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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30～40年代女性诗歌在社会政治的渗透下，树立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崭新内涵。在话语形态上，她们放弃了自恋自怜的忧愁与感伤，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展现了“小我”的超越与皈依，在诗歌艺术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关键词：中国 20世纪30～40年代女性革命诗歌 自我意识 超越 皈依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7)03－0048－03
中国20世纪30～40年代，新文学社团纷纷出现，各文学社团和流派开始以其真正的理论建树和文学实践形成较大影响。文学的格局在此时期呈现某种多元状态，“五四”时代那种统一的人文理性追求也由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多元选择所代替，社会思想、文化价值、创作原则、审美趣味的多元选择也引起了诗坛创作主体的高扬。活跃于这一特定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在各种观念意识的烛照下呈现出新的风貌。较之“五四”时期，20世纪30～40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更倾向于现实与政治，阶级意识、政治意识、革命意识成为她们自我意识中新的精神支点。这一特征，一方面是复杂现实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五四”时期所激生的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开始确立的女性“大我”意识的延伸。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中，她们放弃了自恋自怜的忧思与感伤，从“小我”的流浪飘零忧郁中走出，投身到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民族、政治斗争中，加入到了时代主流话语的大合唱，体现了一种较为突出的革命诗歌的话语形态。
一、超越“小我”：自我在斗争中走向壮阔
1933年12月，周霄落在《我们所需要的诗歌》一文中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底途程中所需要的诗歌，应该是具有反抗，奋斗，振作的情绪，而以妇女大众底实际生活情形和愿望，以及社会对她们的态度为抒情对象的。”关露在1936年4月的《妇女生活》杂志中发表《诗歌与妇女》一文，也论述了诗歌与妇女的关系，将妇女解放问题与诗歌联系起来。对于“五四”以后的新诗，关露认为：“新月派的诗人们对女人的看法自然要比封建诗人高一层，他们不像封建社会那样重视贞操，女德；不写窈窕淑女，不写桑间陌下之歌，不写贞节女人的幽怨。他们在表面上是站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立场，讴歌恋爱的自由；可是他们的旗帜尽是爱情的神圣，在这种旗帜之下，是想不着妇女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而在她看来，诗歌的出路“是要把广大的题材，诗人的情绪和歌声集中在民族感情联合的一点上去”。这种诗歌观念显示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尖锐的时代里，置身革命前沿阵地的女性自我精神构成中，阶级意识、民族意识、革命意识压倒“小我”意识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中处于彷徨、犹疑、忧郁、感伤中的“我”开始找到解决社会现实困境的方式，同时也化解超越了“小我”生命困惑，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自由找到了一条崭新而有效的途径，呈现了一片光明前景。
在诗歌表达中，她们的诗都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与日趋鲜明的阶级、民族、斗争意识。1932年，在上海成立了“左联”领导下致力新诗运动的中国诗歌会。其机关刊物《新诗歌》的《发刊诗》写道：“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因为那已成为过去。我们要抓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现实主义是他们自觉遵循的创作原则，强调题材“第一性”或“最前进性”，获取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题材，并要求诗人站在进步正确的观点上来深刻把握复杂的客观现实。白薇、关露参加了中国诗歌会，她们的诗歌在政治观念引导下，热衷对于所谓的“现实”的反映。白薇在《石匠》中写道：
我的汗，／我的血，／把我青春的年华，／一锤一锤地敲进石头的心窝!／这血汗做成的石头块，／拿去给富人们垫大楼，／筑高阁!／／俺不知道哪是任务，／哪是快乐!
关露在《太平洋的歌声》中，渗透了极为强烈明显的政治斗争意识：
失了家邦的夜行的乞丐，受着帝国主义鞭挞的／殖民地的幼小的孩提。／做了十四小时工作，／得了干血痨的东方的少女，／四时耕耘的工作者；／缴了地租，／纳了官税／捧着空的饭碗／啼泣!
