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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是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革命家、哲学家和理论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立足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改造，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摆脱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困境，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传统哲学；改造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革命家、哲学家和理论家之一。其哲学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他立足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吸收传统哲学精华，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而且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
一、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创立了“实事求是”的中国化的唯物论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以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和杨昌济等人所代表的重视现实政治和人生实践的湖湘学风，深深地影响着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毛泽东。由于深受湘学、实学的崇实精神的影响，对顾炎武的“足迹遍天下”、“留心当地之故”的主张极为推崇，他主张脚踏实地搞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对我国儒家经典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宣战书。
毛泽东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与中国民族化的形式结合起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结合中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曾用过的“弓矢从的”的比喻事例，把“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谈，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所以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1]在这里，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有的放矢”的态度等同起来，使“实事求是”的内容更为丰富、具体。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长期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它同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与物质同一性的原理和辨证发展观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加以改造[2]。“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它指的是我国古代的求实学风，是一种治学态度。唐代学者颜师古在对《汉书》作注时，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做学问应当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从事实中求出真相，引出结论。毛泽东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含义，并以此来表达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毛泽东用民族化的语言表达了唯物论的观点，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容。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又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表现出了一种“古为今用”的创新精神。
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丰富并发展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进行吸收和改造，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是用“两点论”、“二分法”、“一分为二”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为了使之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他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格言。如引用《易传》里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说明中国古代的两点论；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向其反面转化；引用班固《前汉书》的“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等等，这些中国古代思想经过批判地继承，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人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此外，毛泽东还将《孙子》中合乎辩证法的论述，如“知其知彼，百战不殆”，“以逸待劳”等运用于战争中，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入手，对矛盾的各个方面给予了科学而详尽的考察，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这一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创立了完整科学的矛盾学说，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真实画面，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矛盾问题的各种思想作了总结性的科学说明和解释，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
三、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改造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中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由此，形成了认识论上的对战，争论的实质在于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来源问题，从总体上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我国历史哲学家们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出自儒家经典《尚书》的《说命中》篇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代的朴素的知行观，以及先秦诸子、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孔子提出“人生而知之者为上”；学而知之者为次的知行观；董仲舒知先行后的知行观；王充的“以实察之”行先知后的知行观；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听乎知”观。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释。
毛泽东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观和辩证法考察知行问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的问题。《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的代表作，他在文章中说：“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的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际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知行观[4]。他从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检验标准的各个角度，全面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错误的、片面的认识。《实践论》中的知行观，是对传统知行观的辨证扬弃，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四、毛泽东对古代的“民本”思想的改造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一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而这条基本原则从酝酿到提出，可以说是毛泽东吸取中国历史上有关民本思想的众多观点，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熔炼而成。
古代具体论及民本思想，早在孔子就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论语》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墨子认为老百姓最迫切的实际需求是衣食住行的问题，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因此，他建议统治者很好地研究怎样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让老百姓能够过上舒心日子。孟子更是强烈要求统治者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他还提出了解决老百姓生活问题的办法——“制民生产”，即要是老百姓有一定的产业。其他如老子、荀子等也对此作了很多阐述。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王夫之给上述民本思想注入了带有一定个性解放色彩的新因素，他主张解决贫富不均，即均分土地以安定天下，其旨虽在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统治秩序，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劳动人民。王夫之比前人思想有更大的进步，在于他具体地论证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他说：“君长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能之。”清初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者颜元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原则；颜元学派的重要成员王源更提出“有田者必自耕”的口号。毛泽东通过对上述民本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充分吸收和改造，提炼出了他的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伟大观点。毛泽东在全面论证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尊重群众、服务群众和关心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的群众观点，最根本的就是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
对于君民关系问题，孟子早有探讨，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荀子则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君子”与“庶人”的关系：“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后来许多封建统治者以此作为治国安邦的格言。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认为君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总之，历史上识大体的哲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老百姓的地位。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高度，充分估计上述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它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把反映了某些社会真实的民主观视为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思想的萌芽，并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作为我党的借鉴，从而不仅使传统的民本观发生质变，升华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地诉诸实践，国家真正以民为本，老百姓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论述了群众路线：“在我党的 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把这种“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作为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也是我党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表明毛泽东最善于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有机结合起来。从毛泽东的科学论述中，可以隐约地看出他对历史上的民本思想进行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虽然并非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但却继承了它的优秀成果，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最善于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使其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困境，在现实中对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78.
