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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以知识论的方式追求真理越发显得难能可贵，这是需要足够的学术能力与学术勇气才能胜任的。《祁志祥学术自选集》广泛涉猎文学、美学、佛学、人学、国学等诸领域，而且能分别收获知识，创构理论。祁志祥的求真型研究，尚有较为自觉的反思意识，因而可谓之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
【关键词】《祁志祥学术自选集》 求真 建构主义
大凡知识人，都会有对知识的追问。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则，对知识的追问有不同的致思方式。这里不妨简述其中一二。第一种，不加反思地认为自己是主体，而研究的对象是客体，只要我们功夫到家，就一定能够得出关于客体的知识。第二种，意识到自己是研究主体，并且相信自己具备必要的认知能力，可以得出关于客体的知识，但由于意识到了认知能力等条件会对知识产生影响，于是乎不再认为关于客体的知识是唯一的、排他的。第三种，放弃追问知识的冲动，而把重点置于对知识的反思之中，从而关联起知识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样的研究也是有知识学价值的。第四种，认为世界没有实体的、确定的知识，知识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建构，它不过是关系中的存在，甚至无非就是权力的表征，继而还可能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言说，大多是复杂的话语建构而已。为此之故，我们的研究就应该对话语进行分析，借此爆破知识的“社会学逻辑”。凡此种种，都是在和知识打交道，算得上形成了各自的相关研究形态。相对而言，第一、二种可谓求真型的研究;第三、四种则可称为反思性的研究。求真型的研究，着眼于知识生产本身，而更少顾及知识与社会的关联。其优点是对知识有兴趣，也容易发现知识，生产主义。反思性的研究，也会密切关联知识本身，但是它更多的是借助于对知识的言说来勾连社会。其特长在于提供知识生产的条件，同时也易于作用于世道人心，发挥知识的功利价值。两种类型的研究之间也是有关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种类型的研究优哪种类型的研究劣，它们其实各有专长，可以互补。
然而，晚近数年，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在社会科学越来越对人文学科构成压抑的情势下，求真型的研究似乎呈式微之态。个中缘由大概是由于人们对于那种靠思辨而来，具有意识哲学痕迹，并偏于抽象的知识越来越失去了信心。联系与之相关的知识学本质论来看，人们似乎还会觉得如今谈论本质是思想落后的表现，有观念陈旧的意味。其实，这里面存在一定的误会。道理很简单，因为后形而上学也是形而上学，人文学科也有其真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清醒和自觉，能够应对后形而上学的挑战，可以适度地做跨学科的人文研究，那就完全可以积极投身于求真型的研究之中。
近读《祁志祥学术自选集》，发现祁志祥就投身于这样的求真型研究之中。数十年来，他一直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思索，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回答。综观《祁志祥学术自选集》，全书凡6辑，从文学出发，上升到美学，又臻于佛学，并回心于更为包容宽厚的人学、国学之境，最后还延伸到了法学领域，但在法学领域的研究又始终回响的是人学、国学的“音景”。限于笔者水平，这里仅选择祁志祥对真理的探究这一知识学角度，讨论一下作为求真型的研究，是怎样在其文学、美学研究中体现的。
其一，以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从事知识生产。在求真型的学者看来，我们从事研究就是要去找到知识，去发现对象的规律。祁志祥对文艺的研究，就是以获得文艺“是什么”的“知识”为追求的。他千方百計地就是想去“概括”出艺术的“本质”。大概在祁志祥看来，只有追问到了关于文艺的“知识”，只有“概括”出了这个“本质”，我们才不愧于是在从事“科学研究”。为此，祁志祥以研究者的主体身份，打量文艺这个客体，而后发现文艺不是客观世界的物，而是和人的主体世界有关，即“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品，都是人的精神产品，是一门精神形态”[1]4。这一关于文艺是“精神形态”的概括，显然和他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有关。基于此，他要继续去找到文艺的本质，从而把作为精神形态的“文艺”和“非文艺”区分开来。换言之，他还需要继续去寻找文艺究竟“是什么”的那个“什么”。通过学术史考辨，他认同了“审美性”是文艺的特殊属性，也就是文艺是“审美性的精神形态”。审美性可以让文艺区隔于非文艺，因此就可以作为文艺的本质了。然而，对于这一审美性本质，我们有必要继续去展开研究，去回答它的“是什么”。这显然是有困难的，因为不停地追问“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在一步步地考问文艺的“本体”，而“本体”，在主客二分的思维下，它最终还得以“现象”示人，于是我们只要描述这现象的几点属性、特征，大体就可以认清楚文艺的本体。作为审美的文艺，它无疑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形式性等可直观的特点，它同时也是文艺之所以具有审美的知识学原因。至此，“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就是我们寻找到的文艺“知识”了。不难发现，祁志祥对文艺的研究是求真型的。他始终试图搞清楚的是他所研究对象的特点、属性，也就是本质。找到了本质，就发现了知识，找到了真理。
