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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有所谓“妖智”的评价。本文认为，“妖智”之说不仅有对小说夸大诸葛亮个人智谋而至“失真”的不满，更反映出现代读者要求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绝对摒弃神秘化的立场。然而，这样的批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三国演义》小说创作历史情境的理解，也疏远了对其美学品格的接纳。
【关键词】：《三国演义》;诸葛亮;历史演义小说;小说美学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最为后人称颂的文学形象之一。但现代以来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形象的塑造存在不如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对他的智慧和谋略夸张过甚，以至于“造成了失真之感” [1]。持此论者以鲁迅先生最为痛彻，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他说“（《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2] 诸葛亮形象塑造上褒誉与贬斥并存，一直持续到今天。
一 “奇谋为短”的合理改造
《三国演义》以写人的智谋为能，着墨最多正是诸葛亮。在小说中，他是被作为智慧的化身来进行塑造的：未出茅庐就有三分天下之识;出使东吴舌战群儒，智激周瑜以联手抗曹，赤壁之战中观气象以草船借箭，祭东风而呼风唤雨;其他如三气周瑜、巧摆八阵图、安居平五路、智取汉中、巧设空城计、陇上妆神、祈天出泉、祭沪水解鬼怨、七擒七纵孟获、造木牛流马、五丈原攘星，乃至于死后还能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阴平道立碑、定军山显圣等等，其事迹每每令后人津津乐道。小说中所写到的智慧人物颇多，曹操、周瑜、司马懿、庞统、荀彧、田丰、陈宫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们相比诸葛亮似乎都有所不如，从“三气周瑜”和“巧设空城计”等情节中可见一斑。正因如此，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把诸葛亮称为《三国演义》“三绝”中的“智绝”。
真实历史中的诸葛亮固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显然称不上“智绝”，其军事谋略和才能并不卓异，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就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如果按照严格史料来写，显然是无从产生诸葛亮的“智绝”形象和上述种种“奇谋”事迹的。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天然面临着鲁迅所说“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 [2]的难题。如何处理好历史资料与文学虚构的关系，达到“真”与“幻”的微妙平衡，是考较著作者创作能力的根本。应该说，诸葛亮的形象之所以广受欢迎，《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很好把握住了“真”与“幻”的应有尺度的。它在基本走向上不违历史，在细节上又通过虚构超越了历史限制。
例如《三国志》中只记载了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导致了蜀汉一方“失街亭”，并无随后诸葛亮施行“空城计”一事，小说在并不改变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凭空推衍出一段“空城计”故事，彰显了诸葛亮的过人谋略，这属于在历史记载空白处的“填空”，自然而然，并不牵强。为了充分塑造诸葛亮的“智绝”形象，小说有时候甚至不惜张冠李戴，将他人的历史功绩和谋略故事移植于诸葛亮身上，如“赤壁之战”。此役是三国历史上奠定三分局面的一件大事，大功当推东吴的统帅周瑜，在《三国志》中载为周瑜分析形势力主抗曹，且带精兵三万进驻夏口，以麾下黄盖的火攻计，从而破曹，刘备集团起的只是辅助作用，诸葛亮的作为更只是受派去联吴，而小说中，东吴一方之所以决意联刘抗曹是起于诸葛亮“智激周瑜”，火攻计也出自诸葛，烧战船也因了诸葛巧借东风，可谓无诸葛则不能破曹。这样的文学化改写看似出格，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曾站在历史真实立场上指责小说“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但由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发展的走向，也是可以被人接受的，不但如此，对一般读者而言，这种人物形象并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情节故事不妨移花接木、添枝加叶的虚构，恰恰可以带来心灵上的大解放，带来摆脱历史限制的巨大快意，契合他们对智慧人物和传奇英雄的情感期待。这自然是真实的历史所不具有的美学价值。
