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遗产税的征收问题引发大量讨论。经验表明，在经济规模大的国家里，征收遗产税的约束因素多、条件要求高。中国的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又是一个处于制度变革期、市场经济历史短的国家。因此，推出遗产税必须破解的难题远比其他国家多，初步概括有如下几点：
　　其一，如何确定应税遗产？遗产税应税遗产应是产权归属明晰的财产。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分步转换期，出现了一些模糊不清难以定性的情况。这使得一些财产的所有权归属无法确认，遗产课税因之也就找不准对象，如果强行规定可能引起极大争议或难以落地。
　　如个人住房，个人拥有的只是一定年限内的使用权，没有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权，严格来讲，这种使用权在遗产税法上不能定性为可传承遗产，因而也无法课税。这也是国外遗产税应税遗产均不包括租赁资产的原因。因此，如把个人住房纳入遗产税课税范围，如何界定清楚房屋价值和课税时限就成为一个难题。
　　再如个人货币资产，发达经济体内个人货币资产的持有存在严格的认定程序，而且私人之间利益权属务必清晰的理念根深蒂固，即便是配偶和直系亲属之间财产划分边界也非常清楚，而在中国则不然。这不仅使应税遗产无法确认，而且连遗产都难以识别清楚。
　　可见，中国如果征收遗产税，首先就要人们树立财产边界清晰理念，养成个人财产记录习惯，只有如此，征收遗产税才有基本依据。其次必须加快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建立完整的全国联网的不动产和动产查询体系。否则，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异地存放资产方式规避遗产税。
　　其二，如何确定起征点？从国际经验看，遗产课税起征点如何操作算合理，各国没有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
　　确定遗产税起征点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合理界定净遗产。所谓净遗产是指逝者账面资产减去负债、丧葬费用、共同资产后的数值。这种净遗产才是可课税资产。起征点是指把扣除一定数额后的净遗产作为计税遗产。问题在于中国个人财产边界清晰度低，界定净遗产并非易事。如丧葬费用，按中国传统文化是由逝者家属支出，这等于是增加了遗产税应税遗产，对此征收遗产税明显不合理。再如逝者债务界定，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个人债务不透明，家庭债务中有多大比例为逝者负担额也不清晰。可见，如果中国征收遗产税，首先要改变个人财产管理体系，否则净遗产界定不清会直接影响起征点合理化程度。
　　具体到遗产税起征点确定，有两个原则可选择：一是利用遗产税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尽可能多征税，让遗产继承者勤奋工作而非靠遗产致富或维持生活；二是尽可能少课税，让个人财产私人传承最大化。确定遗产税起征点须从国情出发考虑，力争不扰动市场。中国人均GDP位处世界中下层，个人财产积累仅30多年，且物价呈上升趋势。因此，确定遗产税起征点还是应坚持适度从高原则。只有如此，才可稳定民众的制度变革预期，确保遗产税制可操作。
　　其三，如何处理遗产税与财产赠与之间的关系？从确保遗产税征收完整性角度看，有必要对财产赠与行为课税，但操作起来有很多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财产赠与行为类型复杂，究竟哪些赠与应归入课税范围尚需认真讨论。目前，个人之间的财产赠与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生计保障类赠与；二是亲属之间的血缘性赠与；三是个人之间的友谊性赠与。从市场化程度看，生计保障类赠与不应纳入课税范围，后两类赠与可纳入课税范围，但也应有起征点限定。
　　其次，财产赠与税率设计须与遗产税率设计相互协调。如果财产赠与税率设计偏低，则很难起到抑制规避遗产税的作用。鉴此，赠与税税率可从高设计。
　　再次，财产赠与行为随意性强，透明度低，如果不建立相关登记制度，财产赠与课税就无法操作。建立财产赠与登记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财产管理信息系统、个人信用体系、个人行为信息管理体系。
　　综上所述，应先着手多层次配套制度体系建设，此项工作完成后再推出遗产税。当然这需要较长时间，但与其仓促出台无法落地的改革，不如待条件具备后再出台可见预期效应的改革。这样做虽然机会成本大，好处是可减少震荡。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