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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代诗歌以反文化、反意象、反崇高为旗帜,他们试图通过反文化来回到本真世界,他们逃避自我,通过客观还原、消解意义的方式来追求世界的本真,但诗歌语言仍然是文化的载体,他们又通过解构语言,大量运用口语来背叛规范化的诗歌语言。尽管彻底的反文化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努力已经打破了原先僵化的局面,带来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反文化;逃避自我;客观还原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4-0171-02
第三代诗歌试图建立新的诗学原则,他们最主要的理论主张就是反文化。“所谓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一种观念形态的理性积淀,它是既有的人类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等诸种主体活动的精神产品和范型,……人始终生存在文化之中,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文化的动物罢了。”[1]57第三代诗人认为文化束缚了人,使人不能本真地生活,文化成为人获得自由和生存权利的阻碍。人被文化异化,人变成了非人,第三代诗人从反文化开始,企图重建一个真实的本体世界,使人和世界恢复本来的面目。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它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干涉人的一切生活,每个人都感觉到他在文化权力话语面前的渺小。他们试图反抗,他们反对一切既成的东西,试图摆脱权力话语的控制。他们要反文化:“非非”以“前文化还原”来反文化;“莽汉”诗派宣称要建立“真人文学”,这种“真人”完全摆脱了人类文化的“非真理性桎梏”;韩东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以在外国人眼里扮演文化动物的角色自乐,为此,他们宁愿放弃作为人的一切权利”[2]。显然,在韩东眼里,文化和人的权利成了一对此消彼长的对立概念。“非非”的“前文化还原”的途径是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从而提供一种无需任何理念介入的最原始的真实。“莽汉”主义通过直露的反抒情和挟带着暴力意图的黑色幽默来嘲弄文化所树立的一切。韩东的《大雁塔》进行了彻底的意义解构,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层层剥离所指强加于能指的文化行为。
第三代诗提出反文化的主张,首先是对朦胧诗的反叛,朦胧诗仍然是延续着启蒙文学的启蒙主义理想,通过个体意识的张扬,发挥诗歌价值判断和社会批判功能,强调诗人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注重的是诗歌对大众的引导和影响,诗人是站在大众之上的。第三代诗人没有经过历史的磨难,历史在他们的身上并没有打上烙印,他们不关注历史,尤其是朦胧诗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在当下诗人已经无法扮演大众的拯救者,诗人只是一个普通人,诗也就只能反映当下的现实日常生活。于是他们提出“PASS北岛舒婷”,要彻底改变诗歌的传统。反文化是他们的一面大旗,通过反文化来消解诗歌的意义,通过诗歌来反映日常生活,使诗歌回到诗歌本身。
第三代诗歌的反文化是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判断中作出的选择,但“彻底的反文化的逻辑性结果,必然会产生对自我的深深怀疑和不信任感”[3]33,原因很简单,“自我”或“主体”不过是语言及其社会性赋予人的一个概念,“自我”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朦胧诗带着价值重构的理想,高扬自我意识,强调主体对客体世界积极切入的激昂态度,然而“当现代世界在人道主义的激进宣言面前,始终处于一种无动于衷、无边无际、无知无欲的浑然麻木的状态时,第三代诗人终于懂得,骨销肉蚀的不是人自己,而是一个虚妄的支撑过它的理想”[3]34。于是,理想、勇气、英雄气概都成为构成那个虚妄的自我的因素而被深深地怀疑。自我不再是引以为豪的东西,相反成为浅薄和苍白的表征。第三代诗歌拼命地挣脱自我,逃避自我,他们选择的道路是:客观还原,包括“感觉还原”和“现象还原”。其中感觉还原即放弃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通过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直抵感觉,达到接近事物本质的目的。这其中直觉的应用是第三代诗人感觉还原的重要手段,“不少第三代诗人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艺术个性凝聚为直觉的表现,诗歌创作就是他们直觉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4]81。应该说感觉还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人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因而对自我的逃避也是有限的,因为感觉的表达方式有了变化,但仍然表达的是人自己的感觉;而现象还原则走得更远——人不再是处于主体地位,而是与物平等的客观存在,从而实现对事物的客观化描述,人退回到物的位置,作为物的一部分重新审视整个世界。