这里，她们把诗歌的根须进一步从女性传统诗歌的闺阁中拔出，扎进现实生活中，诗歌对于现实的描画较之20年代更为细致。她们以时代代言人的身份关心民生疾苦，把人间的苦难以诗歌的方式叫喊出来；浓烈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斗争意识、反抗意识在此洋溢。她们秉承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有对于贫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与“爱”，更有对对立阶级的强烈的憎恶与声讨，换言之，对于“大众”的关注与同情已成为她们超越自我的一个有效的替代品。它暗示着新的社会前景，具有强大的政治、社会能量。
20世纪30～40年代底的革命女诗人还密切关注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抗日救亡，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唤起人民团结战斗，成为她们的共同选择。她们此时以不仅仅作为女性诗人，更是作为一名无所谓惧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出现。她们的诗歌，极具浪漫激情，表达出的往往是“我们”对战争、国家、民族、正义、理想的关注。杨刚创作于1939年4月的著名的八百行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更具代表性，作者以女性罕见的气魄代表“中华”向世界宣布——
我站在地球中央!／右手抚抱喜马拉雅，／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四万万八千万缕活跳动血脉环绕我全身。／无尽的，汪洋的生命，／太平洋永生不断的波纹——／长在我的怀里，泛滥在我胸前!……
全诗写得豪情冲天，情感奔腾澎湃，其间所洋溢的自由淋漓的诗歌豪情与想象力是长期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而其中的“我”实际为中华之“大我”的代言。她们的自我由于与民族、国家、家乡紧密相联而获得新生，女性常见的小我的感伤泯灭了，忧伤的情绪，也很快为豪迈的激情所取代，其间渗透出女性在突破闺阁话语后介入社会历史中心的自豪与信心。
二、灵魂皈依：一颗“固定”的心
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同时，她们的诗歌还充满崭新的革命理想的信念，诗作大量表现出对新的信念的灵魂皈依，如关露的《海燕》、《悼高尔基》、《纪念马雅可夫斯基》、杨刚的《献孙夫人》、《为闻一多李公仆被暗杀》等。在丁玲诗作《给我爱的》中，作者对于爱情的表白不见单纯的一己私情的喷吐，而是充满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倾诉——
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会讲到夜莺，／还和那些所谓爱情。／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太阳把你的颜色染红，／太阳把我的颜色染红，／但是太阳也把他们的颜色染红，／我们现在是大家(许多的大家)都一样了。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精神，／一样的真诚和诚恳，／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
“红色”的生命状态取代了个体的忧伤而灰暗的流浪，心灵终于从动荡、迷茫中得以“固定”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左翼作家来到延安，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诗歌队伍，并掀起一次次诗歌 浪潮，形成了一个被学者称为“延安诗派”的诗歌团体。延安诗人都以完成政治使命为目标，诗歌也就围绕着革命斗争与新的政权，他们以及他们的诗歌与革命、新政权处于一种协调一致的状态。
在浓郁的政治气候氛围中，颂诗成为“延安诗派”中一些女性诗人的主要创作基调。如莫耶1938年所作的《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莺，／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再如丁玲创作于1937年7月的《七月的延安》：
七月的风自由／软软的吹／飘荡在延安城中／七月的风汹涌／澎湃在延安城中／杀敌的情绪激动／七月的风腥臭／从灭亡了的国土／刮到延安城中／失眠的青春的心／又被愤怒啃咬／激烈地弹起了。
她们在此找到了国家与民族的自我的光明与希望，诗歌成为既定观念的情绪激发。而在既定观念中，她们的灵魂所获得的空前的自我认同与喜悦欢腾感是前所未有的。她们已然从边缘群体而来到时代大舞台上，出演了一个个全新的角色，一切关于自我的怀疑、反省彻底消失，灵魂完全皈依于“战斗”、“战士”、“革命”、“大众”“延安”等宏大而刚性、简单而坚定的政治革命术语系统中，她们一直追求的“自由”、“真理”、“光明”等人生理想已经具有了充分的可能性。
