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苏东坡名苏轼,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三苏,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了三家。他从小聪明绝顶,弱冠即有文名。22岁应考时,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喜,推荐给皇帝。宋仁宗初读苏轼及其弟苏辙两人的卷子,“退而喜日: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苏轼如此高才,名声又如此之大,先后惊动了两位皇帝,为什么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原因,他做人太天真了,太直率了。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处于顺境之中,所以说话做事,略无顾忌,想说就说,当做就做,心胸坦荡,以诚待人。他认为“作文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嘻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他作文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嘻笑怒骂,出乎真情。对人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毫无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险恶。《东坡事类》一书中说:苏东坡对什么人都愿意交往,曾经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街头叫化子。他的弟弟苏辙劝他择人而交,他说从我看来,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请看这是何等乐观,何等真诚!他在抒怀言志的时候,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认为帮助皇帝把国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话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别人说他吹牛,也不担心别人对他忌刻。他认为天下无坏人,对人从不设防,因此遇到飞来横祸的时候,毫无思想准备,束手无策。以后他在逆境中泰然处之,从文学创作中自寻乐趣,写出许多发自真情、横绝千古的诗文。他到死都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
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原因,那就是他遇上了北宋这一场变法运动。按照俗人的说法,他的受打击是自找的。当时虽有新党旧党之争,双方都并不以他为对象。他如果世故一点,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讨好,那就不仅不会倒霉,还能做到位极人臣,终生富贵,因为他本来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如果他肯这样做,他就不是苏东坡了。他当时用全部精力去探讨变法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气地指责。新党上台的时候,他指出某些新法过犹不及,于民不利;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满,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大傻瓜。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想到了就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没有想到如何有利于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自己早晚会倒霉。他的聪明在于能够看出变法的种种利弊,如果他没有这个聪明,看不出问题,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看出来了,说出来了,问题也来了。问题就是1079年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乌台诗案就是由御史台处理的诗案),也就是新党中的一些小人在苏东坡所写的诗句中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策动御史台上表弹劾,说他“攻击朝政”。
对于在别人的文字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一套手法,我们都见识过,并不觉得生疏。原来抓辫子这门技术还是宋代新党中的小人发明的。
苏轼有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之难以成功。
苏轼有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而来三月食无盐”,他们就说,这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过犹不及。
总之,他们把苏轼的诗揣摩过来,揣摩过去,不在其中找出毛病来,绝不甘休。最后,苏轼的诗几乎成了“讽刺新法”、“攻击朝廷”的大毒草。还有更厉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苏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在攻击“当今皇上”。他们上书给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曾经称赞过苏轼为“天下奇才”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诬陷也不耐烦了,就反驳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足见神宗并不糊涂。他这样的反驳,实际上已经是对诬陷的一种申斥。诬陷者如果脸皮嫩一点,觉得诬陷不成,反而露了马脚,也就从此收手,不再兴风作浪了。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还是一股劲儿进行弹劾,不把苏轼告倒绝不罢手。神宗耳根不得清净,于是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把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进京,锒铛人狱,大肆拷问。这个案子极为简单,不就是苏轼写了几首诗么,不就是无事找事在几句诗上做文章么!审问的结果,无法定罪。
乌台诗案发生以后,因为主角的名气太大,朝廷内外都十分关注。除了新党中的一些小人还在呶呶不休继续诬陷,一心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之外,旧党人士与新党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了。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就是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书,希望对苏轼从宽处理。曹太后听说此事,要求神宗亲自过问。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求神拜佛,在苏轼入狱期间不停地做道场,祈求上天保佑,让苏轼早日脱离灾难。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处理,淡化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100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
