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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认为文学作品的产生是一种生产，它通过特定的工具、方法和工艺流程对特定对象和原材料加工制作，生产出某种新产品。在阐述其观点时，伊格尔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思维特点，在坚持辩证看待问题的同时并不困于辩证的两面，而是在着重强调辩证的扭结点以至于打破对立统一的平衡局面，建构了文本科学意识形态的一元论。相较于伊格尔顿所极力指责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这显然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
【关键词】：文本科学;文本;意识形态;历史
从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极力把批评的目光倾注到文本本身开始，对于文本的理论研究随即掀起了大潮。之后，理论家们研究的热情也并没有随两大潮流的逝去而退却，而是经久不息直至今日。各国的理论家们用各式的研究方法探讨凝聚着审美经验的语言文本，对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如语音、词汇、结构等都进行了研究，文学作品的生产自然也就成了理论家们探讨的话题之一。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文本理论研究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其使文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回到文学本身。保守的说法是，其对以往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是一种补充与矫正。若要“激进”的评价的话，那么它无疑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因此，这种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的发现再加上在研究成果的鼓舞，文本研究的发展自是蒸蒸日上。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理论家们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理论研究的思想武器，结合马克思的思想来分析文学艺术蔚然成风。伊格尔顿就对此潮流就做过分析，并梳理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史，指出了其四种基本模式：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在四者中，他给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以最高的评价，认为它“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1]，因此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伊格尔顿对此有一定的承袭，他根据“意识形态生产”原理，“建构了从文本的相对自治性到阅读和价值判断的连贯的阐释逻辑，详细分析了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存在方式和结构”[2]，强调意识形态中介层的作用，而不是将文学文本与一般生产方式直接地对应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本科学理论。他将马克思的理论很好的运用于文本领域的研究，实现了对文本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突破，影响不可谓不大。
伊格尔顿坚决反对将文学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表达、把意识形态视作社会阶级的表达，抵制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图解为一种文学与社会存在的机械文学观，力图动态地把握生产过程、意识形态和文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建一种“文本科学”。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伊格尔顿的这种文本科学和他在建构其文本科学所呈现出的思维特色。
一、文本与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的特色是彻底的意识形态一元论，即文学文本是一个从写作到阅读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3]，需要强调的是，伊格尔顿和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迥然不同。他并不是简单的、像数学似机械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文本的一一相对应起来，而是深层剖析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二者之间的区别于联系在他笔下无所遁形。为此他将意识形态生产与结构主义的共时分析和功能概念结合起来，让他的文本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文本的外部研究和文本的内部研究上的双赢，从而对整个批评领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和文本是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六个基本范畴。“文本”与其他前五个范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是前面五个范畴的产物。正因为如此，伊格尔顿再三强调文本是一系列复杂历史条件多元决定的产物，所以既不能将文本的意识形态生硬地等同于某种主导的一般意识形态，也不能粗暴的把文本当做作者意识形态的化身。
同时，伊格尔顿明确的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生产，将已经生产出来的某些关于真实的再现形式生产成想象的客体。”[4]而这种“文本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其它生产一样，它就是把一定的对象材料生产成新的产品，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有特定的工具、方法和原材料。即“它的对象和材料是意识形态或前文本意识形态，它的工具是语言或色彩，它的方法是某种具体的审美意识形态，它的产品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或“文本意识形态”，因此文本生产实际上也就是意识形态生产。”[5]所以，可以说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
伊格尔顿别出心裁的把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比作演出与剧本的关系：“演出与剧本的关系也往往被认为是表现、反映或复制的关系。然而演出实际上不是反映剧本而是对剧本进行加工生产。演出与剧本的关系不是反映而是劳动关系，导演和演员通过戏剧工具把剧本这一“原材料”成产成为产品。剧本的性质将决定着演出的性质，演出也决定着剧本的性质。剧本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要求被服从，但演出却有可能迫使它受到自己的生产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以生产出戏剧产品。”[6]这种相互决定相互操纵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但无论这种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动态生成，演出都是生产，而非反映。伊格尔顿极具洞察力的发现了演出与剧本的各自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其精神内核的深刻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演出以剧本为生产原料，但剧本自身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出发点，因为剧本本身已经就是文学生产方式的产品，因此演出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的生产，或产品的产品。任何的演出，就算是最忠实于剧本的演出都必然会在其基础上以自己的理解建构一个新的产品，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文本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就如演出和剧本，而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文本生产也是“生产的生产”，文本产品也是“产品的产品”。