对于诸葛亮的这种塑造，鲁迅应该是赞同无疑的，但何以又会以带有贬义色彩的“近妖”一词置评呢？
二 “近妖”的认定和不屑
《三国演义》中多处关于诸葛亮“多智”的描述，实际上已经溢出了后人对历史演义小说可以“文胜于史”普遍观念，在“真”与“幻”的处理上走向了现代读者的生活常识和认知理性之外。
这类描述颇多，按照事件发生顺序大略有：（1）三十八回诸葛亮于隆中定三分时便对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 [3]，后不久刘表果然去世。（2）四十九回诸葛亮对周瑜言“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然后使人筑“七星坛”，自己在上作法祭风，终于于隆冬之时借得东风，以至于周瑜骇然“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3）五十三回魏延杀韩遂救黄忠，有功于刘备，诸葛亮反而要杀之，其理由是“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后来魏延果然造反，被诸葛亮遗计斩杀。（4）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5）六十三回“诸葛亮痛哭庞统”中，诸葛亮给刘备书信云“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他的说法与此前彭永言的观象正相合，而庞统心中有私，认为诸葛亮以此说阻止自己取西川立功，以为“心疑则致梦，何凶之有”，遂对天象作了不同的解说，不料诸葛之说果然应验，庞统遂死。此前有童谣也印证了庞统的早亡。以下又述孔明和众官夜宴，“只见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孔明曰：‘庞士元必命休矣’”。（6）七十七回写许靖来报关羽被害，孔明曰：“吾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被祸;但恐主上忧虑，故未敢言”。（7）八十四回有孔明巧布八阵图，八十九回又有诸葛亮拜井出甘泉的情节。（8）九十回有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摇蒂钟，呼风驱兽，而诸葛亮纶巾羽扇，身穿道袍，“将羽扇一摇，其风便回吹彼阵中去了”的描述。（9）九十一回中有诸葛亮祭祀泸水冤魂，“隐隐有数千鬼魂，皆随风而散”。（10）九十七回写到诸葛亮设宴大会诸将，计议出师，忽一阵大风，把庭前松树吹折，“孔明就占一课，曰‘此风主损一大将’……”，果然应了赵云亡故。（11）一百零二回，诸葛亮为了引诱魏军夜间来劫寨，先是派人欺骗司马懿，言郑文因怨恨而投魏，以为魏军内应;又“仗剑步罡”，进行祷祝，于是“二更时分，忽然阴云四合，黑气漫空，对面不见”，司马懿果然上当，结果大败，“原来二更时阴云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后收兵了，天复清朗，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也”。（12）一百零三回“五丈原诸葛禳星”一节，写道“是夜，孔明扶病出账，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后来又自行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不料魏延误入，冲破了祈穰行动，诸葛亮死前又念咒作法，使得自己的将星不坠，从而迷惑了司马懿，使之不敢追赶。（13）一百一十六回“武侯显圣定军山”等。 从以上的列举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妖智”主要表现为具有多种异能：一是观星象知人寿夭，上述（1）（4）（5）（6）（12）可为依据;二是善相，上述（3）可为依据;三是能占卜，上述（10）可为依据;四是谙熟祈穰之法，上述（2）（7）（9）（11）（12）可为依据;五是所谓死后显灵，上述（13）可为依据。
这些异能灵迹之事荒诞不经，属于神仙方术，诸葛亮这个文学形象也就据此披上了持咒作法、占吉卜凶、算卦相面、预测生死的术士的外衣。这样的诸葛亮与小说极力渲染的其为智慧儒士和尽瘁君子的形象似乎难以融为一体，在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今人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时代，目为近妖涉妄，画蛇添足，予以批评、排拒以至斥责，也就毫不奇怪。
