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些年来，国内公众考古研究与实践开展得如火如荼。考古学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公众考古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与新发现为切入点，连续多日推出《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仅从2021年3月20日首日播出情况来看，此次央视推出的直播节目与以往大众传媒报道考古发现与研究不同，在节目内容上强调专业性与趣味性相结合，以宏大的时空视角整体推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紧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主题来传递中国考古学研究发展的新风向。
　　关键词：公众考古;央视直播特别节目;三星堆新发现;博物馆;历史教育
　　0 引言
　　2021年3月20日—23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央视新闻频道从3月20日13点起，开启了首次直播节目。直播节目立足央视北京直播室和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现场，全方位报道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发掘进程，多视角呈现了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状态以及考古学家的工作方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此次央视推出的直播特别节目，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与难忘的记忆，节目的直播形式与效果给当下十分火热的公众考古提供了许多借鉴与思考。
　　1 考古人做足功课，与媒体深入合作
　　作为一门研究型学科，考古学是有其独特专业知识门槛的。长期以来，中國考古学“象牙塔之学术”的标签使其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条肉眼可见的界限。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如马斯洛需求理论所提出的那样，当人在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会转而探求认知和审美等更高层次的需求。中国民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从近些年来对考古学的兴趣与热切可见一斑。考古学中“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的兴起，以及中国社会中“考古热”的出现与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应是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
　　考古学的大众化与科学普及等方面的工作，其实从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开展。但是考古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之间固有的学科壁垒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考古人不善于有效宣传，媒体人没有深入理解考古，媒体人对于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报道总是令考古人难以满意甚至是诟病，而考古人为媒体人提供的新闻素材也总是令媒体人觉得晦涩难懂颇感头疼。
　　此次央视推出的《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让人看到了十分欣喜的新变化。不同于以往新闻报道中短促的报道，这一次央视为考古人提供了一个长时段的直播宣传平台，让考古人能够有机会在较长的时段中去呈现更多的相关信息，获得更加深刻的宣传效果。由于是当下重大考古新发现的发掘进程，考古人也为新闻媒体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宣传“爆点”。
　　同时，从节目内容上看，考古人与媒体人也是提前做好沟通的，做足了相关功课。考古人在保证宣传内容的严谨性与科学性的同时，在采访时尽力做到了“去学术化”的表述方式。而媒体人则在内容上充分尊重了考古人主体性，并且有意纠正观众对于考古的错误性认知。比如，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在转引网友的提问“为什么三星堆再次进行挖掘时”，他就立即纠正，是“发掘”而不是“挖掘”。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在考古学的宣传形象塑造上，有着效果上的显著差别。
　　其实，从部分网友的提问来看，公众对于考古学的兴趣已经越来越多地涉及中国考古学诸多学术问题。这一现象虽然与近些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在公众考古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通过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甚至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中国的国民素质有了显著提高，新一代的网民在信息传播与接受上，已经与互联网刚刚兴起之时所不同，有了较为独立的信息筛选与接受能力。同时，中国国民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伴随着的中国民众思考能力与探索精神的提升，使新一代网民在较为陌生的专业领域信息与知识的接收上，对学科本身有着基本的尊重。
　　基于此，中国考古人应当开始逐步转变公众考古实践方式，从最开始的为考古学“正名”“去污名化”、区别考古学与盗墓这一阶段，转而进入考古学与公众互动的新阶段。在这一新形势下，中国的公众有能力也应当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去深入到中国考古学中，与中国考古学一道去探索中国的过去。
　　2 立足三星堆，整体打包推介中国考古研究成果
　　此次《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有一个设计巧妙之处，即立足三星堆又不局限于三星堆，直播节目中以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与出土文物为引，相继串联了四川宝墩遗址、四川金沙博物馆、湖北石家河遗址、湖北盘龙城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中国丝绸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西青铜博物馆、甘肃马家窑遗址等十余处遗址与博物馆。其时空跨越范围之大，在长时段的直播节目中应属首次。
　　如果是考古从业者，这种长时段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应是不陌生的，因为这样的比较研究是考古学的强项。通过对不同时段不同地域遗址中出土文物的“找相同，抓不同”，来探讨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在内容上的编排，其实是包裹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精神内核的。这样的内容编排和宣传形式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它可以让中国考古跳脱出以往扁平化的固态形象，脱离出低层次的污名纠葛，转而以更加宽阔的视域和宏大的叙事来引导公众，进而使公众对文物、考古的认知有着更加深层次的理解。普通公众对于博物馆和遗址的参观往往是一件一件的文物参观，一个一个的遗址点游览，鲜有机会跳脱出这样一个一个的视域之中。这样的节目编排，可以达到一种使公众怀揣着主体性的参与感，深度贴近考古学研究的效果，是一种较为高明的公众考古新思路。
　　而看似跳跃的叙述不仅是一种由点及线、由点到面的过程，在节目的不断推进中，也是在向公众逐步普及中国的文明家底与考古家底的过程。中国考古学则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会以一种整体打包宣传的形式来向公众推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每一次的宣传契机，实现公众考古的新增长。 　　3 紧抓“多元一体”，传递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新风向
