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汤天勇一九七九年生，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写作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论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戏曲艺术》等刊，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马金莲回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十月》《花城》《清明》等刊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新华文摘》等刊选载并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长河》《一九八七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难肠》，长篇小说《马兰花开》《数星星的孩子》。获《小说选刊》《民族文学》等各种年度奖，《飞天》十年奖、郁达夫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十一届骏马奖等。
汤天勇：从有关文章获悉，你是从二〇〇〇年开始创作的，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新世纪作家。到今天也有近十八个年头了，能够简单地回顾下自己的小说写作历程吗？
馬金莲：我二〇〇〇年开始文学创作。那时候我十八岁，在固原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念书。那时候是石舒清老师发作品最旺盛的时期，他每发表一篇，我就从阅览室里借阅一篇，真是喜欢石舒清老师文字的感觉，常常舍不得一口气读完，觉得在面对的是一道美食，需要慢慢地慢慢地品，慢慢地回味。正是那时候，我拿起笔开始学着写作了。开始尝试的是诗歌和短篇小说。这时候我不得不提及西海固作家和西海固文学。作为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我觉得自己生在西海固是很不幸的，小时候每天翻过一座很大的山去念书，还要忍受饥渴和寒冷，后来好几次都差点失学。我生活的环境里，很多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都没能走进学校接受教育，和外界比，西海固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但是，作为一个拿起笔写作的人，我觉得在西海固，好像又是幸运的，因为苦难过早磨砺了我的心，让我看到了太多的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和很多的苦难的人生和故事;而且，西海固的文学氛围是很好的，当我像一棵小草一样钻出地面开始成长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好的引导和鼓励。他们就是西海固的文学刊物和西海固作家。
二〇〇一年，我的第一篇小小说《夙愿》，第一次投稿，就被《六盘山》采用。二〇〇三年我从师范毕业后来到乡下，开始为生计奔波，文学渐渐地成为一个在心底里埋藏的梦。二〇〇四年底我结婚了，在一个山村里的大家庭里生活了三年。那时我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短篇。每当来了样刊，丈夫替我拿回来，悄悄丢在炕上，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农家小媳妇除了和所有的小媳妇一样在孝敬公婆、做饭洗衣、割苜蓿割麦子挖洋芋的同时，还在坚持着写作。那段日子手头几乎没书可读，曾经把一本《新华字典》翻来覆去看得卷边发毛，很少有时间写作。二〇〇五年，在《黄河文学》编辑闻玉霞老师的鼓励下，我又拿起了笔，之后小说在《黄河文学》发表。二〇〇六年，单永珍老师把我推荐给《回族文学》，当时我在西吉乡下生活，在《回族文学》编辑的鼓励下不久，小说《掌灯猴》在《回族文学》发表，并被《小说月报》选载。接着在回族作家之窗发了小辑。之后经石舒清老师的推介，小说《墨斗》在《十月》发表。同年六月，《黄河文学》举行首届签约作家活动，我作为当时身在固原的唯一一个入选者参加签约仪式。郭文斌老师几次强调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得知我是头一次去银川，闻玉霞老师在办公室里一直等我，路上车坏了，等我赶到已经是晚上八点，闻老师饭也没吃还在等我。他们对我的帮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二〇〇七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雇佣乡村教师考取了正式教师，两个月后又考取了公务员。拿到第一笔工资，我就买了台笔记本电脑，结束了艰难的手写历史。工作环境的变化，开阔了眼界，心态也在发生变化，自此，创作变得顺利起来。至今已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
在坚持创作中短篇小说的同时，我与朋友合作改编了电影剧本《清水里的刀子》，作品取自石舒清老师的同名小说，该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是我首次接触剧本，觉得陌生，但也新奇，就尝试了一下。在保持原作品韵味的基础上，该剧本拓展了故事，在情节上加强了戏剧的冲突，时间、地点也比较集中。通过这次尝试，我在使用语言描写富有影视感场面的能力方面有了提高。令人欣喜的是，年末，这个剧本获得了剧本奖。二。一六年根据这个剧本拍摄的影片连续获得好几个奖项。
汤天勇：听这么一介绍，你写作还真是拼了，同时作品已经呈现井喷状态，不断地被转载被译介，更能证明作品已经获得读者和学界的接受与认同。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走上创作之路，有偶然，也有自小的立志与梦想。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是启蒙立人，改造国民性。我也看了一些成名作家陈述写作目的非常纯粹，甚至非常功利，就是为了生活，比如进城、提干、农转非等。这里涉及的就是“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也即你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马金莲：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十八岁，在成人和孩子的交接点上，那时候很单纯，还是在校学生，所以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都没有成年人的世故与势利，只是喜欢吧。当时师范生活清闲，课业轻松，为了排遣时间中的无聊，就糊里糊涂开始写作了，真的写起来之后，却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就再也放不下了。
汤天勇：有评论家却把你看作八。后文学队伍中的“异类”，你认同么？
