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了。他们的电话一般不在这个时间响。”这两个句子出自弗拉基米尔 · 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符号与象征》，1948年发表在《纽约客》上。这两个句子是一个功能完美的故事中功能完美的句子。当读者遇到它们时，一对深夜未眠的老夫妇正在为他们的儿子担心。那天早些时候，他们去他住的疗养院看望他，为他过生日。一到那里，他们就被告知，他最近曾试图自杀，探望他可能会打扰他。夫妻俩默默地回到家里，当父亲的深夜睡不着，决定第二天要去接儿子回家。这时，电话铃响了，我们以为，一切都要不一样了。然而并没有，打电话的是个陌生人，声音像个小女孩的。妻子说，打错电话了。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个人。妻子告诉来电者：“你摁了字母o，而不是数字0。”然后挂断了电话。夫妻俩深夜喝起了茶，他们欣赏着自己给儿子的礼物。然后故事就在这一句“电话又响了”中结束了。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经常想起这个故事，但主要是由于电话铃声出人意料地点缀着沉默。突如其来的戏剧性，蕴含着的丰富意义，在接听电话之前铃声传达的死亡预期—这些就是电话，特别是座机电话所拥有的力量。电话是悬念的源头，是大大小小的行动的源头；它是世界的噪声，以近乎超自然的方式进入一个房间。在小说中，它是一种受人珍惜而又濒危的装置，一种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装置。毕竟，打进电话来的可能是任何人。
　　自19世纪电话被发明以来，它就经常被描绘成不吉利的东西—命运通过它来召唤。弗朗茨 · 卡夫卡是有名的害怕电话的人，电话在他的写作中扮演了噩梦般的角色，包括在他未完成的小说《城堡》中。在他的短篇小说《我的邻居》中，年轻商人越来越害怕他的竞争对手正透过墙壁监听他的电话。电话成了这种绝望的象征。在故事的结尾，他和盘托出了：“有时我惶惶然如芒在背，我将耳机捂在耳朵上，踮起脚尖蹦来跳去，可这样也防止不了秘密给泄露出去。”
　　卡夫卡给了电话一个核心定位：它让人说话，也让人被别人听到，但人们也可以被打破平静，暴露在看不见的力量之下。这种特质很容易陷入超自然的境地。穆丽尔· 斯帕克（Muriel Spark）1959年的作品《死亡警告》（“Memento Mori”）就是由各色人物都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推动的：“记住，你必须死。”到底是谁打来的？从未透露，是上帝打来的吗？在《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三卷中，马塞尔· 普鲁斯特将电话接线员描述为“看不见的达那伊得斯姐妹（出自希腊神话，49个达那伊得斯姐妹遵父命犯下弑夫罪，被罚在地狱中永远用筛取水。—译注）”，“神秘的仆人”，以及我个人最喜欢的—“容易生气的隐形女祭司”。在《洛丽塔》中，叙述者亨伯特 · 亨伯特指出：“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理由，厕所—还有电话—都正好是我的命运可能被绊住的地点。”
　　电话并不总是像卡夫卡和纳博科夫小说中的那样，是一种预兆或关口，它也可以是一种具有鲜活社会性的固定装置。部分原因是它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可以将通话变成一种表演，还有部分原因跟它的固定性有关：它在空间中的既定位置，以及它的匿名性（没有来电显示之前），让作家有了玩悬念的实验机会。亨利 · 格林（Henry Green）1939年的精彩小说《聚会去》（“Party Going”）几乎完全依赖于电话。这本书讲述了一群年轻人从伦敦前往欧洲大陆，他们的巨富朋友麦克斯，一个讨人喜欢的神秘单身汉，要在那里举办家庭聚会。当浓雾降临伦敦时，他们的火车延误了，他们被迫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暂时住下来。余下的情节就是这群人在各个房间之间活动；谈话成为小说的主题，被电话引导、塑造、约束，就这样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在旅馆里，麦克斯认为他那美丽而又爱指使人的情人阿玛贝尔会联系不到他，他在离开前与她在电话中争吵过；同时他又在考虑向这群人中的一个姑娘朱莉娅 · 雷求爱。在整本书中，电话是一个主题，当人物在争吵、调情，等待着最重要的电话—那个会告诉他们火车可以出发的电话—打进来时，它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格林围绕着一个单一的物体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嗡嗡作响的世界，它将人物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同时既联系得上又联系不上，既可知又不可知。

