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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知识分子绝不满足于掌握某项技能、某种知识，更要有意识地关心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
——李重庵
屈指算来，李重庵到兰州已经半个世纪了。“甘肃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与浓重的甘肃情结相伴的，是李重庵挥之不去的北大之情。两者交织在一起，铺平了李重庵这些年来在一步一步走过的路。
北大教我“认真”
李重庵绝对是以一种极其自豪的姿态走进北大校门的。这种心情在今天也很容易想象出来。
可是，这里终究是北大。刚进校门，老师就不动声色地搞了一次摸底考试。结果全年级150名同学竟有一半不及格。李重庵牢牢地记住了老师在评讲试卷时说的那句话：“不要以为你们高考优秀，在这儿就一定能学得好。”北大的“第二校徽”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是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饭盆和勺子。
那个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同学们都随身带着饭盆和勺子。早晨到食堂吃过饭，就要赶快跑到教室或图书馆占座，生怕没有了学习的座位，因而占座所用的“装备”也就多为书包、饭盆和勺子。清晨的燕园，饭盆和勺子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交汇成一首催人奋进的青春奏鸣曲。“当时，没有人督促我们要勤奋学习，这种氛围的形成是很自然的，”李重庵怀念着那段美好的求知岁月，“上晚自习，一个宿舍只发一张图书馆的票，我们就排好顺序，每人一天轮流去。寝室只留一个人，其他人自己找没有课的公共教室自习，这样不会互相干扰。”
对学习的认真态度、对科学的孜孜以求……北大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严谨的风范为这些青年人上了第一课。这一课的内容，李重庵一辈子受用。
对于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师们，李重庵更是充满了追忆与感激。他们都造诣精深、充满激情、爱好广泛、才华横溢、严谨细致、有大家风范……“有学问，教书好，爱学生”，精炼的9个字，生动形象地概括出北大教师精深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人格品德。“我们记笔记是非常认真的。当时买的是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硬壳本，每一页都要画一条线，左边是上课时候的随堂记录，右边是复习时候的心得体会。这几十年我一直都没舍得扔掉，”李重庵真切地讲述着，“首先是老师的板书很工整，其次我们记得也很工整，这就反映了那个时候‘教’和‘学’的那种认真态度。”
荒漠中学得坚守
1968年，李重庵来到甘肃疏勒河解放军农场报到。这是一个戈壁荒滩中的陌生地带，没有人告诉李重庵他将在这里待上多久：一年，两年，抑或是一辈子……
报到之前，李重庵特意花了38元5角的“巨资”在兰州的寄卖店置办了防寒的“装备”。到达农场的第一个早晨，他戴上皮帽，穿上棉皮鞋，身着绒衣绒裤、毛衣毛裤和棉衣棉裤，还穿了一件皮大衣，在露天操场上排队站好。
“风一吹，觉得多少层的衣服都刮透了，你就感觉只穿了一件单衣服一样，”李重庵对那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水泼到地上，你眼看着它就变成冰了。”解放军到了这个地方，开荒，挖渠，把祁连山的雪水引进来造田种地，建设农场。白天是高强度的劳动，晚上则住在地窝子里。没有菜，就把苞谷面做成糊糊，放点儿冻了的大葱和盐。刚修好的水渠极易漏水，在放水的过程中，就要时刻准备在严寒中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用芨芨草根堵住裂缝。从水中爬出来，“人就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向阳的坡面上”。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让李重庵早早地埋下了风湿和腰肌劳损的病根，使他的精神和身体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虽然条件很差，但我们就有那么一股韧劲。”
一名有着丰富知识的青年才俊，来到这戈壁荒滩之上，“失落感肯定是有的，”李重庵坦言，“但这种失落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失落”。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我们那一代人养成了服从组织安排的习惯，每个人自己的抱负并不具体，没有一定要选择哪个岗位、从事哪个行业的。有的只是一种笼统的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完全个人化的选择和前途更是无从谈起。“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呢，这段经历也给了我一些财富，就是以后条件再苦再差，无非也就这样嘛，对适应一些新的工作还是有所帮助的。”李重庵说道。
李重庵真正展开自己的事业之翼是在1973年，他被调到兰州铁道学院担任助教。
在中学教了近三年书，李重庵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岗位。但李重庵还是很高兴，毕竟这意味着他终于回归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科研环境。
但不想，进入兰州铁道学院之后，李重庵仍旧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一是当时的教学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二是对理科和工科两个不同领域的转变与适应。“理科体现严密的逻辑思维，是理性化的科学；而工科则更需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具体问题，所以常忽略掉次要的东西，模型也是近似的模型。”后来，经过实践摸索，他渐渐认识到，工科的分析方法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言，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大有裨益的。以这种认识为指导，李重庵便得以从原来以数学为基础的纯理科研究，逐步扩展到了介于理科和工科之间的领域，从而为日后的科研活动延展了手臂，铺平了道路。
经过不懈地努力，学理论出身的李重庵已经从研究复合材料断裂损伤开始，“跨行”成了开发新型材料的科研专家。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在学术领域地位日益攀升的李重庵进入了科研成果的丰收期。
“西部经历将是中国新一代创业者的终生财富”
