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地方叫东门街，属于老城区。
　　那年夏天，我和外子决意结束长达五年之久的租房生活。有如此念头，并非是临时起意。孩子日渐长大，到了读小学的年龄。考虑到出租房离报名的小学隔了三条街，孩子尚幼小，要独自过十字路口，委实放心不下。想想总归是要在县城安家，房子问题迟早得解决。旁观近几年房价一天一天的涨，凭几个死工资打算存下足够的钱买房，怕是一辈子都难以实现梦想。一咬牙，我们觍着脸，从亲戚朋友的手里借得一笔钱，加上自已多年的积蓄，筹集首付，按揭买下一套两居室。装修半年后，我们搬进新房。自此，户口本住址栏被名正言顺地冠上了“东门街”的字眼。
　　新房左边的院墙外是一条狭窄的马路。街道上的喧声，我们在楼上听得分外真切。马路的两旁显得有些凌乱，从最繁华的这头走到尽头的学校，各种小贩在兜售学习用品和早餐点心。在文具店的门外，通常做着一些摆摊的小买卖。有的在一张破旧的竹床或是一块褐色的木板上，摆放着孩子们的玩具；有的靠墙支起一口大锅，烧饼、煎饺、煎包，油炸麻果什么的，堆放在一个谷筛里，锅的旁边架着一把遮阳伞；还有的在门前的绿化树枝上拉起几根晾衣绳，各色的书包和遮阳帽被晒衣服用的夹子夹在绳上。微风掠过，绿化树的枝叶晃动，书包和帽子就旋转着卡通的图案，诱惑过路的孩子。偶尔可见三四个中年男子，操着乡下口音，围着贴有“福建鲜荔枝”的泡沫箱在玩扑克牌。到了上学放学的时候，马路就拥塞不堪。接送孩子的电瓶车、自行车，穿梭在熙攘的人群里，颇像是不服气的小马驹，扯开嗓门嘶鸣，一声比一声高。紧摁铃也白费劲，前面的行人置若罔闻。摩托车和电瓶车避来让去，转动的轮子不得不慢下来。坐在车后的孩子，满不在乎地伸出双脚前后摇摆，不时地踢碰到其他孩子的书包，得意的哈哈笑声回荡在整条街上。一家药店夹杂在众多的文具店当中，多少有些显得唐突。相较于其他的店铺来说，药店的生意明显不景气。午后，穿着白大褂的两个女店员乜斜着倦眼，一左一右倚在门上嗑瓜子。药店后来改买保健品。一年四季，高音喇叭不知疲倦地吆喝道：“凡进店前二十名者，夏天领取藿香水，冬天领取冻疮药……”我和外子出门晨跑，观察到药店的门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多半是退休赋闲在家的老头老太。有时，看着他们在瑟瑟寒风中，欢天喜地领着赠品，觉得幸福其实真的很简单。人都说，索求的少，获得的快乐就多。人生在世，最难抵抗的怕是自已内心的贪欲。
　　马路的拐角处是纺织器材厂。厂子建立于新中国初成立，百废正待兴的年代，历经数十载的风雨，形成了小城的最大龙头企业。在小城老百姓的心底，厂子自然而然地跃升為一个确切的地理标志。居住在小城的市民，或许不知东门街在哪里，但提及纺织器材厂，一个个牛逼哄哄。可惜，我错过它最风光的岁月。人生有多热闹就有多落寞，工厂说败落就败落了。等我毕业来到这个小城参加工作，工厂早就宣布停产，一千多名职工捧着亲手生产的木梭纷纷下岗回家，沦为闲人。而精明的开放商嗅到商机，收购了旧厂房和宿舍大楼，盖成一套套鸽子笼似的商品房出售。唯独临街的一栋职工家属房，因开发商不肯出高价收购，方得以保存下来。三层青砖的老式楼房，墙面黑皴皴，墙根被盐碱剥蚀得塌掉了泥灰，摇曳一丛丛凤尾蕨——时间将它安置在背面。凤尾蕨性喜阴暗的环境，它的生长，意味着一部分时光的消逝。
　　我家住四楼，阳台恰好对着这栋大楼的楼顶。从阳台往下望去，被烟火熏黑的瓦一片连一片，每一条纹理都泛着青色。青苔漫漶其上。一层重叠一层，以深浅不定的绿，涂抹出时光的况味。有瓦的屋顶已经鲜少能见到了，却适合安放怀旧的心境。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有事没事就待在阳台喝茶，享受着它的恬静和悠远。雨天，看伏在屋脊上的瓦幻化为一尾尾鱼，荡起一阵蹀踥之声，从屋檐游入远处的黛山。晴日，瓦片又仿若天上的鸟儿，衔来一缕阳光，弹奏私语。屋顶收藏了岁月的风华，呈现出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每每读书乏了，看看屋顶，时间，空间，得意与失意，都退出现场，变成了另一种存在。唯觉得平淡的日子里，始终有丝丝缕缕的幸福在吹拂。