鲁迅说诸葛亮“多智而近妖”，其意不是反对小说“文胜于史”的艺术虚构，而是反感于这种虚构行为走向了肯定和宣扬鬼神存在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反感上述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使得这一文学形象脱离了“人”的范畴，带有了非人的妖异特征。其实不仅仅是诸葛亮，《三国演义》在其他一些人物身上和故事情节中，也大量出现过具有神秘性的描述，如“左慈掷杯戏曹操”、“卜周易管辂知机”以及关公显圣追吕蒙等等。因此，鲁迅所言的“近妖”就不仅仅是针对诸葛亮的形象塑造，可以看作是对整部小说中所出现的具有神怪色彩的内容的反对。这反映出现代读者要求历史演义小说绝对摒弃神秘化的接受立场。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集合中，存在一些亦人亦神、人神不分的文学形象，如《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之流，是人但具神通，知生决死，心通造化，擅灵异之术，善祭法斗宝，这样的“神人”基本存在于“语涉虚妄”的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中，在历史演义小说中一般是不存在的。明人张誉的看法很好地确证了这一点，他在谈到小说的“真”与“幻”时说道“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4]可见，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势不得幻”，不宜“画鬼”，其虚构不能如神魔小说《西游记》一样将人与非人的神怪同置一处，其夸张亦不能将人神格化。这样的创作理念和批评标准成为现代以来的共识，鲁迅所言是由此而发生。
然而，由于以上列举的小说中虚幻怪诞描写的存在，诸葛亮毫无疑问被非人化和神化了，尽管这种神化远远没有到达《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的程度，但足以令人们关于历史演义小说的虚构只可在非虚妄的限度内进行的观念受到冲击，令其阅读期待视野遇挫，进而产生对相关描写的排斥。特别是在反对迷信崇尚科学的近现代读者这里，诸葛亮这样正面人物的智慧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术士化的迷信手段来实现的，这尤其让他们难以接受，于是，诸葛亮的智慧变了味，人物形象失去了真实感，“料事如神”也便变成了“近妖”。
三“妖智”不“妖”的美学品格
《三国演义》中出现对诸葛亮“妖智”的描写乃至于其他一些神秘性内容，固然很难被现代以来的读者接受，然而不可否认这样的存在并非毫无理由，出现在历史演义小说中甚至还具有一种另类的美学价值。“妖化”实为某种程度的“神化”，而“神化”在理性认知时代本身就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精神自由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红楼梦》这样的优秀小说会具有一个神话性质的结构的原因。
以下从小说成书的历史语境、文本构造和阅读感受等几个方面简述“妖智”描写存在的必然性和独特价值：
（一）诸葛亮智谋的神异化可谓其来有自。一则从《三国演义》的成书来看，宋元平话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著作和文人诗歌对之的记述与吟咏，而带有了明显的神仙气，反映出道术文化的影响和下层民众的审美情趣。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中《三谒诸葛》就写道：“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他“呼风唤雨”的本领书中有多处描述。作为世代累积型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自然承袭了《三国志平话》等许多民间文学的既有内容，包括对诸葛亮方术才能和神仙道气描绘的继承。当然罗贯中从更现实的道德理想和理性诉求出发，对民间文学中的诸葛亮形象进行了改造，大幅度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基本复归于“人”本位，但他不可能将神异描写删除殆尽，因为产生神秘思维的历史背景依然存在。在罗贯中生活的年代，不但下层民众笃信神怪，统治阶层包括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甚至类似于小说中诸葛亮的“神异”人物就现实地存在着，如其时辅佐朱元璋的朱升就“精天文蓍数”“蓍言趋吉避凶，往无不克” [5]，神异之事某种意义上被全社会视为当然。二则既然大众“好奇”“鹜异”的阅读习惯依然，作者就不可能无视这种审美取向的存在。
（二）诸葛亮智谋的神异化可谓人物性格塑造的逻辑使然。毋庸置疑，小说中对诸葛亮的塑造确有神怪性的描写，尽管它超出了今人的理解，但却与当时人的情感需求密切相连。作者在历史人物诸葛亮的基础上，以艺术之法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圣贤式人物，这个形象不仅凸现了儒家文化中知命、尽命的自觉精神，更具有无比的智慧与超人的识见，这种对诸葛亮智慧的夸张，既然已经大大走出了历史真实，具有了浪漫主义色彩，就会按照艺术的逻辑继续走下去，成为一种情感真实的极度宣泄，不至于某种程度的神化则不会停下脚步。很显然，对诸葛亮智慧神怪性的描写与小说中其他神怪性内容是一个整体，也是与小说体现出的“天意”“天数”历史观相协谐的，硬性地阻止关于诸葛亮的神异本领的描绘，反而会违背艺术创作规律，进而伤害这一形象的文学真实性，使其变得不伦不类。