马金莲：认同。之所以说另类，是因为我的作品呈现出和大家不一样的面目吧。这和我经历的生活有关系。小时候出生在西海固的深山沟里，从有记忆起，就开始为生存而奔波，小小年纪背着书包翻山越岭去念书，饱受饥渴考验，后来为了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倍受熬煎;文学对于我来说，是挚爱，是一辈子不会后悔的选择，更是我排遣内心忧伤和委屈的出口。尤其被生活逼到像尘埃一样低微的时候，我忍受着生活里的艰辛，却怀抱着一个乐观而丰足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对文字的构想和执着。文学让我的内心变得饱满，让暗淡的人生有了走下去的希望。如果说，有的人把文学看作酒足饭饱之余的消遣，我不是，我一直敬畏着文学，喜爱而敬畏，当作生命里珍贵的东西在珍惜，我把自己经历的艰辛、乡亲们生存的苦难、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演绎，都写进了文字里，真实而丰富的生活阅历，让我的作品真实、朴素，具备着最底层的气质。也许这都是造成被归入另类的原因吧。 汤天勇：你的写作，确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底层写作”。我看了你一篇讲小时候读书的文章《我的阅读史》，最初的文学启蒙大多是一些民间文学和通俗故事，这些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帮助？
马金莲：帮助比较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在孩童时代开始阅读的那些民间文学和通俗故事，可能就没有我今天这样的文字感觉和文字能力。我生在农家，环境偏僻落后，早年的生活里几乎没有多余的书籍，在我们村四十多户人家里，只有我们家有比较多的书。我从小的生活里竟然有书籍存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难得了。那些充满民间特有的质朴、纯粹气质的传说和故事，提供给我的是永远的滋养。
汤天勇：你的小说天然具有的民间性或自然本色，或许得益于你孩童时代的阅读。
你也曾谈过张承志对你的影响，请问，张承志的小说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马金莲：如果你读过张承志的作品，而且是读过他几乎全部的作品，那你就不会发问了。确实喜欢张承志的作品。如果说在别人作品里，閱读学习的是技巧，那么在张承志的作品里，我汲取到的是一种精神，这个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文学作品里缺乏的精神。像钙质，多少在补充着我的骨骼。而且，这影响是久远的。
汤天勇：还真被你反问住了。张承志的作品我只看了一部分。于我这里，其实际上成为某种精神符号。
你的小说叙事语调是比较平缓的，甚至有些安静，这是否与你的个性有关？你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马金莲：得益于我的生活经历。因为一直在脚踏实地地处于生活当中，小时候深山沟里成长的苦难童年、后来求学的艰难，到后来师范毕业没有工作回家务农，到后来做乡村小媳妇三年……我从来都在生活里挣扎，这些苦难的经历，后来成为我书写的可贵的题材来源，也是奠定我书写主题和方向的主要原因。只要脚踏实地，拥有结结实实的生活，作品总是带着“土气”，就绝不会走向玄虚与空幻。所以这些不用有意为之，是很自然的存在。
汤天勇：“扇子湾”是你小说叙事展开之地，或者说本来就是书写对象。弗罗斯特曾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你是否想建构一个文学的地理空间——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
马金莲：这个倒是没有，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之所以反复不停地书写这样一个村庄，是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也是从那里出发的，大量的记忆都和扇子湾有关，所以每每提笔写作的时候，情不自禁，总是会想到那个村庄的环境、人物、故事、思维方式、行事习惯、价值标准……村庄像胎记一样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底座上。所以，喜欢围绕着村庄来讲述，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结和心底的秘密。
汤天勇：在你同龄的作家中，很多人现在都是矢志写城市，写城市的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作家聚焦农村，那是因为他们的根在农村，又面临着城市化进程中巨大的断裂，所以他们为了寻根，为了寻找精神的家园，为了藉此完成对城市中物质经济统摄下的扭曲人性与欲望膨胀行使批评之责。而在八〇后作家那里，农村基本上已经不是情感的寄托与诗意回归之地了。我看你的小说，还是在写乡土，是什么让你初心不改的？以至于有人认为你“还是沉浸在乡土深处浑然不觉”。
马金莲：农村，故乡，乡土，曾经是中国文学的主阵地，随着大时代潮流的滚滚而来，似乎这一文学阵地正在边缘化。但是我从出生到长大到如今，我的生活很难与乡村完全隔开，或者说划清界限，可以说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和乡村是难以割舍地水乳交融。乡村就像生命之初的母亲，就算我们长大了，离开了母亲，但是这一辈子注定和这样的母亲难以完全分割。而且我觉得吧，不要刻意去划分什么乡土、城市。写自己熟悉的、想写的，能打动自己并且打动别人的，从本心出发，才是最重要的。
汤天勇：你曾言你的第一部小说集《父亲的雪》中每一篇都很真实，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么你后来的小说集子《碎媳妇》《难肠》《长河》也是如此么？你所言的“真实”究竟是指的人物故事本身的真实，还是其中贯注的情感或体验？
马金莲：两者兼而有之吧。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凭借一种感觉在写，作品结构啊人物啊细节啊都很少刻意去考虑，更多的是内心有表达的冲动，所以就写出来了。后来意识到这样是走不远的，因为经验和体验都会用完，资源有耗尽的一天。所以适当开始调整。我承认有些作品就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听来的，看来的，亲身经历的，或者单篇写出来，或者糅杂混合嫁接……我觉得没有必要追究或者说考据这些，因为当作品完成之后，它就是小说，就是文学艺术，从现实生活出发，表现、批评、承载或者说超越了现实，这就已经完成了一篇作品的使命。
汤天勇：你看，你不少小说反映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这些故事又是如何而来？
马金莲：打量自己这些年写的文字。它们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时间段，前者是八十年代之前的故事，后者是我后来经历的生活。我之所以留恋很久之前的时光，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几位高龄老人，太爷爷、外奶奶、爷爷、奶奶，这些老人都是从岁月的坎坷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经历了很多日月更迭和社会变迁，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一个个感人的传说。我的外奶奶尤其具有传奇色彩。我的奶奶又是个说古今的能手，那些夜晚，都是在她讲故事的氛围中入睡的。被这样的故事熏陶着，那些远去岁月里的故事和那种馨香的味道早就嵌入了我的记忆，当我后来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想起了它们。而老一辈人身上具备的质朴和纯粹，对生活的热爱，对信仰的坚守，让今天浮躁的我们感到汗颜。所以我敬仰那些已经远逝的人们，之所以写那些时光，就是为了表达一种敬意，也是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一种对比和反思。同时我是一个八。后，我也会写今天我们的生活。但是，我是一个土生土长在西海固偏僻农村的八。后。那个叫扇子湾的养育了我的地方，它至今还保持着落后和淳朴。到了扇子湾，你会感觉生活倒退了，一切停滞了，一九九七年才通电，如今没有移动和联通信号，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现代社会的东西较少。而我小时候经历的生活还要更纯粹更封闭。我的生命最初的塑造就是在那里完成的，一些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自然和那个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我笔下的世界与外面的社会保持了相对的距离。 汤天勇：你外奶奶才是你文学启蒙第一人，她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如何讲故事。