但是人真的可以退到物的位置,可以完全脱离自我而完成对世界的审视吗?冷态抒情诗表现了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远距离观摩,更多的第三代诗歌罗列着看似毫无关系的词句,以期藏匿自我,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纯客观描述。他们试图做到“以物观物”、“以物观我”,从而实现情感的“零度状态”,“直接描写人与物交往的共存状态本身就是人的基本状态,在直接描写下来的人与物共有的状态中,人是人,物是物,人与物平行,没有所谓肤浅与深刻、低贱与高贵、渺小与伟大的区别”[5]18。然而人的意识是无处不在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完全摆脱自我的,那看似毫无感情的冷态抒情诗,看似随心所欲的词句罗列,无不贯穿着诗人的情感和意识,诗人试图在诗中剔除自我,实际上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姿态呈现了自我。“莽汉”试图要通过“真人”达到对文化“自我”的超越,因而“刻意向人们表明自己不受约束的天性——天性是一种自然本能之物,刻意却是一种人为的东西——呈现出另一种自我的状态”[6]59。以通过挣脱自我建立的另一种姿态的自我来达到对自我的逃避,在逻辑上已经注定了其不可实现性。
在第三代诗歌理论中,“现象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是非理性的,因而摒弃逻辑推理;它是无意义的,因而排斥价值判断;它是无秩序的,因而拒绝各种人为规定的向度;它无所谓真实性,因而任何语言都是虚假的谎言;它以无形式作为自己的形式,因而任何有形式的都不过是一种囚笼;它是超验的,因而只能凭直觉的感应而无法以观念确实地把握;它包容人而又远离人而存在。”[7]102这样的世界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正是文化掩盖了现象世界的本来面貌,否认了现象世界的本真。第三代诗歌要摆脱这种概念与本真的背离,首当其冲地发动了对语言中介的攻击,“非非”提出“三逃避”和“三超越”,即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表现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反意象以及对规范化诗歌语言的背叛。
第三代诗歌之前的朦胧诗仍是以意象为主的经典意象诗,在意象符号的构成层面上,它要求能指与所指在一定原则下的合作,而连接能指与所指的中介,为能指与所指提供合作原则的,正是第三代诗人的抗争对象——文化。割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血肉联系,甚至抛弃表现深度的所指而回到能指本身,成为第三代诗人用诗歌语言反文化的第一步。在第三代诗歌那里,反意象首先表现为意象的优美度被意象的粗鄙度所代替,通过“打破意象与非意象之间的结构关系与和谐度,将正值变为负值,消除意象的印证烘托”[3]36。在第三代诗人的笔下,优美和谐被粗俗混乱所代替,宁静崇高被喧哗琐碎所掩盖,矜持含蓄变成了轻薄放荡,到处充满了“种种炽烈的人欲,琐碎的日常经验,迫在眉睫的生存障碍,到处是粗浊的叹息和低姿态的祈望”[6]56,所有的这一切又是通过一种高度随意化的口语形式表达出来,从而达到解构意象的目的。
“第三代诗的非意象,本质上便是这种消解意义,消解文化的过程。诗由此真正回到了语言自身。”[2]60从某种角度讲,正是语言承载了文化的意义,成为压在现代人肩头的挥之不去的重负。“人,一旦制造了语言,就失去了真正的语言,就失去了人自由地制造语言的那么一种状态。人从一开始就必然受制于一种或几种语言规范化的局限,并且身不由己地依附于语言的惯性,任凭语言以自身的形貌来歪曲人的意念和主张。”[8]就文学语言来说,不管对它作多大的改动,归根结底还只是对日常用语的补充,离本真世界差得还远,而作为日常用语的口语则更接近于那个本真的世界。随着反文化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对语言本身的解构与破坏成为第三代诗人抛出的又一把利刃,因为人类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确定语义的符号系统,而语言掩盖了本真。于是我们在第三代诗歌里见到了语言的混乱、断裂、变形,语气词的罗列,梦呓般的语言狂欢,一切语言规范在这里都被无情地抛却和嘲弄。第三代诗歌正是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解构达到接近本真世界的目的。第三代诗歌对语言的还原是他们反文化的重要前提,他们剔除了语言中的文化含义,并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强调诗就是语言本身,不具有语言之外的任何意义,以此来达到反文化的目的。
“‘第三代诗歌’以新奇独特的反文化精神和反叛姿态‘后崛起’于‘朦胧诗’衰落以后的诗歌荒原上”[9]111,这是整个第三代诗歌的主导精神也是其价值所在。真正彻底地反文化是不可能的,但反文化的精神是可贵的,不破不立,正是他们的这种反叛精神,打破了一种文化与人表面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假象均衡,解除文化过分沉积带来的负重,从而为文化在更新层次上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三代诗歌反文化、解构意义、消解价值,但并未给我们提供新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注定他们不可能在探索的路上走得更远——他们的历史使命几近完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第三代诗歌在席卷整个诗坛几年后就迅速沉寂了。
参考文献:
[1]孙基林.文化的消解:第三代诗的意义[J].青年思想家,1990,(6).