　　这种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互动—谁会接电话？他们会知道什么？—成了电话戏剧性的关键。在泰莎· 哈德利（Tessa Hadley）的处女作《家庭事故》（“Accidents in the Home”）中，主人公克莱尔给她闺密的男朋友、未来的情人大卫打电话，用的就是她家在爱尔兰租住的房子里的投币电话。这是她第一次打这样的电话，在衣帽间年幼孩子们的大衣堆里摁号码。可是大卫没有接，是闺密接的。有那么一秒钟，克萊尔想象着她们可能会说什么，她可能会抱怨她家的这次度假；她的朋友会“把这个电话当作一长串这种电话之一”。然而电话还没接通。克莱尔突然意识到，她的朋友海莉从来没有给过她大卫的号码。那她怎么会打了这个电话呢？她还想到，如果她挂断电话，那海莉可能会按这个号码回拨过来，可能会知道是她打的。海莉会发现这是一个国际电话，“那她就暴露了，”克莱尔想，“那就全完了。”她挂断了电话。“然后她坐在那里听着电话里的声音，仿佛她可以在里面听到发生过的事的余音。”
　　小说中电话的衰落，当然也是它在现实生活中衰落的一部分。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生活在没有固定电话的家庭中；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四岁的人中，这个数字上升到近百分之七十五。深夜，隔壁房间里可能没有不祥的手机铃声；它在床头柜上嗡嗡作响，来电显示灯光闪烁。在小说中，人物和现实中的人一样，总是可以联系得上。短信提供了一种新的、联络的中间形式；事实上，《聚会去》中的大部分电话在今天根本不需要打。而手机在很多方面，比固定电话要亲密得多，因为它摆脱了固定在家里或街道上某个地方的性质。 　　手机产生了自己的戏剧性—表情符号满天飞的短信，社交媒体的牵引—当然应该在文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文学中，它仍然是现代生活中一个有些污名化的特征。在为《洛杉矶书评》撰写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斯蒂芬· 马奇（Stephen Marche）指出，作家常常把智能手机当作烫手山芋，就好像，“如果你在一个关于亲密生活的短篇小说中提到智能手机，那么智能手机就成了这个故事的主题”。

　　其中一些不安可能来自手机对小说传统的挑战，或者说对过去的传统的挑战。在《此时此地：保罗 · 奥斯特与J. M. 库切书信集》中，两位小说家简要地讨论了手机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创作过程。库切承认他在作品中省略了这种设备，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21世纪写小说的人，作品中没有手机等21世纪的通信工具”。他想知道它们对情节推动的影响，并指出它们尤其可能改变关于出轨的小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太多的小说写作机制都是关于让人物获得信息或不让他们获得信息，关于让人们聚集在同一个房间里或把他们分开的。”他在201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那是在iPhone发布四年之后。“如果，突然间，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其他人—电子化的访问—所有这些情节会落得个什么结果？”
　　这是个古怪的问题，但问得好。奥斯特的回答是，虽然每个人都能接触到每个人，但“只是以一种碎片式的、临时的方式”。这是对今天沟通的一个恰当的描述：它是恒定的，但又是松散的，某种程度上因为更能联系上而不那么稳固了。然而库切的担忧依然存在：固定电话具有手机所没有的某些重要约束。它使得在虚构的世界里，人们可以貌似真实地被分开，无法交流，然后在一次爆发中被聚集到一起。它使得信息可以被隐瞒也可以被释放。它让不可预知的东西进入一个房间。
　　在小說里，不确定性弥足珍贵。它往往是令小说阅读变得愉悦的原因：我们进入的世界不稳定；感觉有些事情将要发生，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得到了承诺，想象的东西可能真的会发生。这种不确定性的机制往往需要某些物品的配合：坏掉的汽车、门铃、未拆封的包裹。固定电话也许是这些物品中最伟大的一种。在它生命的黄昏，我们可能会像纳博科夫一样记住，它是一条有着无限可能的线，等待着铃声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