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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总后基地，即商品的集散地、资本的聚集地、人才的出发地、技术的发源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湖北能否“率先全面建成小康”，能否实现转型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关键在于能否破解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短板，秘诀就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9月3日，湖北省委组织部和湖北日报社、湖北广播电视总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东湖大讲坛，以“贯彻落实五大理念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组织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从推动湖北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方面开展交流研讨，为实现湖北“率先、进位、升级、奠基”目标提供了决策服务和智力支持。
创新改革而非改革创新
连玉明：我们对创新有很多解释，但是我认为创新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就是如何对资源进行新的配置。不少基层领导不愿想问题、不敢担风险、不会抓机遇，甚至成为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和软弱者。这种现象的出现，容易让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一套空洞的理论，一个漂亮的口号，甚至变成了一堆没有用的政策，落实不了的政策。面对这些问题，我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最重要的切入点，在于鼓励基层创新改革，而不是改革创新。
第一，应该把鼓励基层创新改革，作为激发基层发展活力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头等大事。要让基层动起来、干起来、活起来，让基层在实践中释放新能量、探索新模式、总结新经验。
第二，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基层创新改革的容错、试错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意味着风险，甚至还可能出现失误或者是失败。创新必须建立一种容错、试错机制。我建议，在创新实践中要把管人的机制和干事的机制有机统筹起来，干事的是一个部门考核，管人的又是另一个部门考核。要敢于给那些想干事、愿干事、敢干事、会干事的人一些创新空间，从政策上、制度上让他们去尝试风险，包容失误。
第三，努力营造基层创新改革的人才环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对于基层而言，最缺的是人才。没有人才也不可怕，只要你有让人才生长出来的土壤。最可怕的是既没有人才，又没有让人才生长的土壤，还没有吸引人才的环境。
产业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王一鸣：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很难跑得远的。现在全国已经开始建立居住证制度，湖北城镇化的规模在全国处在前列，如何在实践中加大力度，要率先实践，缩短居住证与户籍的时间差。土地改革的创新实践，现在承包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怎么创新，特别是宅基地，湖北作为农业大省，能不能走出一条新路子？成本的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需要多少钱？这个成本由谁来分担？政府、企业、居民怎么合理分担，这也是需要实践的。
湖北正处在一个新的关口，怎么抢抓机遇，争取发展主动权？能不能乘势而上，实现升级换代，在凤凰涅槃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让提质增效成为主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在七个方面。
一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率先。制造业要向高端化升级，要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要走在前列。要加快建设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重大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三是人才保障体系要走在前列。广东的教育资源没有湖北好，但是资源为什么往它那里流呢？有了好的生态，别人培养的会到你这里来。四是城乡统筹体系建设要走在前列。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两圈两带一群”、“一主两副多极”，还有一个层面是县域经济，浙江强就强在县域经济。五是战略性基础设施支撑体系走在前列。要打通内外通道，构建网络化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巩固提升湖北武汉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建成“祖国立交桥”。六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走在前列。构建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节点，文章还要进一步破题。最近，中央又给湖北一个光荣的任务，入选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湖北的硬环境相当不错，软环境也要进一步营造。七是绿色发展体系走在前列。我们要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体系。
绿色发展是一次新经济革命
张孝德：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要倡导绿色发展？因为很多人对生态文明的理解还不够科学，常常把它等同于环境保护，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其重大意义。
环境保护在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他们并没有提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而我们不仅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把这样一个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战略，就是要尝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能源环境治理的新治理之路。西方半个多世纪对环境的治理是一种“西医”的思维，是就环境治理环境的方式，这种治理有效果，但是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污染从哪里来？从生产方式来，从消费方式来。只有把生态文明落实为一个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一次全新的经济革命。绿色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
第一，作为产业来讲，绿色发展是依托绿色能源的产业，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正在酝酿一场新能源革命。今天的新能源革命非常类似于十八世纪在英国发生的蒸汽机革命，我认为新能源革命是引领中国甚至世界经济走向的一次革命，今天这个革命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光伏发电成本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它对传统产业具有替代空间。
第二，绿色经济发展拓展了一个新的资本概念。青山绿水为什么能够带来财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一种资本。从货币资本看，发达地区的资产肯定比我们多，但是如果从自然资本上评估，欠发达地区、中部地区恰恰是自然资本最丰富的地区。因此，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它给我们打开的是一个全新的空间，我们要从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的角度，重新评估我们的发展优势，树立我们的发展自信。 “2.0版”开放需要新理念
朱延福：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有了极大提高，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利用外资国之一。从国际上来看，国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国际资本也基本枯竭，下一阶段对外开放就必须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措施和新的目标。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从“1.0版”上升到“2.0版”。
