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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一条主线、六个亮点、十八个字，即“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其中关于“稳增长”的提法不同于以往的“保增长”，更不同于此前对经济增速“又好又快”的要求，尤其是今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5%，隐含的中国政经走势信息更备受关注。增长从“保”到“稳”，虽是一字之差，却蕴含了深刻差别。
一是方向不同。“保增长”意在全力向上“托”，倾向于刺激性；而“稳增长”则意味着经济增速走平、企稳，相对偏向中性。
二是性质不同。“保增长”为应急之策，先保下来再说；“稳增长”为长久之计，意在长远。
三是重心不同。前者把速度作为重点，后者以稳定为导向，不盲目追求高速度。但中国年度经济增长目标通常仅具有象征意义，即便“稳增长”也或将是令世界瞩目的高位横盘。“十一五”期间，五年规划的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中央每年经济增长目标均设定为8%，但最终实现年均GDP却高达11.2%。
由此来看，实现“稳增长”目标并没有太大悬念，把焦点集中于GDP某一数字也没有太大意义，真正的悬念是在世界局势迷雾重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真正走出经济危机？
从一定意义而言，当下经济增长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究。
首先，从本轮危机的本质来看，市场经济本身内置过剩“原罪”，其对应着商品过剩与货币过剩，甚至人的相对过剩，与市场经济过度相叠加的过度工业经济又加重了三者的过剩程度，导致产能过度与金融过度；当货币替代商品成为交易对象，资本扩张的原始冲动不仅加剧过度投机，还导致财富过度集中，被99%的民众推上道德批判席；与此同时，操弄过度的国家一边成为过剩与过度投机的推手，另一边被过度福利政策绑架而骑虎难下，成为包办政府，以致举债过度，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以上“十大过度”犬牙交错，接踵而至，导致百年一遇危机的大爆发，其广度覆盖全球，其深度触及几个世纪来政治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过剩必然遭遇平仓，过度必然面临回摆，即全球面临经济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的调整，无法面对或接受去产能化与去杠杆化，其实质是力求回避危机。
其次，从工业化历史进程来看，一方面，缘于商品过剩之因，工业经济自身空间有限；另一方面，自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由于其体量过于庞大，全球资源、能源无法承受中国巨量消费，更遑论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十几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并不是夸张，世界工业经济将在中国走到尽头。事实上，进入重化工阶段的东部沿海地区，正承受产业转移与“笼空鸟散”的转型之痛，走工业化老路的西部地区，前景并不乐观。
再则，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甚至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转变为“双重夹击”。30年来，廉价劳动力支撑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加工厂”，站在微笑曲线底端赚取微薄的代工费用，留下的却是PM2.5超标的“万里雾霾、千里飘烟”，以及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而这种模式恰与苹果公司生产在外、市场在外、在家“数钱”的模式相匹配。苹果公司iPad的利润高达150美元/部，为售价的30%，而中国工人的薪水为8美元/部，仅相当于售价1.6%。最后，从中国外贸形势来看，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已被无情地抽去。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外贸占中国经济增长的权重太大，而中国庞大的外贸当量受制于世界经济形势，目前美国经济还在往下走，欧盟国家自身难保，反倾销调查此起彼伏，出口受外延性经济危机影响严重，今年2月份中国贸易创下单月最大逆差，出口环比降至-27.4%，下滑24.1个百分点，表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已经熄火，寄望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由此看来，本次经济危机对全世界、全社会的调整不是总量问题，也不是一般的结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颠覆，颠覆了工业化未来，证伪了超前消费模式，揭穿了金融衍生面具，暴露了福利制度超载弊端，用增长化解问题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因此，仅在总量问题上纠结，在原有增长轨迹上徘徊，不仅无法引导中国走出经济危机，还将加剧矛盾冲突，为未来预埋风险的种子。
另外一个需要辨识的问题是，当普遍指责过去几年开动印钞机、以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救危机，能否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以紧缩应对本次经济危机？以欧盟为例，北欧国家一边指责南欧国家懒惰、自私与享乐，另一边勒紧腰带购买南欧国家债券，若从欧盟内部而言，此般救助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极大风险，将问题后置的救助方式，只能暂时缓解违约风险，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南欧国家的债务水平，有可能将北欧国家拖下水。
