如，1978年，教育部重新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规定：全日制小学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社队办的小学，可以在县的统一领导下，由社队管理。这一时期，经过治理整顿，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实行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强调中央教育行政的权威。1985年，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进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
1986年，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基础教育领域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管理权力划分。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随后又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全国的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基础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对农村基础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强调教育“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至此，1985年以来逐步下放乃至下放至乡镇的基础教育管理的权力与责任，又逐步向县级政府乃至省级政府“回归”。
实践证明，教育领域里的改革开放过程，亦即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探索、改革和演进的实践，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管理体制，已经大大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公共教育权力体制，逐步理顺各级政府管理教育的关系，形成分工负责、分级管理教育的新体制。只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其进步的程度尚不尽如人意。
简短的结论
从文盲占人口之大多数的“东亚病夫”之孱弱大国，一跃而成为“雄立东方”的教育大国，中国教育及教育管理体制走过的90年风雨征程上，每一个进步，每一个成绩，每一个曲折，无一不存留着历史辩证法的痕迹，无一不闪耀着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与远见卓识的光辉。
从分类学上讲，教育管理体制隶属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范畴，因此，要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走单兵突进的路径注定是不现实的。它只能随国家政治经济的改革发展而改革发展。
2010年7月正式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这就为未来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再过10年，将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建立一个更科学、更民主、更先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管理新体制指日可待！
（作者简介：贺春兰为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主编，博士；蒋国华为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 编 子 君）
中国教育管理体制之创建、发展与改革，大致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1921年至1949年，在根据地解放区发展新教育，创建新体制；1949年至1978年，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并在实践中曲折发展；1978年至今，在改革开放中探索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新路。
90年奋斗，教育大国“雄立东方”
中国近百年的变迁，在党的领导下，古老中国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国家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人民从饱受苦难到富裕安康，民族从任人宰割到“雄立东方”，党则从成立时只有五十几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80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我国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李忠杰认为，这90年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或者叫三个阶段：1921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今。在这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领导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大事，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三件大事，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大致也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1921年至1949年，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1949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教育事业；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改革开放。
中国是泱泱大国，曾几何时一直是十足的农业大国，人口中十有八九是文盲，如今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制造大国、教育大国。中国已经是人力资源大国，当之无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成人识字率接近95%，中学入学率高达8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6.3%。
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搞的一项“国际学生能力评估” (PISA)测评中，中国上海的15岁学生在参赛的数学和阅读项目中名冠全球第一。现在，中国大学每年的毕业生中有超过150万名成为工程师和科学家，预示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朝着知识型经济社会稳步迈进。
2000年，我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在世界发展中国家间堪称典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将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15%，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
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普通本专科招生高达599万人，是1998年的近6倍，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09年，中国在读博士生数量达到24.63万人，跃居世界第一。
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3%，在校大学生达到2979万人。
从井冈山到延安，发展国民新教育，创立管理新体制，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肇始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早期岁月。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中央政府颁布的《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明确规定“一切儿童自满七岁至十三岁，施以免费的强迫教育”。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央苏区身处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始终在激烈地进行。就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和偏僻落后的苏区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努力推动和发展教育。
从教育管理体制上看，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专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和《小学管理法大纲》等教育法规，废除停办原有的各类新式学堂、旧式私塾及教会学校，全部改造或转为苏区办学，彻底地翻开新的一页，以服务于革命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一是教育行政上归政府统一管理；二是重新规范课程与实行政府统编教材；三是强化革命师资。
“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进行大范围的社会治理与建设的阶段。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全方位地将其革命的理想付诸于社会实践，使苏区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变化。”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的数据，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根据江西、福建等三省统计，“在校适龄学生总数约占三省苏区总人口的6%左右，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与国民党统治区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左右相比，苏区的儿童普及教育成绩是巨大而显著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我党执政史上的辉煌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基础教育是边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体现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在国防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通过边区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艰难探索，陕甘宁边区基础教育成果斐然，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还有一个特征，至今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那就是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学校或公私合办，是改进边区小学教育的方向之一”的指导方针，同时提出公办小学和民办小学的改革，广泛调动群众学习的积极性，发动群众与政府合作，解决教育中人力物力的困难，号召各地试办民办小学。