这个“2.0版”包含哪些内容呢？
首先，以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为纽带，实现中国资本、中国产能和中国技术的国际合作。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些资本需要寻求投资场所，这个场所不仅仅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从生产能力上看，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我们的制造业已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从产能方面来看，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生产资源在全球的再配置，也就是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
第二，开放新阶段不仅仅是贸易和投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以国际组织为平台，推动中国规则、中国标准走上国际舞台。我们过去一讲规则都是讲国际规则、国际惯例，那只是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微弱的时候，我们被动接受别人的规则，只能当“运动员”，让别人来裁判。我们现在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出资的丝绸之路发展基金等等，就是我们在国际上对于国际经济秩序要有话语权。
第三，要以人文交流为契机，推进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融入世界价值主流，成为世界主流价值。当前湖北应当抓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机遇，首先要归纳出一个战略定位，作为一个名词和概念来传播。我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湖北要做总的后方基地，或者是“总后基地”。这个总后基地不是一句空话，它应该是商品的集散地、资本的聚集地、人才的出发地、技术的发源地。
坚持共享发展 共创新机遇
王一鸣：湖北还有比较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这是共享发展首先要解决的。要建立全民参保计划，法定人员全覆盖，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中等收入群体往往也是职业、专业人士，这和我们的产业升级是关联的。湖北提出健康湖北建设，这也是共享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谢志强：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大变革、大转型时期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来指导实践。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应该处理好四大关系和四大矛盾：第一是城乡关系。今天城乡二元结构有改善，城乡流动壁垒冲破了，但是留下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城乡差距。从人的角度来讲，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让3亿已经进了城的人能够来得了、留得下，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并已进城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第二是分配关系。分配关系不理顺，收入分配改革不推进，就会拉大贫富差距，甚至导致心理严重失衡和不满情绪滋生。
第三是劳资关系，资本与社会的关系。劳动关系没有处理好，会带来劳方与资方的矛盾。我国有4000多万个体户，有的个体户雇了工人干活；有1000多万民营企业，都雇了人，都有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中，工人权益如果得不到维护，就不是一般的违规，而是违法。工人的权利，劳方和资方的关系、新型劳动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法律规范调节建立起来，是一个重大课题。
四是党群、干群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干群关系有了一个大的改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等等，坚持了几年，效果出来了，党风正了，社会风气好了，干群关系好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湖北能否“率先全面建成小康”，能否实现转型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关键在于能否破解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短板，秘诀就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9月3日，湖北省委组织部和湖北日报社、湖北广播电视总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东湖大讲坛，以“贯彻落实五大理念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组织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从推动湖北创新驱动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方面开展交流研讨，为实现湖北“率先、进位、升级、奠基”目标提供了决策服务和智力支持。
创新改革而非改革创新
连玉明：我们对创新有很多解释，但是我认为创新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就是如何对资源进行新的配置。不少基层领导不愿想问题、不敢担风险、不会抓机遇，甚至成为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和软弱者。这种现象的出现，容易让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一套空洞的理论，一个漂亮的口号，甚至变成了一堆没有用的政策，落实不了的政策。面对这些问题，我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最重要的切入点，在于鼓励基层创新改革，而不是改革创新。
第一，应该把鼓励基层创新改革，作为激发基层发展活力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头等大事。要让基层动起来、干起来、活起来，让基层在实践中释放新能量、探索新模式、总结新经验。
第二，要建立健全有利于基层创新改革的容错、试错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意味着风险，甚至还可能出现失误或者是失败。创新必须建立一种容错、试错机制。我建议，在创新实践中要把管人的机制和干事的机制有机统筹起来，干事的是一个部门考核，管人的又是另一个部门考核。要敢于给那些想干事、愿干事、敢干事、会干事的人一些创新空间，从政策上、制度上让他们去尝试风险，包容失误。
第三，努力营造基层创新改革的人才环境。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对于基层而言，最缺的是人才。没有人才也不可怕，只要你有让人才生长出来的土壤。最可怕的是既没有人才，又没有让人才生长的土壤，还没有吸引人才的环境。
产业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王一鸣：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很难跑得远的。现在全国已经开始建立居住证制度，湖北城镇化的规模在全国处在前列，如何在实践中加大力度，要率先实践，缩短居住证与户籍的时间差。土地改革的创新实践，现在承包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怎么创新，特别是宅基地，湖北作为农业大省，能不能走出一条新路子？成本的分担机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需要多少钱？这个成本由谁来分担？政府、企业、居民怎么合理分担，这也是需要实践的。
湖北正处在一个新的关口，怎么抢抓机遇，争取发展主动权？能不能乘势而上，实现升级换代，在凤凰涅槃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让提质增效成为主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在七个方面。
