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在社会各界的期待之中，新华社全文播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允地说，《决定》凸显了高层改革决心，因而一反此前《公报》带来的争议和疑虑，激发了普遍的赞许与肯定。不过，当惊喜慢慢褪去，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改革能否得以执行？
　　利益格局固化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局面，未改革部分会使市场畸形运作。在这个阶段，全社会的财富蛋糕虽然做大，但分配却极不公平，垄断、官僚、既得利益最为猖獗，进一步的改革也因触动既得利益，遭到诸多掣肘。
　　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规则政治而是人情基础上的政治，犹如中国的理从来不是“法理”而是宗法基础上的“情理”。所以，中层的利益派系必定要反映为顶层关系—“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无疑会极大地阻挠改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下的改革与政府的局部利益已不再激励相容，改革指向政府本身，是一场极艰难的“壮士断腕”。
　　这场艰难的改革首先要求理顺顶层关系，进而才能压制中层利益派系，而理顺顶层关系，首先要凝聚集体共识。但是，囚徒困境之下，集体共识很难凝聚。道理并不复杂，在掌握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群体中，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少数个体贪腐将意味着巨大的收益，如果整个阶层沉沦，少数拒绝贪腐的个体将付出巨大代价。也就是说，在囚徒困境下，个体理性很难达成集体理性。
　　集权，将实质打破群体中个体的分散思考状态，以个人的思考、判断来代替集体中的个体的思考、判断，从而凝聚共识。从方法论而言，这是一个达成集体理性的现实路径。所以，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力框架来统筹协调，集中权力，可以更有力地形成集体理性，进而压制既得利益，打破政治板结。随着权力的集中，改革也将获得更为强劲的组织保障。台湾在蒋经国后期，就经历了从威权统治转向民主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威权统治正是平稳过渡的一个保证。从这个角度，对强力集权下的锐意改革似乎可以保持乐观。
　　不过，即便是更为集中的权力，在各领域进行更强力的顶层设计，仍然只能设计框架的、组织的、人事的格局，具体执行中，仍将遭遇“权利弹性”的困境，既得利益、官僚阶层仍然会通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扭曲、异化顶层设计，维护或强化其既得利益。
　　所谓“权利弹性”，源于税负分摊的原理。1990年，美国总统老布什签署法令：对高档汽车、游艇、贵重皮毛、私人飞机征收收“奢侈税”，其理由是开征奢侈税之后，向富人征税，增加的财政收入可用来帮助穷人。但是，富人们的购买是非常灵活的，比如，他们可以去维京群岛、安曼群岛、巴哈马、墨西哥购买游艇，然后作为二手游艇带回美国。而且，他们的需求也是富有弹性的：重税收之下，他们不再买游艇，而是进行不征税的消费，如度假、购买名表、钻石。但游艇业却没那么灵活，不可能短期转产其他产品，游艇业的工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更换工作。所以，奢侈税对富人的影响不大，但却极大地伤害了相关产业的工人。3年之后，老布什总统就匆匆撤销了针对游艇、私人飞机和皮毛的奢侈税。
　　在经济上，供方和需方不同的价格需求弹性决定了双方如何分担税负。同理，任何改革，不管最初的政策设计有多么好，在具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过程中，最终是按照“权利弹性”来分担：权利不足的弱势群体更多承担成本，更少收获利益，而权利或权力更强的强势群体更少承担成本，更多收获利益。比如，在政府或国企的精减人员过程中，人浮于事的办公室往往裁员更少，第一线的弱势工人下岗更多。
　　在宏观政策、政府组织、高层人事方面，集中的权力更为有效。但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顶层设计进入具体的、微观的、底层的实施环节，往往会出现异化，而顶层设计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具体到每一个场景与细节。此时，就需要公民为了自身利益去推动实现和维护顶层设计，诸如司法公正、言论自由、新闻监督等。公民只有凭借这些权利才能与企图异化改革的权力进行对峙与谈判，只有当权利足够强的时候，权力才会让步，释放出更多的经济自由。所以，公民权利将是推进改革的真正保障。
　　前不久，央视报道了一则百姓办护照时遭到刁难的新闻。办证者被索要身份证、户口本、营业执照、外派证明、无犯罪证明等多种证件，而实际上，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办护照只需出示身份证与户口本。可见，公安部的顶层设计在一个区县公安局中并不见效。最终帮助顶层设计落实者，是央视曝光，本质上就是公民权利的体现。
　　所以，庙堂之上的顶层设计，若要彻底改变江湖之远的底层，集权还须民权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