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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问题是与现代性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在以追求资本增值为唯一目的的现代性条件下，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但资本现代性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的物化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等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对旧发展观的扬弃，其本质是实现社会现代性。当代中国，必须通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即通过社会现代性的建构，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资本现代性；社会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3）０1－００46－０5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先后掀起了追求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浪潮。在以追求资本增值为唯一目的的现代性条件下，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资本现代性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的物化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前所未有的发展难题。对于广大欠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单纯追求经济现代化、忽视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又使其遭遇到贫富差距悬殊、金融风险加大、腐败现象丛生等问题。实践表明，发展问题是与现代性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因此，考察发展观的现代性维度，有助于促进发展观的根本转变。
一、旧发展观与资本现代性
自启蒙理性孕育以来，在现代社会就存在着发展问题。随着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等逐渐大行其道，现代大工业也在突飞猛进。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得工业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也使得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以追求资本增值为唯一目的的现代性条件下，发展等同于资本增值、经济增长，一切发展都要服从资本积累的需要，“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1]
从现代性角度来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旧发展观是与资本现代性的扩张分不开的。由于资本与现代性的合谋，资本代替一切自然形成的关系，谋求资本增值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唯一目的。由此，人们信奉单一的经济增长观，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经济发展即是社会的发展。“资本通过吸收上述自然力而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社会物质生产系统，转变成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并且进而支配社会的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从而整体地支配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2]资本作为控制社会的唯一力量，成为支配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决定因素。在造就庞大的资本帝国的进程中，资本家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唯物质利益是图，人的善良、公正、诚信等道德品质却被抛在一边。因此，与物质世界不断膨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不断萎缩，“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 。[3]其必然结果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日益失去平衡。
在资本现代性条件下，由于只注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人沦为赚钱的机器，人们把获取物质财富当作人生主要的或根本的目的，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忽视了自身道德品质和创造精神的发展。由于社会生活普遍“物化”，“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关系的颠倒及财富对人的支配，人的精神日益贫困化。人成为物化社会关系中以对物的占有为满足、并受这种物化社会关系支配和统御的物化的人，人的能力、人的价值、人的观念普遍地物化了。人滋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个人至上的利己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因而只能实现片面发展。在这种资本生产的单纯实体性、财富性积累的情势下，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演变为物与物的关系。而建立在残酷的竞争和资本积累基础上的发展，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生产和分配日益倾向于资本占有者一方，最终造成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即在新的生产力产生以前）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4]两极分化的加剧，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对抗。
同时，旧的、线性发展观是建立在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上的，自然被认为是匍匐于人类脚下、供人类自由支配的被动性存在，“人把自然视为僵死的机械系统、视为不会枯竭的无限的资源库、只是被动地等理性实践改造利用而不反抗更不会引发灾难和荒谬的被动性存在，其中存在着可资利用的无限资源和积极力量！”[5]在资本的逻辑里，自然失去其审美功能，只具有经济功能，自然的价值就在于为资本增值提供原材料，“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与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6]自然被从人类社会有机体中排除出去。由于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资源的无止境的消耗，使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由此形成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造成环境和生态危机。
可见，人类社会在资本的驱动下虽然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但这种发展是只见物不见人的，是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占有制度揭示了资本现代性的本质，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7]因此，“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8]“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9]资本现代性由于其自身所固有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被新型的现代性所代替，旧发展观要被科学发展观所扬弃。
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现代性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人类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以物为本的、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旧发展观，转向了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旧发展观和资本现代性的弊端进行反思的结果，其本质是实现社会现代性。所谓社会现代性，是对单一的资本现代性的扬弃，通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性，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其基本特征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实现社会现代性是马克思学说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的根本标志：“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7）社会现代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消除传统发展观和资本现代性的不全面性、不协调性和不可持续性，为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以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科学发展观克服了旧发展观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发展的弊端，认为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能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坚持发展的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相互统一，结合价值维度即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来衡量发展的得与失。通过统筹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国内外之间的发展，不断缩小各种差距，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以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社会现代性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全面协调发展，致力于现代性建设的全面性、协调性。即通过大力推进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现代性的发展，在生产力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为社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各项民主政治制度，致力于政治现代性建设，以保障人的各项民主政治权利得以实现；发展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事业，提高人们的科学知识水平和身体素质，发挥艺术、审美等因素的作用，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进行医疗、保险、教育、就业、分配等制度改革，推进社会现代性建设，使生活世界从金钱、权力等因素的统治下获得解脱，从而使人们既能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能享受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生活在公正和谐的社会中。
