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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是什么？很多进入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人都曾从它的世界路过。
雅安历来有“三雅”的说法，雅雨的美、雅女的媚、雅鱼的味曾经是雅安最为显著的识别码，雅安人也乐此不疲地宣传“三雅文化”，且引以为豪。但这三张“名片”真的能代表真实的雅安吗？
山水转承的地理
打开卫星影像图，我们发现雅安所处的位置多少显得有点一言难尽。它处于我国最高一级地貌单元青藏高原與第二级地貌单元四川盆地的陡跌转换地段，跨越了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两大地貌区。西边和北面，属于青藏高原横断山东部的邛崃山脉，山势辽阔、群山环峙、雪峰簇拥，青衣江纵贯其间。南面是横断山的另一条山脉，大雪山的南延部分。大相岭、小相岭南北相间，大渡河如巨斧将山体劈开，以磅礴之势切割出一段绝世奇峡，然后向东进入四川盆地。而东部，则是四川盆地西缘的中低山丘陵区，发育台状丘陵和浅丘平坝，其间山地起伏、谷盆相嵌、茶垄纵横。
“边缘”与“过渡”是雅安自然地理的两个关键词。譬如，这里既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又是四川盆地的西部边缘，自然又是这两种地貌的过渡带。再譬如，这里既是汉民族文化向西延伸的边缘，又是藏彝文化向东拓展的边缘，自然又是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区域;又譬如，这里既是现代中心城市和原始自然生态区边缘，又是它们之间的结合过渡地带。既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茶马古道的起点，又是这些古道的终点，因为任何商贸古道都是双向的，茶和丝绸从这里出发，西域和南亚的奇货也会到达这里。
雅安曾经是边远之地，汉以来《史记》《汉书》就记载“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唐、宋时期为中原王朝与“南诏国”“大理国”的边境。
雅安，还是著名的流放地。秦灭蜀后，将内地大量的罪犯和平民迁入蜀地，其中雅安便为重要的迁入地域。在西安汉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严道封泥，有学者据此认为严道极有可能是西汉时期的流放之地。据记载，淮南厉王刘长、西汉梁王彭越、蜀汉大臣杨仪等曾流放雅安。也许正是因为大量贵族、高官流放于此，反而给边地雅安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催生这里辉煌的汉文化。雅安还是多个人文地理的中心。这里是华西雨屏的中心，是汉朝西南五大省级行政中心。假如我们要为四川的版图寻找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必须是四川主要山脉的交汇之地，主要地貌单元的转承过渡之域;它的位置必须不偏不倚，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并且这里还应当是多民族、多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必须兼具着西部的豪迈粗粝、东部的厚重深沉，这个地方，非雅安莫属。
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地形起伏多变，多山地，多峡谷，青衣江、大渡河在此分水，然后各自向东，日夜奔流，于乐山大佛脚下相会于岷江;汉文化在这里发展、演进，然后越过山水阻隔，沿着南丝之路映耀南亚;多民族的南北迁徙、东部和西部文化的融合也同样发生在这里。这就是雅安！
汉藏彝交汇的文化
由于地质结构复杂，地貌悬殊多样，峡谷密集深邃。雅安，尤其是雅安西部实际成为四川盆地西缘的巨大屏障。纵观雅安重要文化地理的形成，无不基于对这个屏障的突围和抗争。
无论是秦灭蜀之前林立的方国，还是后来统治这里的中央王朝，要想摆脱原有生存环境的束缚，拓展生存空间，势必要突破自然地理障碍，山脉和河流便是最需要突破的对象。而雅安的大相岭、夹金山、二郎山、大渡河恐怕就是天府之国迈向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第一道屏障。雅安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牦牛道、灵关道、蜀身毒道、阳江山道、始阳道、南丝古道，以及后来的茶马古道无不如此。著名的何君阁道碑“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记载的正是南丝之路上的一次修路历程。
