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台湾当局继续冲击“一中”的底线，向大陆挑衅与推动“台独”议程，台海的紧张形势将不可避免地升高，两岸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武装冲突。
　　他提出两岸恢复对话的条件，即陈水扁政府必须接受“一中原则”。王在希批评台湾当局正在利用大陆的克制与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与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时机混水摸鱼。“他说，我认为陈水扁对两岸关系的立场是没有诚意的。”“未来几年台海局势将是关键和高度危险的，两岸关系将面对严峻的考验。”
　　王在希强调，北京将在“一中原则”下恢复两岸的对话。
　　他说：“‘一中原则’是最根本和最必要的共识。”
　　他指出，陈水扁最近的行动显示他仍在推进“台独”议程。“我认为陈水扁针对两岸关系的谈话仅是表面上的善意，其实质是掩护其寻求台独的分裂立场。”
　　台湾最近要修改其中学课程教科书，将台湾的历史同大陆分开，以加强台湾的本土意识。
　　王在希形容台湾的做法“非常荒谬与可笑”。
　　陈水扁在今年的“双十”谈话中，首度抛出愿意在香港九二会谈的基础上，与对岸恢复协商对话，并于上周国安会议后再度重提九二会谈基础。全程参与九二香港会谈的大陆海协会，前晚终于回应有关谈话。海协会透过在官方网站发表书面说明的方式强调，“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就是’一个中国‘，若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只能证明毫无善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独”是“渐进式”的，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硕士傅白水在《海峡》的文章指出：改“国币”、改“国语”、删除“中国”字样、出境“护照”加注“台湾”等等，近来台湾当局进行的“渐进式台独”，甚嚣尘上。仔细考究当前岛内的“渐进式台独”，会发现它只不过是以前岛内各种“台独”的翻版，但是相对于以前的“台独”，“渐进式台独”更具有身段柔性、可操作性和隐蔽性强、欺骗性大、效果明显等特征。那么，以前的“台独”是如何演变成“渐进式台独”的呢？本文就此问题对“台独”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各个阶段“台独”的活动方式与特征进行阐述，以追述“渐进式台独”的由来。
　　
　　零散、无序状态的“武装台独”
　　
　　对于“台独”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笔者以为1947年在台湾爆发的“二二八事件”，应该是“台独”兴起的一个重要诱因。“二二八事件”后，岛内外一些人借此事件，纷纷在岛内、日本和美国等地拉帮结派，组织“台独”组织，开展“台独”活动。1950年台湾士绅廖文毅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台湾民主独立党”和“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酝酿“武装革命”。1950年2月，台湾人史明、周洁、黄元秘组织了“台湾独立武装队”并积极网络成员，收集武器，准备武装暴动。后被发现，史明逃亡日本（张凤山：《简论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阶段》，《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第1页）。1960年在日留学生王育德、黄昭堂、黄文雄等组织了“台湾青年社”，1965年又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积极进行“台独”活动。1956年，陈以德、李天福、林荣勋等留学生在费城成立了“台湾人的自由台湾”，1965年改名为“台湾独立联盟”。1965年全美“台独”分子进行串联，将“台湾独立联盟”改名为“全美台湾独立联盟”。到1969年，蔡同荣出掌“全美台湾独立联盟”时，在蔡的串联下，散布在日本、加拿大、美国、欧洲的“台独”组织结合起来，成立了世界性的海外“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这标志海外“台独”组织已走向了联合，并采取统一行动进行“台独”活动。在岛内，1964年9月，时任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组织学生散发《台湾人自救宣言》，大肆宣传“台湾独立自决”，后被当局逮捕判刑8年。1967年，台北市议员林水泉纠集许曹德、吴文等人，并与日本“台独”分子联络进行“台独”活动，1967年初，他们成立了“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密谋“台独”活动，准备武装暴动，但于1967年8月，被国民党察觉，这伙“台独”分子200余人被捕判刑。到这时为止，海内外的“台独”活动基本上停止了“武装台独”的暴力活动，但他们并没有放弃以武装暴力获得“台湾独立”的目标。直到1982年，“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成立，其创始人蔡同荣才表示，不大可能以武力推翻国民党，反而透过游说比较有力量。至此，“台独”组织以武装暴力谋求“台独”的目标才告一段落。