按照你所说，写作不是你的全部，甚至排在工作、家庭之后，即便如此，你的小说产量还是比较高的，有长篇，中短篇小说集也有几部。关键是你的小说拥有较高的转载率和评论家关注度，我想问的是，你认为自己的小说有哪些方面的特质受到选载刊物编辑和评论界的青睐？
马金莲：扎实的生活气息吧，还有朴实无华的语言，和直截了当甚至散文化的叙述。我想可能是这些因素吧。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灌注在文字里的真情实感吧，虽然平时为了生活难以把更多的时间投注在文学上，但是只要静下心来写，每一篇作品都尽我所能地浇筑了某一时段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我不喜欢也不善于玩弄技巧啊什么的噱头的东西，我喜欢实打实地写，心里怀着喜爱，在很用心地抒发和表达，把一些美好纯真的东西寄托在作品里，总是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给读者带去美好的感受和豁然的启迪、人间的温暖。不管現实如何不堪，文学总是美好的，我一直都相信这一点。
汤天勇：实际上你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甚至可以说是逆着“潮流”而动的，在诸多作家挖空心思写身体，写欲望，写灯红酒绿，你反而安静地写着黄土地上踽踽而行的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你写恶，也写苦难，但不是施之于仇恨与鄙弃，能够还原生活的本身的丰富，苦难背后有温暖，绝望背后有希望。套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你没有将生活简化。你在创作的时候，会有旗帜鲜明的道德立场和写作的伦理诉求？
马金莲：这个必须有。我喜欢爱憎分明，即便是在冷静克制地叙述的时候，也还是贯彻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立场。当然，如果一个作家赤裸裸地把自己的观点挂出来叫卖，那无疑是艺术上的不成熟，我们需要高明的隐藏，就是把一些东西隐藏在艺术深处，让读者在阅读过程里，潜移默化地吸收。
汤天勇：你写作时会刻意追逐小说技巧么？
马金莲：这几年也开始在意这一方面。如果完全并不计较技巧，写多了难免重复，自己也觉得有审美疲劳，没有新鲜感，所以还是需要技巧，尝试不一样的技巧，让作品呈现摇曳多姿的面孔和必要的深度。
汤天勇：李敬泽曾说，“人们用普通话说大话办大事，用方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当小说家使用方言时，他看世界的眼光必有变化。”方言是我们的第一母语，是我们最初接触和使用的语言。你的小说夹杂着不少的方言，这样写，你就不怕造成读者阅读时候的隔阂与误读么？
马金莲：适当采撷使用方言，不用担心阅读障碍。因为方言其实很有意思，用好了，就像一朵朵小花儿，点缀在大量的普通话里，增色不少，很有意味。只是要看怎么使用了，这有个度的问题。拿捏恰当，是点缀，是丰富，是增加趣味，大量使用，造成阅读困难，又不合适。
汤天勇：你有篇文章很有意思，《西海固文学离莫言有多远》，莫言也是写乡土的，也写苦，但与你是两个路子，你认为“西海固文学”离莫言有多远？
马金莲：很远吧，我总是感觉我们西海固的作家写得太“老实”，老老实实写生活，很少注意技巧一类的东西，所以这导致我们的作品总是现出干人一面的感觉，很难在深度上有大突破。想想这也是叫人焦灼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离那个书写高密东北乡的莫言究竟有多远？
汤天勇：你已经有了清晰认识了。其实，你已在突破的路上。李进祥称赞你说，“读这些句子，还有读萧红《呼兰河传》的味道。我不知道马金莲有没有读过萧红，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和萧红一样，都有无法埋没的写作天赋，都有一颗敏感善感的心，有一双童稚纯真的眼睛。”等你中篇小说《长河》一问世，有评论者自然而然将它与萧红的《呼兰河传》联系起来。你读过萧红的小说么？《长河》写的是四件“无常”故事，去世者有男也有女，有孩子、青壮年也有老人，并且你还赋予了不同的季节性特征，其中有你的匝涞意图。能说说么？
马金莲：说实话，能被人和萧红放到一起相提并论，觉得惶恐而荣幸。
刚开始听到这话的时候有点愣，因为我之前除了一篇叫作《蹲在洋车上》的小文，没有看过萧红别的作品。听到这个说法，我对她有了兴趣，找来所有的作品认真读了，对这个女作家真是由衷敬佩和同情，敬佩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
《长河》其实我没有花多大心思去考虑结构，因为这样的生活我很熟悉，熟悉到闭着眼睛信手就能拿一个例子出来，所以写的时候和我的很多作品一样，是手写的，初稿写在一个旧教案本的背面。我喜欢用废旧的纸页写作，面对这样的纸张，我觉得不是浪费，而是再度利用，所以心里很放松，写不好就写不好吧，只要没糟蹋纸张就是。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上面划拉着。开始的时候连题目都没有，只是被村庄里新近发生的一起车祸触动了心弦，想表达点什么，表达什么呢，还不明晰，就那么忙忙碌碌划拉着。第一个故事，伊哈的故事，其实是有原型的，是我小时候送过埋体的一个人，他死后身后留下了三个孩子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女人自然是再嫁，而孩子活得很受罪，念书的时候他们和我一个学校，常常见到他们赤裸的脚板和一脸的泥土。伊哈的故事写完后，觉得好像意犹未尽，想说什么呢？没说清楚。想祭奠呢，还是怀念呢，还是警觉呢，或者是反思呢？感觉都不能简单概括。犹豫中又写了第二个故事，也是有原型的，是个男孩，从小心脏病，十二岁时候按照医生预料的那样去世了。这样一个生命，匆匆地离去，我们除了惋惜，还能做点什么呢？我一边纠结，一边写。到了第三个故事，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明朗了，我就是要写死亡，我们西海固的山村里的死亡，朴素的清洁的简单的悲伤的死亡。这个作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最后的关头，我忽然觉得这死亡就是一条河，长长的河，所以题目有了。
汤天勇：萧红的“呼兰河”是一条真实的河流，你笔下的那条“长河”显然有着隐喻的意味。这篇小说结尾处已有所说明。一它是关于时间和记忆的，这是横坐标：二是关于生死，这是纵坐标。其原点就是人。相对于有些作者书写生死更多具有生活的意义，比如爱恨情仇、贫困不堪、蒙冤受屈等，《长河》中的死亡更多具有仪式感，不管以何种原因死去的。这是为何？ 马金莲：这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小学三年级时二奶奶肝硬化去世，五年级时三奶奶肝炎辞世，初一时太爷爷口唤（去世的意思），二〇〇一年我唯一的弟弟病故，两年后爷爷无常。这都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亲人。还有更多的人，大家也在死亡。就在我们的村庄里，还有邻近的村庄。从小到大，我参加过的葬礼其实很多。在各种各样的葬礼上，我看到了不同的哭相，听到了不一样的哭声，感受着大家对死亡的看法和感叹，还有领晤。总之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生命苦短，人生不易。当我面对写作的时候，那些去世的面孔，有时候猝不及防地就会冒出来，在眼前赫然呈现，那么新鲜。不写写这样的死亡、这样的题材，我心里不安。写出来，其实是帮助自己克服一种对死亡的恐瞑感吧，毕竟这一命题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汤天勇：你的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地域与性别特征，并且三者近乎自然地融合，没有雕琢与刻意的痕迹，也没有刻意凸显某一方面。你有没想过，通过小说，写出西海固人们生活的变迁史与心灵史？