在历史上，石达开的义军和中央红军都曾经陈兵大渡河的安顺场，不得不面对“渡则活，不渡则亡”的困局。结果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安顺场成为“翼王悲剧地”。而红军却在上游的泸定桥苦渡而活，安顺场成为“红军胜利场”。
就算是到了近现代，要想突破这个屏障也实属不易。抗战时期修建的乐西公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川藏公路、三线建设时期修建成昆铁路都曾在这里付出极大代价。正因为此，这里也孕育了无数的英雄悲歌。在历史上，石达开的义军和中央红军都曾经陈兵大渡河的安顺场，不得不面对“渡则活，不渡则亡”的困局。结果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安顺场成为“翼王悲剧地”。而红军却在上游的泸定桥苦渡而活，安顺场成为“红军胜利场”。相隔72年的两次遭遇，困境相似，却一败一胜，结果迥然。
构成雅安的河流主要为北部的青衣江和南部的大渡河，它们以大相岭为分水岭形成性格完全不同的两大水系。青衣江，发源于邛崃山脉巴朗山与夹金山之间的蜀西营，纵贯雅安北部，对雅安地脉文化的形成影响深远。而大渡河发源于青海阿尼玛卿山脉，由北向南于石棉流入雅安境内。大渡河行至雅安境内之时，突然90度转向，以磅礴之势向东切开大相岭，留下一条长达26公里的旷世大峡谷，由于其连续完整的峡谷长度和险峻壮丽程度世所罕见，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最美峡谷”之一。
与大渡河区域相比，青衣江流域开发相对较晚，是汉文化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目前雅安共出土瑞兽13具，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是汉朝瑞兽保存最多最完整的地方。作为古中国独有的建筑形式，汉阙既是古建筑珍品，又是古代雕刻艺术的瑰宝，这种建筑在全国遗存不多，但雅安就有高颐阙和樊敏阙两座。
有趣的是，大渡河流域和青衣江流域以大相岭为界，自然地理则完全不同，仿佛相隔甚远的两个世界。大相岭以南，沿大渡河海拔1500米以下，由于横向“V”形气流下沉，气流压缩升温产生焚风作用，明显具有干热河谷的特点。受此影响，富林、九襄等谷地，气温偏高，降雨偏少，日照长、蒸发量大，植被类型具有明显的“热”特征，成为远近闻名的“花果之乡”。此外汉源花椒栽种，可上溯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其“千年贡椒”而享誉全国。而大相岭以北，则气候湿润，多雨，多云雾，有天漏之称，成为生态环境最好、生物多样性最突出区域以及最好的茶叶产地。
孕育大熊猫的生态
在自然科学界，“华西雨屏”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概念，这个名词常常在植物学者的报告和论文中看到，但却很少出现在地理学者的文章中。
综合资料和文献，华西雨屏主要位于四川盆地的西缘，北起于平武，南至雷波县，东西宽50～70公里，南北长400～450公里，总体呈微微向西突起的狭长弧形条带，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这一区域因青藏高原的阻挡，西部、西北部干燥气流不易入侵，而利于截迎东南暖湿气流，从而成为我国内陆地区降水最丰沛的区域。雅安是华西雨屏的中心区域，年降水日数多达263.5天，年降水量达1700毫米，而中高山区降水可一步达到2000～2400毫米/年。雅安因此有“雅州天漏”“雨城”之誉。走进雨城，整个城市沐浴在千丝万缕中，五颜六色的雨伞花一般绽放在湿漉漉的街道，让你感觉是在梦里。
多雨给雅安带来了诸多变化，可以说成为雅安人文地理形成的关键。在代表雅安传统的“三雅”中，雅雨是其他“两雅”的基础。因为多雨而湿润形成的良好生态，对水质、水温、溶氧要求极高的雅鱼（丙穴鱼、嘉鱼，学名齐口裂腹鱼）才能得以在周公河、青衣江中生长。雨城温润潮湿气候的天然保湿加上多民族血统混杂的基因，也才有雅女的窈窕身材和白皙皮肤。
而气候也是雅安山地生态系统形成的关键，这里不但自然风景优美，还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类型和动植物种群，拥有野生动物470余种、野生鸟类330余种、植物3000余种，栖息着大熊猫、小熊猫、金丝猴、白唇鹿、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拥有珙桐、连香树等数十种珍稀濒危植物，称为“天然的生物基因库”与“动植物博物馆”。雅安还是生物学界重要的动植物模式标本诞生地。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后叶以来，在夹金山地区发现的新种和亚种中高等植物就有105种，以宝兴命名的高等植物有39种，以天全命名的有1种。
