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一书谈起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查·金德伯格所著《经济发展》一书，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发展经济学教科书。金德伯格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一九一○年生于纽约，一九三七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战后曾在政府中担任马歇尔欧洲经济复兴计划顾问、总统的国际货币储备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并担任过美国经济会副会长。金氏的研究领域早年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学和金融方面，近年来他的研究转向了发展经济学领域。他的《经济发展》一书颇受学术界的瞩目，被许多大学选作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并且一版再版。此次的国内版所据的原书已属第三版。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的一门新分支。它形成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一系列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相继走上独立，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改变落后状态，迅速发展经济。这一变化给经济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即这类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如何，有哪些经济发展的因素，应当遵循怎样的经济发展规律，采取何种发展战略及政策等。一些国外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探讨，阿瑟·路易斯、诺克斯、罗森斯坦一罗丹等一批西方经济学者率先发表了有关上述内容的著作，从而成为第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由此，发展经济学便被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既，有特定的国家范围，又有特定的时代范畴。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它的研究对象和过程在当前的各种意见分歧中，是代表着大多数意见的。
　　从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它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中我们可以肯定，发展经济学具有着客观性与进步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它的另一个方面。发展经济学由于是由西方经济学家率先研究的，它的理论基本源于西方传统经济学并受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极大影响，也由于至今它的大多流派基本是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并广泛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所以它又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在战后两大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发展经济学中尤其是初期的一些发展理论，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全球战略，因此代表了西方的经济利益。
　　发展经济学虽形成于战后，但其理论渊源久远。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那里，在他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中，强调了用私人自由经济，即所谓“看不见的手”来实现整个经济的发展。还有，大卫·李加图、约翰·穆勒和熊彼特那里也可以看到有关经济发展的论述。因此，就有人认为，发展经济学并非出现于战后，而是早就有了的。也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独具体系的发展经济学。对于这种意见，我们很难首肯，理由是除了发展经济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之外，还因其有着自己的理论特点。
　　发展经济学所以能够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首先在于研究内容的不同。一般的经济学注重经济的短期的或中期的变动，而发展经济学注重经济的较长期变动；一般经济学只限于经济方面的分析、研究，而发展经济学还注重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伦理甚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分析；发展经济学还注重历史状况，尤其是起始发展状况的研究。
　　其次是发展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国外发展经济学家标榜的研究方法有：模式研究、个例研究(其中又可以分为：回顾法、前瞻法)、横切面研究、整体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等等。上述种种研究方法尽管在名称和形式方面各不相同，但却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征，一是广泛采用比较方式。有各国间的比较，也有组合后的各类型间的比较，有一国不同时期的比较，也有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之间的比较。通过一系列不同角度之间的比较寻求经济发展的规律或探讨经济发展战略及政策。二是较多的运用经济结构的概念，着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化的分析，从中来考察经济发展的规律。
　　第三点是，发展经济学虽已独具体系，但尚不完备、不严密。首先这与发展经济学研究队伍的素质有关。在发展经济学家中许多是由原来的部门经济学家或国际经济学家改行而来，他们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功夫还不深。雷诺兹教授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发展经济学家中有一些是滥竽充数的。另一原因是发展经济学是一门“起点低、难度高”的学科。所谓起点低，是因为它脱颖而出时并没有严格的理论框架，其中的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早已涉及的问题，似乎发展经济学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并不新鲜。所谓难度高，是因为它的内容繁多，涉及面广，各类问题又相互联系，交错纵横。所以，对经济发展中的个别因素进行探讨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将各种因素联系在一起置于发展的总体过程中进行全面考察时，却常常要顾此失彼，或以偏概全。
　　三十多年来，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形成、调整、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在金德伯格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得到了某些反映。
　　首先，发展经济学在战后初期由西方经济学家把持垄断的所谓“发展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理论学在发达国家”的局面有所转变，广大的第三世界经济学者正在探寻自己的发展理论及发展战略。如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茨提出的“先发展，后分红”的观点，即认为公平分配只能在发展的后期予以解决，遭到了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家哈克等人的反对，提出“先分红，后发展”的理论，即先进行诸如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才能取得经济发展。
　　其次，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与理论倾向也有所变化。在五十年代，发展理论的重点是三突出，突出工业投资、突出工业化、突出计划化。突出投资的理论依据是哈罗德-多马的模式，突出工业化的理论是受西方经济学模式和苏联发展模式的双重影响，突出计划化，则是受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客观上同时还因为电子计算机与新一代的计算程序的推广应用。但是以“三突出”为特征的早期经济发展理论在实践当中并没有起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根据“资本关键论”，不少国家偏重积累、压缩消费，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有的国家大量举债，引进外资，结果负债累累，赤字严重；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结果适得其反；片面强调工业化的作用，而偏废了农业；而突出计划所抛制出的模型也由于现实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也使得它行不通。这一切使发展中国家重又面临通货膨胀、失业、贫富悬殊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事实证明，三突出的发展理论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鉴于上述情形，发展经济学自六十年代以来发生了一些转变，主要表现在由重视增长转入重视分配；由重视宏观发展理论转入重视微观发展理论；由一般的论述发展转变到对具体国家或类型的分析；由偏重工业转入同时也重视农业发展的研究；由重视物质资本转入重视人力的开发。发展理论的这些变化是与六十年代后期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和修正基本是同步的。但这种理论转变还未从理论框架和整个战略的高度去批判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而仅仅是一种调整。
　　七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对经济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全面的重新认识，这一点在《经济发展》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该书一开始就讲“什么是发展”，问题的提出正是由于战后初期的发展理论受增长理论的影响，混同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两个不同的范畴，认为经济的发展就是产出的增加，从而忽视了还应包括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在内的经济进步。七十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著作对“增长”与“发展”作了严格的区别，甚至象英国的《新英大百科全书》(一九八○)也将“增长”与“发展”列为两个条目。简而言之，增长仅是产量的增加，发展则是产量的增加、结构变化和体制进步为内容的“三合一”。这种区别和对发展理论的再认识既从本质上区分了发展中国家将要完成的社会经济转变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社会经济转变两类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转变过程，同时又指明了这两类国家面临的任务不同，从而有利于识别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及其与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之间的异质性，因而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旧的发展战略，摆脱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的方向发展。
　　三十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发生了某些合理的变化，但从总体上看，至今的发展经济学庸俗成分甚多。所以我们不可照搬。但是我国是属发展中的国家，无论历史的状况还是当前的国情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这一事实出发，我们研究国外的发展经济学，从中提取有益的科学成分来作为四化建设的参考，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另外，国外经济发展理论的某些方面，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他们提出的某些政策建议对我们也不无启发。如发展密集型工业，引用国外先进技术已成为我们当前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颇有意义的是，金德伯格在《经济发展》一书的末尾以一节篇幅专谈我国的经济发展，在给予基本肯定与某些赞同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经济当中所采用的某些战略与他们的某些理论似乎不谋而合。金氏叹惜道，可惜发展经济学的某些方针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没有真正实施过。
　　作为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发展经济学著作，鉴于它的一些合理成份，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一读，以推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使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有一条自己经济发展的道路。
　　
　　(《经济发展》，〔美〕金德伯格著，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