总之，在这些女性作家这里，女性自我意识结构明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欧梵曾分析研究道：“‘五四’作家以身为现代中国国家民族主义者而无法寻找到为社会政治服务的适切途径而大感沮丧，20世纪30年代一连串紧急的政治事件之下，‘五四’作家又重新为他们的精力找到了出路，专注在为国家存亡以及革命之上。”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产生的女性诗歌中所洋溢的巨大激情，也能理解这批女性诗歌中所集中的内容指向以及伴随而生的巨大的欣悦感、重生感。它标志20世纪30～40年代女性自我意识中一种重要的意识倾向，即“每个女人的主体性不只建立在与全体妇女认同之上，同时还表现在她与自己所处阶级和种族的同一关系中。”在以诗歌为武器参与社会斗争的过程中，她们转移了对传统女子感情和生活天地的注意力，而将目光投向阶级、民族斗争的前沿，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在新的政治信仰中寻找到了灵魂的家园，于是，她们以革命话语形态来建构崭新的自我想象，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选择应该是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
三、诗艺形态的倾向与特征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这一批女性诗歌作者的诗歌具有当时的“革命诗歌”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不仅在诗歌意蕴上更为集中统一，同时在吸收民歌、民谣的长处的基础上，一些新的修辞因素被强调突出了。
首先，语言的现实化、大众化、政治化倾向明显。诗歌中的意象系统发生了重大的位移，从散发着单纯浓烈的人道气息的自然、母亲、儿童、姐妹题材与古典闺阁语汇中脱离，一些与现实更为贴近同时也更富于政治意味的词汇成为这些诗歌重要的修辞语汇。由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调，诗歌中的叙事成分加强了。在新的既定思想观念的引导下，重视描绘现实社会现状，强烈的写实性超越了诗歌的玄想的特质。较“五四”时期，此时的诗歌节奏更为流畅简洁、容易上口，诗歌的语调一改“五四”时期祈愿、温婉、感伤的语调而变为明朗、高扬、铿锵有力，女性存在的内在裂隙在此得以简单化地弥合修缮，诗歌迈向更贴近大众与现实、更为广阔嘹亮、明朗雄浑的却也不无幼稚单纯的新境界。
阳刚气息的散发也是这一时期女性诗歌写作的一个特征。随着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斗争意识的增强，在这些作品中那种在传统眼光中既定的性别特征明显低于前一阶段的诗作。几千年间，几乎都是只有男性才拥有社会政治权力、担负社会政治使命，也大多由男性在创作中发出豪迈之声，这种状况使一代一代的文学欣赏者、接受者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即习惯于在诗文中看到由男人表现雄强，由女子展示柔弱。“五四”时期的女性的诗作对这一传统有所冲击，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诗作并未给人留下“雄化”的印象。而到了此时期，革命女诗人们更多更主动地书写关于民族、关于国家、关于战争、关于阶级解放的“宏大抒情”，在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名义下，个人以及女性的问题，往往被视为必须忽略的狭小空间，成为无暇顾及的盲点。充满血与火的现实将她们与男性一起置于激烈的民族忧患与阶级搏斗中，强化并发展了她们由“五四”觉醒而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其创作风格中阴柔之气有所收敛，而注入来自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的阳刚之气。对此，我们也许并不能简单粗率地将她们的作品特征界定为“雄化”，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此时女性诗歌的创作面貌的改观，并不是简单地刻意以男性思维和男性风采为旨归的同化，而是在特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自然的审美表达。
四、结语
应该看到，这一部分女性的诗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倾向于社会与政治对诗歌的渗透，积极投身阶级斗争、革命战争，拥抱新的政治信仰，树立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崭新内涵。诗作的抒情主体因为与“群我”结合而显出较为夸张、膨胀，在对小我的超越中，焕发出阳刚之气。其坚定、激扬与豪迈，使当时处于内外交困中追求自由的女性获得了一种鼓舞，使女性解放获得了新的希望与信心；然而，在鲜明坚定的思维方式中，诗歌修辞难免失之浅露狭窄，有时失去必要的反省、审思的精神向度。
还有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批女性的新诗写作与当时的男性革命诗人的书写在自我意识或诗歌修辞方面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然而这批革命女诗人的创作实力与成果并不十分理想。她们均未获得殷夫、艾青、田间等那样的创作佳绩与影响力，其间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创造者个人的才华原因外，笔者以为还与既定的意识观念对于女性所构成的一定遮蔽有相当的内在联系。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邹 红)
