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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山之巅》是迟子建创作以来，首次尝试并展示以鲜明创作风格转型的最新长篇力作，同时也代表着近年来作家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以“人物群像”式的塑造表達方式、“环形链式”叙事结构建立起巨大的故事网络，逐渐展现遥远北国小镇中人们各自迥异却又环环相扣的人物命运，以及隐秘于这些人物背后的作品主题旨趣。自发表时就因其打破传统的创作结构与内容主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文章通过对自发表至今关于文本的主题、人物并在与其前期作品比较中可见的转型特点、原因与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形成的代表性观点进行梳理与概括，并在总结整理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的特点。
关键词：迟子建；《群山之巅》；主题；人物；转型
《群山之巅》作为迟子建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2015年并于同年获得《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该小说无论是语言风格、主题思想还是小说的叙事结构都展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转型与开拓，展现出作者创作的新高度与新转折，故而作品发表后便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文章拟对《群山之巅》面世以来学界出现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括与分析、总结。
1《群山之巅》主题研究
因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迟子建前期乡土小说的创作中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赋予创作对象以某种灵性，进行对自然、生态的情感回归。而在迟子建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中，作者一改传统的温暖伤怀之美，而转向用粗粝野性的笔触以人物群像的叙述方式表现出对某种现象尖锐冷峻的揭示与批判。
1.1挖掘小人物的人性之光
“全书篇幅不大，没有中心人物，有名有姓的人物居然就多达六十余人，而这些人物几乎都是所谓的民间小人物。”作者在小说中展现着遥远北国小镇中人们各自迥异却又环环相扣的人物命运，并直言：“想想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多么不易！”
欧阳澜在《边地民间的人性风景——评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中对此理解为：“让小人物在艰难困苦中活出人样子，见证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亮色，是迟子建《群山之巅》的叙事伦理追求。为达此目的，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展布的是《清明上河图》式的人物群像。”郭力的《迟子建创作的蜕变与统一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则从小说人物的自身属性来阐述其“卑微”所在：“《群山之巅》描写的当代人命运遭遇蕴含大量社会信息。这些普通人充满日常烦恼，他们不是呼风唤雨的神仙和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一群如浮萍一样被生活风雨击打的小人物，无可奈何地被这个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裹挟而去。”
作品主题表达常常与创作背景、灵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迟子建在《群山之巅》后记中坦言其依旧来源于生活经历的创作灵感，并将身边形形色色的真实人物作为原型加以改造，构建起群山之中的人物群像。而迟子建在作品中主要塑造了三种类型的小人物：一类接受着卑微的生活，显示出野草般的生存韧性；一类因私欲一度迷失自我良知而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类作为民间小人物的典型：麻木、冷漠、卑俗。迟子建在此打开人性深处的皱褶，写出人性深处的故事，挖掘“崇高”之下的“卑微”。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发掘民间小人物的人性之光，再次以生活为创作灵感的来源，将其融入作品并与之共生，而她在作品中对于人性的批判也正是对现实的批判，成为小说主旨的重要组成部分。
1.2“罪与罚”主题
在塑造小人物的人物群像、挖掘人性之“恶”的同时，迟子建也展现出对现实中“罪责”必定对应“惩罚”或称之为“因果报应”的某种命运安排的暗示与讽刺。迟子建曾在采访中直言：“我在这部长篇里，着力描写了几个矛盾纠葛中的人物，他们挣扎在人性的泥淖中，双足在恶之河，可他们向往岸上人性纯美的花朵，于是他们挣扎。写他们的挣扎，写人性在恶中像祈求月亮一样地向往善，领受它的光明。”小说中展现“罪与罚”这一主题的典型人物命运以唐眉、林大花为代表，但她们所承担罪责接受惩罚的方式并非监牢，而是在还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中背负一生沉重的“十字架”完成自我的救赎：“在自我牺牲的道德光环之下，也有在不为人知的隐秘的社会角落里”它所展现的是不同于传统的“罪与罚”。