　　从“武装台独”的活动来看，他们的主要活动方式和特征是武装暴动。他们采取武装手段求“台独”，主要是因为不满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残暴专制统治。他们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当局，以及“中华民国”。他们叫嚷的“台湾独立”是用以团结广大反国民党的台湾人的手段和工具，当然获得“台湾独立”也是其目标诉求。这一阶段“台独”的活动中心在海外，并且大多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对岛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及岛内的“台独”活动影响不大。正是由于当时各“台独”组织的分散性以及势单力薄和国民党当局的坚决镇压，这些“台独”组织纷纷失败。不得已他们纷纷放弃“武装台独”的路线，转而采取了非暴力的“台独”活动方式。
　　
　　体制外的非暴力不合作“台独”运动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坚决打压，自70年代开始，岛内的“武装台独”运动基本上销声匿迹。岛内的“台独”分子纷纷转变策略，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台独”活动方式。这一时期的“台独”运动基本上可分为“住民自决”、“公投台独”阶段和以民进党为主导的“政党台独”阶段。
　　随着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台湾的中产阶级逐渐强大起来，为了追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他们积极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对国民党当局的一党专制与独裁异常不满，于是他们积极进行反独裁的斗争。而这正好被一些“台独”分子所利用。所以台湾兴起了非暴力的反对国民党统治、要求“台湾独立”的运动。由于当时台湾还没有产生代表中产阶级的在野党，这时期的“台独”运动基本上由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领导。在1971年，他们发表了《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1977年，他们又发表《人权宣言》。在这些具有“台独”倾向的宣言里，他们表明了自己的“台独”主张，即发展台湾的民主，台湾住民自决，由台湾全体住民通过投票来实现台湾的“独立建国”。
　　与此同时，在岛内外还有其它“台独”活动，如1974年由张俊宏、黄信介创办的“温和、渐进的改革路线”的《台湾政论》，1979年8月许信良、黄信介、施明德等人创办了《美丽岛》杂志，形成一个“没有党名的党”（黄年：《台湾政治发烧》，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11月版，第4页），进行反对国民党的“非暴力台独”运动。
　　这一时期的非暴力的“台独”运动，以1977年11月舞弊票案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的“《美丽岛》游行冲突事件”为高潮。这两次事件是体制外的“台独”势力和国民党当局的面对面的较量，党外的“台独”势力起了关键作用。由于国民党的坚决镇压，这两次事件都以党外势力的失败而告终。其中有152人被捕，主要领导人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徒刑。由此岛内的“台独”活动进入低潮，活动中心趋向岛外。1977年“中坜事件”后，许信良赴美，并于1980年成立了“台湾建国联合阵线”，他主张迁回台湾，促成民主改革，但由于海外“台独”联盟仍坚持“武装台独”，所以未能发挥多大作用。1982年，海外“台独”分子成立“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改变了“武装台独”的方针，代之以“游说台湾建国”的主张，影响较大。
　　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这标志“台独”活动进入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在野党为主导的阶段，同时也表明海外“台独”势力逐渐成为附属性的角色团体，岛内的“台独”活动逐渐取代海外的“台独”活动，成为“台独”的运动中心。在民进党的领导和李登辉的放纵下，岛内的“台独”活动也逐步公开化、合法化。民进党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活动，以争取民主、自由、“台湾独立”为目标，向国民党发起挑战。如参与“增额立委”选举，以公开演讲、巡回演讲的方式，积极宣传“台独”、“住民自决”，组织集会，海外“台独”分子闯关回台等等。1988年4月17日，民进党“二全一次临时大会”上通过“四一七决议”：“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应该独立”（台湾《新新闻》，1988年4月18日）。1991年10月，民进党“五全大会”上，以“四一七决议”为基础，通过了由林浊水提案的“台独”党纲：“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这表明民进党已由自决党转变为“台独”党。但由于民进党内和平的“议会路线”势力占主导，在历次选举中，“台独”并不受欢迎，甚至成为“票房毒药”。民进党在发展中，逐渐开始进行了转型，强调“安全台独”、“淡化台独”。由于李登辉的“台独”倾向逐步明显，民进党开始与国民党合流。
