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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叙述者和隐指作者的概念；第二部分从张爱玲的小说出发，分析小说中叙述者和隐指作者不同的态度，指出其中的不可靠叙述；第三部分得出结论——小说叙述者的冷漠旁观及隐指作者的苍凉意识。
关键词：叙述者 冷漠旁观 隐指作者 苍凉意识 不可靠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一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叙述者不是“隐指作者”。“隐指作者”（implied author）是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发明的一个概念，他在《小说修辞学》中写道：在他(作者)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替身，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那些隐指的作者。
正如杰西明·韦斯特所说，有时候“通过写作故事，小说家可以发现——不是他的故事，而是它的作者，也可以说，是适合这一叙述的正式的书记员”，不管把这个隐指的作者称为“正式的书记员”，还是采用由凯瑟琳·蒂洛森所复活的术语——作者的第二自我，明显的是，读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取得的画像是作者最重要的效果之一。换言之，任何小说中都有作者的存在，较之于传统小说作者直接出头露面的简单形式，现代小说作者介入的更加复杂、隐蔽和精巧，而且介入方式也变了，作者并未在小说的大千世界中销声匿迹，这就是“隐指作者”。
“隐指作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把他看作真人，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在叙述中，隐指作者的位置可以说是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及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下面就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出发，分析叙述者和隐指作者的态度。
二
张爱玲以她的特立独行闻名，对于现实世界，她始终保持着与之游离的姿态。她以自身构成的独立世界与外部世界形成对立，对外部世界她始终是个冷漠的旁观者。
这种生活态度无疑影响到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她始终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写书，并不自觉地渗透到她小说的叙述方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小说叙述者的身份和位置得到很好的阐释。这种旁观姿态是作家采取了一定的叙事策略、技巧，使自己与文本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而获得的，这种叙事策略便是叙述者在文本中采取的身份和位置——隐指叙事者。
张爱玲的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隐身)叙事，而这种叙事方式恰好能够“抑制作家自传倾向的诱惑，防止过度投入主观情感”，“第三人称叙事总比第一人称叙事便于较为客观地审视人物、理解人物”，“作者的解释评论减少、迫使读者思考加重，这对习惯于以读小说为娱乐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个严峻挑战。”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出现了叙述者对人物的评价与人物之间的矛盾。一开头，叙述者对振保的评价是：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坟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
叙述者对振保的评价充满了赞誉之词，他是“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叙述者突出了一点，振保与那些朝三暮四的男人不同，他对待感情是专一的，“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
在振保生命中出现了四个女人：巴黎的妓女、英国的同学玫瑰、红玫瑰王娇蕊、白玫瑰孟姻鹂。从叙述者对振保的情感经历娓娓叙说，振保的形象完全从叙述者的评价中游离出来，“有始有终”、“有条有理”获得了另外一种解释。“有始有终”听起来是表扬，可后来我们会发现它并不等于“从一而终”，这里的“有始有终”是结束一段关系马上开始另一段关系。他完全遵照一种现实的原则、一种极端利己的原则，女人对于他来说随时可以抛弃，他始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真正的振保其实是一个虚伪、自私的男人。这与叙述者对他的评价形成了反差。叙述者对振保的评价吻合当时社会的一种道德行为规范，而我们通过阅读全文发现隐含作者的观点与叙述者不一致，出现了叙述的“不可靠”，隐指作者对振保持否定态度，他无疑是站在当时社会规范的对立面的。
三
张爱玲是悲观的，甚至是虚无的，她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的孤独，成为她的小说立意构思离不开的基点。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无爱”便成为张爱玲小说的基本句法和深层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变化的，但“无爱”的主题却是不变的。为了与这无爱的世界隔离，叙述者总是站在旁边，冷漠的观察着，讲述着，仿佛一切都无所谓，都是别家别个世界的事情。但是隐指作者却总是流露出苍凉的意识并进行着讽刺，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注：本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2007级叙事学课程论文，s070459。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3]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4] 张爱玲：《私语》，《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王丹，女，1984—，四川双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化与文论。