作者简介：欧阳小昱(1970－)，女，汉族，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关键词：中国 20世纪30～40年代女性革命诗歌 自我意识 超越 皈依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07)03－0048－03
中国20世纪30～40年代，新文学社团纷纷出现，各文学社团和流派开始以其真正的理论建树和文学实践形成较大影响。文学的格局在此时期呈现某种多元状态，“五四”时代那种统一的人文理性追求也由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多元选择所代替，社会思想、文化价值、创作原则、审美趣味的多元选择也引起了诗坛创作主体的高扬。活跃于这一特定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在各种观念意识的烛照下呈现出新的风貌。较之“五四”时期，20世纪30～40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更倾向于现实与政治，阶级意识、政治意识、革命意识成为她们自我意识中新的精神支点。这一特征，一方面是复杂现实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五四”时期所激生的女性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开始确立的女性“大我”意识的延伸。在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中，她们放弃了自恋自怜的忧思与感伤，从“小我”的流浪飘零忧郁中走出，投身到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民族、政治斗争中，加入到了时代主流话语的大合唱，体现了一种较为突出的革命诗歌的话语形态。
一、超越“小我”：自我在斗争中走向壮阔
1933年12月，周霄落在《我们所需要的诗歌》一文中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底途程中所需要的诗歌，应该是具有反抗，奋斗，振作的情绪，而以妇女大众底实际生活情形和愿望，以及社会对她们的态度为抒情对象的。”关露在1936年4月的《妇女生活》杂志中发表《诗歌与妇女》一文，也论述了诗歌与妇女的关系，将妇女解放问题与诗歌联系起来。对于“五四”以后的新诗，关露认为：“新月派的诗人们对女人的看法自然要比封建诗人高一层，他们不像封建社会那样重视贞操，女德；不写窈窕淑女，不写桑间陌下之歌，不写贞节女人的幽怨。他们在表面上是站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立场，讴歌恋爱的自由；可是他们的旗帜尽是爱情的神圣，在这种旗帜之下，是想不着妇女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而在她看来，诗歌的出路“是要把广大的题材，诗人的情绪和歌声集中在民族感情联合的一点上去”。这种诗歌观念显示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尖锐的时代里，置身革命前沿阵地的女性自我精神构成中，阶级意识、民族意识、革命意识压倒“小我”意识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中处于彷徨、犹疑、忧郁、感伤中的“我”开始找到解决社会现实困境的方式，同时也化解超越了“小我”生命困惑，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自由找到了一条崭新而有效的途径，呈现了一片光明前景。
在诗歌表达中，她们的诗都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与日趋鲜明的阶级、民族、斗争意识。1932年，在上海成立了“左联”领导下致力新诗运动的中国诗歌会。其机关刊物《新诗歌》的《发刊诗》写道：“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因为那已成为过去。我们要抓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现实主义是他们自觉遵循的创作原则，强调题材“第一性”或“最前进性”，获取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题材，并要求诗人站在进步正确的观点上来深刻把握复杂的客观现实。白薇、关露参加了中国诗歌会，她们的诗歌在政治观念引导下，热衷对于所谓的“现实”的反映。白薇在《石匠》中写道：
我的汗，／我的血，／把我青春的年华，／一锤一锤地敲进石头的心窝!／这血汗做成的石头块，／拿去给富人们垫大楼，／筑高阁!／／俺不知道哪是任务，／哪是快乐!
关露在《太平洋的歌声》中，渗透了极为强烈明显的政治斗争意识：
失了家邦的夜行的乞丐，受着帝国主义鞭挞的／殖民地的幼小的孩提。／做了十四小时工作，／得了干血痨的东方的少女，／四时耕耘的工作者；／缴了地租，／纳了官税／捧着空的饭碗／啼泣!