[2]韩东.诗歌的三个世俗角色[C]//.江苏淮阴“全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1985.(5).百家,1989,(4).
[3]程光炜.第三代诗人论纲[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3).
[4]温宗军.第三代诗歌反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J].学术研究,1996,(8).
[5]阿吾.从变形到不变形[J].艺术广角,1988,(3).
[6]李振声.诗意:放逐与收复——论“第三代诗”中的“他们”与“莽汉”现象[C]//.季节轮换.上海:学林出版,1996.
[7]野渡.逃离自我与现象还原[J].艺术广角,1987,(3).
[8]姜诗元.诗——语言墓地的烛光[N].深圳青年报,1986-12-16.
[9]陈旭光.“第三代诗歌”与“后现代主义”[J].当代作家评论,1994,(1).
Flee from the Cultural Fence
——The Third Generation Poems and Anticulture
XIE Hai-ping
(S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broadcast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generation poems looked anticuluture ,antiimage and antilofty as their flag. They tried to get back to a real world through the anticulture. They escaped from theirselves.They pursue the real world through restoring objectively and clearing up the meaning. But the poem language is still a carrier of the culture. They betrayed the standardized poem language through relieving the constrution of language and using the spoken language in a large amount.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counter cluturethoroughly, but this kind of efforts has already broken the situation that originally rigid, has brought the new possibility.
Key words: Anticluture;Evasion of oneself;Restore objectively
关键词:反文化;逃避自我;客观还原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4-0171-02
第三代诗歌试图建立新的诗学原则,他们最主要的理论主张就是反文化。“所谓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一种观念形态的理性积淀,它是既有的人类生存方式、行为方式等诸种主体活动的精神产品和范型,……人始终生存在文化之中,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文化的动物罢了。”[1]57第三代诗人认为文化束缚了人,使人不能本真地生活,文化成为人获得自由和生存权利的阻碍。人被文化异化,人变成了非人,第三代诗人从反文化开始,企图重建一个真实的本体世界,使人和世界恢复本来的面目。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它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干涉人的一切生活,每个人都感觉到他在文化权力话语面前的渺小。他们试图反抗,他们反对一切既成的东西,试图摆脱权力话语的控制。他们要反文化:“非非”以“前文化还原”来反文化;“莽汉”诗派宣称要建立“真人文学”,这种“真人”完全摆脱了人类文化的“非真理性桎梏”;韩东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人以在外国人眼里扮演文化动物的角色自乐,为此,他们宁愿放弃作为人的一切权利”[2]。显然,在韩东眼里,文化和人的权利成了一对此消彼长的对立概念。“非非”的“前文化还原”的途径是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从而提供一种无需任何理念介入的最原始的真实。“莽汉”主义通过直露的反抒情和挟带着暴力意图的黑色幽默来嘲弄文化所树立的一切。韩东的《大雁塔》进行了彻底的意义解构,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层层剥离所指强加于能指的文化行为。
第三代诗提出反文化的主张,首先是对朦胧诗的反叛,朦胧诗仍然是延续着启蒙文学的启蒙主义理想,通过个体意识的张扬,发挥诗歌价值判断和社会批判功能,强调诗人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注重的是诗歌对大众的引导和影响,诗人是站在大众之上的。第三代诗人没有经过历史的磨难,历史在他们的身上并没有打上烙印,他们不关注历史,尤其是朦胧诗那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引起他们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在当下诗人已经无法扮演大众的拯救者,诗人只是一个普通人,诗也就只能反映当下的现实日常生活。于是他们提出“PASS北岛舒婷”,要彻底改变诗歌的传统。反文化是他们的一面大旗,通过反文化来消解诗歌的意义,通过诗歌来反映日常生活,使诗歌回到诗歌本身。