这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说起来也并不十分严重,只不过是拘留了100多天,降级降职而已。但是这次冤案却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当时不过40多岁,正在壮年,时时都想说动皇帝,被招进京,大展宏图,“致君尧舜”,做个治国的能臣。这场牢狱之灾,使他大开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不屑于与那些小人较量,更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于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场改行做个文人的想法。这一转变,就使得现实社会中少了一个救时宰相,天下后世却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人的性格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当“官人”必须世故,否则你就对付不了那些人事纠葛;当诗人必须天真,否则你就写不出真情实意、激动人心的伟大诗篇。苏轼是一个从小到老都极为天真的人。他一生所遇到的三位夫人都是他的红颜知己,能够先后为他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长期保护了他的天真,使他能够安心地创作出雄视百代、光照千秋的诗文来。
苏轼一世坎坷,贬官之后生活贫困。他在生活困难之时能够不为家事操心、潜心创作,完全得力于前后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说,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巨制,无不包含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乡,比他小三岁,16岁出嫁,27岁病故,只和他相处了11年。这位年轻的夫人对观察人的心理变化很有一套本领,比苏轼老练,对苏轼的帮助不小。她在临终之时对苏轼谆谆告诫,极有见识,让苏轼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苏轼极为悲痛。在她逝世10年之后,有一夜,苏轼梦见了她,醒来写下了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因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称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种类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却是贤妻良母型,为人贤淑,善于理家。她和苏轼相伴的25年中,不仅遭到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不少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在苏轼处于极为失意的时期,她全力支撑这个贫困的家,使苏轼得以一心从事创作。苏轼一生中最伟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段时期。公元1086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受到重用,调到京师担任知制诰兼侍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这第二位夫人只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却在46岁的中年辞世。苏轼极为伤感。
苏轼第三位夫人王朝云,是杭州人。她12岁到苏家当侍女,18岁成为如夫人。她比苏轼小27岁,但很聪明、早熟,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情。后来,苏轼因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被旧党中的小人排挤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苏轼袒腹歇凉,露出一个大肚皮,他带着开玩笑的态度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认为没有说准。只有朝云笑着说:“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朝云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公元1094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新党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云坚决追随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后,病逝惠州,亡年只有34岁。苏轼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为散花天女。朝云逝后,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许流放者回到大陆,他已65岁。次年,他在江苏常州去世。
在苏轼的一生中有一个最明显的转折点,那就是乌台诗案。在此之前,这位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的苏学士曾经满怀信心,一再向朝廷上书,出谋划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浑身解数,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在此之后,他大彻大悟,知道仕途艰险,立功不易;而且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他宁肯不做“官人”,只做诗人,从此只以文学创作为终身事业。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后来事实证明:那些始终在官场上全力拼搏的人们,也无论是新党、旧党,也无论是君子、小人,一个个纷纷落马;倒是他这位埋头从事文学创作的谪臣,却捧出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诗文,万古流传。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对于苏轼的一生功业,与其让后人妄加评论,倒不如让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做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既然说明自己的功业是从乌台诗案以后贬到黄州之时算起,所指的当然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做官。东坡这个地名在黄州,东坡先生这个外号也是他自己叫出来的。东坡这个地方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在来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苏轼;来到此地之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旷代文人苏东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进死胡同,置他于死地;想不到这一逼,竟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钻出来的时候,豁然开朗,居然走进了文学创作这一片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他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再局限于险象环生的小小官场,而是进人千家万户,广大民间;他从此不再介意一时的是非得失,因为他的名篇杰作必将跨越时空,流传千古。他来自大自然,现在又回到大自然,与鱼虾麋鹿为友;他来自民间,现在又回到民间,与村夫野老为邻。快哉!快哉!