这里，她们把诗歌的根须进一步从女性传统诗歌的闺阁中拔出，扎进现实生活中，诗歌对于现实的描画较之20年代更为细致。她们以时代代言人的身份关心民生疾苦，把人间的苦难以诗歌的方式叫喊出来；浓烈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斗争意识、反抗意识在此洋溢。她们秉承中国诗歌会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有对于贫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与“爱”，更有对对立阶级的强烈的憎恶与声讨，换言之，对于“大众”的关注与同情已成为她们超越自我的一个有效的替代品。它暗示着新的社会前景，具有强大的政治、社会能量。
20世纪30～40年代底的革命女诗人还密切关注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抗日救亡，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唤起人民团结战斗，成为她们的共同选择。她们此时以不仅仅作为女性诗人，更是作为一名无所谓惧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出现。她们的诗歌，极具浪漫激情，表达出的往往是“我们”对战争、国家、民族、正义、理想的关注。杨刚创作于1939年4月的著名的八百行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更具代表性，作者以女性罕见的气魄代表“中华”向世界宣布——
我站在地球中央!／右手抚抱喜马拉雅，／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四万万八千万缕活跳动血脉环绕我全身。／无尽的，汪洋的生命，／太平洋永生不断的波纹——／长在我的怀里，泛滥在我胸前!……
全诗写得豪情冲天，情感奔腾澎湃，其间所洋溢的自由淋漓的诗歌豪情与想象力是长期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而其中的“我”实际为中华之“大我”的代言。她们的自我由于与民族、国家、家乡紧密相联而获得新生，女性常见的小我的感伤泯灭了，忧伤的情绪，也很快为豪迈的激情所取代，其间渗透出女性在突破闺阁话语后介入社会历史中心的自豪与信心。
二、灵魂皈依：一颗“固定”的心
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同时，她们的诗歌还充满崭新的革命理想的信念，诗作大量表现出对新的信念的灵魂皈依，如关露的《海燕》、《悼高尔基》、《纪念马雅可夫斯基》、杨刚的《献孙夫人》、《为闻一多李公仆被暗杀》等。在丁玲诗作《给我爱的》中，作者对于爱情的表白不见单纯的一己私情的喷吐，而是充满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的倾诉——
我们不是诗人，／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会讲到夜莺，／还和那些所谓爱情。／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太阳把你的颜色染红，／太阳把我的颜色染红，／但是太阳也把他们的颜色染红，／我们现在是大家(许多的大家)都一样了。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精神，／一样的真诚和诚恳，／只有一种信仰，／固定着我们大家的心。
“红色”的生命状态取代了个体的忧伤而灰暗的流浪，心灵终于从动荡、迷茫中得以“固定”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左翼作家来到延安，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诗歌队伍，并掀起一次次诗歌 浪潮，形成了一个被学者称为“延安诗派”的诗歌团体。延安诗人都以完成政治使命为目标，诗歌也就围绕着革命斗争与新的政权，他们以及他们的诗歌与革命、新政权处于一种协调一致的状态。
在浓郁的政治气候氛围中，颂诗成为“延安诗派”中一些女性诗人的主要创作基调。如莫耶1938年所作的《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莺，／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再如丁玲创作于1937年7月的《七月的延安》：
七月的风自由／软软的吹／飘荡在延安城中／七月的风汹涌／澎湃在延安城中／杀敌的情绪激动／七月的风腥臭／从灭亡了的国土／刮到延安城中／失眠的青春的心／又被愤怒啃咬／激烈地弹起了。
她们在此找到了国家与民族的自我的光明与希望，诗歌成为既定观念的情绪激发。而在既定观念中，她们的灵魂所获得的空前的自我认同与喜悦欢腾感是前所未有的。她们已然从边缘群体而来到时代大舞台上，出演了一个个全新的角色，一切关于自我的怀疑、反省彻底消失，灵魂完全皈依于“战斗”、“战士”、“革命”、“大众”“延安”等宏大而刚性、简单而坚定的政治革命术语系统中，她们一直追求的“自由”、“真理”、“光明”等人生理想已经具有了充分的可能性。
