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天，美国匹兹堡一位当了25年临时工、名叫沃伊可的教授被解雇。她一年教8门课，收入仅为25000美元，没有退休金，没有遣散费，贫病交加过世，成为学院界的热门话题。沃伊可的遭遇给许多临时教师和在校研究生相当大的震撼。
　　临时教师队伍相当庞大。美国高校自从1970年代引入“商业”操作模式后，成本收益成为最大的考量。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雇佣临时教师是最节省人力资本的途径。2005年全美有75万名临时教师，超过了编制内正式教师人数，现在美国140万高校教师中近七成是临时教师。美国高教体系中最低层教师的生存困境，比起中国“工蜂”，有过之而无不及。
　　廉思编著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描述了中国高校年轻教师群体的生存现实，他们除教学工作繁重外，还要搞科研，谋职称。许多人艳羡大洋彼岸美国理想化的大学文明，却忽略了那里学院底层的教师也在挣扎，不同的制度设计带来更严重不均的资源分配。
　　中国工蜂教师的工资虽低，至少还有一些安全保障，而且享有教育医疗等若干福利，国内的科研经费虽不比美国，可是相对容易得到批准。美国临时教授（Adjunct professor），是进入编制前的一群人，根本没资格申请科研经费。他们收入微薄，经常一个学期要跑两三家学校教四五门课，没有五险一金之类的福利，合约一般只签一个学期，学校视学生人数决定要多少名教师，经常直到学期开始前几天才得到通知是否获得这份差事。
　　知识经济的兴起加深了高校教师群的阶层分化，暴露出大学冷酷自私的一面，编制内的教授在课堂上讲平等仁爱的大道理，课下对待临时工同事的处境却十分漠然。正规的讲师、副教授平均年薪八万美元，临时工三万美元，不仅是经济待遇上的不平等，聘用的过程也是暗箱作业，想用谁，就用谁，私人关系比学历经历更重要。
　　学生一旦被当作顾客，就要按照顾客至上的原则办事，一条不好的评语，就足以打破临时工的饭碗，临时教师战战兢兢不敢得罪学生，与编制内的就业保障有天壤之别。美国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原意是保护教师不因持不同意见而被解雇，结果教职成了铁饭碗。然而临时教师没有法律保护，随时都有被炒鱿鱼的可能。2013年我在芝加哥罗耀拉大学设在北京的中国文化中心教了两门课，客串了临时工，体会到这种招之则来、挥之则去，得不到起码尊重的苦涩，项目负责人表示作为临时工不要太认真，重要的是把学生哄住，他们开心，付学费的家长满意，项目就能继续做下去。
　　这些不能长期留在一个学校的吉普赛流浪教授，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谈何与学生深度接触、言传身教？教育质量下滑是必然的结果。
　　为什么教育程度那么高、待遇那么差的临时教授，不找其他的工作呢？有的人热爱教书，应验了圣人先贤所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旦有了这种神圣的人师情结，就要付出超常的代价。虽然学院里常规的教职位置越来越少，这些临时工不死心，年复一年幻想能转正，成为“蜂后”正规教授。临时工为了糊口，一学期要教5门以上的课，穿梭几个校园，待遇微薄，而高校招聘经常在学术会议的同时，这些想找工作的人没有经济能力拿出几百美元的注册费以及一笔不菲的旅费住宿费去投上一注。
　　找学院外的工作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临时教授一旦承担了课程，不愿半途离去，看到适合的工作也无法申请，寒暑假又正好不是找工作的时机。这些也许都是借口，临时教师从校门到校门，过了一二十年相对封闭的日子，社会阅历不多，转行从事其他的职业，没有心理准备。
　　美国高校虽不受制于国家行政意志，但考核标准是高校体制定的。教授治校，平等独立，那是遥远时代的精英梦，美国大学早已变成一个行政官僚体系，内部缺乏一个制衡对立力量，外部有市场供需客观的制约。20多年来，临时教师成立了一些维权组织，随着“转正”幻想破灭，沃伊可教授死亡，也许会给这个长期受到不公待遇的群体，带来改变局面的新动力。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