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这一段话来自鲁迅的杂文《“友邦惊诧”论》。其中所提到的东北大学，至今仍是东北的著名学府，而与其并列被鲁迅提及的冯庸大学，尚有多少人知道？
　　冯庸是谁？
　　生于1901年的冯庸是奉系军阀冯德麟的长子。冯德麟与张作霖同是绿林出身，后来分别担任27师和28师的师长。都说“一山不容二虎”，后来终究是张作霖成了“东北王”，冯德麟始终仕途不顺，屈居张作霖之后。
　　父一辈的微妙关系也直接作用在子一辈上。冯庸与张学良同年出生，自幼两人常在一起，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同称“东北两公子”，并且，后来的两个人一个成了当时东北大学的校长，另一个则自办冯庸大学，也成为校长。
　　这所冯庸大学是彻彻底底的私人办学。冯庸自己出钱，仅仅给家人留下一点生活所需，其他家产都投入其中，包括捐出的几十万亩田地、钱款等。
　　办学的动力来源何处？答案不一而足。有记载称，冯庸毕业后在东北航空处一路顺风顺水，三四年后升为少将航空司令、装甲车司令。可惜在一次战争中，装甲车队全军覆没，冯庸只身逃出。当时有人主张处冯庸死刑，张学良顾念旧情，罢了他的官免于一死，但从此对他存有戒心，可以给钱给物就是不给兵。在这种情况下，冯庸决定弃兵办学，走工业救国之路。
　　冯庸的外孙女吕允端认为，“之所以能捐出全部家产办学，因为冯庸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追求工业报国的狂热，是我们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冯庸认为，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混乱的社会，就得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那个时候的中国，对冯庸那一代人而言有着特别深重的感受。为了民族和国家强大，他们可以毁家纾难，可以献出他们能够做到的一切。所以，没有人能够阻挡冯庸那近乎疯狂的办学强国梦。
　　“工业兴国，先育人才”，这是他创办冯庸大学的本意。1927年8月8日冯庸大学落成，他自任校长，吸引了全国的进步学生来此求学。
　　据辽宁省政协1991年出版的《辽宁文史资料》第33期中记载，冯庸大学的前身是大冶工科学校，创办于1924年，直属于冯庸所创办的大冶铁工厂，为工厂培育储备人才所用。大冶铁工厂，地点在奉天小西边门外，产品是飞机、炸弹和手榴弹。
　　1926年冯庸辞去一切军职，开始在沈阳市郊汪家河子筹建冯庸大学，大冶厂也迁至这里，改为大学实习工厂，大冶工科学校后来归并于冯庸大学。
　　据说冯庸大学成立时，远在北平的张学良专门选择了上好的汉白玉，雕刻了一对石狮子赠送。两只表情愤怒的石狮子均面向距冯庸大学200米处的南满铁路，以表达他们对日本侵略者极度愤慨的爱国之心。当时沈阳已经有了张学良主持的东北大学，从军界又突然站出来一个赫赫有名的冯庸，对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感召。而冯庸大学发展迅速，很快就与东北大学齐名。
　　冯庸大学当时设机械、木工、法律等九个系，学生总数达700多人，是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大学、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学校设有游泳馆、滑雪场和网球场，据铁西档案馆提供的资料显示，全校建主楼两座，左为“忠”字楼，右为“仁”字楼，中间是校礼堂，礼堂与左右两楼有空中走廊相通。教学区左边是体育场，铺设400米跑道、田径场、球类运动场等。
　　这是一所完全西式的现代大学，倡导学以致用，热衷社会活动。学校聘请留学英法的富有治学经验的教授，配制完备正规，宿舍、食堂、医务室等一样不少。冯庸重视工科，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强健体魄，所以学校采用军事训练的方式管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庸大学新校区竟建了一个小型飞机场，并建有飞机跑道，自备三架私人飞机，这在当时国内的大学里是绝无仅有的。据说这三架私人飞机就停放在大学校园里，都是那个时代国际的尖端产品。
　　冯庸每天起得很早，骑上马围着操场跑几圈，然后驾驶自己的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据曾经就读于冯庸大学的老人回忆，当时学校里的三架飞机中，最大那架，专供冯庸自己苦练飞行技术和工科学生观察飞机构造和性能之用。