故有学者对此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解与深度挖掘，林岗在《凡尘世界的罪与罚——读<群山之巅>》中认为迟子建在小说中不仅展现“罪与罚”的对应主题，同时也加以引伸借此探讨命运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他表示“不同的人遇到性质不同的瞬间，也就有了不同的‘命’。它们造成的生命转向，甚至是逆转。是罪是罚，别人无从援手，无从替代，只能当事者苦乐自知。”而这也正是《群山之巅》别出新意所在：“既不将命运看作前定因素，也不将命运视作前因的果报，而是将命运聚焦到人生中不可控的瞬间元素的作用，呈现它们对于人生历程的影响。”
同样是对“罪与罚”主题的延伸，郭力的《迟子建创作的蜕变与统一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认为迟子建也借此主题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迟子建把现实中发生的投毒案在小说中变成了一个人性自我反省的生命伦理困境，也许作家正是在唐眉自我清醒的‘罪与罚’中给出人性自我救赎的一线生机。卑污中开出圣洁的花朵，这是文学有关‘罪与罚’故事模式中永恒的建构意义和感召力量。”而这一“感召力量”正是源自于作家对人性的关怀和信心，“我们是否有能力在这个貌似有道德规范的生活秩序中学会宽容谅解，包括对自我人性脆弱的体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寻找真实存在的第一步，看见自己脚下的深渊才会寻找天堂的阶梯，穿越自我沉溺自我欺骗的欲望之海。”
如果说，前者是将《群山之巅》中“罪与罚”的主题向下挖掘至命运中“瞬间”决定“人生”的根源层面，那么后者就是将其升华，展现作者更高层面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和对自我灵魂的拷问。
2《群山之巅》人物形象研究
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以“人物群像”式的创作手法，塑造出众多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对某一类人群的普遍性塑造，也有对某一具有自身特殊属性的人物个体进行着重塑造，并在打破传统塑造模式的转变中展现其独特意义。 2.1安雪儿的人物形象意义
迟子建的创作风格中以“飞扬的神性之维”和“轻盈的灵动之气”为典型代表，并擅长在作品中塑造“异秉者”的形象。通常赋予他们人性中最纯洁的本真与童心，如“人間精灵”展现某种生命的诗意与美好。而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也同样塑造了这样一位“异秉者”——“小神仙”安雪儿。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迟子建却亲手撕碎“精灵”的面纱，打碎“美梦”，她塑造出一个小小的精灵又亲手将她卷入滚滚红尘中去。
“作家对人物的态度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是生活本身的浑浊让迟子建改变了精灵通体透明的本色”。也正如她在塑造“安雪儿”这一形象时所言：“其实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对于“精灵不再”的这一形象意义的转变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探讨。郭力在《迟子建创作的蜕变与统一——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中将安雪的命运轨迹看作一切神性都源于凡俗也最终隐于凡俗的隐喻：“今天这个时代无时不在摧毁诗意本身，人类无良知的贪婪使纯粹诗意蒙羞，原来那个有着通灵能力的小侏儒安雪也只能是云端上的精灵，现实中并不存在。安雪的蜕变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分裂复合的解救过程，而有时更需要源于生命自身的灵魂成长力量。”这也正是大多数学者对于“安雪儿”这一形象以及迟子建亲手将其“折翼”行为的解读。而杨姿在《在望不见的地方前行
迟子建<群山之巅>的精神之眼》中对“安雪儿”这一形象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其反转命运的悲剧性，她表示：“安雪儿也并没有对自己的生命有怨怼和弃绝，反而以最大的善接纳了意外怀孕的事实，对这个生命的尊重和珍惜使她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重返人间，安雪儿势必目睹更多人世的罪与恶，她用纯净的心清洁着不义和仇恨。”在“神性与人性”的界限突破中展现出其即使回归人间也保有的人格中最原始的巨大自然力量的支撑，它是混杂着烟火气的，打破美梦回归的现实往往更有力。
迟子建通常将这类“精灵”式的人物作为第二只观察世界的眼睛，看见人成为神的所失，又在“安雪儿”的“落地”中寻找人的本性，寄予由神返回人间的圣洁性和纯粹性。
2.2小人物形象的局限性
如前文中对作品主题研究概括时所言，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主要塑造了三种类型的民间小人物并发掘其人性之光。但在整体观照《群山之巅》的社会、人性图景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作者在小人物塑造中所呈现的精神意向存在着冲突。