　　这一阶段“台独”的活动方式和特征，基本上采取了非暴力的不合作的“台独”方式，即以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参与各种选举与国民党对抗等活动为主。以“住民自决”、“台独”为诉求和手段，以向国民党争民主、夺权利为主流，反对国民党，企图最终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一阶段，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岛内外的“台独”势力开始公开勾结，尤其是海外“台独”闯关回台。但由于一方面国民党坚决镇压，另一方面台湾人民主流意识也不支持赤裸裸的“台独”运动，以民进党为主导的“台独”势力便由原来的非暴力的不合作的“台独”运动，逐步转变为朝野合流，两“独”合并。同时，“台独”的反对目标也出现了变化，即由原来专反国民党，变成逐渐与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联合，矛头慢慢转向反共反大陆。
　　


　　朝野合流、隐性和显性合流的“体制内台独”
　　
　　李登辉自1988年1月在台湾主政以来，就开始了他的“台独”之旅。但由于当时他立足未稳，他最初采取了隐性的“台独”，认为“台湾海峡的问题，必须以新的观念来处理”（1988年2月2日中央社台北报道）。随地位的稳定以及对台湾政权的牢牢控制，他的“台独”倾向和“台独”活动日渐明显，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国名就是中华民国”（1992年8月2日《中央日报》）。当然，由于大陆的压力，他最初还未敢大肆进行“台独”活动。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李登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
　　李登辉统治初期，虽未大肆搞“台独”，但却积极支持搞“台独”的人。1990年召开“国事会议”时，李就邀请彭明敏回台“共商国事”。这以后民进党就成为“国事会议”的座上宾。1992年，针对1991年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的“命运共同体”说，李发表了他的“生命共同体”说：“要唤起国民建立生命共同体的共识，当时国人普遍都有共同体的观念”（1992年6月2日《中央日报》）。1992年5月，以“刑法100条修正案”的形式，解除党禁，给民进党以合法的身份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针对李登辉的“台独”路线，民进党人也开始投挑报李，积极谋求在“台独”上的合流。首先是在“务实外交”、“参与联合国”、“反共反大陆”等问题上与国民党趋同。但由于国际形势所迫，由于祖国大陆坚决反分裂、反“台独”，以及为了欺骗选民，民进党不得不淡化其“台独”路线。1999年5月，民进党抛出了所谓“统一公投”的“台湾前途决议案”，表明民进党由激进的“台独”转变为追求“事实的台独”。这实际上是沿李登辉的路线走下去。1999年5月，民进党“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阶段性承认中华民国”。这表明朝野两党在“台独”问题上已经合流，以民进党为主导的体制外的“台独”已进入台湾当局的体制内，民进党的“台独”主张也趋近于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主张。“隐性台独”与“显性台独”合流。
　　这一阶段“台独”活动的方式主要是以民进党为主导，积极进行议会路线的斗争，通过各种选举，与国民党争夺台湾权力资源。在“台独”言行上，为了欺骗民众拉选票，又迫于台湾的主流意识和大陆的压力，民进党采取了“隐性台独”与“显性台独”交替使用的方式，一会儿强调“台湾必须独立”，而且“已经独立”，一会儿又宣称“统一公投”，有意淡化“台独”。同时，民进党与国民党在“台独”问题上基本已取得共识，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联合，“台独”以体制内面貌出现。但由于李登辉在1999年7月9日抛出赤裸裸的“两国论”，引起海内外和国际上的一片斥责声，民进党面对自己这位被国际社会喻为“麻烦制造者”的盟友，鉴于1998年“三合一”选举的失利以及为了2000年的大选，乃一改以前的气势汹汹的“台独”面貌，而采取了越来越柔的“台独”身段，逐步转变成“渐进式台独”。
　　
　　柔性姿态的“渐进式台独”
　　