马金莲：会这么努力的，等条件成熟的时候。
汤天勇：期待早日能够见到。
有评论者认为你是凭借直觉来书写，我倒认为你依凭的是经验，是个体的经验，是亲人的经验，是先辈的经验，更是西海固经年累月沉积的经验。你认为呢？
马金莲：有道理，早期确实动用了大量经验，但现在已经在尝试突破了，因为只有突破，才能走得更远。
汤天勇：你的很多小说都会运用儿童视角叙事，有评论认为具有陌生化意味。实际上自鲁迅开始，中国新文学儿童视角叙事已经比较普遍，按说已不具备陌生化的审美语境了。你写作之时，为何设想以儿童的思维与感觉来写？
马金莲：的确，我喜欢采用儿童视角切入作品。虽然后来为了避免单调和重复，也尝试拓展叙述角度，但纵观我目前三百多万的中短篇小说，我发现儿童视角占据了一半之多。
汤天勇：你的小说充满了对苦难的描写，尤其是女性的苦。她们不光忍受饥饿、劳作之苦，还有生养之苦（如《赛麦的院子》中的母亲时常感叹“命苦”）。显而易见的是你并不是要藉此批评男性，那么你写作是为了单纯地呈示女性之命运？
马金莲：不会那么狭隘的。不过现实生活里确实更喜欢从女性角度去打量和思索，从而动笔的时候更多地从女性视角切入。写她们带给生活的美好和温暖，表达她们的艰辛和苦难。这是作为一名女作家应该去做的吧。
特别想说的是《赛麦的院子》，这是耗费时间最长的一个中篇，早在二〇〇七年的冬天，房子还没有买下，寄住在乡村小学的宿舍里。冬日清闲，西海固的乡村整日被一层薄薄的阳光照耀着。我喜欢站在小窗户前看外面的景象。落尽叶子后挺直的树干，树上缩着身子吵闹不休的麻雀，校门口偶尔驰过的车辆，有风的话，三年级教室门前旗杆上的旗子会迎着风飘摇，猎猎作响。慢慢地，一些纷乱的思绪沉淀下来，心底浮上了往日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正月十五是弟弟的忌日，算来那个日子不远了。又一年过去，他坟头的草也经历了又一轮的兴衰与枯荣。那个黄土包儿又该瘦了、矮了不少吧。泪水迷离了视线。该为弟弟写点什么了。七年时间过后，我能冷静下来，慢慢回想那时的情景了。往事不堪回首，可我又舍不得将它们忘却。而且，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十二个年头，留下了那么多难忘的细节。那时，我们在乡下山里的土院子里，每一天似乎都被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院子里有黑狗、芦花鸡、小羊羔、麻雀、花猫，还有我们一帮孩子。我们正是不谙人事不知忧愁的年岁，将童稚的欢笑洒满了院子。傍晚时间，夕阳照上了土窑的门窗。母亲（其时还很年轻）粉红的汗衫在屋里晃动，一缕柴烟从房顶的烟洞上缓缓升腾，扩散，一股清油炒葱花的香味让入迷醉。院子那么干净，一丝儿尘土也没有，现在想起来，那就是日子的味道，活着的味道，也是美好的幸福的味道。那些温暖了我心灵的阳光，是如此让人怀念。为着难以释怀的思念，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终究还是难以平静，心头时不时翻起伤感的热浪，我尽力做到平静，努力回想曾经留下的那些温暖而难忘的细节，并将它们变成文字，流淌在白纸上。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月，正月底的时候才算完稿。望着一摞稿纸，我忽然没有勇气再去翻看，就撂下了。两年后，《民族文学》的杨玉梅编辑约稿，恰好手头没有新作，便记起了这个文稿。
然而，毕竟是小说，不能写成回忆性散文，我采用了本地常用的女孩名字：赛买，在人物、情节等方面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为的是让它更像小说。就算以小说的面目出现，可是，谁又能否认，小说中没有研着作者的眼泪呢？《红楼梦》就是这样。真亦假时假亦真。其实，很大程度上说，这个文章，算是借着他人的一壶酒，略微浇一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吧。
当《民族文学》打来电话，说这个作品获得了杂志的年度奖，是小说一等奖，全票通过的。我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人，一个人静靜地坐了一会儿，它能得奖，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在这个作品里，我倾注的不仅仅是一篇小说需要的东西。同时，我明白了，每一篇作品都需要倾注真情实感，用心去写作。
汤天勇：虽然你写苦难，但不会让读者有锥心之疼，因为小说泛着阵阵的诗意。从我的理解来看，一是多是采用儿童视角，一定程度上会淡化苦难的成分;二，就创作方法来看，你多是回忆的，回忆具有诗化功能;三是结构散文化，故事弱化，意境凸显，具有诗意因素;四是你的语言徐缓、安静、浮雕、绵密，呈现静态性画面，画中有诗。你是不想让读者读后同情心泛滥或者猎奇心兴起？还是有别的考虑？
马金莲：是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凭着感觉培养起来的一种叙述风格吧，真不是有意为之。
汤天勇：《念书》是你的经历么？说实话，读这部小说，感觉好亲切，仿佛一下子回到读初中的那段日子，我们那个时候，住的是通铺，通铺你晓得么？一间房子四层“床”，每层都是木板子从头铺到尾。除了男女性别特殊的情况之外，好多细节都那么清晰，当然，我们当时吃的可能比笔下写的要好很多。
马金莲：确实有亲身经历的因素在里面。但不是全部。 汤天勇：《河边》的结尾出乎我的意料：“牧羊的少年，将一把羊鞭直直插在家门外的河滩上，拍拍身上的土，沿河岸向下走去。他经过了平日里放羊的地方，经过了大胡子摆渡的地方，走过了许多浅滩与河湾。河水还是向着前方奔流，他便向着前方走。他想，只要小河不歇步，他就不会歇下步子。他这一走，一定是要到河的尽头去吧。”他是去寻找绕过河流之路么？你最开始设计的结尾就是如此么？
马金莲：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命运，还有对生活的难以理解和接受。
少年内心的忧伤，需要一个排遣的出口，那就是去远方，去寻找，去流浪，去经历成长。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是被故事牵引着，一点一点写到了这样的结局。
汤天勇：《荞花的月亮》是一篇温暖的小说。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贫家中无贤妻”，尤其是现在“空巢老人”无人照看的现象比较常见。主人公荞花却让我们看到如月亮般温馨洁净，她对父亲、对婆婆有敬、有爱、有孝，这样是不是比道德的说教更有效呢？
马金莲：荞花其实就是我们家乡小媳妇的典型，这样的媳妇现实生活里有，我亲眼见过，觉得很感动，就写了出来。在如今大家都习惯斤斤计较、毫不吃亏的现实中，这样质朴纯真的妇女，她的故事和形象，确实是能打动人心的。
汤天勇：你的小说《项链》写作灵感或者说写作缘起是什么？写的时候，是否想到过莫泊桑的《项链》？
马金莲：一个作品能被写出来，而且写得还不算太差，总是有一定的起因的，或者说，有引起写这个事件、现象的引子的。我写短篇小说《项链》缘起于近几年流行的农村高彩礼现象。也许社会风气变了，大家都向钱看了，还是大家的生活确实好了，反正现在的彩礼一般都很高，动辄好几万甚至十多万，首饰一买就是好几万块钱的。这在富裕家庭也好说，那些普通百姓人家可就是沉重的负担了。冬天的时候会有几个到老家亲戚家里走动的机会，看他们娶媳妇嫁女儿，也就顺便听到了关于彩礼的说谈。彩礼在年年攀升，只涨不跌，像股市的牛市。但是背后部分家庭的艰辛确实真真实实存在的。但是要把一个现象变成作品，却还是需要一个引发写作冲动的引信的。有一回听到了一个故事，也是事实，一个农村媳妇，娶进门的当年在地里割麦子，脖子上的项链丢在了麦地里。这可是大事情，一条黄灿灿的项链值好几千甚至上万呢。于是一家人不割麥子了，丢下镰刀在麦地里展开了大搜寻。最后自然是没有结果。我一直在想，这个丢了项链的小媳妇，她以后的日子会好过么，她的婆家人能原谅她么，她自己能原谅自己么？那很可能是她这辈子唯一拥有的最昂贵的首饰啊。所以我是怀着同情、悲悯的情感去写这样一个故事的。
