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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由王蒙《漫话小说创作》引起的
我从王府井那家大书店里抢购到一本王蒙的《漫话小说创作》,当天就顺顺溜溜地读完了,很过瘾;之后,这本书在朋友间辗转旅行,至今尚未归来。可见它人缘儿不错,“可读”。当然,也可能认为那仅仅是漫话,没什么理论价值!
对某一本书点头摇头,评头品足,都是文坛常事,甚至是人间常事,不一定是坏事情;使我感到需要动脑筋想一想的,是什么是理论价值的问题。究竟“理论价值”或“理论水平”或“理论色彩”是个什么样子?作为一个读者,总得有点自己的看法。
自己翻看了一点书,可惜收效甚微。原来,《辞海》等书上只对“文艺理论”作了解释,几乎没有专谈理论的价值或水平的(也许有,只怪我读书甚少,孤陋寡闻)。既然“本本”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好求救于实践。回想已往常常读到的某些文艺理论文章,大多是以《论……》或《……论》为题目,文章中旁征博引,不是黑格尔就是别林斯基,起码也得是高尔基和鲁迅的。上自希腊罗马春秋战国说起,不到憋不过气来的时候决不点逗号。有的万把字的文章就有三四十条引文注释。这样的文章硬梆梆、梆梆硬,有功架,有气派,相比之下,王蒙的这本书可就太缺乏“功架”和“气派”了。全书二百五十多页,只有可怜巴巴的四条脚注,一篇带“论”字的题目。
当然,“硬”一点的、真正的理论著作也是有它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的,但我以为不能单纯据此论“价值”。高攀一点举例说,革命导师们的文艺理著显然不是因转述别人的意见而辉煌,永远闪闪发光的是他们自己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一部光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写得何等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而又何等高屋建瓴,发人深思!我说这番话,决不是想假伟人之名以唬人,而是就事论事讲讲自己的看法。在文艺理论、批评著述中,“价值”不等于“功架”,“功架”代替不了内容。关键是看内容即观点、见解如何。从内容上说,王蒙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三十篇文章,不管是他阐述自已对文学创作的思考,还是回顾自己的创作和评论别人的作品,涉及到的文艺理论问题相当广泛。比如,文学与时代、生活的关系问题,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典型塑造问题,真实性与倾向性的辩证统一问题,艺术创新问题,风格问题,技巧问题,直至文艺评论的学风、文风问题,他都谈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其中谈得最多也最好的当然是有关小说创作的一系列艺术创新问题。这些,不正是多年来文艺理论界为之争论不休,磨秃了若干笔尖的文章官司吗?论述的问题相同,怎么这样写来就发生了“价值”问题呢?我想不通。是的,王蒙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回答,未必尽如人意。比如我,对他在本书中所表述的见解,在绝大部分引起共鸣和启迪的前提下,也有我不完全信服的地方:在我国目前的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难道真的不是中心课题了?我不敢完全苟同。再如,不同层次的读者不仅有不同层次的欣赏水平,而且都在不断地提出新的审美需要,这就要求艺术创造者不断地求新、创新,以平衡供求矛盾。这是新时期创作与欣赏关系的一个新特点。王蒙同志从创作到理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是他在某些谈艺术创新的文章中,相对地忽视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中的继承性一面,甚至过于偏激地强调了少数人的审美需要。但是,我认为这些缺欠之处,并不影响到“理论价值”的有无,正象某些理论家们的文章也有不足之处一样。
经过这么反复想了一想之后,我觉得,王蒙的这本《漫话小说创作》不仅从内容上说是一种文学理论著述,而且它本身还提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文学理论文章除了体现“百家争鸣”之外,是否也应“百花齐放”?我认为不应例外。