第三代诗歌的反文化是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判断中作出的选择,但“彻底的反文化的逻辑性结果,必然会产生对自我的深深怀疑和不信任感”[3]33,原因很简单,“自我”或“主体”不过是语言及其社会性赋予人的一个概念,“自我”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朦胧诗带着价值重构的理想,高扬自我意识,强调主体对客体世界积极切入的激昂态度,然而“当现代世界在人道主义的激进宣言面前,始终处于一种无动于衷、无边无际、无知无欲的浑然麻木的状态时,第三代诗人终于懂得,骨销肉蚀的不是人自己,而是一个虚妄的支撑过它的理想”[3]34。于是,理想、勇气、英雄气概都成为构成那个虚妄的自我的因素而被深深地怀疑。自我不再是引以为豪的东西,相反成为浅薄和苍白的表征。第三代诗歌拼命地挣脱自我,逃避自我,他们选择的道路是:客观还原,包括“感觉还原”和“现象还原”。其中感觉还原即放弃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通过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直抵感觉,达到接近事物本质的目的。这其中直觉的应用是第三代诗人感觉还原的重要手段,“不少第三代诗人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艺术个性凝聚为直觉的表现,诗歌创作就是他们直觉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4]81。应该说感觉还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人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因而对自我的逃避也是有限的,因为感觉的表达方式有了变化,但仍然表达的是人自己的感觉;而现象还原则走得更远——人不再是处于主体地位,而是与物平等的客观存在,从而实现对事物的客观化描述,人退回到物的位置,作为物的一部分重新审视整个世界。
但是人真的可以退到物的位置,可以完全脱离自我而完成对世界的审视吗?冷态抒情诗表现了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远距离观摩,更多的第三代诗歌罗列着看似毫无关系的词句,以期藏匿自我,达到对客观世界的纯客观描述。他们试图做到“以物观物”、“以物观我”,从而实现情感的“零度状态”,“直接描写人与物交往的共存状态本身就是人的基本状态,在直接描写下来的人与物共有的状态中,人是人,物是物,人与物平行,没有所谓肤浅与深刻、低贱与高贵、渺小与伟大的区别”[5]18。然而人的意识是无处不在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完全摆脱自我的,那看似毫无感情的冷态抒情诗,看似随心所欲的词句罗列,无不贯穿着诗人的情感和意识,诗人试图在诗中剔除自我,实际上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姿态呈现了自我。“莽汉”试图要通过“真人”达到对文化“自我”的超越,因而“刻意向人们表明自己不受约束的天性——天性是一种自然本能之物,刻意却是一种人为的东西——呈现出另一种自我的状态”[6]59。以通过挣脱自我建立的另一种姿态的自我来达到对自我的逃避,在逻辑上已经注定了其不可实现性。
在第三代诗歌理论中,“现象是这样一种存在:它是非理性的,因而摒弃逻辑推理;它是无意义的,因而排斥价值判断;它是无秩序的,因而拒绝各种人为规定的向度;它无所谓真实性,因而任何语言都是虚假的谎言;它以无形式作为自己的形式,因而任何有形式的都不过是一种囚笼;它是超验的,因而只能凭直觉的感应而无法以观念确实地把握;它包容人而又远离人而存在。”[7]102这样的世界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正是文化掩盖了现象世界的本来面貌,否认了现象世界的本真。第三代诗歌要摆脱这种概念与本真的背离,首当其冲地发动了对语言中介的攻击,“非非”提出“三逃避”和“三超越”,即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表现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反意象以及对规范化诗歌语言的背叛。
第三代诗歌之前的朦胧诗仍是以意象为主的经典意象诗,在意象符号的构成层面上,它要求能指与所指在一定原则下的合作,而连接能指与所指的中介,为能指与所指提供合作原则的,正是第三代诗人的抗争对象——文化。割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血肉联系,甚至抛弃表现深度的所指而回到能指本身,成为第三代诗人用诗歌语言反文化的第一步。在第三代诗歌那里,反意象首先表现为意象的优美度被意象的粗鄙度所代替,通过“打破意象与非意象之间的结构关系与和谐度,将正值变为负值,消除意象的印证烘托”[3]36。在第三代诗人的笔下,优美和谐被粗俗混乱所代替,宁静崇高被喧哗琐碎所掩盖,矜持含蓄变成了轻薄放荡,到处充满了“种种炽烈的人欲,琐碎的日常经验,迫在眉睫的生存障碍,到处是粗浊的叹息和低姿态的祈望”[6]56,所有的这一切又是通过一种高度随意化的口语形式表达出来,从而达到解构意象的目的。