1996年，李重庵调任甘肃省教委副主任。两年后，他又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分管科教和文化领域。告别实验室，李重庵走上领导岗位。
其实，这不是李重庵的本意，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兰州铁道学院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机械系副主任，他曾诚恳地婉拒，只因实在舍不得一生追求和钟爱的科研事业。调到省教委时也是如此，当省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对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作为党员，你还是要服从组织”的时候，这位时刻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最高追求的科学家便不再坚持己见了。“其实，有了他这句话，我就什么都不好再说了，”李重庵描述着自己当时的想法，“就努力在行政岗位上为大家创造更好的条件吧。”随后，他便毅然担负起甘肃省教委的高教、科研、外事等工作的重任。
在担任副省长的5年时间里，李重庵的汽车跑了15万公里，全省86个县市区他几乎走遍了。“我是这样，别人也是这样吧。政府的干部就是要到基层去，这样才能了解情况、推动工作。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在基层。你要是和基层断绝了来往，就会觉得心里没底。”在李重庵看来，虽然从政并非自己的所愿、所求，但随着身份的转换，他学会了站在更高、更实际的角度看待教育在社会整体中的分工，
2003年初，李重庵离开了工作、生活几十年的甘肃，来到北京，就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接着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是人生的一段新历程，然而在甘肃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对李重庵深刻的影响仍在继续。2003年，他在《走加快西部大开发新路》一文中提出了“西部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西部人民的发展”，“经济建设要与文化建设相互平衡、协调进行”等在当时看来颇为新颖的观点。西部大开发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是人才快速流动、英杰辈出的时代，李重庵深信“西部经历将是中国新一代创业者的终生财富”。这或许是一个西部大开发战略见证者和实践者，对于西部最好的回报。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情怀，李重庵念念不忘。在这片看似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李重庵感受到的则是这片土地所滋养的“甘肃精神”。
正如他所说，这种“甘肃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三流的生活条件，二流的工作条件，同样可以做出一流的工作业绩”。李重庵常常讲：“‘甘肃精神’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同样可以做出好的事业。这不光是吃苦的问题，而是要靠动脑子，要有十足的韧性。“在优裕的条件下，别人能干，你也能干，那么，你在北大受这么好的教育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足以值得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深思。
在李重庵看来，今天的知识分子绝不满足于掌握某项技能、某种知识，更要有意识地关心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
——李重庵
屈指算来，李重庵到兰州已经半个世纪了。“甘肃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与浓重的甘肃情结相伴的，是李重庵挥之不去的北大之情。两者交织在一起，铺平了李重庵这些年来在一步一步走过的路。
北大教我“认真”
李重庵绝对是以一种极其自豪的姿态走进北大校门的。这种心情在今天也很容易想象出来。
可是，这里终究是北大。刚进校门，老师就不动声色地搞了一次摸底考试。结果全年级150名同学竟有一半不及格。李重庵牢牢地记住了老师在评讲试卷时说的那句话：“不要以为你们高考优秀，在这儿就一定能学得好。”北大的“第二校徽”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是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饭盆和勺子。
那个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同学们都随身带着饭盆和勺子。早晨到食堂吃过饭，就要赶快跑到教室或图书馆占座，生怕没有了学习的座位，因而占座所用的“装备”也就多为书包、饭盆和勺子。清晨的燕园，饭盆和勺子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交汇成一首催人奋进的青春奏鸣曲。“当时，没有人督促我们要勤奋学习，这种氛围的形成是很自然的，”李重庵怀念着那段美好的求知岁月，“上晚自习，一个宿舍只发一张图书馆的票，我们就排好顺序，每人一天轮流去。寝室只留一个人，其他人自己找没有课的公共教室自习，这样不会互相干扰。”
对学习的认真态度、对科学的孜孜以求……北大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严谨的风范为这些青年人上了第一课。这一课的内容，李重庵一辈子受用。
对于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师们，李重庵更是充满了追忆与感激。他们都造诣精深、充满激情、爱好广泛、才华横溢、严谨细致、有大家风范……“有学问，教书好，爱学生”，精炼的9个字，生动形象地概括出北大教师精深的学术素养和高尚的人格品德。“我们记笔记是非常认真的。当时买的是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硬壳本，每一页都要画一条线，左边是上课时候的随堂记录，右边是复习时候的心得体会。这几十年我一直都没舍得扔掉，”李重庵真切地讲述着，“首先是老师的板书很工整，其次我们记得也很工整，这就反映了那个时候‘教’和‘学’的那种认真态度。”
荒漠中学得坚守
1968年，李重庵来到甘肃疏勒河解放军农场报到。这是一个戈壁荒滩中的陌生地带，没有人告诉李重庵他将在这里待上多久：一年，两年，抑或是一辈子……
报到之前，李重庵特意花了38元5角的“巨资”在兰州的寄卖店置办了防寒的“装备”。到达农场的第一个早晨，他戴上皮帽，穿上棉皮鞋，身着绒衣绒裤、毛衣毛裤和棉衣棉裤，还穿了一件皮大衣，在露天操场上排队站好。