[2] 沧南.毛泽东方法学[M]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53.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传统哲学；改造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革命家、哲学家和理论家之一。其哲学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他立足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吸收传统哲学精华，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而且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
一、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创立了“实事求是”的中国化的唯物论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以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和杨昌济等人所代表的重视现实政治和人生实践的湖湘学风，深深地影响着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毛泽东。由于深受湘学、实学的崇实精神的影响，对顾炎武的“足迹遍天下”、“留心当地之故”的主张极为推崇，他主张脚踏实地搞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的《反对本本主义》是对我国儒家经典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宣战书。
毛泽东历来重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结合起来、与中国民族化的形式结合起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结合中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曾用过的“弓矢从的”的比喻事例，把“有的放矢”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谈，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所以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1]在这里，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有的放矢”的态度等同起来，使“实事求是”的内容更为丰富、具体。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长期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它同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与物质同一性的原理和辨证发展观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加以改造[2]。“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它指的是我国古代的求实学风，是一种治学态度。唐代学者颜师古在对《汉书》作注时，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做学问应当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从事实中求出真相，引出结论。毛泽东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含义，并以此来表达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毛泽东用民族化的语言表达了唯物论的观点，丰富了“实事求是”的内容。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又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不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表现出了一种“古为今用”的创新精神。
二、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丰富并发展了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
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进行吸收和改造，用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和原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是用“两点论”、“二分法”、“一分为二”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为了使之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他引用了大量的古代格言。如引用《易传》里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来说明中国古代的两点论；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向其反面转化；引用班固《前汉书》的“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等等，这些中国古代思想经过批判地继承，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家辩证法，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他就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人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此外，毛泽东还将《孙子》中合乎辩证法的论述，如“知其知彼，百战不殆”，“以逸待劳”等运用于战争中，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从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入手，对矛盾的各个方面给予了科学而详尽的考察，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这一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创立了完整科学的矛盾学说，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真实画面，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矛盾问题的各种思想作了总结性的科学说明和解释，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
三、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改造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认识论中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由此，形成了认识论上的对战，争论的实质在于知先行后还是行先知后的问题，也就是认识的来源问题，从总体上看，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我国历史哲学家们曾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出自儒家经典《尚书》的《说命中》篇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代的朴素的知行观，以及先秦诸子、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孔子提出“人生而知之者为上”；学而知之者为次的知行观；董仲舒知先行后的知行观；王充的“以实察之”行先知后的知行观；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听乎知”观。近代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不可能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解释。
毛泽东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观和辩证法考察知行问题，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关系的问题。《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的代表作，他在文章中说：“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的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际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知行观[4]。他从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检验标准的各个角度，全面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错误的、片面的认识。《实践论》中的知行观，是对传统知行观的辨证扬弃，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四、毛泽东对古代的“民本”思想的改造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一观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而这条基本原则从酝酿到提出，可以说是毛泽东吸取中国历史上有关民本思想的众多观点，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熔炼而成。
古代具体论及民本思想，早在孔子就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论语》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墨子认为老百姓最迫切的实际需求是衣食住行的问题，他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因此，他建议统治者很好地研究怎样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让老百姓能够过上舒心日子。孟子更是强烈要求统治者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他还提出了解决老百姓生活问题的办法——“制民生产”，即要是老百姓有一定的产业。其他如老子、荀子等也对此作了很多阐述。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王夫之给上述民本思想注入了带有一定个性解放色彩的新因素，他主张解决贫富不均，即均分土地以安定天下，其旨虽在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统治秩序，但在客观上有利于劳动人民。王夫之比前人思想有更大的进步，在于他具体地论证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他说：“君长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能之。”清初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者颜元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原则；颜元学派的重要成员王源更提出“有田者必自耕”的口号。毛泽东通过对上述民本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充分吸收和改造，提炼出了他的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伟大观点。毛泽东在全面论证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尊重群众、服务群众和关心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的群众观点，最根本的就是一切为了群众的利益。
对于君民关系问题，孟子早有探讨，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观点。荀子则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君子”与“庶人”的关系：“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后来许多封建统治者以此作为治国安邦的格言。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认为君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总之，历史上识大体的哲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老百姓的地位。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高度，充分估计上述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它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把反映了某些社会真实的民主观视为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思想的萌芽，并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作为我党的借鉴，从而不仅使传统的民本观发生质变，升华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地诉诸实践，国家真正以民为本，老百姓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论述了群众路线：“在我党的 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把这种“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作为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也是我党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表明毛泽东最善于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有机结合起来。从毛泽东的科学论述中，可以隐约地看出他对历史上的民本思想进行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虽然并非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但却继承了它的优秀成果，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最善于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使其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解决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困境，在现实中对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78.
[2] 沧南.毛泽东方法学[M]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53.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