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作家贺淑芳，在今年年初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迷宫毯子》。书中收录了她自2002年以来的12篇短篇小说，其明显的多重时间性的“时空体”，让有小说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黄锦树赞誉有加。
　　“我一直这么做：只要一觉得现实成了一堵墙，就会拼命从书里一字一字地吃掉，然后再一字一字地吐出来。”封面上的这句导语让人很有深入窥探的欲望，细细读完之后才明白，那“一字一字吐出来”的，不光是贺淑芳的写作欲望，更是对现实里各种声音的强烈回应，以及她塑造“自我”的艰辛。
　　文学启蒙
　　贺淑芳出生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小学二年级时，大姑妈来到贺淑芳的家中小住。大姑妈在新盖好的厕所旁（“因为抽水马桶的厕所很新，为了维护它，所以有好几年的时间，整家人都舍不得使用。”），摆一张折叠椅，教贺淑芳看报章上的连载小说。她带来一些小说，又发掘出家中不知哪位长辈保存的一大柜子的文学作品和刊物，甚至还有父亲那辈人留下的课本。“都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对于贺淑芳来说，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上一代人留下的课本，都是有趣的故事书。在厕所旁的小空地上，在狭小的楼梯上，她走进书中的纷繁世界而不自知，更不知道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已然萌发，何况日后还有盘根错节的交集。
　　小时候的贺淑芳与其他女孩一样在意自己的长相，经常问大人眼中的自己是怎样的。大人有时候会回答道：“你的样子最丑，无论搽什么都没用。”这令她非常难过。此时的贺淑芳已看了不少言情小说，“最早看到一篇小说是叙述一个样子长得很丑的女孩，长大后奇迹般地变成了美女，我就开始模仿所看到的小说文体来写作。”于是，贺淑芳的小学作文也写得像小说，第一次受到老师的称赞，并在小学毕业时收到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礼物——一本稿纸。这是贺淑芳的写作初尝试，对她来说，那既是一种出口，又赋予了自我想象，以及想象的乐趣。
　　上中学以后，因课业繁重，贺淑芳对文学的态度是“控制”，即便这样，还是接触到茅盾、梁实秋、郁达夫、张爱玲等的作品。而定期关注的文学杂志如《蕉风》和《椰子屋》，对贺淑芳的影响不容忽视，她从里面知道了外国文学，知道了西西——一位对她在文字和构想上都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家。年少的贺淑芳，每读一本小说就会更喜欢文学一次，但对于写作，一直不敢投入，因为几乎每天都在为了应付考试而做准备，就连假期也不敢放松。贺淑芳的大学选择理工，“因为大人告诉我，只有理工才有前途。拜马哈蒂尔总统当时的政策所赐，我几乎是全盘关注学数理，我怕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会像其他女人一样永远住在小镇上的屋子里，操劳过一辈子……”由于写得少，心里没有信心，可又朦胧地有这样的愿望，“觉得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起初我想如果几年都不写也没有关系，只要还活着的话，总是有一天会写点东西出来的。”
　　贺淑芳用“幸运”来总结大学生活。理工大学中有华文学会，这是当时大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华文聚集地。贺淑芳参加了一个叫“思想探讨组”的读书小组，十几个成员都是铁杆书迷，从萨特到尼采，甚至有人读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大学，本来没有这些科系，这些成员的科系也都是理科，所以我們阅读的困难可想而知，都是自己摸索和诠释。小时候的写作像是去试验语言，看它可以组合成什么模式，然后组合成不同的阅读经验，但就是到此为止；而这些热情的书友虽然没有创作，但爱阅读和思考的方式，让我觉得跟他们相处就像是有了一种可以弥补和学习的标杆。”
　　大学毕业后贺淑芳在一家美资电子厂担当工程师，这里对于理工生来说可能是理想的去处，却是贺淑芳想极力逃脱的地方。工厂领域的原则就是要去除人性，隐形而深入地支配人的行为，每个步骤的设计都在于减低人为错误的可能性，工程师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赢过人的特性。印尼女工的性格温顺，视力却多数因长期使用显微镜检查晶片而损坏；而工程师们日常聊天的话题可以完全被晶体生产表现所占据，就像正常人讨论蔬菜一斤多少钱一样……她们使贺淑芳感到内疚。当时的经济很景气，这样麻木的生活过了两年多，“那时我经常幻想，死如何能够自然地降临。我跟自己说：这里没有我。我把自己收在了别的地方。”
　　之后，贺淑芳选择出国留学，前往台湾政治大学修习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