　　老楼里的居民陆陆续续搬走了。空下来的房子租给了进城陪读的乡下人。楼下的几间店铺一起打通，被一个浙江老板租去开超市。明晃晃的玻璃柜子，堆满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但没过半年，超市就关门大吉。据说浙江老板投资房地产生意，血本无归，导致超市资金链断裂。店铺一直空着，铁将军把守。我上下班经过那里，透过玻璃窗户，常常看见货柜上有老鼠在窜来窜去，惊落一地的尘埃。
　　有一年冬天，纺织器材厂的一个老工人闲着无事，遂盘下一间店铺，开了熟水店。每天傍晚，附近的人们便提着五颜六色的开水瓶朝这里跑。老工人长着一张马脸，下巴比常人多出二三寸。似乎一低头，他的下巴就能磕到胸口上。眉毛极淡，仿佛用孩子的颜料随意涂抹了几下，教人担心汗水流出来就会蹭掉。歇了午觉，他趿着一双毛线能发出一层油光的拖鞋来开店门。熟水店里装着一口大锅炉，靠门搁置着笨重的木桌，上方贴有红纸：大的三毛，小的两毛。字迹歪歪扭扭，仿若蜈蚣在蜿蜒爬行。木桌的抽屉常年敞开，安然偃卧着红红绿绿的毛票。锅炉里的火光不时地将老工人的脸照得通红，可当他转脸，那些光瞬间便暗淡下去。傍晚，我去打开水，从外面望进去，觉得里面的一切都像是虚幻的，一点也不真实。若是新来打开水的毛头小伙贸然向老工人打听开水的价钱是几何，老工人并不作答，伸出一根手指头，漠然地指了指墙上的红纸。锅炉里的水还没开，排队打开水的人识趣地递给他一支烟，他扭头接过，露出难得的一笑，把烟夹在耳根上，装上一畚斗的砻糠，堆在锅炉口，再用一根粗铁条，慢慢地将砻糠捅进灶膛。火势呼呼作响，如同一条响尾蛇，火红的舌头舔出灶门。锅炉下方有两个锈得粗壮的水龙头，带有阀门。老工人手脚麻利地灌水，给水瓶堵上木塞。
　　熟水店仅容旋马，老工人便在屋檐下搁放几条长凳。一帮老友过来，一溜儿负暄而坐。身子一软，一些陈年旧事就从光阴的深处跑出来。年轻的时候，在车间一同干活，下班一同压马路，一同追某个厂花。老工人们见证了彼此的青春岁月，现在，又一起走向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们说着旧事，或者什么也不说，沉溺在各自的回忆里。有时也因为对待某件事持有不同的观点，红着脸，争执不休。每每此时，老工人放下手里的活，上前劝架。不成想，吵架的双方都不领情。老工人气得长长的下巴颤抖不停，怒道，走吧，都走了，别再来烦我。吵架者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高声应道，走就走，不用你撵。谁稀罕再来就是狗牯。说罢，竟拂袖离去，大有古人割袍断义之气势。瞧热闹的旁人暗自嘀咕道，老哥几个的友情怕是要闹掰。隔了一夜，惊愕地发现，老人们仍旧准时出现在熟水店里，像是在遵守某个约定。 　　职工家属大楼前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树干参差不同的斑驳。法国梧桐是舶来品，在我的家乡并不常见。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是泡桐和油桐。我们一概称之为梧桐。“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原本平庸的梧桐，攀交上凤凰这只神鸟，江湖地位蹭蹭往上升。但老家人种植梧桐，并非是蹭热度，纯属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初次遇见法国梧桐，我曾一度误以为它是列维坦笔下的白桦树，树干上墨绿或是粉白的树皮，错落有致地勾勒着时光的皱纹，有着迥异于其他树木的风骨。向人打听后，方得知其名，俗称法桐，春天开花，花谢后结出一个个圆圆的，如同铃铛样的果实，故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悬铃木。悬满铃铛的树木，想必命名者是个诗人吧。朋友告诉我，法国梧桐确切地说是三球悬铃木。一球悬铃木是美国梧桐，二球悬铃木是英国梧桐。听着朋友嘴里吐出的陌生词条，我的脑袋晕乎乎。幸好鸟雀不糊涂，懂得择良木而栖。鸟雀落在法桐的树枝上，树就成了它们的家。麻雀的胆子肥，往往人在大路上悠哉悠哉，麻雀尾随其后，一蹦一跳地模仿人走路。若是人察觉，踅身，麻雀就扑棱翅膀，倏地藏进法桐的密叶里。鸟雀与人待久了，看着人的模样亲切，便与人亲密而有距离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记得我们搬进新房的第二年春，两只麻雀住进了外墙空调洞里。鸟比我们起得早，鸣啭着清晨的明媚，像一粒石子丢进一池春水，荡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涟漪，使每个早晨变得格外的生动。之前孩子有赖床的习惯。打从麻雀搬来后，每天早上只要听到鸟鸣，孩子就迅速穿好衣服，跑到阳台上撒下一把米粒喂鸟。