中外的文学先辈们从来都是重视文论的文风、文采的,他们象从事文学创作那样讲究文艺论著的艺术性,力求写得文理并茂,多态多姿,甚至写成警辟绝伦的诗句。不知怎么,到了我们这儿,日积月累地把文论几乎弄成了一副面孔。路子不是越走越宽,反而大家共同挤进了一条窄胡同,以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文章没有明显的你我他的分别,可以互相调换署名。这不是一种好现象。照理说,理论家们是最腻烦文学的“雷同”现象的,他们经常嘱告:文贵创新;文贵多样;文贵有自己的风格、特色;文贵百花齐放……这些意见都很对很正确,美中不足的是难以施之于己。文艺理论、批评也姓“文”,对创作的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它。王蒙的这本评论文集,写得观点鲜明,语言生动,行云流水,富有文采,具有与众不同的文论家的个性。当然,我还得当然一回,我并不是认为王蒙的理论水平这就差不离了。或者说文学评论就此只要这一种就够了。我只是认为,这样的文论应该既是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这“一”家,又应该是理论园地“百花齐放”的这“一”朵花。我们当读者的早就盼着有人写出这样文采飞扬的好文章,开拓开拓文艺评论文章写作的新局面了。
既然提到了文学评论也应“百花齐放”,作为一个读者,干脆再“放”几句。读者的胃口大得很,只要是好东西,都爱“吃”,最怕单打一,一道汤;但是,难免也会有偏爱。老实说,同着那些太硬、太干、太少自己独到的见解的文艺理论文章比起来,我宁愿多看王蒙这样的文笔和见解。读理论家们写的文章,一般说,他们的论述有助于我认识文艺的本质、特性、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等原理和原则,理智上受启发,但阅读时的心情是冷静的;读王蒙的这本书,则是思绪活跃,感情激荡,之后才是理智上的多种启迪和收获,有视野开阔之感。比如,他说作家的本事应该比只会抡三板斧的程咬金还多几下子;比如,他说文学创作“要允许例外”,两且常常是“例外”偏能出奇制胜,谁也不敢说小说的写法就是这些了,因为大千世界的一切都不是静止不变的;比如,他说小说创作不仅要讲究人物、语言、情节、结构,还要象画一幅画、谱一曲乐曲、作一首诗那样讲究色调和节奏;比如,他说作品要永远有个“新鲜劲”,“我不能老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风格”,“一眼可以看得出”的风格未必就是真成功;比如,他说创作就是对生活和艺术的发见……读到这些地方,你怎能不思绪万千,技痒难捺。这是一位艺术创造者的“竞技状态”的记录,无坐而论道之板滞,有启迪心智之佳趣。王蒙的这本书之所以使我感到“透”,“不隔”,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他用自己的创作甘苦和追求,多方面地生动论证了毛泽东同志总结过的一条艺术规律:文艺是“创造性的劳动”。
因此之故,我把王蒙的这本《漫话小说创作》,视为有理论价值的一本好书。
我从王府井那家大书店里抢购到一本王蒙的《漫话小说创作》,当天就顺顺溜溜地读完了,很过瘾;之后,这本书在朋友间辗转旅行,至今尚未归来。可见它人缘儿不错,“可读”。当然,也可能认为那仅仅是漫话,没什么理论价值!
对某一本书点头摇头,评头品足,都是文坛常事,甚至是人间常事,不一定是坏事情;使我感到需要动脑筋想一想的,是什么是理论价值的问题。究竟“理论价值”或“理论水平”或“理论色彩”是个什么样子?作为一个读者,总得有点自己的看法。
自己翻看了一点书,可惜收效甚微。原来,《辞海》等书上只对“文艺理论”作了解释,几乎没有专谈理论的价值或水平的(也许有,只怪我读书甚少,孤陋寡闻)。既然“本本”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好求救于实践。回想已往常常读到的某些文艺理论文章,大多是以《论……》或《……论》为题目,文章中旁征博引,不是黑格尔就是别林斯基,起码也得是高尔基和鲁迅的。上自希腊罗马春秋战国说起,不到憋不过气来的时候决不点逗号。有的万把字的文章就有三四十条引文注释。这样的文章硬梆梆、梆梆硬,有功架,有气派,相比之下,王蒙的这本书可就太缺乏“功架”和“气派”了。全书二百五十多页,只有可怜巴巴的四条脚注,一篇带“论”字的题目。