其二，以知识的名义，和学者交流。求真型的学者，尊重的是知识，大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自觉。他在从事相关问题研究时，往往只以是非论。至于这是非之论所带来的光明，会不会让那些一时还不习惯光线的眼睛被灼伤，求真型的学者，有时候是不会过多考虑的。比如，关于“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1]3，这就是对此前主流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商榷”。在祁志祥看来，文艺的“意识形态”说，是理性认知框架下的文艺论，它不能解释文艺非理性、无意识的一面，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意识与本能的统一”“自觉与直觉的统一”等乃文艺的存在。[1]7而将文艺视为精神形态，则可以包容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还可以凸显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不同。祁志祥因此认为，“精神形态”说才是有关文艺的知识。我们且不说祁志祥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但仅凭他能够向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师长辈著名学者说真话这一点，就已然让我们对求真型学人的气象有一些体会。
其三，著书立说，别立新宗。毫无疑问，求真型的学术研究，它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既往的学术，从而获得某种学术的权威阐释权，它也是为了借此加入既往的学术史之中，这当然就要求其学术研究必须有迥异于学术史的知识发现。求真型的学者，因此有著书立说、别立新宗的内在诉求。以本书相关的美学研究来看，祁志祥就提出了“美是普遍快感的对象”“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等新说法。这些相互关联的说法，无疑也是他所建构的“乐感美学”新说的核心观念。[1]181乐感美学，也许还会让我们想起康德等人的经典美学知识，但毕竟和康德等人的说法有区分。 我们有必要再回到求真型的研究和反思型的研究来讨论一下的是，求真型的研究是否就得出本质主义的知识呢？反思型的研究难道就导向反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的知识？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这里不拟深究，而只提出一点，即只要我们的“知识论”不是极端主义的，那么，求真型的研究、反思型的研究都可能走向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所谓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其意是说，它认同学术研究对知识的追问，甚至也相信有实体的知识，只是它不独断论地认为只有“我占有真理”，而承认“真理占有我”，并且愿意和他人对话，也欢迎作为研究对象被反思。[2]
我们认为，作为求真型学者的祁志祥，他所认同的知识观就是建构主义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为证。在创构乐感美学时，祁志祥选择的是“建设性后现代”这一知识观念和方法论。“建设性后现代”是对后现代的回应，这种回应也可以说是“改造”，是“综合创新”。它一方面吸收了后现代的有益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对认识的条件有更自觉的认知，对认识的能力也不再那么自信，也就是不再认同于本质主义，已然放弃了自然科学式的研究;但另一方面，又依然坚定地认为世界是有本质的，我们需要用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去寻找本质，获得知识。即使事物没有“实体性”的本质，但回到事物本身看，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现象，也是有统一性的，我们就是要去认知、追问这“现象背后的统一性”[1]210。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知识，世界才不至于不确定，真善美才有可能彰显。可以说，祁志祥认同“建设性后现代”是非常自然而正当的，这一方面很符合他求真的研究气质，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其知识生产的有效性。
从知识论看，祁志祥的“建设性后现代观”，显然不是本质主义的，也不是反本质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建构主义的。建构主义的知识观，一方面认为有本质，但本质不是实体的，而是建构的。它是基于某种学理，因了某种认知兴趣，或者更是特定语境下的现实考虑，当然也可能是知识所处的境况给定的。但無论如何，我们要去除本质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不能让本质主义的观念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结合某种意识形态，否则，就可能肆虐人间，走向知识的反面。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因此肯定对话的必要，并强调反思的重要。祁志祥曾就学术批评写过一段话：“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教训告诫我们：在批评前人不足、重构美学新论时要怀有‘忠恕之道’，对待别人的成果要尽量肯定、吸收其可取之处，对待自己的立论切勿自以为是，要给别人留下商榷的余地。”[1]204作为求真型的学者，祁志祥能够持如此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表明了他对知识的那份特殊的敬畏之情，同时，也再次说明他认同的是建构主义的知识观。
总之，《祁志祥学术自选集》是一位求真型学者孜孜以求几十年的学术代表作，其中大多篇什无疑是他自己所认同的“阶段性”成果。不妨说，当今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界，能够像祁志祥一样涉及文学、美学、佛学、人学、国学等众多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都能有所创获，这其实并不多见。就此而言，《祁志祥学术自选集》便是独特的存在，让人佩服不已。作为学界无名小卒，我实在无能做出其学术本身的评价，于是，我非常期待方家能够与求真型的学者祁志祥以真理的名义切磋交流，以嘉惠学界。窃以为，这也是建构主义知识观主导下的知识生产的内在诉求。
[本文系2019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JD1905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祁志祥.祁志祥学术自选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4.