事实证明，不从增长角度动脑筋，仅从紧缩想对策，只会无功而返，因为没有增长的紧缩是不会奏效的，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紧缩措施截断经济活水”。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胡佛实行提高税收等紧缩性政策，并没有出现经济复苏，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并导致自己黯然下台。而随后的罗斯福新政，实施金融市场管制、平衡预算、社会保障等调整政策，则为美国经济复苏打开了一扇门。
既然在原有增长轨迹上难以走出经济危机，那么就需要寻找新增长渠道与新释放空间，即“稳增长”转化为“增长替代”。《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但从中国内需外部化、外需非控化，也折射出“增长替代”的意义所在。当中央为拉动内需绞尽脑汁，代表和委员们还在为奢侈品关税升降吵架时，国内购买力早已“翻墙”到国外市场进行消费。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创下历史新高，累计达72亿美元，同比增长28.57%，消费分布分别为欧洲46%，北美19%，港澳台35%。换句话而言，“增长替代”本质就是在结构调整释放新空间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增长渠道，实现健康、良性的“稳增长”。而把“稳增长”与“调结构”看作一对矛盾，此种思维依然没有从非此即彼的窠臼中走出来，尚未完成指导思想的切换；至于那种执著于经济增长快与慢、经济政策扩与缩的争议与比较，也没有太大现实意义，因为“稳增长”的要义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多少，而在于背后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
“增长替代”的实现或在于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在改革层面，通过改革释放出新空间。如对国企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强化民本经济思想；对事业单位改革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对金融体系改革，回归中介服务定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改革，兑现“三公”原则，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对财税体制改革，拉动内需增长等。由改革释放的空间将容纳更多资源、要素，促进经济的良好、有序增长，但由于改革难度的存在，以及改革力度的大小，将制约“增长替代”的空间规模与进程。
二是商业模式层面，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跃升，实现产业转型。
三是产业层面，①满足精神消费、触动思想情感的文化产业有待深挖，中国不能沿着当年西方黑色工业化道路前进，而是需要走绿色道路，以人为生产对象的非物质生产更节能、低碳、环保低成本电影大卖，微电影流行已表明掘金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②探寻传统产业如农业与现代产业化嫁接模式，构建与“三农相匹配的新产权制度形式，从而在制度构思与谋划中找到新投资渠道。
一是方向不同。“保增长”意在全力向上“托”，倾向于刺激性；而“稳增长”则意味着经济增速走平、企稳，相对偏向中性。
二是性质不同。“保增长”为应急之策，先保下来再说；“稳增长”为长久之计，意在长远。
三是重心不同。前者把速度作为重点，后者以稳定为导向，不盲目追求高速度。但中国年度经济增长目标通常仅具有象征意义，即便“稳增长”也或将是令世界瞩目的高位横盘。“十一五”期间，五年规划的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中央每年经济增长目标均设定为8%，但最终实现年均GDP却高达11.2%。
由此来看，实现“稳增长”目标并没有太大悬念，把焦点集中于GDP某一数字也没有太大意义，真正的悬念是在世界局势迷雾重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真正走出经济危机？
从一定意义而言，当下经济增长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究。
首先，从本轮危机的本质来看，市场经济本身内置过剩“原罪”，其对应着商品过剩与货币过剩，甚至人的相对过剩，与市场经济过度相叠加的过度工业经济又加重了三者的过剩程度，导致产能过度与金融过度；当货币替代商品成为交易对象，资本扩张的原始冲动不仅加剧过度投机，还导致财富过度集中，被99%的民众推上道德批判席；与此同时，操弄过度的国家一边成为过剩与过度投机的推手，另一边被过度福利政策绑架而骑虎难下，成为包办政府，以致举债过度，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以上“十大过度”犬牙交错，接踵而至，导致百年一遇危机的大爆发，其广度覆盖全球，其深度触及几个世纪来政治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过剩必然遭遇平仓，过度必然面临回摆，即全球面临经济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的调整，无法面对或接受去产能化与去杠杆化，其实质是力求回避危机。
其次，从工业化历史进程来看，一方面，缘于商品过剩之因，工业经济自身空间有限；另一方面，自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由于其体量过于庞大，全球资源、能源无法承受中国巨量消费，更遑论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十几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并不是夸张，世界工业经济将在中国走到尽头。事实上，进入重化工阶段的东部沿海地区，正承受产业转移与“笼空鸟散”的转型之痛，走工业化老路的西部地区，前景并不乐观。