　　夏天是万物喧豗的季节。这个时节，植物贪婪地吮吸雨露，疯了似地朝葳蕤发展，俨然是出生在盛唐的美女，急于把自已吃成丰满的体型。夏天的法桐枝桠旁逸斜出，挓挲成一把綠伞能遮盖半亩地。宽阔的叶子层层叠叠，汪出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阻隔了烈阳灼人的光照。赶路的行人累了乏了，就站在树底下，敞开衣襟纳凉。一个算命先生走到树底下，把肩上背着的马扎放下来。“叮叮当”，敲响手中的薄铁片，招揽生意。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和命运，好奇的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试图解读和破译它。算命先生仿佛是前世的幽魂，身上弥漫出的气息契合某种神秘，这种神秘仿佛可以将人们带向一条甬道，而甬道就通向波谲云诡的命运。小区的女人簇拥而上。算命先生翻着白眼，掐指道：“三年一小坎，六年一大坎。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两年犯太岁，过了五十九，喜事不断，正财偏财都很旺……”一番话，说得女人连连点头，自是心甘情愿地掏出二十元钱递给算命先生。二十元钱不是很多，在小城只够买一个西瓜解暑。傍晚到后山散步，遇见算命先生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抽烟。一个约莫四五岁的小男孩对着他喊爷爷。那小男孩的眼睛，黑亮，跳跃着快乐。后来，不知为何算命先生不再来了。有人就在树荫下摆起折叠的小方桌，开起露天棋牌室。起先只是两三张桌子，渐渐地，每棵法桐树下都摆满桌子。法桐树下成了一个游乐场，人们似乎乐意把时光投掷于此。从早到晚，法桐树的上空飘荡着形形色色的声音。纺织器材厂的工人，周边的居民，送孩子的家长以及打零工的农民工，无需老板张罗，寻到空位坐下，等人凑齐了，便甩开双手，“稀里哗啦”地码牌，玩牌，唾沫四溅。有一段时间，玩牌的人满为患，后来者坐不到桌子，就拉上牌友蹲在花坛的瓷砖上操练技艺。他们把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一点闲钱，扔在牌桌上，直至输光，才骂骂咧咧地离开。咫尺方桌上，七分运气，三分运筹帷幄。牌玩得顺风顺水者，沉住气，一路斩关夺隘。牌局落下风者，脖上青筋暴露，长吁短叹，抓起麻将子，迟迟不决。牌桌上血淋淋的拼杀，通常令沉迷者犹如吸食鸦片，欲罢不能。退休的刘阿姨打完麻将，惊觉带在身边的小外甥女不见了。她两眼一黑，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一家人哭天抹泪，乱了阵脚。警察调来监控，发现孩子独自玩耍一会儿便离开外婆，沿着小路朝北边走了。北边是山和水库，没有装摄像头。
　　孩子终究没找着。有人怀疑被人贩子拐走，有人揣测孩子不在人世。总之，一切没开始，便仓促结束了。半年后，在大街上遇见刘阿姨，人瘦得如纸片，佝着身子，瞅见路边的小孩就强行搂在怀里，唱道：“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未唱完，泪流满面。无尽的悔恨和痛苦吞噬了刘阿姨的肉体和灵魂。她的身体是一个虚壳。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彻底地摧毁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彻底地改变某些人的人生轨道。人们叹息。
　　风吹过来，吹过去，日常生活一日复一日地重复。法桐树底下，哗哗啦啦的麻将声依然穿过白昼的光线，探向夜晚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