一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要率先。制造业要向高端化升级，要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要走在前列。要加快建设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快重大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三是人才保障体系要走在前列。广东的教育资源没有湖北好，但是资源为什么往它那里流呢？有了好的生态，别人培养的会到你这里来。四是城乡统筹体系建设要走在前列。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两圈两带一群”、“一主两副多极”，还有一个层面是县域经济，浙江强就强在县域经济。五是战略性基础设施支撑体系走在前列。要打通内外通道，构建网络化基础设施支撑体系，巩固提升湖北武汉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建成“祖国立交桥”。六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走在前列。构建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节点，文章还要进一步破题。最近，中央又给湖北一个光荣的任务，入选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湖北的硬环境相当不错，软环境也要进一步营造。七是绿色发展体系走在前列。我们要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体系。
绿色发展是一次新经济革命
张孝德：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要倡导绿色发展？因为很多人对生态文明的理解还不够科学，常常把它等同于环境保护，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其重大意义。
环境保护在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他们并没有提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而我们不仅很早就提出来了，而且把这样一个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战略，就是要尝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能源环境治理的新治理之路。西方半个多世纪对环境的治理是一种“西医”的思维，是就环境治理环境的方式，这种治理有效果，但是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污染从哪里来？从生产方式来，从消费方式来。只有把生态文明落实为一个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是一次全新的经济革命。绿色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
第一，作为产业来讲，绿色发展是依托绿色能源的产业，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正在酝酿一场新能源革命。今天的新能源革命非常类似于十八世纪在英国发生的蒸汽机革命，我认为新能源革命是引领中国甚至世界经济走向的一次革命，今天这个革命离我们并不遥远，比如光伏发电成本不断下降，这意味着它对传统产业具有替代空间。
第二，绿色经济发展拓展了一个新的资本概念。青山绿水为什么能够带来财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一种资本。从货币资本看，发达地区的资产肯定比我们多，但是如果从自然资本上评估，欠发达地区、中部地区恰恰是自然资本最丰富的地区。因此，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它给我们打开的是一个全新的空间，我们要从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的角度，重新评估我们的发展优势，树立我们的发展自信。 “2.0版”开放需要新理念
朱延福：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有了极大提高，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利用外资国之一。从国际上来看，国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国际资本也基本枯竭，下一阶段对外开放就必须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措施和新的目标。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从“1.0版”上升到“2.0版”。
这个“2.0版”包含哪些内容呢？
首先，以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为纽带，实现中国资本、中国产能和中国技术的国际合作。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些资本需要寻求投资场所，这个场所不仅仅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从生产能力上看，经过30多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我们的制造业已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从产能方面来看，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生产资源在全球的再配置，也就是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
第二，开放新阶段不仅仅是贸易和投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以国际组织为平台，推动中国规则、中国标准走上国际舞台。我们过去一讲规则都是讲国际规则、国际惯例，那只是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微弱的时候，我们被动接受别人的规则，只能当“运动员”，让别人来裁判。我们现在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出资的丝绸之路发展基金等等，就是我们在国际上对于国际经济秩序要有话语权。
第三，要以人文交流为契机，推进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融入世界价值主流，成为世界主流价值。当前湖北应当抓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机遇，首先要归纳出一个战略定位，作为一个名词和概念来传播。我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上，湖北要做总的后方基地，或者是“总后基地”。这个总后基地不是一句空话，它应该是商品的集散地、资本的聚集地、人才的出发地、技术的发源地。
坚持共享发展 共创新机遇
王一鸣：湖北还有比较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这是共享发展首先要解决的。要建立全民参保计划，法定人员全覆盖，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中等收入群体往往也是职业、专业人士，这和我们的产业升级是关联的。湖北提出健康湖北建设，这也是共享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谢志强：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大变革、大转型时期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思想来指导实践。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应该处理好四大关系和四大矛盾：第一是城乡关系。今天城乡二元结构有改善，城乡流动壁垒冲破了，但是留下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城乡差距。从人的角度来讲，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让3亿已经进了城的人能够来得了、留得下，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并已进城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第二是分配关系。分配关系不理顺，收入分配改革不推进，就会拉大贫富差距，甚至导致心理严重失衡和不满情绪滋生。
第三是劳资关系，资本与社会的关系。劳动关系没有处理好，会带来劳方与资方的矛盾。我国有4000多万个体户，有的个体户雇了工人干活；有1000多万民营企业，都雇了人，都有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中，工人权益如果得不到维护，就不是一般的违规，而是违法。工人的权利，劳方和资方的关系、新型劳动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和经济新常态下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法律规范调节建立起来，是一个重大课题。
四是党群、干群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干群关系有了一个大的改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等等，坚持了几年，效果出来了，党风正了，社会风气好了，干群关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