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是在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中华文化，它具有传承性，在传承中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其内容，它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反映了平常百姓对生活的追求和理想。群众的集体智慧使民俗文化焕发出美的风采，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康寿壶”的设计理念，是对陶刻的体裁，在我国优秀的民俗文化中精心提炼，古为今用，把它刻在壶上。壶的一面用对角线构图的形式，用阳刻刻了“康、寿”两字，一为行书，一为篆书，中间留有一“之”字形的空白块面。在这一块面上错落分布了三枚印章，一为方形的“康寿”，与所刻的书法相呼应;一为椭圆形的“金兰刊”;另一方为方形的“陶”。烧成后用丙烯颜料把印章染成红色，产生对比鲜明、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
　　 “康”，在《辞海》中解释为“康健”，是人们对健康快乐的一种追求。与“康”有关的词语为“小康”。“小康”一词，最早出于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讫可小康。”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生活太苦了，也该稍稍得到安乐了。”这是当时奴隶社会民众的一种呼声。《诗》，又称《诗经》，为民间流传的诗歌，无作者名，故它是我国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了我国民俗文化的历史悠久。
　　 时代发展至今天，人们给“小康”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创新理念。所谓全面的小康社会，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满足城乡发展的需要。
　　 “康寿壶”的另一面刻的是一幅寿星的画面，题为“仁者寿”。“仁”是古代儒家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指人与人要互相亲爱。孔子言“仁”，以“爱人”为核心。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能达到心理健康，故“仁”能使人健康长寿。寿星是民间传说中的“福禄寿”三星之一，即长寿之星。长头、大耳、额头隆起如仙桃形是他的一大特征，颌下银须飘拂，一手持杖，一手捧仙桃，给人以可亲可近的形象，最受老百姓的尊崇。逢年过节，寿星的年画是最受欢迎的，人们把它悬挂厅堂，期盼家人能健康长寿。
　　 为了刻好寿星的形象，我搜集了众多的资料、图片，选中具有中国画特色的“白描寿星图”作为刻壶的样图。白描于人物画之重要，可见于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所记：“画人物之道，先求笔墨之道，而渲染、点缀之事后焉，其最初而要者，在乎以笔勾取其形，能使笔下曲折周到，轻重合宜，无纤毫之失。则形得而神亦在个中关。”在壶上刻人物画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用刀要精准，线的轻重徐疾、起行转折，全在心手相应，特别是面部、手部的用线，真的要做到“无纤毫之失”，否则，形不准，画面就缺少神采。壶上的画稿，是在纸上的几十张画稿中选出来的，同一画面的不断创作，自然熟能生巧，抓住其中的要领，在壶上起稿时才能做到心中有数。用刀的单刀、复刀皆以形準为第一要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对陶刻的刀法有所创新，陶刻界的同仁称他的这种刀法为“乱刀法”。仔细研究他的陶刻作品，他的用刀是一笔多刀，一刀刻过先现“笔迹”，然后再在第一刀的基础上根据所描述对象的要求，以刀的正侧、俯仰、顿挫、转折、推刮等刀法多方加刀，以几刀完成一刀，出现的刀痕似乱非乱，质地丰富，加强了点、线、面的质感和厚重感。寿星的陶刻过程就参照了这种刀法，即使是最细的刀痕也非是一刀所能完成，以各种刀法所组成的刻痕，如寿星衣服的粗线、手杖抑扬顿挫的粗线条、鞋的块面等，特别是“点睛”的部分以多刀完成，直到其眼睛炯炯有神为止。这种“多刀”的陶刻技法所产生的陶刻画面，就如一幅线描的国画产生了笔墨在宣纸上形成的那种效果。在刻画寿星时，还用了适度夸张的手法，如寿星那宽大的额头也是画面中最传神的地方。对传统的画面也有局部的变动，如传统的画面中，寿星一手扶杖、一手捧桃，在刻时把一手捧桃改成了一手拂须，配合其头部微微倾侧的形态，似乎寿星在细心倾听人间的诉求，拉近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也使寿星更加和蔼可亲。
　　 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诗人以宽阔的心胸，祝愿天下人都能健康长寿，生活美满幸福，这也是每一个有爱心之人的共同愿望。古往今来，情同一理，设计创作“康寿壶”，是把紫砂文化与民俗文化相整合，把人民对健康长寿的心愿刻在壶上，供人品味，让人在欣赏时得到身心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