给作品起题目的时候，想到了莫泊桑的《项链》，但我没有太多犹豫就定了用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莫泊桑写的是他的时代的项链，而我书写的是我们时代的项链，不一样的，不用有什么顾虑。
（责任编辑：张睿）
马金莲回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十月》《花城》《清明》等刊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新华文摘》等刊选载并入选各种年度选本。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长河》《一九八七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难肠》，长篇小说《马兰花开》《数星星的孩子》。获《小说选刊》《民族文学》等各种年度奖，《飞天》十年奖、郁达夫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十一届骏马奖等。
汤天勇：从有关文章获悉，你是从二〇〇〇年开始创作的，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新世纪作家。到今天也有近十八个年头了，能够简单地回顾下自己的小说写作历程吗？
馬金莲：我二〇〇〇年开始文学创作。那时候我十八岁，在固原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念书。那时候是石舒清老师发作品最旺盛的时期，他每发表一篇，我就从阅览室里借阅一篇，真是喜欢石舒清老师文字的感觉，常常舍不得一口气读完，觉得在面对的是一道美食，需要慢慢地慢慢地品，慢慢地回味。正是那时候，我拿起笔开始学着写作了。开始尝试的是诗歌和短篇小说。这时候我不得不提及西海固作家和西海固文学。作为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我觉得自己生在西海固是很不幸的，小时候每天翻过一座很大的山去念书，还要忍受饥渴和寒冷，后来好几次都差点失学。我生活的环境里，很多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都没能走进学校接受教育，和外界比，西海固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但是，作为一个拿起笔写作的人，我觉得在西海固，好像又是幸运的，因为苦难过早磨砺了我的心，让我看到了太多的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和很多的苦难的人生和故事;而且，西海固的文学氛围是很好的，当我像一棵小草一样钻出地面开始成长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好的引导和鼓励。他们就是西海固的文学刊物和西海固作家。
二〇〇一年，我的第一篇小小说《夙愿》，第一次投稿，就被《六盘山》采用。二〇〇三年我从师范毕业后来到乡下，开始为生计奔波，文学渐渐地成为一个在心底里埋藏的梦。二〇〇四年底我结婚了，在一个山村里的大家庭里生活了三年。那时我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短篇。每当来了样刊，丈夫替我拿回来，悄悄丢在炕上，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农家小媳妇除了和所有的小媳妇一样在孝敬公婆、做饭洗衣、割苜蓿割麦子挖洋芋的同时，还在坚持着写作。那段日子手头几乎没书可读，曾经把一本《新华字典》翻来覆去看得卷边发毛，很少有时间写作。二〇〇五年，在《黄河文学》编辑闻玉霞老师的鼓励下，我又拿起了笔，之后小说在《黄河文学》发表。二〇〇六年，单永珍老师把我推荐给《回族文学》，当时我在西吉乡下生活，在《回族文学》编辑的鼓励下不久，小说《掌灯猴》在《回族文学》发表，并被《小说月报》选载。接着在回族作家之窗发了小辑。之后经石舒清老师的推介，小说《墨斗》在《十月》发表。同年六月，《黄河文学》举行首届签约作家活动，我作为当时身在固原的唯一一个入选者参加签约仪式。郭文斌老师几次强调我一定要参加活动。得知我是头一次去银川，闻玉霞老师在办公室里一直等我，路上车坏了，等我赶到已经是晚上八点，闻老师饭也没吃还在等我。他们对我的帮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二〇〇七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雇佣乡村教师考取了正式教师，两个月后又考取了公务员。拿到第一笔工资，我就买了台笔记本电脑，结束了艰难的手写历史。工作环境的变化，开阔了眼界，心态也在发生变化，自此，创作变得顺利起来。至今已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
在坚持创作中短篇小说的同时，我与朋友合作改编了电影剧本《清水里的刀子》，作品取自石舒清老师的同名小说，该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是我首次接触剧本，觉得陌生，但也新奇，就尝试了一下。在保持原作品韵味的基础上，该剧本拓展了故事，在情节上加强了戏剧的冲突，时间、地点也比较集中。通过这次尝试，我在使用语言描写富有影视感场面的能力方面有了提高。令人欣喜的是，年末，这个剧本获得了剧本奖。二。一六年根据这个剧本拍摄的影片连续获得好几个奖项。
汤天勇：听这么一介绍，你写作还真是拼了，同时作品已经呈现井喷状态，不断地被转载被译介，更能证明作品已经获得读者和学界的接受与认同。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走上创作之路，有偶然，也有自小的立志与梦想。众所周知，鲁迅弃医从文是启蒙立人，改造国民性。我也看了一些成名作家陈述写作目的非常纯粹，甚至非常功利，就是为了生活，比如进城、提干、农转非等。这里涉及的就是“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也即你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马金莲：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十八岁，在成人和孩子的交接点上，那时候很单纯，还是在校学生，所以对很多事情的认识都没有成年人的世故与势利，只是喜欢吧。当时师范生活清闲，课业轻松，为了排遣时间中的无聊，就糊里糊涂开始写作了，真的写起来之后，却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就再也放不下了。
汤天勇：有评论家却把你看作八。后文学队伍中的“异类”，你认同么？
马金莲：认同。之所以说另类，是因为我的作品呈现出和大家不一样的面目吧。这和我经历的生活有关系。小时候出生在西海固的深山沟里，从有记忆起，就开始为生存而奔波，小小年纪背着书包翻山越岭去念书，饱受饥渴考验，后来为了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倍受熬煎;文学对于我来说，是挚爱，是一辈子不会后悔的选择，更是我排遣内心忧伤和委屈的出口。尤其被生活逼到像尘埃一样低微的时候，我忍受着生活里的艰辛，却怀抱着一个乐观而丰足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对文字的构想和执着。文学让我的内心变得饱满，让暗淡的人生有了走下去的希望。如果说，有的人把文学看作酒足饭饱之余的消遣，我不是，我一直敬畏着文学，喜爱而敬畏，当作生命里珍贵的东西在珍惜，我把自己经历的艰辛、乡亲们生存的苦难、这片土地上生命的演绎，都写进了文字里，真实而丰富的生活阅历，让我的作品真实、朴素，具备着最底层的气质。也许这都是造成被归入另类的原因吧。 汤天勇：你的写作，确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底层写作”。我看了你一篇讲小时候读书的文章《我的阅读史》，最初的文学启蒙大多是一些民间文学和通俗故事，这些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帮助？