尤其是独特的生态环境也为大熊猫提供了最佳的栖息环境，我国60%-70%的大熊猫分布在这里。
雅安是全球第一只大熊貓的发现地，这得感谢夹金山下邓池沟教堂法国神父吉恩·皮埃尔·阿曼德·戴维的“不务正业”。他除了是神父而外，同时也是动植物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869年3月的一天，戴维在邓池沟山林人家中惊奇地见到一种奇特的黑白熊皮。凭着他的生物知识，他断定会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通过猎人收集到的标本，后来经巴黎国家博物馆米甘勒·爱德华正式定名为“大熊猫”。从此，邓池沟便成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发现地，如今雅安仍是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多的地区。
法国神父阿曼德·戴维，不仅在雅安发现大熊猫和金丝猴，而且还在宝兴穆坪发现了珙桐，并将它带至法国园林，成为世界十大观赏植物之一。2008年在雅安荥经县境内，发现了近10万亩野生珙桐，成为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野生珙桐分布区。
蒙山顶上茶的辉煌
气候赐给这里最大的礼物还有茶叶。雅安气候温润，海拔适中，四季雨雾缥缈，非常适合于茶树的生长，境内的蒙顶山，是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地区之一。
早在西汉，吴理真便开始在山上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唐宋时期，蒙山茶盛极一时，堪称茶中精品。唐玄宗时蒙山茶被列为贡品，并且为历代天子祭祀天地祖宗的专用之物，这样的荣耀一直沿袭到1100多年后的清代。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历代茶马互市中茶叶的主要来源地。北宋中期仅甘肃熙河一路（今临洮）交易的名山茶，便占其总量的一半，所谓“熙河茶数四万驮，名山茶占半”。名山茶不但产量大，而且品质优，是藏族同胞最爱的茶中珍品，在易马时深受青睐，估价最高。据记载“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赤（尺）四寸大马一匹”。正因为名山茶的独有价值，北宋时期曾有两位皇帝三次特诏“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俨然成为国家的战略物资。
在明之前，以茶易马的商贸古道主要以雅安为起点向北沿松茂古道至西北的甘肃临洮一带，然后向西至西藏、印度。明朝之后，茶叶的流转方向开始发生变化。南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们今天看到主要沿川藏线的茶马古道才逐渐形成。如今，这里农民仍以种茶、制茶、贩茶为主要谋生手段。据统计，仅名山区就有98%的村产茶，89%的农户种茶，农民人均茶园面积840平方米，农村人均拥有茶园面积均居全国第一。
但这种状况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安。长期以来，雅安的茶树种植和传统农耕之间总是维持着互不侵扰的关系。首先在土利利用的空间上，传统农耕占据着坝区、浅丘等宜耕之地，而茶树主要分布于中、低山区的不宜耕种区，二者各守一方水土，地各尽所能。其次在农民的时间分配上，茶树管理和采摘的季节正好是耕种的闲时，当茶叶采摘完毕，正好进入“春分”之后农忙，在时间上二者亦形成互补。正因为此，雅安才在历史上长期维持着“粮仓”与“茶乡”的双赢格局。然后，进入21世纪后这一格局迅速被打破。由于茶树种植显而易见的好处，大量农民开始放弃传统的耕种方式，纷纷将旱地、果园里的农作物挖掉，换成茶树。到了后来，干脆把稻田的水疏干，也换成茶树。据近10年来的统计数据，雅安市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反，茶园的种植面积和茶叶的产量逐年增加。
农民当然有权决定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或不种什么。他们也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法。农村需要诗意，更需要发展，这无可厚非。但当我们轻而易举地改变了这片土地的用途，改变了土地上所生长的作物时，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改变。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值得我们去关注与思考。
◎ 摄影|李国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