湖北黄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一站。以后东坡在其所作的《书韩魏公黄州诗话》中说:“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陋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他谪居此地时,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流连忘返,又“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他创作的激情,如波涛汹涌而至,真是挡也挡不住,日后流传的千古名篇,大都完成于黄州。
广东惠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二站。当时远贬岭南,大都生无还望,本是令人十分伤感的事。但是惠州父老的热情欢迎,岭南气候的四时皆春,使他十分高兴。《宋史·苏轼传》中说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为惠州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还天真地写诗说: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海南儋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三站。他到海南,已经垂垂老矣。当时海南的环境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朝云已在惠州病逝,他孤苦伶仃地来到蛮荒之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气馁,在海南努力从事两件事情,一是著书;二是办学。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是在儋州完成;大量诗词,也已辑录成册。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能到海南来收徒讲学,远近轰动。许多学子都前来追随,照顾他的生活,亲如子弟。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别海南黎民》诗曰: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在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他也把黄州、惠州、儋州看作自己的故乡,视老百姓为亲人。从1993年起,我在海南生活了8年,了解海南的老百姓对历史上帝王将相全无兴趣,却以能够拥有“我们的苏东坡”而自豪。他在当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身后永享盛名,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北宋中期,从宋仁宗亲政到宋神宗病逝这5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这时候,在皇帝中间出了几个知识分子,他们懂得重视知识,并与知识分子共同商量谋求国家富强的方法,能够一再出现人才济济君子满朝的盛况,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在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在大变法的过程中,操作失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大分裂。最后,随着新旧党争的牺牲品——苏轼的离世,宣告君子时代的结束。此后,宋徽宗与蔡京等小人粉墨登场,贪财纵欲,肆无忌惮,使得鬼蜮横行,人间成为小人世界。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
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原因,那就是他遇上了北宋这一场变法运动。按照俗人的说法,他的受打击是自找的。当时虽有新党旧党之争,双方都并不以他为对象。他如果世故一点,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讨好,那就不仅不会倒霉,还能做到位极人臣,终生富贵,因为他本来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然,如果他肯这样做,他就不是苏东坡了。他当时用全部精力去探讨变法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气地指责。新党上台的时候,他指出某些新法过犹不及,于民不利;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满,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大傻瓜。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想到了就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没有想到如何有利于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自己早晚会倒霉。他的聪明在于能够看出变法的种种利弊,如果他没有这个聪明,看不出问题,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看出来了,说出来了,问题也来了。问题就是1079年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乌台诗案就是由御史台处理的诗案),也就是新党中的一些小人在苏东坡所写的诗句中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策动御史台上表弹劾,说他“攻击朝政”。
对于在别人的文字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一套手法,我们都见识过,并不觉得生疏。原来抓辫子这门技术还是宋代新党中的小人发明的。
苏轼有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之难以成功。
苏轼有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而来三月食无盐”,他们就说,这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过犹不及。
总之,他们把苏轼的诗揣摩过来,揣摩过去,不在其中找出毛病来,绝不甘休。最后,苏轼的诗几乎成了“讽刺新法”、“攻击朝廷”的大毒草。还有更厉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苏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在攻击“当今皇上”。他们上书给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曾经称赞过苏轼为“天下奇才”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诬陷也不耐烦了,就反驳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足见神宗并不糊涂。他这样的反驳,实际上已经是对诬陷的一种申斥。诬陷者如果脸皮嫩一点,觉得诬陷不成,反而露了马脚,也就从此收手,不再兴风作浪了。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还是一股劲儿进行弹劾,不把苏轼告倒绝不罢手。神宗耳根不得清净,于是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把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进京,锒铛人狱,大肆拷问。这个案子极为简单,不就是苏轼写了几首诗么,不就是无事找事在几句诗上做文章么!审问的结果,无法定罪。
乌台诗案发生以后,因为主角的名气太大,朝廷内外都十分关注。除了新党中的一些小人还在呶呶不休继续诬陷,一心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之外,旧党人士与新党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了。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就是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书,希望对苏轼从宽处理。曹太后听说此事,要求神宗亲自过问。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求神拜佛,在苏轼入狱期间不停地做道场,祈求上天保佑,让苏轼早日脱离灾难。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处理,淡化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100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
这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说起来也并不十分严重,只不过是拘留了100多天,降级降职而已。但是这次冤案却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当时不过40多岁,正在壮年,时时都想说动皇帝,被招进京,大展宏图,“致君尧舜”,做个治国的能臣。这场牢狱之灾,使他大开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不屑于与那些小人较量,更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于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场改行做个文人的想法。这一转变,就使得现实社会中少了一个救时宰相,天下后世却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人的性格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很大的关系。当“官人”必须世故,否则你就对付不了那些人事纠葛;当诗人必须天真,否则你就写不出真情实意、激动人心的伟大诗篇。苏轼是一个从小到老都极为天真的人。他一生所遇到的三位夫人都是他的红颜知己,能够先后为他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长期保护了他的天真,使他能够安心地创作出雄视百代、光照千秋的诗文来。