研究者对于小说中小人物形象的研究多聚焦于辛开溜、辛七杂、金素袖、安平、李素贞、安雪儿、单四嫂、老魏等人物，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林佳娇的《小人物的歌哭悲欢——读迟子建的小说<群山之巅>》、刘秀哲的《<群山之巅>中小人物的形象意蕴解读》、赵丹《<群山之巅>人物塑造的生命美》等。他们对迟子建所刻画的一系列民间小人物中自由自在及其生命尊严进行进一步的解读，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这些小人物自身的局限性，欧阳澜在《边地民间的人性风景——评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他们缺乏精神追求、公民意识和主体性的自身的局限性。将其放大至作品整体来看，其与作者的精神意象也存在着冲突：“当作者以民间小人物作为切入点直面现实展开社会批判时，她应该呼唤的塑造的是富有精神追求和主体性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在乡土世界里因循守旧、自由自在的民间小人物。”后又挖掘其矛盾根源“在迟子建小说中，由于受困于对民间小人物的固定理解，她对自我之谜和存在之谜的探索意识尚非常微弱。迟子建如果要创造文学的黄金时代，可能还得真正地深入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困境中去探索，而不是沉湎于民间小人物的欢笑和眼泪，去发现凡俗人生不可遏制的溃败本质，追问超越尘世的终极价值的可能性。”将作品所体现的局限性回归创作者本身寻求其根源所在，并将其作为日后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警示：“文学如果写不出超越尘世的更深刻、更神秘的终极价值，它终究会坠落凡尘，被时间车轮碾压得溃不成形。”这是对作品局限性探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3《群山之巅》中所显示出的转型意义研究
《群山之巅》作为迟子建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其语言风格还是小说的叙事结构都展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转型与开拓。
3.1转型特点
《群山之巅》首先一改迟子建常规小说创作中的叙事方式，以穿针引线式的小标题单元建立起巨大的故事网络，逐渐展现遥远北国小镇中人们各自迥异却又环环相扣的人物命运，以及隐秘于这些人物背后的作品主题旨趣。
研究者们通常在与早期代表作的对比中阐释《群山之巅》中的转型特点：由早期作品中挖掘赞美人性的善开始向对人性恶的披露进行了创作主题侧重的转变，展现对人性之恶与现实黑暗面的批判。“《群山之巅》中的北中国虽然整体洋溢着迟子建式的温情和诗意，但喧嚣时代的罪恶和腐败已经投下浓重的阴影。”她记录着这个时代逐渐暴露在日光之下又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众多社会热点：贪污腐败的大量披露、大学生宿舍投毒案件等。龙盏镇宛如这个时代在飞速变化之中投射进生活影子的集合，看似依然着眼生活的琐事但实际上展现的却是对社会对国家问题的思考。不再单纯构建纯美的“乌托邦”展现自然灵性凸显思想核心，由聚焦自然的眼光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3.2转型原因与意义
作家如果想用作品来改变世界，那么所写的故事就必须具有能够与现实对抗取胜的强度。而这也正是《群山之巅》锋利棱角的所在——这是一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在命运的交织中展现复杂错综的人性并给予灵魂以拷问。故对于《群山之巅》的转型原因学者们通常以作家自身出发进行探索，概括出作家对时代的感受开始复杂多向了的原由。
小说面世之后，迟子建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这一创作完成于“知天命之年”。杨姿在《在望不见的地方前行
迟子建<群山之巅>的精神之眼》中对这一强调所包含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理解：“其一，三十年的写作并未穷尽她的素材，相反，‘文学的春色’正与她‘水乳交融’，这是一种文学时间的延续；其二，这样一个年龄刻度的存在，伴生着独特的人世感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构思和叙事的整合，所形成的讲述方式和讲述效应同过去相比出现了异质，带来了文学空间的拓展。”《群山之巅》无疑打破了迟子建一贯的节奏和章式，尤其是从头至尾逐渐凸显的那种叙述外的声音，“它预示着作家文学生命中超越性的一面开始展露，显现出作者整体观照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恒常视域中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它是迟子建个体生命的积淀所得，更是作者对小说这个文类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
4结束语
作家迟子建1983年至今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四十余部，外界对其文学作品研究也长达三十余年。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的创作素材依然主要来源于其故乡，但在时代背景的更迭之下，她虽手握最熟悉的武器，但不再着眼耕耘故乡的土壤，而是转向对外部世界以及当今时代的开拓。面对迟子建此次创作风格的巨大转变，社会上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但就目前对小说《群山之巅》的研究现状来说，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批评界对其的质疑通常停留在迟子建首次构建如此庞大故事结构时对情节难以精准把控的不足，以及将社会热点问题融入作品不免落入“印象札记”的旧窠，未能持有一种更为开放性的批评视角。故在不断丰富批评的立意和角度的同时也可以引进西方的批评理论来看待迟子建的创作与转型，将其和国外有着类似点的作家进行比较。而对于《群山之巅》文本的解读也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对主题和人物的研究，可以在多学科交叉中如美学、心理学等方面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理解，达到更宽阔的研究平台。如此我们便有理由相信对于迟子建《群山之巅》这一转型力作的研究会更加完善和充分。