简而述之，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即是一种劳动关系。像汽车一样，劳动把材料创造成了汽车，但成品和材料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说汽车反映了材料，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但相当明显的是，在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里面，文本与意识形态也不是一般的辩证统一，他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地位，使其文本科学呈现出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特色。 二、辩证的一元论
在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理论中，意识形态是深入骨髓般渗透在文本的整个肌质里的。意识形态在作为文本生产材料之初，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形式，而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和手段本身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内容的筛选到文本的形成等一切都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概而述之，文本生产就是意识形态生产，只是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显现不是一目了然的直接呈现罢了，故有学者如马海良就指出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是意识形态一元论。同时引人注目的是，伊格尔顿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明显的体现出思维上的辩证色彩，使其文本科学有着辩证的一元论的特色。
伊格尔顿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里将自己明确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之中，他重要的批评理论著作更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重大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前人的承袭上，他创新的加入各种新的理论，使其呈现出即传统又先锋的特色，他的文本科学也毫不例外。在建构其文本科学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时候，他一直用辩证的视角思考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本本身的构成和意识形态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却不停留在双方的辩证关系上，而是用辩证看待事物的方法来实现对对象一元理论的建构。在明面上对立统一的双方中寻找二者关系的扭结点，以此改变双方貌似平等的地位，使一方“高于”一方，冲破传统理论家所谓的“对立统一”局面。
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镜子与映像的关系，一种简单的“表达”与“反映”，而是一种劳动关系：“演出不仅是剧本变化的反映，相反（尤其是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它是从脚本文字形式变为一种动作演出形式的过程，是根据舞台演出的要求和条件对剧本进行加工改造后的另一种形态。同样、说汽车反映了汽车的材料也是荒谬的。材料与成品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关系，其中参与了导致变化的劳动。”[7]在文本与意识形态关系中，伊格尔顿辩证的看待二者，思路清晰的阐述文本与意识形态各自的特性，强调二者的不同，反对将二者简单的对应起来。但他也没有忽视二者之间的深刻联系，敏锐的指出劳动正是联合二者的扭结点，在劳动的作用下，意识形态获得了文本的形式。而在这种观点里，“劳动关系” “生产”概念将全部文本因素纳入一个连续的过程，使“意识形态”弥漫渗透于文本的整个肌质，意识形态在其中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他就这样建构了他辩证的意识形态一元论。
伊格尔顿关于文本的理论同样具有这样的特色：伊格尔顿一方面反对将文本看做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承认文本中存在着“裂缝”和“脱字”，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文本表现出相当的完整性。敏锐的洞察力让他看到文本的这两种倾向，至于文本如何将这“矛盾对立”的两种情况共存于一个文本之中，伊格尔顿提出了一个“问题——解决”的切入模式。“可以把每一个文本看做有待‘解决’的问题，文本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毋庸赘言，这并不是说，文本一定要对某个特定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而是说，‘不解决’与‘解决’具有同样的性质”[8]。换言之，文本过程往往是按照“问题——解决”框架展开的，这并非叙事作品专有的情况，而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性。但作为二者的扭结点，“问题——解决”模式在承认“裂缝”、“脱字”的情况下，凸显的是文本的完整性。事实上文本也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这意味着辩证的看待事物的各个因素仍然应该注意到其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
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伊格尔顿的高明之处，是他深刻理解正确运用辩证法的体现，也是他本人的创新之处。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本科学在建构其意识形态一元论的同时没有一叶障目，而是清醒客观思辨性的考虑了问题的各个方面。
三、结语
在文本科学理论中，为了进一步说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伊格尔顿还探究了文本、历史与意识形态形态的关系。伊格尔顿说“历史的确进入文学文本”，但它“完全是作为意识形态”进入文学文本的，由于历史在意识形态中已经“缺席”，因此“历史是以双重缺席的形式在场于文本之中的。”他还强调，“认为在文本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直接而自发的关系，这是一种幼稚的经验主义的观念，必须予以抛弃。”[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p70]意识形态显然早已渗透进入文本的方方面面，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的，这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即文本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生产。
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是其在七十年代的理论建构的主要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其精辟的见解，高超的的思维阐释能力也为他后面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后的八十年代，他实现了由文本科学到革命的修辞学的转变，其作品中，政治批评开始取代之前理论建构的主导地位。但不论是之前的理论建构，还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批评，它们都证明了伊格尔顿在文学研究中那无法撼动的大师地位。
注释：
[1]（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2]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3]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4]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p75
[5]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6]王岳川，《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9-240页
[7]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p79
[8]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p87