[2]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
文艺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周雨尘）
【关键词】《祁志祥学术自选集》 求真 建构主义
大凡知识人，都会有对知识的追问。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则，对知识的追问有不同的致思方式。这里不妨简述其中一二。第一种，不加反思地认为自己是主体，而研究的对象是客体，只要我们功夫到家，就一定能够得出关于客体的知识。第二种，意识到自己是研究主体，并且相信自己具备必要的认知能力，可以得出关于客体的知识，但由于意识到了认知能力等条件会对知识产生影响，于是乎不再认为关于客体的知识是唯一的、排他的。第三种，放弃追问知识的冲动，而把重点置于对知识的反思之中，从而关联起知识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样的研究也是有知识学价值的。第四种，认为世界没有实体的、确定的知识，知识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建构，它不过是关系中的存在，甚至无非就是权力的表征，继而还可能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言说，大多是复杂的话语建构而已。为此之故，我们的研究就应该对话语进行分析，借此爆破知识的“社会学逻辑”。凡此种种，都是在和知识打交道，算得上形成了各自的相关研究形态。相对而言，第一、二种可谓求真型的研究;第三、四种则可称为反思性的研究。求真型的研究，着眼于知识生产本身，而更少顾及知识与社会的关联。其优点是对知识有兴趣，也容易发现知识，生产主义。反思性的研究，也会密切关联知识本身，但是它更多的是借助于对知识的言说来勾连社会。其特长在于提供知识生产的条件，同时也易于作用于世道人心，发挥知识的功利价值。两种类型的研究之间也是有关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种类型的研究优哪种类型的研究劣，它们其实各有专长，可以互补。
然而，晚近数年，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在社会科学越来越对人文学科构成压抑的情势下，求真型的研究似乎呈式微之态。个中缘由大概是由于人们对于那种靠思辨而来，具有意识哲学痕迹，并偏于抽象的知识越来越失去了信心。联系与之相关的知识学本质论来看，人们似乎还会觉得如今谈论本质是思想落后的表现，有观念陈旧的意味。其实，这里面存在一定的误会。道理很简单，因为后形而上学也是形而上学，人文学科也有其真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清醒和自觉，能够应对后形而上学的挑战，可以适度地做跨学科的人文研究，那就完全可以积极投身于求真型的研究之中。
近读《祁志祥学术自选集》，发现祁志祥就投身于这样的求真型研究之中。数十年来，他一直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思索，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回答。综观《祁志祥学术自选集》，全书凡6辑，从文学出发，上升到美学，又臻于佛学，并回心于更为包容宽厚的人学、国学之境，最后还延伸到了法学领域，但在法学领域的研究又始终回响的是人学、国学的“音景”。限于笔者水平，这里仅选择祁志祥对真理的探究这一知识学角度，讨论一下作为求真型的研究，是怎样在其文学、美学研究中体现的。
其一，以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从事知识生产。在求真型的学者看来，我们从事研究就是要去找到知识，去发现对象的规律。祁志祥对文艺的研究，就是以获得文艺“是什么”的“知识”为追求的。他千方百計地就是想去“概括”出艺术的“本质”。大概在祁志祥看来，只有追问到了关于文艺的“知识”，只有“概括”出了这个“本质”，我们才不愧于是在从事“科学研究”。为此，祁志祥以研究者的主体身份，打量文艺这个客体，而后发现文艺不是客观世界的物，而是和人的主体世界有关，即“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品，都是人的精神产品，是一门精神形态”[1]4。这一关于文艺是“精神形态”的概括，显然和他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有关。基于此，他要继续去找到文艺的本质，从而把作为精神形态的“文艺”和“非文艺”区分开来。换言之，他还需要继续去寻找文艺究竟“是什么”的那个“什么”。通过学术史考辨，他认同了“审美性”是文艺的特殊属性，也就是文艺是“审美性的精神形态”。审美性可以让文艺区隔于非文艺，因此就可以作为文艺的本质了。然而，对于这一审美性本质，我们有必要继续去展开研究，去回答它的“是什么”。这显然是有困难的，因为不停地追问“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在一步步地考问文艺的“本体”，而“本体”，在主客二分的思维下，它最终还得以“现象”示人，于是我们只要描述这现象的几点属性、特征，大体就可以认清楚文艺的本体。作为审美的文艺，它无疑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形式性等可直观的特点，它同时也是文艺之所以具有审美的知识学原因。至此，“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就是我们寻找到的文艺“知识”了。不难发现，祁志祥对文艺的研究是求真型的。他始终试图搞清楚的是他所研究对象的特点、属性，也就是本质。找到了本质，就发现了知识，找到了真理。
其二，以知识的名义，和学者交流。求真型的学者，尊重的是知识，大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自觉。他在从事相关问题研究时，往往只以是非论。至于这是非之论所带来的光明，会不会让那些一时还不习惯光线的眼睛被灼伤，求真型的学者，有时候是不会过多考虑的。比如，关于“文艺是审美的精神形态”[1]3，这就是对此前主流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商榷”。在祁志祥看来，文艺的“意识形态”说，是理性认知框架下的文艺论，它不能解释文艺非理性、无意识的一面，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意识与本能的统一”“自觉与直觉的统一”等乃文艺的存在。[1]7而将文艺视为精神形态，则可以包容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还可以凸显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不同。祁志祥因此认为，“精神形态”说才是有关文艺的知识。我们且不说祁志祥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但仅凭他能够向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师长辈著名学者说真话这一点，就已然让我们对求真型学人的气象有一些体会。