　　2000年，民进党和陈水扁上台，标志“渐进式台独”的开始。陈水扁上台后，一方面坚持“台独”立场，继续李登辉的分裂路线。另一方面，因大陆的坚决反对以及岛内和国际形势所迫，陈水扁也做出一些缓和两岸关系的姿态，企图以拖待变。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所谓的“四不一没有”。但他的“台独党”背景以及其自身的“台独”本质，驱使他朝“去中国化”的方向走去，以柔性姿态进行“台独”活动。他将两岸的主要矛盾从“统独之争”转移到所谓的民主、人权之争，借民主、人权的招牌搞分裂活动（余克礼等：《民进党两岸政策发展演变初探》，《台湾研究》2001年第2期20页）。2000年8月17日，陈水扁发表了“统一不是惟一的选项”的讲话。随后，民进党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渐进式台独”行动。如将新台币改成“国币”，将台语（即闽南语）当作“国语”，将地方歌仔戏当作“国剧”，有关中国的字样被铲除，有关统一的标语被拆除；驻外机构冠以台湾头衔，停止使用涉及中国的“国徽”，“外交部”的房顶被涂上代表民进党的绿色，新出版的地图册将台湾列为主页而大陆为附页，“新闻局”带有中国地图的标志被抹掉，多年使用的出境“护照”被加注“台湾”二字，“台湾共和国护照”被允许私下流通；联署提案审议所谓“公投法”草案，提出所谓参选“总统”必须限于台湾出生的“出生地条款”，海外“台独”组织“世界台湾人大会”在台湾集会，高喊什么“台湾正名、国家制宪”等等。
　　“渐进式台独”是“台独”发展的历史必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武装台独”，因台湾当局的坚决镇压和岛内外多数人的反对，以失败告终。体制外的非暴力不合作“台独”运动，虽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一定的挑战，并夺取了一些政治权力资源，但由于岛内外主流意识对“台独”不认同，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势力不得不开始与“台独”倾向愈益明显的李登辉合流，体制外“台独”转为体制内“台独”。由于李登辉在1999年抛出“两国论”受到岛内外的广泛批评，无论是为了大选还是上台执政，民进党当然不愿背“麻烦制造者”的包袱。于是，民进党一方面为自己的党纲所制，另一方面又怕引起各方的反对，便采取了“渐进式台独”的策略。
　　
　　“渐进式台独”的危害性
　　
　　相对于以前的“武装台独”、非暴力的“台独”、体制内的“台独”而言，“渐进式台独”是更危险、更狡猾的“台独”，因为以前的“台独”运动多多少少有将“台独”作为手段与工具的意味，而“渐进式台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台独”。事实证明，赤裸裸的“台独”不但招致大陆的坚决反对、海外华人的反对、岛内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国际上的反感，而且政治风险太大，民进党得不偿失。而“渐进式台独”就不一样了，它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表面上说是不会宣布“台独”、不会搞“两国论入宪”，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加紧在岛内推行“去中国化”，千方百计地向台湾民众灌输“台独意识”，营造“台独”的文化、心理、社会环境，因而更带迷惑性。台湾当局打“本土化”和“主体性”的幌子，以行政手段推动“台独”实施，图谋的是积量变为质变，由内向外蚕食渐进，先岛内后国际，先舆论后行动，先实践后立法，进行“台独”的内化和深化，使台湾逐步完成“去中国化”和“国家化”。这种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台独”深具危险性。“渐进式台独”不求立即“建国独立”之名，却求逐步“台独”之实，其最危险之处在于使两岸的信任荡然无存，两岸人民感情的撕裂更严重，最终会使台湾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中国为何物。
　　
　　陈水扁“渐进式台独”的诸多阴招
　　
　　陈水扁就任台湾当局领导人4年多来，一方面高喊要“两岸和平”，多次宣称其大陆政策“致力维持两岸关系稳定”；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渐进式台独”。
　　
　　不遗余力鼓吹“一边一国”，为“台独”寻找“法理根据”
　　陈水扁上台后，全面继承了李登辉“两国论”的衣钵，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推翻“九二共识”（海协与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抛出“一边一国”论，重演“两国论”闹剧。
　　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对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老牌“台独”组织──“世界台湾人同乡会”第29届年会发表录像谈话，声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简言之，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把两岸关系称为“国与国”关系，并鼓噪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
