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把教育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各级党政领导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有所提高,但在行动上落实不够,教育始终未能真正摆上“战略重点”的位置。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思想认识上没有摆脱“先经济后教育”传统观念的束缚。
有些同志一直把教育看作是非生产性的消费事业,认为经济是硬指标,教育是软任务,在经费投入上,奉行“一工交,二财贸,有了余力办文教”的做法,在工作安排上,习惯于“工交讲半天,财贸一支烟,谈到教文卫,马上就散会”的行为;有的同志急功近利,觉得教育周期太长,见效太慢,热衷于短期行为,对搞基建、盖楼堂馆所,以至购买豪华小汽车,都舍得大把大把花钱,而一提到增加教育投资,就两手一摊,叫苦不迭;还有一些同志抱着“经济发展了,才有钱办教育”的观点不放,认为这些年国家预算内的教育经费支出逐年都有增加,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有提高,对教育已经是够重视了,不应有过高的奢求。凡此种种,都源于“先经济后教育”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作祟,如果不从思想上排除这个错误观念的障碍,治好这些同志的“教育短视症”,中央有关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战略意图和策略,就不可能真正落实,我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就难以迅速改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教育的一个特殊功能是能提供具有一定熟练程度和良好素质的劳动者和各种专门人才。劳动者的技能和组织程度愈高,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的价值也愈大。从这种意义上说,不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也是生产力。随着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高科学技术的复杂劳动,教育作为开发人的智力和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低效率、低质量、低效益、高消耗的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者素质不高和缺乏大量合格的专门人才,而这正是较长时期对教育重视不够、发展不够的后果,一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已从实践中痛感到“昨天的教育是今天的生产力,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生产力”,以及“经济要振兴,教育要先行”的迫切性。这是付出了重大代价后才悟出的沉痛教训。从长远来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全面地提高国民素质,不仅要提高文化科学素质,而且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民族素质低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我们要充分认识教育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在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上,自觉地把教育放在头等优先的位置,宁可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先搞上去。这样表面上看,好像暂时会影响一点经济建设的速度,实际上把教育搞好了,民族素质提高了,人才培养出来了,经济建设走上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正确轨道,经济建设的速度会更快。反之,教育不搞好,人才上不去,即使经济有了发展也是短时期的,一不能持久,二没有后劲,到头来仍会被人家远远抛在后面。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成功的教育是经济振兴的基础和阶梯。日本明治维新首先是倡导教育,美、德、英、法等发达国家,靠的也是教育兴邦。当前国际上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许多国家(包括发达的、不发达的、以至发展中的国家)在筹划21世纪发展的战略中,毫无例外地都把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对策,把教育作为一个最强大的经济发展力量,认为对教育和科技所需的经费,即使再多花点,也不为过,现在舍不得花钱,日后付出的代价将会更高。面对世界发展的这一趋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危机感、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下决心赶上时代步伐,改变教育的落后状况,若再贻误时机,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诚然,教育的发展要受到经济的制约,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离不开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我们不能超越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去无限度地要求增加教育经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过低,不少同志还没有把教育投资看作是生产性投资,可以拿出的钱也不愿拿出来办教育。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确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和自己纵向比,要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横向比。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85年全世界平均为5.7%,我国1987年为3.2%,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非洲的一些极不发达的国家。从人均教育经费来看,我国只有11.2美元,列世界倒数第二。再拿国内增加的教育经费的情况来看,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和人头费,实际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少得可怜。据典型调查,中学每年用于学生的公用费用人均只有5元,小学只有1元。我们没有理由满足于“年年有增加”,而应该树立起教育投资是战略性生产投资的观念,尽最大的努力增加教育投资,要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资金用来办教育。事实上,我们有许多钱是用之不当,甚至是挥霍浪费掉的。有人算过一笔账,1981年到1986年,全国单是进口小汽车用去的外汇,折合人民币约200亿元,1987年全国各地有账可查的白吃、白拿、买豪华小汽车和高档消费品挥霍掉的公款达530多亿元,社会集团高消费的款项为665亿元,如果把这些钱用来办教育,多少可以缓解一下教育经费严重紧缺的情况。
当然,从长远看,发展教育事业只靠增加财政拨款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立法,使教育事业真正成为全民的事业,全民的责任,广泛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办学。但是,国家财政(包括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各级政府)拨款毕竟是主要渠道;动员社会力量,许多工作也要靠各级政府去组织和推动。
邓小平同志最近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在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这一警世之言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纵观现实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种种消极现象,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的,大多与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最近,中央明确提出“教育是新型的战略性产业”,就教育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措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央精神,从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从实现现代化、迎接21世纪的挑战,从国际竞争的全球战略高度上,深入认识教育的重要性,真正把教育事业放在战略重点的位置上,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功能,培养造就“四有”公民和大批合格人才。我们坚信,只要举国上下统一认识,扎扎实实抓它几年,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国教育繁荣兴旺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原载《江西教育》1989年第6期)