“第三代诗的非意象,本质上便是这种消解意义,消解文化的过程。诗由此真正回到了语言自身。”[2]60从某种角度讲,正是语言承载了文化的意义,成为压在现代人肩头的挥之不去的重负。“人,一旦制造了语言,就失去了真正的语言,就失去了人自由地制造语言的那么一种状态。人从一开始就必然受制于一种或几种语言规范化的局限,并且身不由己地依附于语言的惯性,任凭语言以自身的形貌来歪曲人的意念和主张。”[8]就文学语言来说,不管对它作多大的改动,归根结底还只是对日常用语的补充,离本真世界差得还远,而作为日常用语的口语则更接近于那个本真的世界。随着反文化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对语言本身的解构与破坏成为第三代诗人抛出的又一把利刃,因为人类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确定语义的符号系统,而语言掩盖了本真。于是我们在第三代诗歌里见到了语言的混乱、断裂、变形,语气词的罗列,梦呓般的语言狂欢,一切语言规范在这里都被无情地抛却和嘲弄。第三代诗歌正是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解构达到接近本真世界的目的。第三代诗歌对语言的还原是他们反文化的重要前提,他们剔除了语言中的文化含义,并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强调诗就是语言本身,不具有语言之外的任何意义,以此来达到反文化的目的。
“‘第三代诗歌’以新奇独特的反文化精神和反叛姿态‘后崛起’于‘朦胧诗’衰落以后的诗歌荒原上”[9]111,这是整个第三代诗歌的主导精神也是其价值所在。真正彻底地反文化是不可能的,但反文化的精神是可贵的,不破不立,正是他们的这种反叛精神,打破了一种文化与人表面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假象均衡,解除文化过分沉积带来的负重,从而为文化在更新层次上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三代诗歌反文化、解构意义、消解价值,但并未给我们提供新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注定他们不可能在探索的路上走得更远——他们的历史使命几近完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第三代诗歌在席卷整个诗坛几年后就迅速沉寂了。
参考文献:
[1]孙基林.文化的消解:第三代诗的意义[J].青年思想家,1990,(6).
[2]韩东.诗歌的三个世俗角色[C]//.江苏淮阴“全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1985.(5).百家,1989,(4).
[3]程光炜.第三代诗人论纲[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9,(3).
[4]温宗军.第三代诗歌反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J].学术研究,1996,(8).
[5]阿吾.从变形到不变形[J].艺术广角,1988,(3).
[6]李振声.诗意:放逐与收复——论“第三代诗”中的“他们”与“莽汉”现象[C]//.季节轮换.上海:学林出版,1996.
[7]野渡.逃离自我与现象还原[J].艺术广角,1987,(3).
[8]姜诗元.诗——语言墓地的烛光[N].深圳青年报,1986-12-16.
[9]陈旭光.“第三代诗歌”与“后现代主义”[J].当代作家评论,1994,(1).
Flee from the Cultural Fence
——The Third Generation Poems and Anticulture
XIE Hai-ping
(S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broadcast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third generation poems looked anticuluture ,antiimage and antilofty as their flag. They tried to get back to a real world through the anticulture. They escaped from theirselves.They pursue the real world through restoring objectively and clearing up the meaning. But the poem language is still a carrier of the culture. They betrayed the standardized poem language through relieving the constrution of language and using the spoken language in a large amount.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counter cluturethoroughly, but this kind of efforts has already broken the situation that originally rigid, has brought the new possibility.
Key words: Anticluture;Evasion of oneself;Restore objecti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