　　为落实其“一边一国”分裂主张，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陈水扁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一是通过提高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官方”接触层次，以所谓“过境外交”、“民主、人权外交”等方式，竭力谋求与这些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官方关系”，蚕食一个中国框架；二是推出所谓“攻击性”的“烽火外交”策略，大搞“金钱外交”，收买一些小国家跟他起哄。陈水扁、吕秀莲等台湾当局高层政要亲自出马，演出种种“过境”、“度假”、“访问”的闹剧；三是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所谓“重返联合国”活动，想方设法谋求挤入世界卫生组织等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图谋达到制造两岸是“互不隶属”的“一边一国”的目的。
　　
　　千方百计“去中国化”，蚕食和平统一基础
　　作为李登辉分裂路线的继承人，陈水扁上台后大力推行“文化台独”。在陈水扁的主导下，台湾当局利用执政地位和资源，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层面全面推行“去中国化”，为台湾走向“独立”铺路。
　　陈水扁上台不久，为凸显其“台独”理念，处处刻意以“台湾”取代“中国”，全面清除带有“中国”或“统一”象征的政治符号。岛内有关“统一中国”、“反台独”的标语牌尽被拆除；所有驻外机构推动“更名”计划；台“新闻局”停用了带有“中国版图”的旧局徽，在其英文版“中华民国年鉴”封面上首次加上了“台湾”字样，还刻意将原来放在年鉴首页的中国地图移至末页，首页则换成台湾地图；新版的所谓“护照”上加注“TAIWAN”（台湾）……这些动作的意图十分明显，即彰显台湾的“主体地位”，制造“一中一台”。
　　在文化教育领域，陈水扁当局推翻原来采用国际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决定，改为采用所谓“本土研发”的“通用拼音”，在中小学开设“乡土语言”课，强行推动“台语”教学，以弱化“国语”（普通话）在台湾的地位；小学、中学则推行“乡土教学”，将李登辉授意下完成的具有浓厚“台独”倾向的《认识台湾》教科书作为教材范本；公然篡改高中历史课程大纲，将明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历史划入世界史范畴；刻意将“台湾文化”和中国文化分开且并列对等起来，鼓吹“台湾要摆脱中国历史、文化的制约，与中国脱钩”。
　　
　　极力推动“公投制宪”，公然制定“台独”时间表
　　陈水扁刻意误导台湾民意、肆意煽动仇视祖国大陆情绪，竭力挑衅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公然提出通过“公投制宪”走向“台独”的时间表，将两岸关系推到危险的边缘。
　　陈水扁执政初期，由于地位未稳，尚不敢明火执仗地鼓吹“公投立法”，当民进党成为台湾所谓“立法院”第一大党后，陈水扁的“台独”野心日益膨胀，开始由暗中策动“公投立法”发展到公开推动。2002年7月，他宣称要以“公民投票”方式决定所谓“台湾的前途”。
　　2003年3月14日，陈水扁出席海外极端“台独”组织在高雄市召开的“世界台湾人大会”年会，并乘机发表讲话，宣称如果他“能够连任”，将全力推动“台湾新宪法”，“在2006年公投制宪、2008年实施台湾新宪法”。陈水扁的所谓台湾“新宪法”，就是要使台湾成为“主权独立国家”，为实现其“台独建国”定出了一个时间表。
　　2003年7月17日，民进党当局在台“立法院”临时会议未能通过“公投法”的情况下，仍公布了所谓的“办理公民投票实施要点”，在陈水扁和民进党的强力推动和策划下，不顾民众反对声音，2004年陈水扁悍然推动了所谓“3·20防御性公投”。
　　
　　李显龙切中要害：
　　台湾当局心胸狭隘，台湾人的视野宽不起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不久前在讲述他对台湾的观感时曾尖锐地指出，台湾的朝野政党满脑子都是政治，他们都没有时间思考台湾的未来，以及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而台湾媒体则是信口开河、思想偏狭的一群，报纸上几乎全是岛内新闻，鲜少报道国际形势。这两个原因造成了台湾人不了解国际环境，不明白大陆正在迅速转变，也不明白世界列强为回应日渐壮大的中国全都在自我重新定位。当时，岛内还有人将此批评当做刻意的污蔑，甚至不屑一顾。但是台《天下》杂志最近的一项调查却证明，李显龙的批评确实是切中要害。
　　
　　·国际常识不及格
　　11月15日，《天下》杂志教育特刊发表一项题为“台湾人国际观”的社会调查，结论是台湾人不欠缺与国际接触的机会，但缺少与国际接轨的能力。调查发现，台湾民众的国际经验其实不算贫乏，38%的受访民众会外语，其中有39%会两种以上的外语。60%的人有赴海外的经历，其中92%到过亚洲，北美洲和西欧地区居次。其中以旅游为目的的占89%，其次为工作，求学的占2%。