其三，著书立说，别立新宗。毫无疑问，求真型的学术研究，它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既往的学术，从而获得某种学术的权威阐释权，它也是为了借此加入既往的学术史之中，这当然就要求其学术研究必须有迥异于学术史的知识发现。求真型的学者，因此有著书立说、别立新宗的内在诉求。以本书相关的美学研究来看，祁志祥就提出了“美是普遍快感的对象”“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等新说法。这些相互关联的说法，无疑也是他所建构的“乐感美学”新说的核心观念。[1]181乐感美学，也许还会让我们想起康德等人的经典美学知识，但毕竟和康德等人的说法有区分。 我们有必要再回到求真型的研究和反思型的研究来讨论一下的是，求真型的研究是否就得出本质主义的知识呢？反思型的研究难道就导向反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的知识？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这里不拟深究，而只提出一点，即只要我们的“知识论”不是极端主义的，那么，求真型的研究、反思型的研究都可能走向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所谓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其意是说，它认同学术研究对知识的追问，甚至也相信有实体的知识，只是它不独断论地认为只有“我占有真理”，而承认“真理占有我”，并且愿意和他人对话，也欢迎作为研究对象被反思。[2]
我们认为，作为求真型学者的祁志祥，他所认同的知识观就是建构主义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为证。在创构乐感美学时，祁志祥选择的是“建设性后现代”这一知识观念和方法论。“建设性后现代”是对后现代的回应，这种回应也可以说是“改造”，是“综合创新”。它一方面吸收了后现代的有益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对认识的条件有更自觉的认知，对认识的能力也不再那么自信，也就是不再认同于本质主义，已然放弃了自然科学式的研究;但另一方面，又依然坚定地认为世界是有本质的，我们需要用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去寻找本质，获得知识。即使事物没有“实体性”的本质，但回到事物本身看，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现象，也是有统一性的，我们就是要去认知、追问这“现象背后的统一性”[1]210。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知识，世界才不至于不确定，真善美才有可能彰显。可以说，祁志祥认同“建设性后现代”是非常自然而正当的，这一方面很符合他求真的研究气质，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其知识生产的有效性。
从知识论看，祁志祥的“建设性后现代观”，显然不是本质主义的，也不是反本质主义的，而毋宁说是建构主义的。建构主义的知识观，一方面认为有本质，但本质不是实体的，而是建构的。它是基于某种学理，因了某种认知兴趣，或者更是特定语境下的现实考虑，当然也可能是知识所处的境况给定的。但無论如何，我们要去除本质主义的观念，特别是不能让本质主义的观念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结合某种意识形态，否则，就可能肆虐人间，走向知识的反面。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因此肯定对话的必要，并强调反思的重要。祁志祥曾就学术批评写过一段话：“历史上发生的这些教训告诫我们：在批评前人不足、重构美学新论时要怀有‘忠恕之道’，对待别人的成果要尽量肯定、吸收其可取之处，对待自己的立论切勿自以为是，要给别人留下商榷的余地。”[1]204作为求真型的学者，祁志祥能够持如此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表明了他对知识的那份特殊的敬畏之情，同时，也再次说明他认同的是建构主义的知识观。
总之，《祁志祥学术自选集》是一位求真型学者孜孜以求几十年的学术代表作，其中大多篇什无疑是他自己所认同的“阶段性”成果。不妨说，当今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界，能够像祁志祥一样涉及文学、美学、佛学、人学、国学等众多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都能有所创获，这其实并不多见。就此而言，《祁志祥学术自选集》便是独特的存在，让人佩服不已。作为学界无名小卒，我实在无能做出其学术本身的评价，于是，我非常期待方家能够与求真型的学者祁志祥以真理的名义切磋交流，以嘉惠学界。窃以为，这也是建构主义知识观主导下的知识生产的内在诉求。
[本文系2019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JD1905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祁志祥.祁志祥学术自选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4.
[2]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
文艺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周雨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