点评:文章以服人之理和不可置疑的事实与数据痛陈“先经济后教育”之弊害。其中引用的邓小平“我们在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发展不够”之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为警钟之鸣。“先经济后教育”之类的观念和必然由此生发的一系列行为,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文章值得我们常读常思。◆
有些同志一直把教育看作是非生产性的消费事业,认为经济是硬指标,教育是软任务,在经费投入上,奉行“一工交,二财贸,有了余力办文教”的做法,在工作安排上,习惯于“工交讲半天,财贸一支烟,谈到教文卫,马上就散会”的行为;有的同志急功近利,觉得教育周期太长,见效太慢,热衷于短期行为,对搞基建、盖楼堂馆所,以至购买豪华小汽车,都舍得大把大把花钱,而一提到增加教育投资,就两手一摊,叫苦不迭;还有一些同志抱着“经济发展了,才有钱办教育”的观点不放,认为这些年国家预算内的教育经费支出逐年都有增加,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有提高,对教育已经是够重视了,不应有过高的奢求。凡此种种,都源于“先经济后教育”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作祟,如果不从思想上排除这个错误观念的障碍,治好这些同志的“教育短视症”,中央有关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战略意图和策略,就不可能真正落实,我国教育的落后状况就难以迅速改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教育的一个特殊功能是能提供具有一定熟练程度和良好素质的劳动者和各种专门人才。劳动者的技能和组织程度愈高,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的价值也愈大。从这种意义上说,不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也是生产力。随着现代经济越来越多地依靠高科学技术的复杂劳动,教育作为开发人的智力和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低效率、低质量、低效益、高消耗的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劳动者素质不高和缺乏大量合格的专门人才,而这正是较长时期对教育重视不够、发展不够的后果,一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已从实践中痛感到“昨天的教育是今天的生产力,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生产力”,以及“经济要振兴,教育要先行”的迫切性。这是付出了重大代价后才悟出的沉痛教训。从长远来看,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全面地提高国民素质,不仅要提高文化科学素质,而且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一个教育落后、文盲充斥、民族素质低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我们要充分认识教育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在经济与教育的关系上,自觉地把教育放在头等优先的位置,宁可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先搞上去。这样表面上看,好像暂时会影响一点经济建设的速度,实际上把教育搞好了,民族素质提高了,人才培养出来了,经济建设走上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正确轨道,经济建设的速度会更快。反之,教育不搞好,人才上不去,即使经济有了发展也是短时期的,一不能持久,二没有后劲,到头来仍会被人家远远抛在后面。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成功的教育是经济振兴的基础和阶梯。日本明治维新首先是倡导教育,美、德、英、法等发达国家,靠的也是教育兴邦。当前国际上争夺综合国力优势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许多国家(包括发达的、不发达的、以至发展中的国家)在筹划21世纪发展的战略中,毫无例外地都把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对策,把教育作为一个最强大的经济发展力量,认为对教育和科技所需的经费,即使再多花点,也不为过,现在舍不得花钱,日后付出的代价将会更高。面对世界发展的这一趋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危机感、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下决心赶上时代步伐,改变教育的落后状况,若再贻误时机,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诚然,教育的发展要受到经济的制约,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离不开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我们不能超越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去无限度地要求增加教育经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过低,不少同志还没有把教育投资看作是生产性投资,可以拿出的钱也不愿拿出来办教育。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确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和自己纵向比,要和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横向比。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85年全世界平均为5.7%,我国1987年为3.2%,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非洲的一些极不发达的国家。从人均教育经费来看,我国只有11.2美元,列世界倒数第二。再拿国内增加的教育经费的情况来看,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和人头费,实际用于教育的公用经费少得可怜。据典型调查,中学每年用于学生的公用费用人均只有5元,小学只有1元。我们没有理由满足于“年年有增加”,而应该树立起教育投资是战略性生产投资的观念,尽最大的努力增加教育投资,要挤出一切可以节省的资金用来办教育。事实上,我们有许多钱是用之不当,甚至是挥霍浪费掉的。有人算过一笔账,1981年到1986年,全国单是进口小汽车用去的外汇,折合人民币约200亿元,1987年全国各地有账可查的白吃、白拿、买豪华小汽车和高档消费品挥霍掉的公款达530多亿元,社会集团高消费的款项为665亿元,如果把这些钱用来办教育,多少可以缓解一下教育经费严重紧缺的情况。
当然,从长远看,发展教育事业只靠增加财政拨款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立法,使教育事业真正成为全民的事业,全民的责任,广泛动员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办学。但是,国家财政(包括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各级政府)拨款毕竟是主要渠道;动员社会力量,许多工作也要靠各级政府去组织和推动。
邓小平同志最近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在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这一警世之言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纵观现实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种种消极现象,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的,大多与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关。最近,中央明确提出“教育是新型的战略性产业”,就教育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措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中央精神,从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从实现现代化、迎接21世纪的挑战,从国际竞争的全球战略高度上,深入认识教育的重要性,真正把教育事业放在战略重点的位置上,并在实际工作中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功能,培养造就“四有”公民和大批合格人才。我们坚信,只要举国上下统一认识,扎扎实实抓它几年,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国教育繁荣兴旺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原载《江西教育》1989年第6期)
点评:文章以服人之理和不可置疑的事实与数据痛陈“先经济后教育”之弊害。其中引用的邓小平“我们在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发展不够”之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为警钟之鸣。“先经济后教育”之类的观念和必然由此生发的一系列行为,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文章值得我们常读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