　　到了1933年，有史可查的资料显示，冯庸大学已有三批毕业生，这也是冯庸大学仅有的三批大学毕业生。沈阳人曾经称冯庸大学为“西大营”，与“北大营”和“东大营”相提并论。
　　1931年是冯庸大学的鼎盛期，财务收入已经难以维持学校的正常支出。而冯家的家产也只剩下为冯庸母亲养老而留下的两处丝房。老夫人毅然决然把两处丝房变卖，投到了学校中。
　　然而，九一八事变把冯庸的大学梦击得粉碎。
　　1931年9月19日清晨，前往市内接教授上课的校车没有按时回到学校。知情人说，“昨天晚上日本兵突然攻入北大营，然后占领了沈阳城！”但此时的沈阳城既无烟火也听不到枪声炮响，丝毫没有打仗的迹象。为了印证消息的准确性，冯庸亲自驾车前往火车站一探究竟。
　　9月21日，日本军队开进冯庸大学，将冯庸抓起来。日本人希望他出面组织一个傀儡政权，代替日本人维持统治，冯庸因为不愿意而被捕。
　　此后，冯庸大学的学生接到校长的指示，纷纷撤到北平。这就是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所说的 “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其实，学生们逃而未散。
　　冯庸本人在友人的营救下终于被日军释放，随后逃往大连，又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他在北平成立了办事处收容学生，并将大批爱国青年组成抗日义勇军和敢死队参加抗日斗争。他亲自组织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参加了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
　　但是环境日趋恶化，学校入不敷出，为了不让冯庸大学的学生失学，经张学良同意，冯庸将流亡学生最终并入东北大学。冯庸大学自此成为历史。
　　至于冯庸本人，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仍担任空军要职，不久因故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1981年病逝。由于与张学良交情甚笃，他去世时张学良亲往吊唁，这也是软禁台湾的张学良首度公开露面。张文琦老人是冯庸的外甥，自从1948年随家人迁往台湾后，到上世纪90年代前一直生活在台湾。他印象中的舅舅，是个生活严谨的人，“后半生一直让自己严格遵守着当年的校规，从来不打牌酗酒，直到临终前还希望能够复校。” 张文琦说。
　　人去楼空的冯庸大学校址，被留在了沈阳，也被日本侵略者强占。
　　日军发现，冯庸被释放后不但离开了沈阳而且积极抗日，气急败坏下捣毁了冯庸大学的许多设施，包括机场和机库，并在原址改建军用滑翔机场。
　　此后，日本人又在该处修建了奉天机场，附设航空技术部野战航空修理厂，并在附近修建了机库和机场，“日伪”时期称奉西机场。
　　新中国成立后，该机场被改造，而航空技术部野战航空修理厂的厂房，则成为滑翔机械制造厂，冯庸大学的校址也从此告别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东北这块土地似乎注定要与工业有着无法分割的缘分。虽然冯庸大学培养工业人才的目标没能实现，但是东北在新中国早早就成为工业基地，东北的工业人才也源源不断地涌现，这与冯庸的“工业立国”梦颇有渊源。
　　作为与冯庸大学同时代的学校，东北大学秉承“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在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起着引领的作用，其自动化等专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沈阳工业大学、辽宁工业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等一大批理工科学校，纷纷在辽宁培育着自己的人才，为东北的工业发展准备了优厚的人才库。
　　东北大学的老毕业生们一致认为，东北人直率粗犷，性格直来直去，比较适合学习工科。另外，作为老工业基地，很多同学家里都有工业背景，似乎天然对工业就不陌生。
　　时至今日，在新科技、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互联网和金融行业早已成为现代人的热选。然而“工业立国”理念并未离我们远去。辽宁工科大学的代代学生都希望做实业，工业立国已入骨髓。
　　虽然冯庸大学已经消失了，但工业遗产依旧在东北这片土地上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