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布洛克(Alan Bullock)在他的双传记《希特勒和斯大林：并行人生》 (Hitler and Stalin：Parallel Lives)里，描述了这两个20世纪最残暴的政治领袖的成长经历。书中并排地重印了幼年斯大林及幼年阿道夫分别于1889年和1899年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他们都只有10岁左右。透过画面上的两个小脸蛋，人们希望远远地探测到一些征兆，一些黑暗邪恶的恐怖气氛。可惜照片都很旧，无法看清楚，况且，一架相机也无法作为占卜工具。
　　这个孩子的命运将走向何处呢?以希特勒作为一个尖锐的案例，是否证明这样的可能性：有些人自脱胎的一刻起便恶魔附身?若不是，恶魔又是在何时以及怎样进入了他们的肉身?若这样的假定过于形而上，那么更加直截了当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部分人身上永远不会形成具有克制性的良知?
　　希特勒的残暴是否源自他在年幼时接受的教育?难道是19世纪末奥地利教育的驯化?抑或这个男孩在人格形成的某个阶段曾接受过良知，而后又有某种东西使其丧失?观其孩童时期所拍摄的照片，幼年阿道夫看起来依然是平常，甜蜜及温顺的孩子。而最终成为残暴的政治领袖，是否是他曾经读的某本书，曾经接触的某个伙伴或者所经历过的某段艰难岁月在起作用?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个孩子身上并无特别之处，只是历史的脚本注定需要有个冷血动物出场，即便希特勒未曾降世于其时其地，历史的进程里同样会出现另一个演员来扮演罪恶角色?
　　这里有一个传记作家们不愿面对的问题。关于青年斯大林和青年希特勒的真相，他们的家庭环境，他们接受的教育，他们的早期伙伴及友谊，以及所有这一切对他们真正的影响，永远有一些部分是我们无从知道的，从客观事实在历史记录上的点点滴滴挖掘到生命的内在变化，这条鸿沟难以逾越。于是不难理解历史学家及传记作家何以回避这一问题，也许当我们希望探索在这两个孩子灵魂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我们更需要借助诗人以及诗人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关于精神层面上的真相。而这些真相，是历史学家们无法展示的。
　　而这正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带给我们的画面。这位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并被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终生成就奖”的作家自己的一生就是戏剧化的。他曾因为反对越战及持刀重伤妻子而入狱，也曾希望加入政坛而去竞选纽约市长。梅勒关心社会的演化及历史的进程，他总是通过严肃的创作把读者带进一个又一个晦涩而神秘的历史事件，并开创了“非虚构小说，对历史进行虚化的深入解读，为此梅勒从不吝惜运用浓墨重彩去探索诗意化的真相。从《一场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自我宣传》(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夜之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为何我们在越南》(Why Are We in Vietnam)到《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及《梦露传记》(Marilyn)，梅勒早就习惯了用虚构性考证的方法接近历史现实。这比历史学家的研究更具有危险性，却能提供给读者更为丰富的内容。诺曼，梅勒最新一本书的主角是希特勒。希特勒属于过去，但问题是他所处于的过去仍然谜一样地活在人们心中，或者说至少还没有灭亡。在《林中城堡》中，梅勒讲述了发生在幼年希特勒身上的故事，尤其是幼年时希特勒是如何被恶魔的力量所控制的。
　　阿道夫·希特勒的族谱血统混乱而复杂。他的父亲阿洛伊斯是一个名叫玛丽亚，安娜，希科尔格鲁伯的女人的私生子，而最有可能是阿洛伊斯的生父(也就是希特勒的祖父)的人是一个叫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流浪磨工，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珀尔策尔是阿洛伊斯的侄女和第三任妻子。阿洛伊斯·希科尔格鲁伯在40岁时才为自己正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又过了几年，48岁的阿洛伊斯娶了25岁的克拉拉为妻。尽管如此，民间却一直盛传另一种版本的希特勒身世：阿洛伊斯的生父，也就是希特勒真正的祖父，是一个名叫弗兰肯伯格的犹太人，甚至有些隐晦的谣传说克拉拉实际上是阿洛伊斯的亲生女儿。
　　自希特勒开始政治生涯起，他就尽其所能来隐藏自己的身世，他甚至还伪造了家谱，这恰恰证明了希特勒似乎相信自己具有犹太人的血统。30年代早期，曾有报纸试图指出其祖上是犹太人以对反犹太的希特勒进行诋毁，但这些报纸的旁敲侧击很快就在纳粹党执政以后销声匿迹。
　　通过自己的努力，农民出身的阿洛伊斯，希特勒很快在奥地利林茨海关总局得以任职。他与克拉拉共有3个孩子，其中两个来自阿洛伊斯先前的婚姻。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年幼时便离家出走，从此一生都与各种犯罪(包括重婚罪)及监牢相伴。他的儿子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其母为爱尔兰人)出生在英国，他曾试图以揭露家族秘密来勒索希特勒，但并未得逞。威廉在1939年移居美国，他到处宣扬自己与希特勒的亲戚关系以炒卖自己，还就希特勒家族内通奸及重婚等丑闻进行巡回讲演。1944年，33岁的威廉凭借爆料自己作为臭名昭著的希特勒之侄而成功加入美国海军，
