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3年间，邓小平和刘伯承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治委员，一个是司令员。两人所统领的军队被称为刘邓大军，两人的密切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盛誉。在邓小平看来，刘伯承是一位大军事家，指挥有方；在刘伯承眼里，邓小平文武双全，从善如流。他们俩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邓小平长期与刘伯承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共同负责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尽管邓小平是以政治领导者的身份主管政治工作，可他特别尊重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方面的意见，大力支持刘伯承对战役的指挥，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与刘伯承共同实施战役指导。在此期间，他们共同指挥了40余次重大的战役，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
　　翻开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实施战役指挥的画卷可以看出，凡是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邓小平都坚决维护和紧密配合，从来没有出现过推诿、埋怨与扯皮的现象，特别是在战役指导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没有拆台的现象。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坚决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实施。重视维护军事主官决定的权威性，帮助军事主官指挥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政治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一位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去问邓政委时，他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那是1946年夏天，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要将野战军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辆大车，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按理说，像这类关系到军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邓小平认为，对于这等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确的。因此，邓小平不仅和大家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严肃批评，而且表态说：“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简明的一句话，不仅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
　　这种维护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工作上，更重要地是表现在维护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上。正是由于邓小平坚决维护刘伯承对战役作出的决策，使刘伯承不管在战役指挥中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始终坚定地指挥部队作战。
　　1947年8月下旬，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刘邓率领中原局、野战军直属队在第六纵队的掩护下进至汝河北岸时，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间还横着一条正值汛期的汝河，情况万分紧急。23日夜幕刚降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赶到汝河边，此时河对面的敌人已加强了防守，后面的敌人同我掩护部队即将交火。敌人企图利用汝河水深、没有船只的情况，拖住刘邓主力，打乱我军进入大别山的战略计划。
　　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计划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战局。在这紧急关头，刘邓马上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研究部署渡河作战计划。刘伯承在听完敌情介绍后，马上说：“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吧，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随后，刘伯承命令：十八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顶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十六旅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此时，邓小平高声坚定地接着说：“听到了吧，情况十分紧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邓小平知道，当天能不能过汝河，将影响到能不能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全军指战员必须团结一致，不惜一切代价，才能获得胜利。
　　传达了刘邓首长的命令后，广大指战员备受鼓舞，在汝河两岸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率先过河的邓小平，为了使部队更为坚定地贯彻刘伯承的命令，使后续部队迅速渡过汝河，指示还在北岸指挥的张际春，要各部门立即将机要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同时任命穰明德为直属纵队的政治委员，指挥由野战军直属机关和派往新区工作的党政干部等编成的直属纵队接应第六纵队随后过河。他要求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要督促各单位跟上，迅速通过，以免前后遇敌被迫作战。邓小平不仅坚决维护了刘伯承的决定，而且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果断措施落实战略，表现出一名政治委员应有的积极协作、团结奋进的精神。
　　在刘邓的正确指挥下，24日下午4万余军队全部渡过汝河，沿着先头部队杀出的通道，迅速向南推进，闯过了跃进大别山的一道险关。在刘邓共同指挥的战役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作为政治主管的邓小平，以夺取战役胜利的大局为重，把维护军事主官指挥的权威性当作自己的本职，从而增强军事主官实施战役指导的力度。实践证明，这也是我军实行军事、政治“双长制”的优点之一。做好各级战役指挥员的工作，将思想统一到军事主官的战役决策上来，保证战役决策顺利贯彻执行。
　　在战役指导中，每当有些指挥员对刘伯承作出的战役决定有看法、思想上难以转过弯时，邓小平总是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直到最终将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1947年8月初，在鲁西南战役后，刘邓根据敌情与气候的迅速变化，决定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提前到8月7日。下定决心后，刘邓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部署。刘伯承说，我建议停止休整，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行动越早越好，机不可失、时不待我。当时刘邓是这样认为的，大军正面的敌人兵力集中在开封、郑州、徐州及其陇海路沿线，敌人的注意力在鲁西南地区，而在陇海路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敌人的防守兵力空虚。况且，当时敌人错误地判断刘邓大军可能因疲劳和洪水而北返黄河以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邓大军马上结束休整，立即南下，敌人会猝不及防，我军取胜把握较大。于是，刘伯承根据对情况的分析后宣布：立即实施战略进攻，向大别山挺进，今天就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第二天就行动？大家对此都感到极为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也有人要求按中央的指示休整到8月15日再开始行动。持这些意见的同志，确实有许多理由：当时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惫，需要时间休整；在鲁西南战役后入伍的新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教育培训；后方支援的经费、炮弹、药品等还未运到；1.3万名伤员尚未转移。这些问题确实给部队马上行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接着刘伯承的话坚定地说道：“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他认为，刘伯承的决定不仅涉及到全军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出于全国战局的需要，部队只有克服困难，下决心不要后方，向敌人统治中心的大别山推进，逼向长江，把战火引向敌占区，才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调敌回援，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扭转全国战局。
　　休会期间，邓小平针对大家的不同看法，分别找纵队的主要指挥员交换意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邓小平分析指出：（一）提前行动是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战略意图坚决贯彻、灵活执行的表现，既可吸引大量敌人，又可粉碎敌人水淹我军的阴谋，同时可减轻鲁西南地区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压力，分散敌人的兵力，创造各个歼敌的有利时机。（二）提前行动会使敌意想不到，大大减弱部队前进途中的阻力，同时也使敌人使用重兵对我军进行钳形攻击的企图落空，而我军却能赢得时间和空间。（三）提前行动可调动敌人，将敌我交锋的战场由解放区提前转向敌占区，陕北、山东之敌也可纷纷调出，打乱敌人重点进攻的部署，这将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
　　通过邓小平的深刻分析，广大干部很快认识到，提前行动是从大局出发的正确决策，最终大家一致认为立即行动利大于弊，纷纷表示坚决执行首长的决策。其实，当时邓小平的心里还有立即行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只是不便当众跟大家说，那就是毛泽东前不久发来的绝密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当时陕北的敌情很严重，党中央、毛泽东率小部兵力转战陕北，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真是没有二话可说，什么困难也不能顾了。马上行动，部队确实面临许多困难，可邓小平想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危，什么困难都必须克服。
　　邓小平看到大家思想已基本达成一致时，又强调指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广大指战员要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在动员会上，邓小平指出：“在进军途中，敌人必然会前堵后追，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避免与敌人主力纠缠与作战，千方百计地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邓小平说到这里，看到刘伯承满意地点着头，就对李达参谋长说：“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决心和部署，同时向部队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
　　就这样，刘邓两人一个定下决心，一个政治动员；一个进行战役行动部署，一个坚决同意与支持。部队战役作战的有关事项，通过两人默契配合，融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股巨大的动力流，传递给广大指战员，催人奋进，使部队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