其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发展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开采基础上的，造成了森林锐减、草原退化、物种消失、资源枯竭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和社会承受力等等。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又不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力求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此相一致，社会现代性视自然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资本现代性条件下对自然的毁灭性破坏，推进以实现人、自然、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包括：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低碳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物质资源的反复利用为核心，将整个经济系统预想为生态系统的一种特殊情况，按照生态系统的规律来建立其运行模式，改进经济系统使之能与生物圈兼容，使之最终持久生存下去，建立依托于科技之上的经济、资源、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以减小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同时，改变以豪华奢侈为美的审美观，确立“自然即是美”的审美观。在消费社会里，人们的物质消费欲望被激发出来，把奢侈豪华作为最高追求的目标，无限制地追求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为此，人们加紧对自然的开采和利用，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耗于商品生产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人们树立新审美观，奢侈豪华被看作是极大的浪费，人们转而崇尚适度消费、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为根本目标。
再次，发挥知识、智力、能力及个性等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以改变人的发展的片面性。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的唯经济主义发展观，认为人才是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现代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致力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制度保证。随着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知识、智力、能力、个性等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6]（85）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等等都获得了“现实性的实现”，人真正成了自己的主人，人的丰富个性得到了全面实现。在社会现代性条件下，“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1]（121）由于超越了占有物质财富的狭隘性，个人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者，不再仅仅通过占有物来体现自己的个性，即人不再是金钱的奴隶，不再是一种物化的、片面的存在，相反地，个人的存在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与开放性，即更多地成为以能力与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创造者、以不断揭示自然规律并与自然求共存的探索者及以协作与竞争相结合与他人共谋发展的合作者，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之建构
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正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文化、政治、社会（狭义）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而社会现代性通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全面协调发展，扬弃片面、狭隘的资本现代性，有利于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因此，当代中国应致力于社会现代性的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现代性建设方面，从仅仅追求GDP的增长转向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为根本目标，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重要支撑，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重要着力点，使经济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在政治现代性建设方面，改变人治基础上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促进现代协商型、参与型民主制度的建立，发展基层民主，提高人的民主意识、民主素质，为向高层民主推进打下基础；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发展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的完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完善各项监督机制，以保证政府的廉洁和高效；坚持依法治国，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特别是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以保障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扩大公共领域的范围，为平等和谐的交往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 在文化现代性建设方面，促进文化体制创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不断丰富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民族化；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经过分析批判和辩证综合，形成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文化动力。[10]
在社会现代性（狭义）建设方面，改变社会建设的滞后性，以建立现代社会服务体系为根本目标，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就业、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社会生活水平。坚持改革，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着重解决地区、城乡、工农的差距，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加强法制建设，以制度为本。同时，以协调发展为理念，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社会平等发展为目标，努力做到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从旧的、以自然为掠夺对象的生态观转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纳入到生态建设的有机循环中来；改变以奢侈浪费为时尚的消费方式，建立健康合理生态化的消费方式；超脱自身需要的狭隘束缚，从其他物种的生存需要出发，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共进；确立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观，不仅把自然万物当作实用对象来对待，而且把自然万物当作审美对象来对待。
概而言之，在当代中国，应致力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建构体现主体价值追求的社会现代性，使现代性的发展真正转移到实现人的价值的轨道上来，使其由一种盲目的奴役人的力量转变为人所自觉控制的、并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的力量。这样，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一致，社会的发展就不再仅限于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现代化的片面发展，而是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人也不再是匍匐在资本盲目必然性的统治之下的“偶然的个人”，而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即自由和谐发展的个人，而这些也就是实现从旧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根本转变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
[2] 俞吾金.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J].哲学研究，2003，（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6.
[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6.
[5] 刘森林.重思发展——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9.