苏轼一世坎坷,贬官之后生活贫困。他在生活困难之时能够不为家事操心、潜心创作,完全得力于前后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说,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巨制,无不包含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乡,比他小三岁,16岁出嫁,27岁病故,只和他相处了11年。这位年轻的夫人对观察人的心理变化很有一套本领,比苏轼老练,对苏轼的帮助不小。她在临终之时对苏轼谆谆告诫,极有见识,让苏轼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苏轼极为悲痛。在她逝世10年之后,有一夜,苏轼梦见了她,醒来写下了一首《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因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称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种类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却是贤妻良母型,为人贤淑,善于理家。她和苏轼相伴的25年中,不仅遭到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不少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在苏轼处于极为失意的时期,她全力支撑这个贫困的家,使苏轼得以一心从事创作。苏轼一生中最伟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段时期。公元1086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受到重用,调到京师担任知制诰兼侍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这第二位夫人只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却在46岁的中年辞世。苏轼极为伤感。
苏轼第三位夫人王朝云,是杭州人。她12岁到苏家当侍女,18岁成为如夫人。她比苏轼小27岁,但很聪明、早熟,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情。后来,苏轼因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被旧党中的小人排挤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闷闷不乐。有一天,苏轼袒腹歇凉,露出一个大肚皮,他带着开玩笑的态度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认为没有说准。只有朝云笑着说:“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朝云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公元1094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新党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云坚决追随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后,病逝惠州,亡年只有34岁。苏轼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为散花天女。朝云逝后,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许流放者回到大陆,他已65岁。次年,他在江苏常州去世。
在苏轼的一生中有一个最明显的转折点,那就是乌台诗案。在此之前,这位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的苏学士曾经满怀信心,一再向朝廷上书,出谋划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浑身解数,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在此之后,他大彻大悟,知道仕途艰险,立功不易;而且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他宁肯不做“官人”,只做诗人,从此只以文学创作为终身事业。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后来事实证明:那些始终在官场上全力拼搏的人们,也无论是新党、旧党,也无论是君子、小人,一个个纷纷落马;倒是他这位埋头从事文学创作的谪臣,却捧出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诗文,万古流传。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对于苏轼的一生功业,与其让后人妄加评论,倒不如让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做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既然说明自己的功业是从乌台诗案以后贬到黄州之时算起,所指的当然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做官。东坡这个地名在黄州,东坡先生这个外号也是他自己叫出来的。东坡这个地方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在来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苏轼;来到此地之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旷代文人苏东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进死胡同,置他于死地;想不到这一逼,竟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钻出来的时候,豁然开朗,居然走进了文学创作这一片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他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再局限于险象环生的小小官场,而是进人千家万户,广大民间;他从此不再介意一时的是非得失,因为他的名篇杰作必将跨越时空,流传千古。他来自大自然,现在又回到大自然,与鱼虾麋鹿为友;他来自民间,现在又回到民间,与村夫野老为邻。快哉!快哉!
湖北黄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一站。以后东坡在其所作的《书韩魏公黄州诗话》中说:“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陋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他谪居此地时,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流连忘返,又“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他创作的激情,如波涛汹涌而至,真是挡也挡不住,日后流传的千古名篇,大都完成于黄州。
广东惠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二站。当时远贬岭南,大都生无还望,本是令人十分伤感的事。但是惠州父老的热情欢迎,岭南气候的四时皆春,使他十分高兴。《宋史·苏轼传》中说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为惠州地方做了不少好事,还天真地写诗说: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海南儋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三站。他到海南,已经垂垂老矣。当时海南的环境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朝云已在惠州病逝,他孤苦伶仃地来到蛮荒之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气馁,在海南努力从事两件事情,一是著书;二是办学。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是在儋州完成;大量诗词,也已辑录成册。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能到海南来收徒讲学,远近轰动。许多学子都前来追随,照顾他的生活,亲如子弟。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别海南黎民》诗曰: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在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他也把黄州、惠州、儋州看作自己的故乡,视老百姓为亲人。从1993年起,我在海南生活了8年,了解海南的老百姓对历史上帝王将相全无兴趣,却以能够拥有“我们的苏东坡”而自豪。他在当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身后永享盛名,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北宋中期,从宋仁宗亲政到宋神宗病逝这5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这时候,在皇帝中间出了几个知识分子,他们懂得重视知识,并与知识分子共同商量谋求国家富强的方法,能够一再出现人才济济君子满朝的盛况,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都是在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在大变法的过程中,操作失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了大分裂。最后,随着新旧党争的牺牲品——苏轼的离世,宣告君子时代的结束。此后,宋徽宗与蔡京等小人粉墨登场,贪财纵欲,肆无忌惮,使得鬼蜮横行,人间成为小人世界。
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