马金莲：帮助比较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在孩童时代开始阅读的那些民间文学和通俗故事，可能就没有我今天这样的文字感觉和文字能力。我生在农家，环境偏僻落后，早年的生活里几乎没有多余的书籍，在我们村四十多户人家里，只有我们家有比较多的书。我从小的生活里竟然有书籍存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难得了。那些充满民间特有的质朴、纯粹气质的传说和故事，提供给我的是永远的滋养。
汤天勇：你的小说天然具有的民间性或自然本色，或许得益于你孩童时代的阅读。
你也曾谈过张承志对你的影响，请问，张承志的小说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马金莲：如果你读过张承志的作品，而且是读过他几乎全部的作品，那你就不会发问了。确实喜欢张承志的作品。如果说在别人作品里，閱读学习的是技巧，那么在张承志的作品里，我汲取到的是一种精神，这个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文学作品里缺乏的精神。像钙质，多少在补充着我的骨骼。而且，这影响是久远的。
汤天勇：还真被你反问住了。张承志的作品我只看了一部分。于我这里，其实际上成为某种精神符号。
你的小说叙事语调是比较平缓的，甚至有些安静，这是否与你的个性有关？你创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马金莲：得益于我的生活经历。因为一直在脚踏实地地处于生活当中，小时候深山沟里成长的苦难童年、后来求学的艰难，到后来师范毕业没有工作回家务农，到后来做乡村小媳妇三年……我从来都在生活里挣扎，这些苦难的经历，后来成为我书写的可贵的题材来源，也是奠定我书写主题和方向的主要原因。只要脚踏实地，拥有结结实实的生活，作品总是带着“土气”，就绝不会走向玄虚与空幻。所以这些不用有意为之，是很自然的存在。
汤天勇：“扇子湾”是你小说叙事展开之地，或者说本来就是书写对象。弗罗斯特曾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你是否想建构一个文学的地理空间——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
马金莲：这个倒是没有，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之所以反复不停地书写这样一个村庄，是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也是从那里出发的，大量的记忆都和扇子湾有关，所以每每提笔写作的时候，情不自禁，总是会想到那个村庄的环境、人物、故事、思维方式、行事习惯、价值标准……村庄像胎记一样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底座上。所以，喜欢围绕着村庄来讲述，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结和心底的秘密。
汤天勇：在你同龄的作家中，很多人现在都是矢志写城市，写城市的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作家聚焦农村，那是因为他们的根在农村，又面临着城市化进程中巨大的断裂，所以他们为了寻根，为了寻找精神的家园，为了藉此完成对城市中物质经济统摄下的扭曲人性与欲望膨胀行使批评之责。而在八〇后作家那里，农村基本上已经不是情感的寄托与诗意回归之地了。我看你的小说，还是在写乡土，是什么让你初心不改的？以至于有人认为你“还是沉浸在乡土深处浑然不觉”。
马金莲：农村，故乡，乡土，曾经是中国文学的主阵地，随着大时代潮流的滚滚而来，似乎这一文学阵地正在边缘化。但是我从出生到长大到如今，我的生活很难与乡村完全隔开，或者说划清界限，可以说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都和乡村是难以割舍地水乳交融。乡村就像生命之初的母亲，就算我们长大了，离开了母亲，但是这一辈子注定和这样的母亲难以完全分割。而且我觉得吧，不要刻意去划分什么乡土、城市。写自己熟悉的、想写的，能打动自己并且打动别人的，从本心出发，才是最重要的。
汤天勇：你曾言你的第一部小说集《父亲的雪》中每一篇都很真实，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么你后来的小说集子《碎媳妇》《难肠》《长河》也是如此么？你所言的“真实”究竟是指的人物故事本身的真实，还是其中贯注的情感或体验？
马金莲：两者兼而有之吧。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凭借一种感觉在写，作品结构啊人物啊细节啊都很少刻意去考虑，更多的是内心有表达的冲动，所以就写出来了。后来意识到这样是走不远的，因为经验和体验都会用完，资源有耗尽的一天。所以适当开始调整。我承认有些作品就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听来的，看来的，亲身经历的，或者单篇写出来，或者糅杂混合嫁接……我觉得没有必要追究或者说考据这些，因为当作品完成之后，它就是小说，就是文学艺术，从现实生活出发，表现、批评、承载或者说超越了现实，这就已经完成了一篇作品的使命。
汤天勇：你看，你不少小说反映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这些故事又是如何而来？
马金莲：打量自己这些年写的文字。它们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时间段，前者是八十年代之前的故事，后者是我后来经历的生活。我之所以留恋很久之前的时光，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有好几位高龄老人，太爷爷、外奶奶、爷爷、奶奶，这些老人都是从岁月的坎坷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经历了很多日月更迭和社会变迁，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一个个感人的传说。我的外奶奶尤其具有传奇色彩。我的奶奶又是个说古今的能手，那些夜晚，都是在她讲故事的氛围中入睡的。被这样的故事熏陶着，那些远去岁月里的故事和那种馨香的味道早就嵌入了我的记忆，当我后来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想起了它们。而老一辈人身上具备的质朴和纯粹，对生活的热爱，对信仰的坚守，让今天浮躁的我们感到汗颜。所以我敬仰那些已经远逝的人们，之所以写那些时光，就是为了表达一种敬意，也是对我们今天生活的一种对比和反思。同时我是一个八。后，我也会写今天我们的生活。但是，我是一个土生土长在西海固偏僻农村的八。后。那个叫扇子湾的养育了我的地方，它至今还保持着落后和淳朴。到了扇子湾，你会感觉生活倒退了，一切停滞了，一九九七年才通电，如今没有移动和联通信号，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现代社会的东西较少。而我小时候经历的生活还要更纯粹更封闭。我的生命最初的塑造就是在那里完成的，一些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自然和那个环境紧密相联。所以我笔下的世界与外面的社会保持了相对的距离。 汤天勇：你外奶奶才是你文学启蒙第一人，她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如何讲故事。