“风一吹，觉得多少层的衣服都刮透了，你就感觉只穿了一件单衣服一样，”李重庵对那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水泼到地上，你眼看着它就变成冰了。”解放军到了这个地方，开荒，挖渠，把祁连山的雪水引进来造田种地，建设农场。白天是高强度的劳动，晚上则住在地窝子里。没有菜，就把苞谷面做成糊糊，放点儿冻了的大葱和盐。刚修好的水渠极易漏水，在放水的过程中，就要时刻准备在严寒中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用芨芨草根堵住裂缝。从水中爬出来，“人就只能一动不动地趴在向阳的坡面上”。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让李重庵早早地埋下了风湿和腰肌劳损的病根，使他的精神和身体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虽然条件很差，但我们就有那么一股韧劲。”
一名有着丰富知识的青年才俊，来到这戈壁荒滩之上，“失落感肯定是有的，”李重庵坦言，“但这种失落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那种失落”。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我们那一代人养成了服从组织安排的习惯，每个人自己的抱负并不具体，没有一定要选择哪个岗位、从事哪个行业的。有的只是一种笼统的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完全个人化的选择和前途更是无从谈起。“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呢，这段经历也给了我一些财富，就是以后条件再苦再差，无非也就这样嘛，对适应一些新的工作还是有所帮助的。”李重庵说道。
李重庵真正展开自己的事业之翼是在1973年，他被调到兰州铁道学院担任助教。
在中学教了近三年书，李重庵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岗位。但李重庵还是很高兴，毕竟这意味着他终于回归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科研环境。
但不想，进入兰州铁道学院之后，李重庵仍旧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一是当时的教学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二是对理科和工科两个不同领域的转变与适应。“理科体现严密的逻辑思维，是理性化的科学；而工科则更需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具体问题，所以常忽略掉次要的东西，模型也是近似的模型。”后来，经过实践摸索，他渐渐认识到，工科的分析方法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言，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大有裨益的。以这种认识为指导，李重庵便得以从原来以数学为基础的纯理科研究，逐步扩展到了介于理科和工科之间的领域，从而为日后的科研活动延展了手臂，铺平了道路。
经过不懈地努力，学理论出身的李重庵已经从研究复合材料断裂损伤开始，“跨行”成了开发新型材料的科研专家。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在学术领域地位日益攀升的李重庵进入了科研成果的丰收期。
“西部经历将是中国新一代创业者的终生财富”
1996年，李重庵调任甘肃省教委副主任。两年后，他又当选为甘肃省副省长，分管科教和文化领域。告别实验室，李重庵走上领导岗位。
其实，这不是李重庵的本意，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兰州铁道学院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机械系副主任，他曾诚恳地婉拒，只因实在舍不得一生追求和钟爱的科研事业。调到省教委时也是如此，当省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对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作为党员，你还是要服从组织”的时候，这位时刻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最高追求的科学家便不再坚持己见了。“其实，有了他这句话，我就什么都不好再说了，”李重庵描述着自己当时的想法，“就努力在行政岗位上为大家创造更好的条件吧。”随后，他便毅然担负起甘肃省教委的高教、科研、外事等工作的重任。
在担任副省长的5年时间里，李重庵的汽车跑了15万公里，全省86个县市区他几乎走遍了。“我是这样，别人也是这样吧。政府的干部就是要到基层去，这样才能了解情况、推动工作。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在基层。你要是和基层断绝了来往，就会觉得心里没底。”在李重庵看来，虽然从政并非自己的所愿、所求，但随着身份的转换，他学会了站在更高、更实际的角度看待教育在社会整体中的分工，
2003年初，李重庵离开了工作、生活几十年的甘肃，来到北京，就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接着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是人生的一段新历程，然而在甘肃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对李重庵深刻的影响仍在继续。2003年，他在《走加快西部大开发新路》一文中提出了“西部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西部人民的发展”，“经济建设要与文化建设相互平衡、协调进行”等在当时看来颇为新颖的观点。西部大开发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是人才快速流动、英杰辈出的时代，李重庵深信“西部经历将是中国新一代创业者的终生财富”。这或许是一个西部大开发战略见证者和实践者，对于西部最好的回报。
“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情怀，李重庵念念不忘。在这片看似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李重庵感受到的则是这片土地所滋养的“甘肃精神”。
正如他所说，这种“甘肃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三流的生活条件，二流的工作条件，同样可以做出一流的工作业绩”。李重庵常常讲：“‘甘肃精神’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同样可以做出好的事业。这不光是吃苦的问题，而是要靠动脑子，要有十足的韧性。“在优裕的条件下，别人能干，你也能干，那么，你在北大受这么好的教育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足以值得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深思。
在李重庵看来，今天的知识分子绝不满足于掌握某项技能、某种知识，更要有意识地关心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