　　然而在国际常识方面，台湾人的表现却不及格，海外经历似乎对台湾人认识世界没有太大帮助。多年来，台当局费尽心机积极争取进入联合国，但却有高达80%的台湾民众不知道联合国总部位于何处。最近诺贝尔奖得主陆续公布，更有80%的受访者不知诺贝尔奖在哪里颁发。调查结果也显示，多数台湾人对亚洲邻近国家的领导人不熟悉。只有1/3的台湾人答得出现任新加坡总理是李显龙。另一方面，台湾人最熟悉的国际时事都跟战争有关。80%的民众知道去年美国攻打的国家是伊拉克，77%的民众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是日本。
　　
　　·三个原因酿恶果
　　岛内民众缺乏国际常识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首先是台湾当局的偏狭。在全球化迅速扩展的今天，任何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都会经常向民众介绍当今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以期让民众清楚自身的定位，了解和支持政府推动的相关政策。但是陈水扁当局上台后，一心只想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以及如何推行“台独”，根本就无暇关心国际事务。所以，陈水扁一张嘴就是痛骂在野党、污蔑大陆、吹嘘所谓政绩，即便是谈到岛外世界也刻意隐瞒不利于台湾的国际信息，让台湾民众闭目塞听。其次是大众媒体畏权、媚俗。民进党执政后，不断以各种手段介入媒体，强调宣扬所谓“台湾主体性”，一些媒体害怕“站错立场”，不敢真实报道台湾的国际现实。另一方面，在当前岛内媒体恶性竞争的状况下，为了迎合观众，媒体新闻日益综艺化、娱乐化，缺乏知识性和严肃性。三是台湾民众对未来缺乏信心。民进党执政后，台湾政争激烈，经济下滑，社会动荡。民众已经被岛内问题搞得精疲力尽，哪里有心情去关心国际问题？加之两岸关系紧张，人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当然就更没必要了解“别人的事情”。在此状况下，台湾民众对国际社会的认识越来越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鲍威尔：不支持台独，尤其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感到自豪
　　
　　鲍威尔明确地说：我们不支持“台独”主张，不支持“台独”势力。关于这项政策我惟一想补充的一点是，总统在去年12月针对有关独立的某些事态做出了表示。当时，我们非常非常明确地表明，我们不支持独立。对“支持”这个词，我可以高声说，也可以低声说，不过我想你们一定了解我的意思。我们不支持独立。独立不符合该地区的利益，任何实际朝独立方向跨出的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在该地区引发一场重大的危机，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们都知道，很多台湾人士在中国内地经商，人数相当多。大家都很清楚，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活动非常活跃。台湾存在着希望走向独立的势力。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我们不支持这些势力。我们认为，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符合我们的利益，这项政策没有变。
　　我们非常认真地了解陈水扁的讲话。当我们觉得有人可能对我们的政策产生某种误解时，我们会再向他们说明，以便解除对我们政策的误解。这就是我要强调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始终符合我们各方面的利益。这项政策保证了该地区的稳定，因为谁都理解这项政策的含义。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建立在三项公报的基础之上，你们对此早已熟知，这一点始终未变。
　　鲍威尔说，我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尼克松刚刚访问过中国。当时我是一名年轻的陆军中校，一名白宫学者。看到中国32年来发生的变化，真令人感慨万千。我当年访问中国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刚结束了几年。不过，“文化大革命”的余波仍未消逝。我们可以与那些曾受到冲击、行动失去自由或被送到农村去的人员交谈，也可谈论他们在那个年代经历的其他情况。我看到中国人民如何适应世界在20世纪末和进入21世纪时的现实，看到他们如何为改善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继续努力。我尤其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立场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十分复杂，无法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我曾多次这样表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