按照你所说，写作不是你的全部，甚至排在工作、家庭之后，即便如此，你的小说产量还是比较高的，有长篇，中短篇小说集也有几部。关键是你的小说拥有较高的转载率和评论家关注度，我想问的是，你认为自己的小说有哪些方面的特质受到选载刊物编辑和评论界的青睐？
马金莲：扎实的生活气息吧，还有朴实无华的语言，和直截了当甚至散文化的叙述。我想可能是这些因素吧。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灌注在文字里的真情实感吧，虽然平时为了生活难以把更多的时间投注在文学上，但是只要静下心来写，每一篇作品都尽我所能地浇筑了某一时段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我不喜欢也不善于玩弄技巧啊什么的噱头的东西，我喜欢实打实地写，心里怀着喜爱，在很用心地抒发和表达，把一些美好纯真的东西寄托在作品里，总是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给读者带去美好的感受和豁然的启迪、人间的温暖。不管現实如何不堪，文学总是美好的，我一直都相信这一点。
汤天勇：实际上你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甚至可以说是逆着“潮流”而动的，在诸多作家挖空心思写身体，写欲望，写灯红酒绿，你反而安静地写着黄土地上踽踽而行的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你写恶，也写苦难，但不是施之于仇恨与鄙弃，能够还原生活的本身的丰富，苦难背后有温暖，绝望背后有希望。套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你没有将生活简化。你在创作的时候，会有旗帜鲜明的道德立场和写作的伦理诉求？
马金莲：这个必须有。我喜欢爱憎分明，即便是在冷静克制地叙述的时候，也还是贯彻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立场。当然，如果一个作家赤裸裸地把自己的观点挂出来叫卖，那无疑是艺术上的不成熟，我们需要高明的隐藏，就是把一些东西隐藏在艺术深处，让读者在阅读过程里，潜移默化地吸收。
汤天勇：你写作时会刻意追逐小说技巧么？
马金莲：这几年也开始在意这一方面。如果完全并不计较技巧，写多了难免重复，自己也觉得有审美疲劳，没有新鲜感，所以还是需要技巧，尝试不一样的技巧，让作品呈现摇曳多姿的面孔和必要的深度。
汤天勇：李敬泽曾说，“人们用普通话说大话办大事，用方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当小说家使用方言时，他看世界的眼光必有变化。”方言是我们的第一母语，是我们最初接触和使用的语言。你的小说夹杂着不少的方言，这样写，你就不怕造成读者阅读时候的隔阂与误读么？
马金莲：适当采撷使用方言，不用担心阅读障碍。因为方言其实很有意思，用好了，就像一朵朵小花儿，点缀在大量的普通话里，增色不少，很有意味。只是要看怎么使用了，这有个度的问题。拿捏恰当，是点缀，是丰富，是增加趣味，大量使用，造成阅读困难，又不合适。
汤天勇：你有篇文章很有意思，《西海固文学离莫言有多远》，莫言也是写乡土的，也写苦，但与你是两个路子，你认为“西海固文学”离莫言有多远？
马金莲：很远吧，我总是感觉我们西海固的作家写得太“老实”，老老实实写生活，很少注意技巧一类的东西，所以这导致我们的作品总是现出干人一面的感觉，很难在深度上有大突破。想想这也是叫人焦灼的，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离那个书写高密东北乡的莫言究竟有多远？
汤天勇：你已经有了清晰认识了。其实，你已在突破的路上。李进祥称赞你说，“读这些句子，还有读萧红《呼兰河传》的味道。我不知道马金莲有没有读过萧红，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和萧红一样，都有无法埋没的写作天赋，都有一颗敏感善感的心，有一双童稚纯真的眼睛。”等你中篇小说《长河》一问世，有评论者自然而然将它与萧红的《呼兰河传》联系起来。你读过萧红的小说么？《长河》写的是四件“无常”故事，去世者有男也有女，有孩子、青壮年也有老人，并且你还赋予了不同的季节性特征，其中有你的匝涞意图。能说说么？
马金莲：说实话，能被人和萧红放到一起相提并论，觉得惶恐而荣幸。
刚开始听到这话的时候有点愣，因为我之前除了一篇叫作《蹲在洋车上》的小文，没有看过萧红别的作品。听到这个说法，我对她有了兴趣，找来所有的作品认真读了，对这个女作家真是由衷敬佩和同情，敬佩她的才华，同情她的遭遇。
《长河》其实我没有花多大心思去考虑结构，因为这样的生活我很熟悉，熟悉到闭着眼睛信手就能拿一个例子出来，所以写的时候和我的很多作品一样，是手写的，初稿写在一个旧教案本的背面。我喜欢用废旧的纸页写作，面对这样的纸张，我觉得不是浪费，而是再度利用，所以心里很放松，写不好就写不好吧，只要没糟蹋纸张就是。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在上面划拉着。开始的时候连题目都没有，只是被村庄里新近发生的一起车祸触动了心弦，想表达点什么，表达什么呢，还不明晰，就那么忙忙碌碌划拉着。第一个故事，伊哈的故事，其实是有原型的，是我小时候送过埋体的一个人，他死后身后留下了三个孩子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女人自然是再嫁，而孩子活得很受罪，念书的时候他们和我一个学校，常常见到他们赤裸的脚板和一脸的泥土。伊哈的故事写完后，觉得好像意犹未尽，想说什么呢？没说清楚。想祭奠呢，还是怀念呢，还是警觉呢，或者是反思呢？感觉都不能简单概括。犹豫中又写了第二个故事，也是有原型的，是个男孩，从小心脏病，十二岁时候按照医生预料的那样去世了。这样一个生命，匆匆地离去，我们除了惋惜，还能做点什么呢？我一边纠结，一边写。到了第三个故事，好像一发不可收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明朗了，我就是要写死亡，我们西海固的山村里的死亡，朴素的清洁的简单的悲伤的死亡。这个作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最后的关头，我忽然觉得这死亡就是一条河，长长的河，所以题目有了。
汤天勇：萧红的“呼兰河”是一条真实的河流，你笔下的那条“长河”显然有着隐喻的意味。这篇小说结尾处已有所说明。一它是关于时间和记忆的，这是横坐标：二是关于生死，这是纵坐标。其原点就是人。相对于有些作者书写生死更多具有生活的意义，比如爱恨情仇、贫困不堪、蒙冤受屈等，《长河》中的死亡更多具有仪式感，不管以何种原因死去的。这是为何？ 马金莲：这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小学三年级时二奶奶肝硬化去世，五年级时三奶奶肝炎辞世，初一时太爷爷口唤（去世的意思），二〇〇一年我唯一的弟弟病故，两年后爷爷无常。这都是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亲人。还有更多的人，大家也在死亡。就在我们的村庄里，还有邻近的村庄。从小到大，我参加过的葬礼其实很多。在各种各样的葬礼上，我看到了不同的哭相，听到了不一样的哭声，感受着大家对死亡的看法和感叹，还有领晤。总之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生命苦短，人生不易。当我面对写作的时候，那些去世的面孔，有时候猝不及防地就会冒出来，在眼前赫然呈现，那么新鲜。不写写这样的死亡、这样的题材，我心里不安。写出来，其实是帮助自己克服一种对死亡的恐瞑感吧，毕竟这一命题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汤天勇：你的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地域与性别特征，并且三者近乎自然地融合，没有雕琢与刻意的痕迹，也没有刻意凸显某一方面。你有没想过，通过小说，写出西海固人们生活的变迁史与心灵史？
马金莲：会这么努力的，等条件成熟的时候。
汤天勇：期待早日能够见到。