（三）部分关于诸葛亮的神异性描述可谓“奇”而不违情理。《三国演义》并未呆滞地神化诸葛亮，分析前面罗列的小说章节，可知许多神异之事的发生都是从诸葛亮自己口中道出，（1）（2）（3）（5）（6）（10） （12）等皆是如此，作者并未予以第三者角度的肯定性叙述，那么，从诸葛亮自己口中道出的神异便可以看作是他在明察形势、了解情况后作出的理智判断，但又有意运用了自神其人的惑人方式，反映出诸葛亮以鬼神设谋、善于因势利导，使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的处事策略和斗争技巧，这与他“陇上妆神”是同一手段。而有些事件的结果随后得到了叙述上的肯定，传达出的是作者对诸葛亮人谋的肯定，并不代表对他的神化。如（1）中诸葛亮对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正是以天意之说打消刘备不忍夺取刘表政权的仁慈念头，从而确立三分天下的局面，而以诸葛亮与刘表的关系言，获知后者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也在情理之中;又如（2）诸葛亮对周瑜言自己“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然后筑“七星坛”，亲自在上作法祭风，可以看作是他知天文识气象却大言欺人、震慑周瑜的障眼手段，合评本于此处有评点云“俨然祈雨道士模样”，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通过这样的释读，诸葛亮的人物性格就变得更丰富深沉，更合乎生活真实，也更有趣味了。这一切，正是民间性叙述视角对历史演义小说构成的独特贡献。此一点历来被忽视，今天应该给予其应有的揭示和肯定。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34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以来之讲史》（上）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82页
[3] 罗贯中《三国演义》会评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78页，以下引文见同书，出处不一一列出
[4]（明）张誉《北宋三遂平妖传叙》 朱一玄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济南：齐鲁书社，1990，439页
[5]（明）朱升《免朝谒手诏》 载《朱枫林集》卷一，明万历刻本
【关键词】：《三国演义》;诸葛亮;历史演义小说;小说美学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最为后人称颂的文学形象之一。但现代以来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形象的塑造存在不如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小说对他的智慧和谋略夸张过甚，以至于“造成了失真之感” [1]。持此论者以鲁迅先生最为痛彻，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他说“（《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2] 诸葛亮形象塑造上褒誉与贬斥并存，一直持续到今天。
一 “奇谋为短”的合理改造
《三国演义》以写人的智谋为能，着墨最多正是诸葛亮。在小说中，他是被作为智慧的化身来进行塑造的：未出茅庐就有三分天下之识;出使东吴舌战群儒，智激周瑜以联手抗曹，赤壁之战中观气象以草船借箭，祭东风而呼风唤雨;其他如三气周瑜、巧摆八阵图、安居平五路、智取汉中、巧设空城计、陇上妆神、祈天出泉、祭沪水解鬼怨、七擒七纵孟获、造木牛流马、五丈原攘星，乃至于死后还能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阴平道立碑、定军山显圣等等，其事迹每每令后人津津乐道。小说中所写到的智慧人物颇多，曹操、周瑜、司马懿、庞统、荀彧、田丰、陈宫等等，不一而足，但他们相比诸葛亮似乎都有所不如，从“三气周瑜”和“巧设空城计”等情节中可见一斑。正因如此，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把诸葛亮称为《三国演义》“三绝”中的“智绝”。