参考文献：
[1]（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王岳川，《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4]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
[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关键词】：文本科学;文本;意识形态;历史
从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极力把批评的目光倾注到文本本身开始，对于文本的理论研究随即掀起了大潮。之后，理论家们研究的热情也并没有随两大潮流的逝去而退却，而是经久不息直至今日。各国的理论家们用各式的研究方法探讨凝聚着审美经验的语言文本，对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如语音、词汇、结构等都进行了研究，文学作品的生产自然也就成了理论家们探讨的话题之一。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文本理论研究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其使文学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回到文学本身。保守的说法是，其对以往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是一种补充与矫正。若要“激进”的评价的话，那么它无疑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新篇章。因此，这种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的发现再加上在研究成果的鼓舞，文本研究的发展自是蒸蒸日上。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理论家们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理论研究的思想武器，结合马克思的思想来分析文学艺术蔚然成风。伊格尔顿就对此潮流就做过分析，并梳理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史，指出了其四种基本模式：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在四者中，他给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以最高的评价，认为它“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1]，因此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伊格尔顿对此有一定的承袭，他根据“意识形态生产”原理，“建构了从文本的相对自治性到阅读和价值判断的连贯的阐释逻辑，详细分析了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存在方式和结构”[2]，强调意识形态中介层的作用，而不是将文学文本与一般生产方式直接地对应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本科学理论。他将马克思的理论很好的运用于文本领域的研究，实现了对文本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突破，影响不可谓不大。
伊格尔顿坚决反对将文学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表达、把意识形态视作社会阶级的表达，抵制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图解为一种文学与社会存在的机械文学观，力图动态地把握生产过程、意识形态和文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建一种“文本科学”。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伊格尔顿的这种文本科学和他在建构其文本科学所呈现出的思维特色。
一、文本与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的特色是彻底的意识形态一元论，即文学文本是一个从写作到阅读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3]，需要强调的是，伊格尔顿和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迥然不同。他并不是简单的、像数学似机械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文本的一一相对应起来，而是深层剖析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二者之间的区别于联系在他笔下无所遁形。为此他将意识形态生产与结构主义的共时分析和功能概念结合起来，让他的文本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文本的外部研究和文本的内部研究上的双赢，从而对整个批评领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美学意识形态和文本是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六个基本范畴。“文本”与其他前五个范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是前面五个范畴的产物。正因为如此，伊格尔顿再三强调文本是一系列复杂历史条件多元决定的产物，所以既不能将文本的意识形态生硬地等同于某种主导的一般意识形态，也不能粗暴的把文本当做作者意识形态的化身。
同时，伊格尔顿明确的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生产，将已经生产出来的某些关于真实的再现形式生产成想象的客体。”[4]而这种“文本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其它生产一样，它就是把一定的对象材料生产成新的产品，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有特定的工具、方法和原材料。即“它的对象和材料是意识形态或前文本意识形态，它的工具是语言或色彩，它的方法是某种具体的审美意识形态，它的产品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或“文本意识形态”，因此文本生产实际上也就是意识形态生产。”[5]所以，可以说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
伊格尔顿别出心裁的把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比作演出与剧本的关系：“演出与剧本的关系也往往被认为是表现、反映或复制的关系。然而演出实际上不是反映剧本而是对剧本进行加工生产。演出与剧本的关系不是反映而是劳动关系，导演和演员通过戏剧工具把剧本这一“原材料”成产成为产品。剧本的性质将决定着演出的性质，演出也决定着剧本的性质。剧本有自己的内在逻辑要求被服从，但演出却有可能迫使它受到自己的生产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以生产出戏剧产品。”[6]这种相互决定相互操纵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但无论这种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动态生成，演出都是生产，而非反映。伊格尔顿极具洞察力的发现了演出与剧本的各自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显然是其精神内核的深刻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演出以剧本为生产原料，但剧本自身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出发点，因为剧本本身已经就是文学生产方式的产品，因此演出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的生产，或产品的产品。任何的演出，就算是最忠实于剧本的演出都必然会在其基础上以自己的理解建构一个新的产品，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文本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就如演出和剧本，而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文本生产也是“生产的生产”，文本产品也是“产品的产品”。