关键词：迟子建；《群山之巅》；主题；人物；转型
《群山之巅》作为迟子建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发表于2015年并于同年获得《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该小说无论是语言风格、主题思想还是小说的叙事结构都展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转型与开拓，展现出作者创作的新高度与新转折，故而作品发表后便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文章拟对《群山之巅》面世以来学界出现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概括与分析、总结。
1《群山之巅》主题研究
因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迟子建前期乡土小说的创作中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赋予创作对象以某种灵性，进行对自然、生态的情感回归。而在迟子建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中，作者一改传统的温暖伤怀之美，而转向用粗粝野性的笔触以人物群像的叙述方式表现出对某种现象尖锐冷峻的揭示与批判。
1.1挖掘小人物的人性之光
“全书篇幅不大，没有中心人物，有名有姓的人物居然就多达六十余人，而这些人物几乎都是所谓的民间小人物。”作者在小说中展现着遥远北国小镇中人们各自迥异却又环环相扣的人物命运，并直言：“想想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多么不易！”
欧阳澜在《边地民间的人性风景——评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中对此理解为：“让小人物在艰难困苦中活出人样子，见证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亮色，是迟子建《群山之巅》的叙事伦理追求。为达此目的，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展布的是《清明上河图》式的人物群像。”郭力的《迟子建创作的蜕变与统一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则从小说人物的自身属性来阐述其“卑微”所在：“《群山之巅》描写的当代人命运遭遇蕴含大量社会信息。这些普通人充满日常烦恼，他们不是呼风唤雨的神仙和叱咤风云的英雄，而是一群如浮萍一样被生活风雨击打的小人物，无可奈何地被这个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裹挟而去。”
作品主题表达常常与创作背景、灵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迟子建在《群山之巅》后记中坦言其依旧来源于生活经历的创作灵感，并将身边形形色色的真实人物作为原型加以改造，构建起群山之中的人物群像。而迟子建在作品中主要塑造了三种类型的小人物：一类接受着卑微的生活，显示出野草般的生存韧性；一类因私欲一度迷失自我良知而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类作为民间小人物的典型：麻木、冷漠、卑俗。迟子建在此打开人性深处的皱褶，写出人性深处的故事，挖掘“崇高”之下的“卑微”。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发掘民间小人物的人性之光，再次以生活为创作灵感的来源，将其融入作品并与之共生，而她在作品中对于人性的批判也正是对现实的批判，成为小说主旨的重要组成部分。
1.2“罪与罚”主题
在塑造小人物的人物群像、挖掘人性之“恶”的同时，迟子建也展现出对现实中“罪责”必定对应“惩罚”或称之为“因果报应”的某种命运安排的暗示与讽刺。迟子建曾在采访中直言：“我在这部长篇里，着力描写了几个矛盾纠葛中的人物，他们挣扎在人性的泥淖中，双足在恶之河，可他们向往岸上人性纯美的花朵，于是他们挣扎。写他们的挣扎，写人性在恶中像祈求月亮一样地向往善，领受它的光明。”小说中展现“罪与罚”这一主题的典型人物命运以唐眉、林大花为代表，但她们所承担罪责接受惩罚的方式并非监牢，而是在还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中背负一生沉重的“十字架”完成自我的救赎：“在自我牺牲的道德光环之下，也有在不为人知的隐秘的社会角落里”它所展现的是不同于传统的“罪与罚”。
故有学者对此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解与深度挖掘，林岗在《凡尘世界的罪与罚——读<群山之巅>》中认为迟子建在小说中不仅展现“罪与罚”的对应主题，同时也加以引伸借此探讨命运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他表示“不同的人遇到性质不同的瞬间，也就有了不同的‘命’。它们造成的生命转向，甚至是逆转。是罪是罚，别人无从援手，无从替代，只能当事者苦乐自知。”而这也正是《群山之巅》别出新意所在：“既不将命运看作前定因素，也不将命运视作前因的果报，而是将命运聚焦到人生中不可控的瞬间元素的作用，呈现它们对于人生历程的影响。”