真实历史中的诸葛亮固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但显然称不上“智绝”，其军事谋略和才能并不卓异，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就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如果按照严格史料来写，显然是无从产生诸葛亮的“智绝”形象和上述种种“奇谋”事迹的。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天然面临着鲁迅所说“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 [2]的难题。如何处理好历史资料与文学虚构的关系，达到“真”与“幻”的微妙平衡，是考较著作者创作能力的根本。应该说，诸葛亮的形象之所以广受欢迎，《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很好把握住了“真”与“幻”的应有尺度的。它在基本走向上不违历史，在细节上又通过虚构超越了历史限制。
例如《三国志》中只记载了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导致了蜀汉一方“失街亭”，并无随后诸葛亮施行“空城计”一事，小说在并不改变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凭空推衍出一段“空城计”故事，彰显了诸葛亮的过人谋略，这属于在历史记载空白处的“填空”，自然而然，并不牵强。为了充分塑造诸葛亮的“智绝”形象，小说有时候甚至不惜张冠李戴，将他人的历史功绩和谋略故事移植于诸葛亮身上，如“赤壁之战”。此役是三国历史上奠定三分局面的一件大事，大功当推东吴的统帅周瑜，在《三国志》中载为周瑜分析形势力主抗曹，且带精兵三万进驻夏口，以麾下黄盖的火攻计，从而破曹，刘备集团起的只是辅助作用，诸葛亮的作为更只是受派去联吴，而小说中，东吴一方之所以决意联刘抗曹是起于诸葛亮“智激周瑜”，火攻计也出自诸葛，烧战船也因了诸葛巧借东风，可谓无诸葛则不能破曹。这样的文学化改写看似出格，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曾站在历史真实立场上指责小说“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但由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发展的走向，也是可以被人接受的，不但如此，对一般读者而言，这种人物形象并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情节故事不妨移花接木、添枝加叶的虚构，恰恰可以带来心灵上的大解放，带来摆脱历史限制的巨大快意，契合他们对智慧人物和传奇英雄的情感期待。这自然是真实的历史所不具有的美学价值。
对于诸葛亮的这种塑造，鲁迅应该是赞同无疑的，但何以又会以带有贬义色彩的“近妖”一词置评呢？
二 “近妖”的认定和不屑
《三国演义》中多处关于诸葛亮“多智”的描述，实际上已经溢出了后人对历史演义小说可以“文胜于史”普遍观念，在“真”与“幻”的处理上走向了现代读者的生活常识和认知理性之外。
这类描述颇多，按照事件发生顺序大略有：（1）三十八回诸葛亮于隆中定三分时便对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 [3]，后不久刘表果然去世。（2）四十九回诸葛亮对周瑜言“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然后使人筑“七星坛”，自己在上作法祭风，终于于隆冬之时借得东风，以至于周瑜骇然“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3）五十三回魏延杀韩遂救黄忠，有功于刘备，诸葛亮反而要杀之，其理由是“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后来魏延果然造反，被诸葛亮遗计斩杀。（4）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5）六十三回“诸葛亮痛哭庞统”中，诸葛亮给刘备书信云“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他的说法与此前彭永言的观象正相合，而庞统心中有私，认为诸葛亮以此说阻止自己取西川立功，以为“心疑则致梦，何凶之有”，遂对天象作了不同的解说，不料诸葛之说果然应验，庞统遂死。此前有童谣也印证了庞统的早亡。以下又述孔明和众官夜宴，“只见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孔明曰：‘庞士元必命休矣’”。（6）七十七回写许靖来报关羽被害，孔明曰：“吾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被祸;但恐主上忧虑，故未敢言”。（7）八十四回有孔明巧布八阵图，八十九回又有诸葛亮拜井出甘泉的情节。（8）九十回有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摇蒂钟，呼风驱兽，而诸葛亮纶巾羽扇，身穿道袍，“将羽扇一摇，其风便回吹彼阵中去了”的描述。（9）九十一回中有诸葛亮祭祀泸水冤魂，“隐隐有数千鬼魂，皆随风而散”。（10）九十七回写到诸葛亮设宴大会诸将，计议出师，忽一阵大风，把庭前松树吹折，“孔明就占一课，曰‘此风主损一大将’……”，果然应了赵云亡故。