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阅读生活中，能让我反复重读五六次以上的作品并不多。然而，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却是一个例外。表现在二十余年间，我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要重读一次，同时还不断购买各种中文译本和收藏不同时期的版本。而就我个人的阅读感觉来看，徐迟的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是最出众的，算得上是经典性的译本；张知遥的译本（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则在语境和汉语表达方式上，更符合我们当下的阅读习惯。
　　 1854年在美国首次出版的《瓦尔登湖》，到2004年已诞生了150周年。全世界又一次将目光聚焦于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以致掀起了自然生活之风的新浪潮。而在中国，我们不难从图书超市中看到不同译本的《瓦尔登湖》醒目地汇聚在一起，成为让人动容的一种风景。从《瓦尔登湖》不断地被翻译出版行销的特有现象，不难看出一部个性文本的深入人心。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只要能静下心来阅读完《瓦尔登湖》，那么他肯定会获得一种澄明的心境，进而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甚至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向。说到底，《瓦尔登湖》已成为一部改变人们生活风尚的精品读物。它虽然没有引领时尚，也非倡导某种格调，但它有坚定的生活主张，有一种对精神世界的持续点化与启示作用。
　　 有人认为，年轻的梭罗拿着一把斧头，独自跑到康科德镇外的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中，自己建造房子，自己盘田种地，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其实是对文明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然而，这种看法却忽视了梭罗是一个先验主义的实践者。其实，梭罗搬到人烟稀少的瓦尔登湖畔来实践林中生活，并不是一种无奈，而是一种进取，是一种完善自身生命的表现，是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公正而有智慧的人生观察者”的必然选择。如果是远离文明世界和逃避现实生活的话，瓦尔登湖绝不是理想之地，毕竟有铁路穿过瓦尔登湖畔，还有热闹的居民小镇就在两英里之外。因而，不论从哪个角度讲，瓦尔登湖都不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闹中取静的地方。自然，梭罗可以轻松地走进去，也可以随时轻松地走出来。事实是，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林中生活只持续了两年零两个月，然后他就主动选择了离开。在随后《瓦尔登湖》的写作中，他对自己去瓦尔登湖畔生活的动机已说得很清楚：“我到瓦尔登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生活节俭，也不是去挥霍，只是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希望过一种审慎的生活，只面对最基本的生活，我试图了解自己是否可以学会生活启示我的一切，以免在死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
　　 很显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所进行的是一种理性的旅居。而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和举动，是因为梭罗需要有一块检验其“简朴生活”的实验地，同时谋求可供“放逐心灵”和“提升精神”的宁静角落。最终通过阐释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批评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物质的生活方式，并尽可地用自己的思想成果，来努力提示精神生活的不可或缺。前者让他表明的是“一个辛苦农夫”的形象，后者让他再现的却是“一个思想者”的风采。因而可以说，瓦尔登湖是一个“农夫”用来审视自身形象的蓝色之镜，是一个“思想者”用来测量自己天性深浅的大地明眸。
　　启开《瓦尔登湖》，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最美妙章节是《阅读》、《声音》、《湖泊》、《乡村》、《种豆》、《孤独》和《与禽兽为邻》以及《结束语》。在写作中，梭罗采用叙述性、描写性、阐述性和批评性相结合的方式，来体现一种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的行文（修辞）风格，从而保证了文本的鲜活与个性化，以致我们阅读《瓦尔登湖》的体验，十之八九成了重复梭罗写作时的心路历程。这是我们阅读其它类似作品时感受不到的。
　　 年轻的梭罗，在情感遇到波折和精神处于低谷的时候告别喧嚣，独自选择了一片苍翠的森林和一个宁静的湖泊，最终实现了自己所期望的“自我疗伤”。而一旦获得了“复原的力量”之后，他当然有理由选择离开已经熟悉的森林和湖泊。为此他诚恳地写道：“我离开森林的理由和住进森林的理由一样充足。我认为我可能还需要尝试几种生活方式，不应该继续在那里浪费时间了。”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中还这样告诫人们：“多余的财富只可以购买多余的东西，灵魂的必需品是金钱根本无法买到的。”在物欲横流的年代，每当我们被物欲所累和被人情所伤的时候，倘若静心读一读梭罗的《瓦尔登湖》，也许可以得到一点适时的“心灵疗伤”乃至“灵魂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