再则，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甚至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转变为“双重夹击”。30年来，廉价劳动力支撑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加工厂”，站在微笑曲线底端赚取微薄的代工费用，留下的却是PM2.5超标的“万里雾霾、千里飘烟”，以及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而这种模式恰与苹果公司生产在外、市场在外、在家“数钱”的模式相匹配。苹果公司iPad的利润高达150美元/部，为售价的30%，而中国工人的薪水为8美元/部，仅相当于售价1.6%。最后，从中国外贸形势来看，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已被无情地抽去。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外贸占中国经济增长的权重太大，而中国庞大的外贸当量受制于世界经济形势，目前美国经济还在往下走，欧盟国家自身难保，反倾销调查此起彼伏，出口受外延性经济危机影响严重，今年2月份中国贸易创下单月最大逆差，出口环比降至-27.4%，下滑24.1个百分点，表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已经熄火，寄望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由此看来，本次经济危机对全世界、全社会的调整不是总量问题，也不是一般的结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颠覆，颠覆了工业化未来，证伪了超前消费模式，揭穿了金融衍生面具，暴露了福利制度超载弊端，用增长化解问题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因此，仅在总量问题上纠结，在原有增长轨迹上徘徊，不仅无法引导中国走出经济危机，还将加剧矛盾冲突，为未来预埋风险的种子。
另外一个需要辨识的问题是，当普遍指责过去几年开动印钞机、以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救危机，能否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以紧缩应对本次经济危机？以欧盟为例，北欧国家一边指责南欧国家懒惰、自私与享乐，另一边勒紧腰带购买南欧国家债券，若从欧盟内部而言，此般救助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极大风险，将问题后置的救助方式，只能暂时缓解违约风险，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南欧国家的债务水平，有可能将北欧国家拖下水。
事实证明，不从增长角度动脑筋，仅从紧缩想对策，只会无功而返，因为没有增长的紧缩是不会奏效的，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紧缩措施截断经济活水”。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胡佛实行提高税收等紧缩性政策，并没有出现经济复苏，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并导致自己黯然下台。而随后的罗斯福新政，实施金融市场管制、平衡预算、社会保障等调整政策，则为美国经济复苏打开了一扇门。
既然在原有增长轨迹上难以走出经济危机，那么就需要寻找新增长渠道与新释放空间，即“稳增长”转化为“增长替代”。《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但从中国内需外部化、外需非控化，也折射出“增长替代”的意义所在。当中央为拉动内需绞尽脑汁，代表和委员们还在为奢侈品关税升降吵架时，国内购买力早已“翻墙”到国外市场进行消费。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创下历史新高，累计达72亿美元，同比增长28.57%，消费分布分别为欧洲46%，北美19%，港澳台35%。换句话而言，“增长替代”本质就是在结构调整释放新空间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增长渠道，实现健康、良性的“稳增长”。而把“稳增长”与“调结构”看作一对矛盾，此种思维依然没有从非此即彼的窠臼中走出来，尚未完成指导思想的切换；至于那种执著于经济增长快与慢、经济政策扩与缩的争议与比较，也没有太大现实意义，因为“稳增长”的要义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多少，而在于背后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
“增长替代”的实现或在于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在改革层面，通过改革释放出新空间。如对国企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强化民本经济思想；对事业单位改革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对金融体系改革，回归中介服务定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改革，兑现“三公”原则，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对财税体制改革，拉动内需增长等。由改革释放的空间将容纳更多资源、要素，促进经济的良好、有序增长，但由于改革难度的存在，以及改革力度的大小，将制约“增长替代”的空间规模与进程。
二是商业模式层面，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跃升，实现产业转型。
三是产业层面，①满足精神消费、触动思想情感的文化产业有待深挖，中国不能沿着当年西方黑色工业化道路前进，而是需要走绿色道路，以人为生产对象的非物质生产更节能、低碳、环保低成本电影大卖，微电影流行已表明掘金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②探寻传统产业如农业与现代产业化嫁接模式，构建与“三农相匹配的新产权制度形式，从而在制度构思与谋划中找到新投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