[10]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关键词：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资本现代性；社会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3）０1－００46－０5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先后掀起了追求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浪潮。在以追求资本增值为唯一目的的现代性条件下，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资本现代性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的物化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前所未有的发展难题。对于广大欠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单纯追求经济现代化、忽视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又使其遭遇到贫富差距悬殊、金融风险加大、腐败现象丛生等问题。实践表明，发展问题是与现代性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因此，考察发展观的现代性维度，有助于促进发展观的根本转变。
一、旧发展观与资本现代性
自启蒙理性孕育以来，在现代社会就存在着发展问题。随着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等逐渐大行其道，现代大工业也在突飞猛进。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使得工业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也使得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以追求资本增值为唯一目的的现代性条件下，发展等同于资本增值、经济增长，一切发展都要服从资本积累的需要，“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1]
从现代性角度来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旧发展观是与资本现代性的扩张分不开的。由于资本与现代性的合谋，资本代替一切自然形成的关系，谋求资本增值成为现代性发展的唯一目的。由此，人们信奉单一的经济增长观，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经济发展即是社会的发展。“资本通过吸收上述自然力而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社会物质生产系统，转变成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并且进而支配社会的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从而整体地支配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2]资本作为控制社会的唯一力量，成为支配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决定因素。在造就庞大的资本帝国的进程中，资本家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唯物质利益是图，人的善良、公正、诚信等道德品质却被抛在一边。因此，与物质世界不断膨胀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不断萎缩，“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 。[3]其必然结果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日益失去平衡。
在资本现代性条件下，由于只注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人沦为赚钱的机器，人们把获取物质财富当作人生主要的或根本的目的，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忽视了自身道德品质和创造精神的发展。由于社会生活普遍“物化”，“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关系的颠倒及财富对人的支配，人的精神日益贫困化。人成为物化社会关系中以对物的占有为满足、并受这种物化社会关系支配和统御的物化的人，人的能力、人的价值、人的观念普遍地物化了。人滋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个人至上的利己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因而只能实现片面发展。在这种资本生产的单纯实体性、财富性积累的情势下，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演变为物与物的关系。而建立在残酷的竞争和资本积累基础上的发展，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生产和分配日益倾向于资本占有者一方，最终造成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为满足最必不可少的需要而不断拼搏，因而暂时（即在新的生产力产生以前）被排斥在一切发展之外。”[4]两极分化的加剧，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对抗。
同时，旧的、线性发展观是建立在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上的，自然被认为是匍匐于人类脚下、供人类自由支配的被动性存在，“人把自然视为僵死的机械系统、视为不会枯竭的无限的资源库、只是被动地等理性实践改造利用而不反抗更不会引发灾难和荒谬的被动性存在，其中存在着可资利用的无限资源和积极力量！”[5]在资本的逻辑里，自然失去其审美功能，只具有经济功能，自然的价值就在于为资本增值提供原材料，“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与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6]自然被从人类社会有机体中排除出去。由于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资源的无止境的消耗，使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由此形成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造成环境和生态危机。
可见，人类社会在资本的驱动下虽然呈现加速度发展的态势，但这种发展是只见物不见人的，是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占有制度揭示了资本现代性的本质，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7]因此，“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8]“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9]资本现代性由于其自身所固有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被新型的现代性所代替，旧发展观要被科学发展观所扬弃。
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现代性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人类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以物为本的、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旧发展观，转向了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新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旧发展观和资本现代性的弊端进行反思的结果，其本质是实现社会现代性。所谓社会现代性，是对单一的资本现代性的扬弃，通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性，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根本目标，其基本特征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实现社会现代性是马克思学说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的根本标志：“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57）社会现代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致力于消除传统发展观和资本现代性的不全面性、不协调性和不可持续性，为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以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科学发展观克服了旧发展观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发展的弊端，认为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能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坚持发展的理性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相互统一，结合价值维度即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来衡量发展的得与失。通过统筹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国内外之间的发展，不断缩小各种差距，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以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社会现代性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全面协调发展，致力于现代性建设的全面性、协调性。即通过大力推进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现代性的发展，在生产力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为社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各项民主政治制度，致力于政治现代性建设，以保障人的各项民主政治权利得以实现；发展教育、科技、体育、文化等事业，提高人们的科学知识水平和身体素质，发挥艺术、审美等因素的作用，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进行医疗、保险、教育、就业、分配等制度改革，推进社会现代性建设，使生活世界从金钱、权力等因素的统治下获得解脱，从而使人们既能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又能享受丰富的精神文明成果，生活在公正和谐的社会中。