同样是对“罪与罚”主题的延伸，郭力的《迟子建创作的蜕变与统一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认为迟子建也借此主题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迟子建把现实中发生的投毒案在小说中变成了一个人性自我反省的生命伦理困境，也许作家正是在唐眉自我清醒的‘罪与罚’中给出人性自我救赎的一线生机。卑污中开出圣洁的花朵，这是文学有关‘罪与罚’故事模式中永恒的建构意义和感召力量。”而这一“感召力量”正是源自于作家对人性的关怀和信心，“我们是否有能力在这个貌似有道德规范的生活秩序中学会宽容谅解，包括对自我人性脆弱的体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寻找真实存在的第一步，看见自己脚下的深渊才会寻找天堂的阶梯，穿越自我沉溺自我欺骗的欲望之海。”
如果说，前者是将《群山之巅》中“罪与罚”的主题向下挖掘至命运中“瞬间”决定“人生”的根源层面，那么后者就是将其升华，展现作者更高层面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和对自我灵魂的拷问。
2《群山之巅》人物形象研究
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以“人物群像”式的创作手法，塑造出众多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对某一类人群的普遍性塑造，也有对某一具有自身特殊属性的人物个体进行着重塑造，并在打破传统塑造模式的转变中展现其独特意义。 2.1安雪儿的人物形象意义
迟子建的创作风格中以“飞扬的神性之维”和“轻盈的灵动之气”为典型代表，并擅长在作品中塑造“异秉者”的形象。通常赋予他们人性中最纯洁的本真与童心，如“人間精灵”展现某种生命的诗意与美好。而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也同样塑造了这样一位“异秉者”——“小神仙”安雪儿。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迟子建却亲手撕碎“精灵”的面纱，打碎“美梦”，她塑造出一个小小的精灵又亲手将她卷入滚滚红尘中去。
“作家对人物的态度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是生活本身的浑浊让迟子建改变了精灵通体透明的本色”。也正如她在塑造“安雪儿”这一形象时所言：“其实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对于“精灵不再”的这一形象意义的转变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探讨。郭力在《迟子建创作的蜕变与统一——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中将安雪的命运轨迹看作一切神性都源于凡俗也最终隐于凡俗的隐喻：“今天这个时代无时不在摧毁诗意本身，人类无良知的贪婪使纯粹诗意蒙羞，原来那个有着通灵能力的小侏儒安雪也只能是云端上的精灵，现实中并不存在。安雪的蜕变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分裂复合的解救过程，而有时更需要源于生命自身的灵魂成长力量。”这也正是大多数学者对于“安雪儿”这一形象以及迟子建亲手将其“折翼”行为的解读。而杨姿在《在望不见的地方前行
迟子建<群山之巅>的精神之眼》中对“安雪儿”这一形象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其反转命运的悲剧性，她表示：“安雪儿也并没有对自己的生命有怨怼和弃绝，反而以最大的善接纳了意外怀孕的事实，对这个生命的尊重和珍惜使她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重返人间，安雪儿势必目睹更多人世的罪与恶，她用纯净的心清洁着不义和仇恨。”在“神性与人性”的界限突破中展现出其即使回归人间也保有的人格中最原始的巨大自然力量的支撑，它是混杂着烟火气的，打破美梦回归的现实往往更有力。
迟子建通常将这类“精灵”式的人物作为第二只观察世界的眼睛，看见人成为神的所失，又在“安雪儿”的“落地”中寻找人的本性，寄予由神返回人间的圣洁性和纯粹性。
2.2小人物形象的局限性
如前文中对作品主题研究概括时所言，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主要塑造了三种类型的民间小人物并发掘其人性之光。但在整体观照《群山之巅》的社会、人性图景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作者在小人物塑造中所呈现的精神意向存在着冲突。
研究者对于小说中小人物形象的研究多聚焦于辛开溜、辛七杂、金素袖、安平、李素贞、安雪儿、单四嫂、老魏等人物，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林佳娇的《小人物的歌哭悲欢——读迟子建的小说<群山之巅>》、刘秀哲的《<群山之巅>中小人物的形象意蕴解读》、赵丹《<群山之巅>人物塑造的生命美》等。他们对迟子建所刻画的一系列民间小人物中自由自在及其生命尊严进行进一步的解读，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这些小人物自身的局限性，欧阳澜在《边地民间的人性风景——评迟子建长篇新作<群山之巅>》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他们缺乏精神追求、公民意识和主体性的自身的局限性。