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改变社会条件”，即完成革命战争，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伟大使命的同时，坚持在解放区发展国民教育，从教育法令的制定、政府依法管理、学校设置、组织编制、教材编写，特别是小学义务教育的实施，教育经费的保障和民办教育的提倡，坚持教育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等等，不仅管理体制不失先进，办学成绩昭彰卓著，而且在今天看来，还恰似一面历史镜子，从中可以照鉴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教育管理体制建设与改革上的成败与得失、经验与教训。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教育管理体制：探索、成就与曲折
1949 年 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教育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党对教育的领导和管理的指导思想要汲取从井冈山到延安的历史经验，即所谓“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的方针问题。因为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与老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在性质上和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是马列主义和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最初阶段的产物。
第二，是全面学习当时苏联教育教学的管理体制和经验。正是在教育部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的工作方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专家宋荐戈教授说，我国50年代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苏联的教育经验为模式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有成绩的，对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革命和政治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管理制度及发展和走向过程中始终具有统帅的地位。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化三改造”，及至 1956 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时，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便初步建立起来。其集中表达乃是毛泽东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直至1978年，我国宪法中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依然是：“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第四，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不能不受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的原理，根据当时政治经济体制的要求，同时与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亦相应为高度的集中、计划与统一，即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教育管理体制。众所周知，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主要以中央集中且直接的管理为主；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主要是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
因此，这一次新中国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乃是在总结我国教育历史传统和老解放区的经验，参照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础上，建立起的“集中统一、以条为主”的权力结构模式。这种模式基本契合了当时生产关系变革和社会发展需要。
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管理，某种意义上可以用“无政府状态”来描述。其时，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管理，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挂帅，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年轻的共和国与世界发展之间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又在这10年间被拉大了。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在党的领导下，“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和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人的方针，采取了诸如教育向工农开门、改革学制与课程、开展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等重大举措，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教育。从教育管理的角度看，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经历了集权、放权、再集权、再放权的曲折复杂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与挑战
在庆祝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时任教育部长的周济院士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结60年来我国教育所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坚持教育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入体制改革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了由法律、法规和规章三个层次的教育法制体系框架；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断提高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历史已经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乃是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转折点的。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国家政治层面纠正了“左”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同时给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教育战线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始拨乱反正，恢复整顿教育秩序，诸如，1978年，教育部重新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规定：全日制小学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社队办的小学，可以在县的统一领导下，由社队管理。这一时期，经过治理整顿，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实行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强调中央教育行政的权威。1985年，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进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
1986年，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基础教育领域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管理权力划分。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随后又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全国的教育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作出了部署，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基础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对农村基础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强调教育“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至此，1985年以来逐步下放乃至下放至乡镇的基础教育管理的权力与责任，又逐步向县级政府乃至省级政府“回归”。
实践证明，教育领域里的改革开放过程，亦即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不断探索、改革和演进的实践，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管理体制，已经大大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确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公共教育权力体制，逐步理顺各级政府管理教育的关系，形成分工负责、分级管理教育的新体制。只是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其进步的程度尚不尽如人意。
简短的结论
从文盲占人口之大多数的“东亚病夫”之孱弱大国，一跃而成为“雄立东方”的教育大国，中国教育及教育管理体制走过的90年风雨征程上，每一个进步，每一个成绩，每一个曲折，无一不存留着历史辩证法的痕迹，无一不闪耀着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与远见卓识的光辉。
从分类学上讲，教育管理体制隶属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范畴，因此，要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走单兵突进的路径注定是不现实的。它只能随国家政治经济的改革发展而改革发展。
2010年7月正式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这就为未来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再过10年，将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建立一个更科学、更民主、更先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管理新体制指日可待！
（作者简介：贺春兰为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主编，博士；蒋国华为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 编 子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