其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发展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开采基础上的，造成了森林锐减、草原退化、物种消失、资源枯竭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问题。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和社会承受力等等。既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既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又不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力求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与此相一致，社会现代性视自然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资本现代性条件下对自然的毁灭性破坏，推进以实现人、自然、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包括：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低碳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物质资源的反复利用为核心，将整个经济系统预想为生态系统的一种特殊情况，按照生态系统的规律来建立其运行模式，改进经济系统使之能与生物圈兼容，使之最终持久生存下去，建立依托于科技之上的经济、资源、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以减小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同时，改变以豪华奢侈为美的审美观，确立“自然即是美”的审美观。在消费社会里，人们的物质消费欲望被激发出来，把奢侈豪华作为最高追求的目标，无限制地追求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为此，人们加紧对自然的开采和利用，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耗于商品生产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人们树立新审美观，奢侈豪华被看作是极大的浪费，人们转而崇尚适度消费、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为根本目标。
再次，发挥知识、智力、能力及个性等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以改变人的发展的片面性。科学发展观改变了“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的唯经济主义发展观，认为人才是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现代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致力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全面协调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制度保证。随着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知识、智力、能力、个性等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6]（85）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等等都获得了“现实性的实现”，人真正成了自己的主人，人的丰富个性得到了全面实现。在社会现代性条件下，“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1]（121）由于超越了占有物质财富的狭隘性，个人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者，不再仅仅通过占有物来体现自己的个性，即人不再是金钱的奴隶，不再是一种物化的、片面的存在，相反地，个人的存在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与开放性，即更多地成为以能力与知识服务于社会的创造者、以不断揭示自然规律并与自然求共存的探索者及以协作与竞争相结合与他人共谋发展的合作者，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之建构
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正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文化、政治、社会（狭义）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因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而社会现代性通过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全面协调发展，扬弃片面、狭隘的资本现代性，有利于实现发展观的根本转变。因此，当代中国应致力于社会现代性的建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现代性建设方面，从仅仅追求GDP的增长转向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为根本目标，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重要支撑，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重要着力点，使经济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在政治现代性建设方面，改变人治基础上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促进现代协商型、参与型民主制度的建立，发展基层民主，提高人的民主意识、民主素质，为向高层民主推进打下基础；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发展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的完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完善各项监督机制，以保证政府的廉洁和高效；坚持依法治国，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特别是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以保障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扩大公共领域的范围，为平等和谐的交往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 在文化现代性建设方面，促进文化体制创新，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不断丰富人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民族化；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经过分析批判和辩证综合，形成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和强大的精神文化动力。[10]
在社会现代性（狭义）建设方面，改变社会建设的滞后性，以建立现代社会服务体系为根本目标，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就业、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社会生活水平。坚持改革，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着重解决地区、城乡、工农的差距，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加强法制建设，以制度为本。同时，以协调发展为理念，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社会平等发展为目标，努力做到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从旧的、以自然为掠夺对象的生态观转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纳入到生态建设的有机循环中来；改变以奢侈浪费为时尚的消费方式，建立健康合理生态化的消费方式；超脱自身需要的狭隘束缚，从其他物种的生存需要出发，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共进；确立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观，不仅把自然万物当作实用对象来对待，而且把自然万物当作审美对象来对待。
概而言之，在当代中国，应致力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建构体现主体价值追求的社会现代性，使现代性的发展真正转移到实现人的价值的轨道上来，使其由一种盲目的奴役人的力量转变为人所自觉控制的、并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的力量。这样，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现代性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一致，社会的发展就不再仅限于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现代化的片面发展，而是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人也不再是匍匐在资本盲目必然性的统治之下的“偶然的个人”，而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即自由和谐发展的个人，而这些也就是实现从旧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根本转变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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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9.
[10]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