将其放大至作品整体来看，其与作者的精神意象也存在着冲突：“当作者以民间小人物作为切入点直面现实展开社会批判时，她应该呼唤的塑造的是富有精神追求和主体性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在乡土世界里因循守旧、自由自在的民间小人物。”后又挖掘其矛盾根源“在迟子建小说中，由于受困于对民间小人物的固定理解，她对自我之谜和存在之谜的探索意识尚非常微弱。迟子建如果要创造文学的黄金时代，可能还得真正地深入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困境中去探索，而不是沉湎于民间小人物的欢笑和眼泪，去发现凡俗人生不可遏制的溃败本质，追问超越尘世的终极价值的可能性。”将作品所体现的局限性回归创作者本身寻求其根源所在，并将其作为日后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警示：“文学如果写不出超越尘世的更深刻、更神秘的终极价值，它终究会坠落凡尘，被时间车轮碾压得溃不成形。”这是对作品局限性探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3《群山之巅》中所显示出的转型意义研究
《群山之巅》作为迟子建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其语言风格还是小说的叙事结构都展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转型与开拓。
3.1转型特点
《群山之巅》首先一改迟子建常规小说创作中的叙事方式，以穿针引线式的小标题单元建立起巨大的故事网络，逐渐展现遥远北国小镇中人们各自迥异却又环环相扣的人物命运，以及隐秘于这些人物背后的作品主题旨趣。
研究者们通常在与早期代表作的对比中阐释《群山之巅》中的转型特点：由早期作品中挖掘赞美人性的善开始向对人性恶的披露进行了创作主题侧重的转变，展现对人性之恶与现实黑暗面的批判。“《群山之巅》中的北中国虽然整体洋溢着迟子建式的温情和诗意，但喧嚣时代的罪恶和腐败已经投下浓重的阴影。”她记录着这个时代逐渐暴露在日光之下又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众多社会热点：贪污腐败的大量披露、大学生宿舍投毒案件等。龙盏镇宛如这个时代在飞速变化之中投射进生活影子的集合，看似依然着眼生活的琐事但实际上展现的却是对社会对国家问题的思考。不再单纯构建纯美的“乌托邦”展现自然灵性凸显思想核心，由聚焦自然的眼光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3.2转型原因与意义
作家如果想用作品来改变世界，那么所写的故事就必须具有能够与现实对抗取胜的强度。而这也正是《群山之巅》锋利棱角的所在——这是一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在命运的交织中展现复杂错综的人性并给予灵魂以拷问。故对于《群山之巅》的转型原因学者们通常以作家自身出发进行探索，概括出作家对时代的感受开始复杂多向了的原由。
小说面世之后，迟子建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这一创作完成于“知天命之年”。杨姿在《在望不见的地方前行
迟子建<群山之巅>的精神之眼》中对这一强调所包含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理解：“其一，三十年的写作并未穷尽她的素材，相反，‘文学的春色’正与她‘水乳交融’，这是一种文学时间的延续；其二，这样一个年龄刻度的存在，伴生着独特的人世感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构思和叙事的整合，所形成的讲述方式和讲述效应同过去相比出现了异质，带来了文学空间的拓展。”《群山之巅》无疑打破了迟子建一贯的节奏和章式，尤其是从头至尾逐渐凸显的那种叙述外的声音，“它预示着作家文学生命中超越性的一面开始展露，显现出作者整体观照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恒常视域中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它是迟子建个体生命的积淀所得，更是作者对小说这个文类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
4结束语
作家迟子建1983年至今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四十余部，外界对其文学作品研究也长达三十余年。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的创作素材依然主要来源于其故乡，但在时代背景的更迭之下，她虽手握最熟悉的武器，但不再着眼耕耘故乡的土壤，而是转向对外部世界以及当今时代的开拓。面对迟子建此次创作风格的巨大转变，社会上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但就目前对小说《群山之巅》的研究现状来说，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批评界对其的质疑通常停留在迟子建首次构建如此庞大故事结构时对情节难以精准把控的不足，以及将社会热点问题融入作品不免落入“印象札记”的旧窠，未能持有一种更为开放性的批评视角。故在不断丰富批评的立意和角度的同时也可以引进西方的批评理论来看待迟子建的创作与转型，将其和国外有着类似点的作家进行比较。而对于《群山之巅》文本的解读也可以不仅仅停留在对主题和人物的研究，可以在多学科交叉中如美学、心理学等方面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理解，达到更宽阔的研究平台。如此我们便有理由相信对于迟子建《群山之巅》这一转型力作的研究会更加完善和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