　　2018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有关情况，在发布会上就明确提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此次《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过程中，无论是考古学者抑或是主持人、记者等，也都在不断提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这一字眼，并立足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深入闡释。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这不仅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结论，也是中国百年考古的重要成果。同时，这一结论也是在有力地回应此次节目中公众对于三星堆文明的普遍疑问，三星堆为什么不是域外文化、外星文明。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出了著名的“满天星斗说”（即文化多元说）。伴随中国考古学一百年的进程，这一学说不断加以印证并逐渐深入人心。“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是中国考古学在长期研究中国的“两河流域”所出现的与传统认知中诸多不相同的文化因素时总结出的中华文明重要特质，是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文明的有力抓手。
　　2019年，在新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指导下，新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新鲜出炉，并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始施行。
　　在《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的第一单元第1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中，明确使用“多元一体”的表述，并使用了大量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甚至在课文正文之后的“学习拓展”中，引用了苏秉琦先生《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关于中国史前文化总体系的宏观概括，引导学生关于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统一性的思考。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此次《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内容的主题上，还是新版高中历史教材内容的新变化看，中国考古人在积极寻求各种途径来传递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成果，引领公众认识中国考古的新风向。可以预见，已经学习了新版的高中历史教材的学生们，当他们在观看此次《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时，一定有着相当深刻的体验。当节目内容与学习内容形成不同维度的深层链接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会对中国考古产生不一样的认知与心绪。
　　4 塑造中国考古学研究与考古人的新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所呈现出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现场的保护大棚、每个祭祀坑专属的“考古发掘仓”、发掘人员身着严密的防护服等，以及发掘过程中所展露的各种新兴技术与发掘研究理念，无一不透露着田野考古、实验考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文物保护等多学科研究理念。虽然这些在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中不算个例，但是在长时段的直播节目中向公众全景展现尚属首次。
　　包括在节目过程中对祭祀坑填土的采集与研究功用的阐释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公众呈现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形象，也在逐渐丰富着公众脑海中对于考古的认知，尤其是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雷兴山教授关于考古发掘的主要工作目的是提取信息的表述虽然不是在直接回应“考古与盗墓的关系”，但是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大音希声”表露。
　　在21世纪之初，中国的电视媒体中兴起了一大批探索、探秘、解密等类型的电视节目，这些节目中有不少涉及考古发现的，相信许多的80后、90后都对其印象深刻。由于在实际的田野考古发掘中，高等级墓葬的发掘往往比较容易出土一些精美的文物，而且高等级墓葬的墓主人在中国历史上又往往是一些声名显赫的“名人”，所以许多电视节目的制作为了考虑节目效果，多数选择墓葬发掘作为节目的主要内容进行宣传。这虽然在宣传考古工作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长此以往，也使观众逐渐对考古发掘形成了“考古主要就是挖墓、找宝物”等偏见性认识。但实际上，在中国考古学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墓葬的发掘只在发掘工作中占极小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在这些节目开始兴起之初，对于考古形象的塑造在公众的认知培养方面，可以说是较为失败的。
　　再加上流行文化中“盗墓文学”的广泛兴起与传播，考古发掘被加上了一层有色滤镜，公众认知培养失败的恶果开始显现，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公众考古兴热之初一直承担着为考古学“正名”“去污名化”、区别考古学与盗墓的任务的部分原因。因此，对于遗址与遗迹的长时段的正面直播报道是极有必要的，效果也是可以预见的。
　　在此次《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中，还有一段“总台记者独家夜探三星堆遗迹”的内容令人印象深刻。轻松活泼的背景音乐首先塑造了一个悦动的氛围，其次是考古队员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轻松的聊天方式也很有意思。“发掘人员就像是那个挖煤窑儿的”“跟旁边的四号坑相比，这简直太土豪了”“就感觉古蜀人脑回路比较清奇”等语言以略带口音的方式从一名考古人口中说出，瞬间拉近了考古与公众的距离，这样接地气的表述与公众传统印象中西装革履严肃认真的考古学家形象形成了鲜明反差。
　　再联想最近几年大热的纪录片，如《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刚刚新上的纪录片《发掘记》等，并且伴随着青年考古人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力军，考古人严谨又不失活泼的形象在公众的视野中会更加立体与丰满。当下，公众对于社会事务愈发强调参与感，活泼的考古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古人形象普通化、大众化的一个表现。当公众逐渐认识到考古人、考古专家其实就是他们身边的普通人时，中国考古学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感也在逐渐消失。一个学科与公众、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基础，维持中国考古学队伍的长足发展，促使其扩充壮大，中国公众考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参考文献
　　[1]央视网.三星堆新发现[EB/OL].（2021-03-20）.https：//tv.cctv.com/2021/03/20/VIDARClLJCAxSNL7km2vNxLj210320.shtml.
　　[2]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李韵，袁于飞，邓晖.探源工程实证中华大地五千年文明[N].光明日报，2018-05-29（004）.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版）[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6]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秦昱，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石器考古、公众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