总之，在这些女性作家这里，女性自我意识结构明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欧梵曾分析研究道：“‘五四’作家以身为现代中国国家民族主义者而无法寻找到为社会政治服务的适切途径而大感沮丧，20世纪30年代一连串紧急的政治事件之下，‘五四’作家又重新为他们的精力找到了出路，专注在为国家存亡以及革命之上。”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产生的女性诗歌中所洋溢的巨大激情，也能理解这批女性诗歌中所集中的内容指向以及伴随而生的巨大的欣悦感、重生感。它标志20世纪30～40年代女性自我意识中一种重要的意识倾向，即“每个女人的主体性不只建立在与全体妇女认同之上，同时还表现在她与自己所处阶级和种族的同一关系中。”在以诗歌为武器参与社会斗争的过程中，她们转移了对传统女子感情和生活天地的注意力，而将目光投向阶级、民族斗争的前沿，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在新的政治信仰中寻找到了灵魂的家园，于是，她们以革命话语形态来建构崭新的自我想象，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种选择应该是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
三、诗艺形态的倾向与特征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这一批女性诗歌作者的诗歌具有当时的“革命诗歌”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不仅在诗歌意蕴上更为集中统一，同时在吸收民歌、民谣的长处的基础上，一些新的修辞因素被强调突出了。
首先，语言的现实化、大众化、政治化倾向明显。诗歌中的意象系统发生了重大的位移，从散发着单纯浓烈的人道气息的自然、母亲、儿童、姐妹题材与古典闺阁语汇中脱离，一些与现实更为贴近同时也更富于政治意味的词汇成为这些诗歌重要的修辞语汇。由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调，诗歌中的叙事成分加强了。在新的既定思想观念的引导下，重视描绘现实社会现状，强烈的写实性超越了诗歌的玄想的特质。较“五四”时期，此时的诗歌节奏更为流畅简洁、容易上口，诗歌的语调一改“五四”时期祈愿、温婉、感伤的语调而变为明朗、高扬、铿锵有力，女性存在的内在裂隙在此得以简单化地弥合修缮，诗歌迈向更贴近大众与现实、更为广阔嘹亮、明朗雄浑的却也不无幼稚单纯的新境界。
阳刚气息的散发也是这一时期女性诗歌写作的一个特征。随着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斗争意识的增强，在这些作品中那种在传统眼光中既定的性别特征明显低于前一阶段的诗作。几千年间，几乎都是只有男性才拥有社会政治权力、担负社会政治使命，也大多由男性在创作中发出豪迈之声，这种状况使一代一代的文学欣赏者、接受者形成特定的思维模式，即习惯于在诗文中看到由男人表现雄强，由女子展示柔弱。“五四”时期的女性的诗作对这一传统有所冲击，但由于种种原因其诗作并未给人留下“雄化”的印象。而到了此时期，革命女诗人们更多更主动地书写关于民族、关于国家、关于战争、关于阶级解放的“宏大抒情”，在关注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的名义下，个人以及女性的问题，往往被视为必须忽略的狭小空间，成为无暇顾及的盲点。充满血与火的现实将她们与男性一起置于激烈的民族忧患与阶级搏斗中，强化并发展了她们由“五四”觉醒而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其创作风格中阴柔之气有所收敛，而注入来自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的阳刚之气。对此，我们也许并不能简单粗率地将她们的作品特征界定为“雄化”，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此时女性诗歌的创作面貌的改观，并不是简单地刻意以男性思维和男性风采为旨归的同化，而是在特定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自然的审美表达。
四、结语
应该看到，这一部分女性的诗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倾向于社会与政治对诗歌的渗透，积极投身阶级斗争、革命战争，拥抱新的政治信仰，树立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崭新内涵。诗作的抒情主体因为与“群我”结合而显出较为夸张、膨胀，在对小我的超越中，焕发出阳刚之气。其坚定、激扬与豪迈，使当时处于内外交困中追求自由的女性获得了一种鼓舞，使女性解放获得了新的希望与信心；然而，在鲜明坚定的思维方式中，诗歌修辞难免失之浅露狭窄，有时失去必要的反省、审思的精神向度。
还有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批女性的新诗写作与当时的男性革命诗人的书写在自我意识或诗歌修辞方面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然而这批革命女诗人的创作实力与成果并不十分理想。她们均未获得殷夫、艾青、田间等那样的创作佳绩与影响力，其间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创造者个人的才华原因外，笔者以为还与既定的意识观念对于女性所构成的一定遮蔽有相当的内在联系。
(文字编辑、责任校对：邹 红)
作者简介：欧阳小昱(1970－)，女，汉族，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