简而述之，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即是一种劳动关系。像汽车一样，劳动把材料创造成了汽车，但成品和材料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说汽车反映了材料，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但相当明显的是，在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里面，文本与意识形态也不是一般的辩证统一，他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地位，使其文本科学呈现出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特色。 二、辩证的一元论
在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理论中，意识形态是深入骨髓般渗透在文本的整个肌质里的。意识形态在作为文本生产材料之初，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形式，而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和手段本身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内容的筛选到文本的形成等一切都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概而述之，文本生产就是意识形态生产，只是意识形态在文本中的显现不是一目了然的直接呈现罢了，故有学者如马海良就指出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是意识形态一元论。同时引人注目的是，伊格尔顿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明显的体现出思维上的辩证色彩，使其文本科学有着辩证的一元论的特色。
伊格尔顿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里将自己明确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之中，他重要的批评理论著作更是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重大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前人的承袭上，他创新的加入各种新的理论，使其呈现出即传统又先锋的特色，他的文本科学也毫不例外。在建构其文本科学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时候，他一直用辩证的视角思考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本本身的构成和意识形态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却不停留在双方的辩证关系上，而是用辩证看待事物的方法来实现对对象一元理论的建构。在明面上对立统一的双方中寻找二者关系的扭结点，以此改变双方貌似平等的地位，使一方“高于”一方，冲破传统理论家所谓的“对立统一”局面。
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是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镜子与映像的关系，一种简单的“表达”与“反映”，而是一种劳动关系：“演出不仅是剧本变化的反映，相反（尤其是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它是从脚本文字形式变为一种动作演出形式的过程，是根据舞台演出的要求和条件对剧本进行加工改造后的另一种形态。同样、说汽车反映了汽车的材料也是荒谬的。材料与成品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关系，其中参与了导致变化的劳动。”[7]在文本与意识形态关系中，伊格尔顿辩证的看待二者，思路清晰的阐述文本与意识形态各自的特性，强调二者的不同，反对将二者简单的对应起来。但他也没有忽视二者之间的深刻联系，敏锐的指出劳动正是联合二者的扭结点，在劳动的作用下，意识形态获得了文本的形式。而在这种观点里，“劳动关系” “生产”概念将全部文本因素纳入一个连续的过程，使“意识形态”弥漫渗透于文本的整个肌质，意识形态在其中自然占据主导地位，他就这样建构了他辩证的意识形态一元论。
伊格尔顿关于文本的理论同样具有这样的特色：伊格尔顿一方面反对将文本看做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承认文本中存在着“裂缝”和“脱字”，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文本表现出相当的完整性。敏锐的洞察力让他看到文本的这两种倾向，至于文本如何将这“矛盾对立”的两种情况共存于一个文本之中，伊格尔顿提出了一个“问题——解决”的切入模式。“可以把每一个文本看做有待‘解决’的问题，文本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毋庸赘言，这并不是说，文本一定要对某个特定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而是说，‘不解决’与‘解决’具有同样的性质”[8]。换言之，文本过程往往是按照“问题——解决”框架展开的，这并非叙事作品专有的情况，而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性。但作为二者的扭结点，“问题——解决”模式在承认“裂缝”、“脱字”的情况下，凸显的是文本的完整性。事实上文本也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这意味着辩证的看待事物的各个因素仍然应该注意到其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
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伊格尔顿的高明之处，是他深刻理解正确运用辩证法的体现，也是他本人的创新之处。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文本科学在建构其意识形态一元论的同时没有一叶障目，而是清醒客观思辨性的考虑了问题的各个方面。
三、结语
在文本科学理论中，为了进一步说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伊格尔顿还探究了文本、历史与意识形态形态的关系。伊格尔顿说“历史的确进入文学文本”，但它“完全是作为意识形态”进入文学文本的，由于历史在意识形态中已经“缺席”，因此“历史是以双重缺席的形式在场于文本之中的。”他还强调，“认为在文本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直接而自发的关系，这是一种幼稚的经验主义的观念，必须予以抛弃。”[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p70]意识形态显然早已渗透进入文本的方方面面，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的，这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即文本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生产。
伊格尔顿的文本科学是其在七十年代的理论建构的主要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其精辟的见解，高超的的思维阐释能力也为他后面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后的八十年代，他实现了由文本科学到革命的修辞学的转变，其作品中，政治批评开始取代之前理论建构的主导地位。但不论是之前的理论建构，还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批评，它们都证明了伊格尔顿在文学研究中那无法撼动的大师地位。
注释：
[1]（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2]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3]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4] 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p75
[5]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6]王岳川，《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9-240页
[7]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p79
[8]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p87
参考文献：
[1]（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王岳川，《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4]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 ，London.New York，2006，
[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