关键词：叙述者 冷漠旁观 隐指作者 苍凉意识 不可靠叙述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一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叙述者不是“隐指作者”。“隐指作者”（implied author）是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发明的一个概念，他在《小说修辞学》中写道：在他(作者)写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替身，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的那些隐指的作者。
正如杰西明·韦斯特所说，有时候“通过写作故事，小说家可以发现——不是他的故事，而是它的作者，也可以说，是适合这一叙述的正式的书记员”，不管把这个隐指的作者称为“正式的书记员”，还是采用由凯瑟琳·蒂洛森所复活的术语——作者的第二自我，明显的是，读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取得的画像是作者最重要的效果之一。换言之，任何小说中都有作者的存在，较之于传统小说作者直接出头露面的简单形式，现代小说作者介入的更加复杂、隐蔽和精巧，而且介入方式也变了，作者并未在小说的大千世界中销声匿迹，这就是“隐指作者”。
“隐指作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把他看作真人，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在叙述中，隐指作者的位置可以说是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及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下面就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出发，分析叙述者和隐指作者的态度。
二
张爱玲以她的特立独行闻名，对于现实世界，她始终保持着与之游离的姿态。她以自身构成的独立世界与外部世界形成对立，对外部世界她始终是个冷漠的旁观者。
这种生活态度无疑影响到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她始终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写书，并不自觉地渗透到她小说的叙述方式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小说叙述者的身份和位置得到很好的阐释。这种旁观姿态是作家采取了一定的叙事策略、技巧，使自己与文本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而获得的，这种叙事策略便是叙述者在文本中采取的身份和位置——隐指叙事者。
张爱玲的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隐身)叙事，而这种叙事方式恰好能够“抑制作家自传倾向的诱惑，防止过度投入主观情感”，“第三人称叙事总比第一人称叙事便于较为客观地审视人物、理解人物”，“作者的解释评论减少、迫使读者思考加重，这对习惯于以读小说为娱乐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个严峻挑战。”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出现了叙述者对人物的评价与人物之间的矛盾。一开头，叙述者对振保的评价是：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坟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在振保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
叙述者对振保的评价充满了赞誉之词，他是“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叙述者突出了一点，振保与那些朝三暮四的男人不同，他对待感情是专一的，“他是有始有终，有条有理的”。
在振保生命中出现了四个女人：巴黎的妓女、英国的同学玫瑰、红玫瑰王娇蕊、白玫瑰孟姻鹂。从叙述者对振保的情感经历娓娓叙说，振保的形象完全从叙述者的评价中游离出来，“有始有终”、“有条有理”获得了另外一种解释。“有始有终”听起来是表扬，可后来我们会发现它并不等于“从一而终”，这里的“有始有终”是结束一段关系马上开始另一段关系。他完全遵照一种现实的原则、一种极端利己的原则，女人对于他来说随时可以抛弃，他始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真正的振保其实是一个虚伪、自私的男人。这与叙述者对他的评价形成了反差。叙述者对振保的评价吻合当时社会的一种道德行为规范，而我们通过阅读全文发现隐含作者的观点与叙述者不一致，出现了叙述的“不可靠”，隐指作者对振保持否定态度，他无疑是站在当时社会规范的对立面的。
三
张爱玲是悲观的，甚至是虚无的，她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的孤独，成为她的小说立意构思离不开的基点。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无爱”便成为张爱玲小说的基本句法和深层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变化的，但“无爱”的主题却是不变的。为了与这无爱的世界隔离，叙述者总是站在旁边，冷漠的观察着，讲述着，仿佛一切都无所谓，都是别家别个世界的事情。但是隐指作者却总是流露出苍凉的意识并进行着讽刺，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
注：本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2007级叙事学课程论文，s070459。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3] W·C·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4] 张爱玲：《私语》，《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王丹，女，1984—，四川双流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西方文化与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