　　1924年，希特勒于狱中撰写的《我的奋斗》一书中，他饱含激情地描述了一个被高度净化的童年世界，没有乱伦、隐姓埋名及传闻中的犹太祖父，甚至连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没有被提及。相反地，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男孩子的成长故事：这个男孩子的父亲专制但疼爱他，希望他像父亲一样从事公务工作。然而男孩子却梦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所以他故意不通过学校的考试以阻止父亲的计划。而后父亲中风去世，男孩由此摆脱了约束，在更加疼爱他的母亲的强大支持下向梦想纵情逼近，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把他在中学期间无法通过考试描写成蓄意行为。这样的阐释是为了证明他只是因为鄙视学习而无法完成学业，绝不是天资不够。从初等中学转入实科学校以后，希特勒的成绩每况愈下，最后被要求退学。
　　假设老阿洛伊斯兑现了自己的愿望，把希特勒培养成一个在奥地利官府里靠笔头吃饭的公务员，这个世界将会免于多少灾难啊；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阿洛伊斯抽打了自己的儿子，如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父亲，那些残暴的鞭打被很多传记作家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斯大林也是如此：经过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补鞋匠父亲的长期暴行，斯大林爆发了蓄谋已久的残酷报复，其代价最终却需要俄国人民来偿还。而如果我们接受艾里克森(Erick Erikson)的分析，那么正是父权的专制及暴戾行为酿成了希特勒仇恨的种子。他向德国人民身体力行地展示了一个在毒性教育中酝酿复仇的儿子，也变成了其他成百上千个同样在胸口上燃烧着屈辱的儿女的典范和代表，无论如何，这场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肉体惩罚绝对是个坏主意；当男性的尊严被强权性地屈辱，极有可能将 会引发被压抑后扩大上千倍的血债血偿。
　　梅勒的小说同样向我们展示了老阿洛伊斯与阿道夫之间的种种冲突，只是在他的笔下，父子双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无数次被诋毁的家庭暴君在富有同情心的梅勒眼中，俨然成了一个精明的海关职员，一个虽然年岁不断增长却对自己持久不衰的性能力感到骄傲的丈夫，一个专注认真只是运气欠佳的业余养蜂者，以及一个缺乏知识却热诚地攀登社会阶梯的男人。而阿洛伊斯与一群小镇上的权责聚会期间极力维护自己尊严的一幕简直成了福楼拜的《布瓦尔与佩居歇》。
　　与之相反地，梅勒笔下的阿道夫则从小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他喜欢悲噑地发出刺耳的声音，被乱伦的欲望及伊底帕斯式的嫉羡控制，并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恶行。他身上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恶臭，惊慌时会把肠子拉出来。阿道夫最令人发指的卑劣罪行是把麻疹蓄意传染给他人见人爱的弟弟艾德蒙德(Edmund)。
　　“你为什么要亲我呢?”艾德蒙德问道。
　　“因为我爱你。”
　　他反复地亲吻艾德蒙德，一个满嘴是口水的男孩子的亲吻，艾德蒙德也反过来亲他。阿迪(阿道夫)那么爱他，为此艾德蒙德非常开心，
　　艾德蒙德死了，计划顺利；阿道夫得意洋洋地独占了小巢。
　　年少的阿道夫说他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而这并非源于他对艺术的痴狂，他真正的企图是做一个被公认的天才，而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于一个身无分文又没有社会关系的无名小卒来说，似乎是最快的成名途径，当阿道夫·希特勒于20年代进入政治生涯，他便顿然放弃了对艺术理想的伪装。腓特烈二世及腓特烈大帝变成了他真正的榜样：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他们被围困在柏林的碉堡里，这一期间，希特勒通过聆听托马斯，卡莱尔的腓特烈传记朗诵会，热血沸腾地接受了这位宣扬反对民主，德国崇拜主义的宣传家激进的理论。
　　希特勒对腓特烈在历史上的地位感到着迷，或者说，他更为感兴趣的是腓特烈如何通过行动改变历史。“对我来说只有两种可能性。”他对阿尔伯特·施贝尔说；“要么彻底实现我的计划，要么失败。如果成功了，我将成为历史上暈伟大的人之一；如果失败了，我将被谴责、排斥及诅咒。”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有两位俄国社会边缘的漂泊者：《罪与罚》中的拉斯可尼可夫，以及《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两人都相信成为伟大的人有一条捷径：把内心中善的一面完全铲除掉并投身宏伟的罪恶，比如侵犯老妇人或者儿童。
　　这就是所谓天才思想的汇合，那群拥有近乎神力的疯子。他们提前拥有了怪兽般狂妄的思想，并把自己作为典范以到达某个时代的高音，他们不仅仅被历史书写，也在用即刻的力量书写历史，带着路西佛式的叛变来挑战根深蒂固的社会信条。所有这些个人崇拜主义思想一旦被希特勒所认知，便形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当他第一次在学校里听到历史老师讲伟人理论，他立刻确认自己就是天才式的伟人，当时他只有15岁。而至于伟大的罪恶(正如斯塔夫罗金所承认，哪怕是最微小的罪行也能体现一个人内心中卑鄙，邪恶、委琐及阴暗的一面)，希特勒童年的家庭生活，至少是在梅勒的版本里，足以构成各种机会，让年轻的阿道夫付诸恶毒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