有评论者认为你是凭借直觉来书写，我倒认为你依凭的是经验，是个体的经验，是亲人的经验，是先辈的经验，更是西海固经年累月沉积的经验。你认为呢？
马金莲：有道理，早期确实动用了大量经验，但现在已经在尝试突破了，因为只有突破，才能走得更远。
汤天勇：你的很多小说都会运用儿童视角叙事，有评论认为具有陌生化意味。实际上自鲁迅开始，中国新文学儿童视角叙事已经比较普遍，按说已不具备陌生化的审美语境了。你写作之时，为何设想以儿童的思维与感觉来写？
马金莲：的确，我喜欢采用儿童视角切入作品。虽然后来为了避免单调和重复，也尝试拓展叙述角度，但纵观我目前三百多万的中短篇小说，我发现儿童视角占据了一半之多。
汤天勇：你的小说充满了对苦难的描写，尤其是女性的苦。她们不光忍受饥饿、劳作之苦，还有生养之苦（如《赛麦的院子》中的母亲时常感叹“命苦”）。显而易见的是你并不是要藉此批评男性，那么你写作是为了单纯地呈示女性之命运？
马金莲：不会那么狭隘的。不过现实生活里确实更喜欢从女性角度去打量和思索，从而动笔的时候更多地从女性视角切入。写她们带给生活的美好和温暖，表达她们的艰辛和苦难。这是作为一名女作家应该去做的吧。
特别想说的是《赛麦的院子》，这是耗费时间最长的一个中篇，早在二〇〇七年的冬天，房子还没有买下，寄住在乡村小学的宿舍里。冬日清闲，西海固的乡村整日被一层薄薄的阳光照耀着。我喜欢站在小窗户前看外面的景象。落尽叶子后挺直的树干，树上缩着身子吵闹不休的麻雀，校门口偶尔驰过的车辆，有风的话，三年级教室门前旗杆上的旗子会迎着风飘摇，猎猎作响。慢慢地，一些纷乱的思绪沉淀下来，心底浮上了往日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正月十五是弟弟的忌日，算来那个日子不远了。又一年过去，他坟头的草也经历了又一轮的兴衰与枯荣。那个黄土包儿又该瘦了、矮了不少吧。泪水迷离了视线。该为弟弟写点什么了。七年时间过后，我能冷静下来，慢慢回想那时的情景了。往事不堪回首，可我又舍不得将它们忘却。而且，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十二个年头，留下了那么多难忘的细节。那时，我们在乡下山里的土院子里，每一天似乎都被暖融融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院子里有黑狗、芦花鸡、小羊羔、麻雀、花猫，还有我们一帮孩子。我们正是不谙人事不知忧愁的年岁，将童稚的欢笑洒满了院子。傍晚时间，夕阳照上了土窑的门窗。母亲（其时还很年轻）粉红的汗衫在屋里晃动，一缕柴烟从房顶的烟洞上缓缓升腾，扩散，一股清油炒葱花的香味让入迷醉。院子那么干净，一丝儿尘土也没有，现在想起来，那就是日子的味道，活着的味道，也是美好的幸福的味道。那些温暖了我心灵的阳光，是如此让人怀念。为着难以释怀的思念，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终究还是难以平静，心头时不时翻起伤感的热浪，我尽力做到平静，努力回想曾经留下的那些温暖而难忘的细节，并将它们变成文字，流淌在白纸上。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月，正月底的时候才算完稿。望着一摞稿纸，我忽然没有勇气再去翻看，就撂下了。两年后，《民族文学》的杨玉梅编辑约稿，恰好手头没有新作，便记起了这个文稿。
然而，毕竟是小说，不能写成回忆性散文，我采用了本地常用的女孩名字：赛买，在人物、情节等方面也做了相应的改变，为的是让它更像小说。就算以小说的面目出现，可是，谁又能否认，小说中没有研着作者的眼泪呢？《红楼梦》就是这样。真亦假时假亦真。其实，很大程度上说，这个文章，算是借着他人的一壶酒，略微浇一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吧。
当《民族文学》打来电话，说这个作品获得了杂志的年度奖，是小说一等奖，全票通过的。我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人，一个人静靜地坐了一会儿，它能得奖，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在这个作品里，我倾注的不仅仅是一篇小说需要的东西。同时，我明白了，每一篇作品都需要倾注真情实感，用心去写作。
汤天勇：虽然你写苦难，但不会让读者有锥心之疼，因为小说泛着阵阵的诗意。从我的理解来看，一是多是采用儿童视角，一定程度上会淡化苦难的成分;二，就创作方法来看，你多是回忆的，回忆具有诗化功能;三是结构散文化，故事弱化，意境凸显，具有诗意因素;四是你的语言徐缓、安静、浮雕、绵密，呈现静态性画面，画中有诗。你是不想让读者读后同情心泛滥或者猎奇心兴起？还是有别的考虑？
马金莲：是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凭着感觉培养起来的一种叙述风格吧，真不是有意为之。
汤天勇：《念书》是你的经历么？说实话，读这部小说，感觉好亲切，仿佛一下子回到读初中的那段日子，我们那个时候，住的是通铺，通铺你晓得么？一间房子四层“床”，每层都是木板子从头铺到尾。除了男女性别特殊的情况之外，好多细节都那么清晰，当然，我们当时吃的可能比笔下写的要好很多。
马金莲：确实有亲身经历的因素在里面。但不是全部。 汤天勇：《河边》的结尾出乎我的意料：“牧羊的少年，将一把羊鞭直直插在家门外的河滩上，拍拍身上的土，沿河岸向下走去。他经过了平日里放羊的地方，经过了大胡子摆渡的地方，走过了许多浅滩与河湾。河水还是向着前方奔流，他便向着前方走。他想，只要小河不歇步，他就不会歇下步子。他这一走，一定是要到河的尽头去吧。”他是去寻找绕过河流之路么？你最开始设计的结尾就是如此么？
马金莲：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命运，还有对生活的难以理解和接受。
少年内心的忧伤，需要一个排遣的出口，那就是去远方，去寻找，去流浪，去经历成长。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是被故事牵引着，一点一点写到了这样的结局。
汤天勇：《荞花的月亮》是一篇温暖的小说。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久贫家中无贤妻”，尤其是现在“空巢老人”无人照看的现象比较常见。主人公荞花却让我们看到如月亮般温馨洁净，她对父亲、对婆婆有敬、有爱、有孝，这样是不是比道德的说教更有效呢？
马金莲：荞花其实就是我们家乡小媳妇的典型，这样的媳妇现实生活里有，我亲眼见过，觉得很感动，就写了出来。在如今大家都习惯斤斤计较、毫不吃亏的现实中，这样质朴纯真的妇女，她的故事和形象，确实是能打动人心的。
汤天勇：你的小说《项链》写作灵感或者说写作缘起是什么？写的时候，是否想到过莫泊桑的《项链》？
马金莲：一个作品能被写出来，而且写得还不算太差，总是有一定的起因的，或者说，有引起写这个事件、现象的引子的。我写短篇小说《项链》缘起于近几年流行的农村高彩礼现象。也许社会风气变了，大家都向钱看了，还是大家的生活确实好了，反正现在的彩礼一般都很高，动辄好几万甚至十多万，首饰一买就是好几万块钱的。这在富裕家庭也好说，那些普通百姓人家可就是沉重的负担了。冬天的时候会有几个到老家亲戚家里走动的机会，看他们娶媳妇嫁女儿，也就顺便听到了关于彩礼的说谈。彩礼在年年攀升，只涨不跌，像股市的牛市。但是背后部分家庭的艰辛确实真真实实存在的。但是要把一个现象变成作品，却还是需要一个引发写作冲动的引信的。有一回听到了一个故事，也是事实，一个农村媳妇，娶进门的当年在地里割麦子，脖子上的项链丢在了麦地里。这可是大事情，一条黄灿灿的项链值好几千甚至上万呢。于是一家人不割麥子了，丢下镰刀在麦地里展开了大搜寻。最后自然是没有结果。我一直在想，这个丢了项链的小媳妇，她以后的日子会好过么，她的婆家人能原谅她么，她自己能原谅自己么？那很可能是她这辈子唯一拥有的最昂贵的首饰啊。所以我是怀着同情、悲悯的情感去写这样一个故事的。
给作品起题目的时候，想到了莫泊桑的《项链》，但我没有太多犹豫就定了用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莫泊桑写的是他的时代的项链，而我书写的是我们时代的项链，不一样的，不用有什么顾虑。
（责任编辑：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