（11）一百零二回，诸葛亮为了引诱魏军夜间来劫寨，先是派人欺骗司马懿，言郑文因怨恨而投魏，以为魏军内应;又“仗剑步罡”，进行祷祝，于是“二更时分，忽然阴云四合，黑气漫空，对面不见”，司马懿果然上当，结果大败，“原来二更时阴云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后收兵了，天复清朗，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也”。（12）一百零三回“五丈原诸葛禳星”一节，写道“是夜，孔明扶病出账，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后来又自行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不料魏延误入，冲破了祈穰行动，诸葛亮死前又念咒作法，使得自己的将星不坠，从而迷惑了司马懿，使之不敢追赶。（13）一百一十六回“武侯显圣定军山”等。 从以上的列举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妖智”主要表现为具有多种异能：一是观星象知人寿夭，上述（1）（4）（5）（6）（12）可为依据;二是善相，上述（3）可为依据;三是能占卜，上述（10）可为依据;四是谙熟祈穰之法，上述（2）（7）（9）（11）（12）可为依据;五是所谓死后显灵，上述（13）可为依据。
这些异能灵迹之事荒诞不经，属于神仙方术，诸葛亮这个文学形象也就据此披上了持咒作法、占吉卜凶、算卦相面、预测生死的术士的外衣。这样的诸葛亮与小说极力渲染的其为智慧儒士和尽瘁君子的形象似乎难以融为一体，在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今人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时代，目为近妖涉妄，画蛇添足，予以批评、排拒以至斥责，也就毫不奇怪。
鲁迅说诸葛亮“多智而近妖”，其意不是反对小说“文胜于史”的艺术虚构，而是反感于这种虚构行为走向了肯定和宣扬鬼神存在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反感上述对诸葛亮智谋的夸张使得这一文学形象脱离了“人”的范畴，带有了非人的妖异特征。其实不仅仅是诸葛亮，《三国演义》在其他一些人物身上和故事情节中，也大量出现过具有神秘性的描述，如“左慈掷杯戏曹操”、“卜周易管辂知机”以及关公显圣追吕蒙等等。因此，鲁迅所言的“近妖”就不仅仅是针对诸葛亮的形象塑造，可以看作是对整部小说中所出现的具有神怪色彩的内容的反对。这反映出现代读者要求历史演义小说绝对摒弃神秘化的接受立场。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集合中，存在一些亦人亦神、人神不分的文学形象，如《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之流，是人但具神通，知生决死，心通造化，擅灵异之术，善祭法斗宝，这样的“神人”基本存在于“语涉虚妄”的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中，在历史演义小说中一般是不存在的。明人张誉的看法很好地确证了这一点，他在谈到小说的“真”与“幻”时说道“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西游》幻极矣，所以不逮《水浒》者，人鬼之分也。……《三国志》人矣，描写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势不得幻，非才不能幻。”[4]可见，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势不得幻”，不宜“画鬼”，其虚构不能如神魔小说《西游记》一样将人与非人的神怪同置一处，其夸张亦不能将人神格化。这样的创作理念和批评标准成为现代以来的共识，鲁迅所言是由此而发生。
然而，由于以上列举的小说中虚幻怪诞描写的存在，诸葛亮毫无疑问被非人化和神化了，尽管这种神化远远没有到达《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的程度，但足以令人们关于历史演义小说的虚构只可在非虚妄的限度内进行的观念受到冲击，令其阅读期待视野遇挫，进而产生对相关描写的排斥。特别是在反对迷信崇尚科学的近现代读者这里，诸葛亮这样正面人物的智慧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术士化的迷信手段来实现的，这尤其让他们难以接受，于是，诸葛亮的智慧变了味，人物形象失去了真实感，“料事如神”也便变成了“近妖”。
三“妖智”不“妖”的美学品格
《三国演义》中出现对诸葛亮“妖智”的描写乃至于其他一些神秘性内容，固然很难被现代以来的读者接受，然而不可否认这样的存在并非毫无理由，出现在历史演义小说中甚至还具有一种另类的美学价值。“妖化”实为某种程度的“神化”，而“神化”在理性认知时代本身就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精神自由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红楼梦》这样的优秀小说会具有一个神话性质的结构的原因。
以下从小说成书的历史语境、文本构造和阅读感受等几个方面简述“妖智”描写存在的必然性和独特价值：
（一）诸葛亮智谋的神异化可谓其来有自。一则从《三国演义》的成书来看，宋元平话对诸葛亮形象的塑造，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著作和文人诗歌对之的记述与吟咏，而带有了明显的神仙气，反映出道术文化的影响和下层民众的审美情趣。元代《三国志平话》卷中《三谒诸葛》就写道：“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他“呼风唤雨”的本领书中有多处描述。作为世代累积型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自然承袭了《三国志平话》等许多民间文学的既有内容，包括对诸葛亮方术才能和神仙道气描绘的继承。当然罗贯中从更现实的道德理想和理性诉求出发，对民间文学中的诸葛亮形象进行了改造，大幅度删除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象基本复归于“人”本位，但他不可能将神异描写删除殆尽，因为产生神秘思维的历史背景依然存在。在罗贯中生活的年代，不但下层民众笃信神怪，统治阶层包括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甚至类似于小说中诸葛亮的“神异”人物就现实地存在着，如其时辅佐朱元璋的朱升就“精天文蓍数”“蓍言趋吉避凶，往无不克” [5]，神异之事某种意义上被全社会视为当然。二则既然大众“好奇”“鹜异”的阅读习惯依然，作者就不可能无视这种审美取向的存在。
（二）诸葛亮智谋的神异化可谓人物性格塑造的逻辑使然。毋庸置疑，小说中对诸葛亮的塑造确有神怪性的描写，尽管它超出了今人的理解，但却与当时人的情感需求密切相连。作者在历史人物诸葛亮的基础上，以艺术之法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圣贤式人物，这个形象不仅凸现了儒家文化中知命、尽命的自觉精神，更具有无比的智慧与超人的识见，这种对诸葛亮智慧的夸张，既然已经大大走出了历史真实，具有了浪漫主义色彩，就会按照艺术的逻辑继续走下去，成为一种情感真实的极度宣泄，不至于某种程度的神化则不会停下脚步。很显然，对诸葛亮智慧神怪性的描写与小说中其他神怪性内容是一个整体，也是与小说体现出的“天意”“天数”历史观相协谐的，硬性地阻止关于诸葛亮的神异本领的描绘，反而会违背艺术创作规律，进而伤害这一形象的文学真实性，使其变得不伦不类。
（三）部分关于诸葛亮的神异性描述可谓“奇”而不违情理。《三国演义》并未呆滞地神化诸葛亮，分析前面罗列的小说章节，可知许多神异之事的发生都是从诸葛亮自己口中道出，（1）（2）（3）（5）（6）（10） （12）等皆是如此，作者并未予以第三者角度的肯定性叙述，那么，从诸葛亮自己口中道出的神异便可以看作是他在明察形势、了解情况后作出的理智判断，但又有意运用了自神其人的惑人方式，反映出诸葛亮以鬼神设谋、善于因势利导，使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的处事策略和斗争技巧，这与他“陇上妆神”是同一手段。而有些事件的结果随后得到了叙述上的肯定，传达出的是作者对诸葛亮人谋的肯定，并不代表对他的神化。如（1）中诸葛亮对刘备说“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正是以天意之说打消刘备不忍夺取刘表政权的仁慈念头，从而确立三分天下的局面，而以诸葛亮与刘表的关系言，获知后者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也在情理之中;又如（2）诸葛亮对周瑜言自己“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然后筑“七星坛”，亲自在上作法祭风，可以看作是他知天文识气象却大言欺人、震慑周瑜的障眼手段，合评本于此处有评点云“俨然祈雨道士模样”，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通过这样的释读，诸葛亮的人物性格就变得更丰富深沉，更合乎生活真实，也更有趣味了。这一切，正是民间性叙述视角对历史演义小说构成的独特贡献。此一点历来被忽视，今天应该给予其应有的揭示和肯定。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34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以来之讲史》（上）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82页
[3] 罗贯中《三国演义》会评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78页，以下引文见同书，出处不一一列出
[4]（明）张誉《北宋三遂平妖传叙》 朱一玄 明清小说资料选编 济南：齐鲁书社，1990，439页
[5]（明）朱升《免朝谒手诏》 载《朱枫林集》卷一，明万历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