当然,“硬”一点的、真正的理论著作也是有它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的,但我以为不能单纯据此论“价值”。高攀一点举例说,革命导师们的文艺理著显然不是因转述别人的意见而辉煌,永远闪闪发光的是他们自己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一部光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写得何等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而又何等高屋建瓴,发人深思!我说这番话,决不是想假伟人之名以唬人,而是就事论事讲讲自己的看法。在文艺理论、批评著述中,“价值”不等于“功架”,“功架”代替不了内容。关键是看内容即观点、见解如何。从内容上说,王蒙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三十篇文章,不管是他阐述自已对文学创作的思考,还是回顾自己的创作和评论别人的作品,涉及到的文艺理论问题相当广泛。比如,文学与时代、生活的关系问题,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典型塑造问题,真实性与倾向性的辩证统一问题,艺术创新问题,风格问题,技巧问题,直至文艺评论的学风、文风问题,他都谈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其中谈得最多也最好的当然是有关小说创作的一系列艺术创新问题。这些,不正是多年来文艺理论界为之争论不休,磨秃了若干笔尖的文章官司吗?论述的问题相同,怎么这样写来就发生了“价值”问题呢?我想不通。是的,王蒙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回答,未必尽如人意。比如我,对他在本书中所表述的见解,在绝大部分引起共鸣和启迪的前提下,也有我不完全信服的地方:在我国目前的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难道真的不是中心课题了?我不敢完全苟同。再如,不同层次的读者不仅有不同层次的欣赏水平,而且都在不断地提出新的审美需要,这就要求艺术创造者不断地求新、创新,以平衡供求矛盾。这是新时期创作与欣赏关系的一个新特点。王蒙同志从创作到理论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是他在某些谈艺术创新的文章中,相对地忽视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中的继承性一面,甚至过于偏激地强调了少数人的审美需要。但是,我认为这些缺欠之处,并不影响到“理论价值”的有无,正象某些理论家们的文章也有不足之处一样。
经过这么反复想了一想之后,我觉得,王蒙的这本《漫话小说创作》不仅从内容上说是一种文学理论著述,而且它本身还提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文学理论文章除了体现“百家争鸣”之外,是否也应“百花齐放”?我认为不应例外。
中外的文学先辈们从来都是重视文论的文风、文采的,他们象从事文学创作那样讲究文艺论著的艺术性,力求写得文理并茂,多态多姿,甚至写成警辟绝伦的诗句。不知怎么,到了我们这儿,日积月累地把文论几乎弄成了一副面孔。路子不是越走越宽,反而大家共同挤进了一条窄胡同,以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文章没有明显的你我他的分别,可以互相调换署名。这不是一种好现象。照理说,理论家们是最腻烦文学的“雷同”现象的,他们经常嘱告:文贵创新;文贵多样;文贵有自己的风格、特色;文贵百花齐放……这些意见都很对很正确,美中不足的是难以施之于己。文艺理论、批评也姓“文”,对创作的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它。王蒙的这本评论文集,写得观点鲜明,语言生动,行云流水,富有文采,具有与众不同的文论家的个性。当然,我还得当然一回,我并不是认为王蒙的理论水平这就差不离了。或者说文学评论就此只要这一种就够了。我只是认为,这样的文论应该既是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这“一”家,又应该是理论园地“百花齐放”的这“一”朵花。我们当读者的早就盼着有人写出这样文采飞扬的好文章,开拓开拓文艺评论文章写作的新局面了。
既然提到了文学评论也应“百花齐放”,作为一个读者,干脆再“放”几句。读者的胃口大得很,只要是好东西,都爱“吃”,最怕单打一,一道汤;但是,难免也会有偏爱。老实说,同着那些太硬、太干、太少自己独到的见解的文艺理论文章比起来,我宁愿多看王蒙这样的文笔和见解。读理论家们写的文章,一般说,他们的论述有助于我认识文艺的本质、特性、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等原理和原则,理智上受启发,但阅读时的心情是冷静的;读王蒙的这本书,则是思绪活跃,感情激荡,之后才是理智上的多种启迪和收获,有视野开阔之感。比如,他说作家的本事应该比只会抡三板斧的程咬金还多几下子;比如,他说文学创作“要允许例外”,两且常常是“例外”偏能出奇制胜,谁也不敢说小说的写法就是这些了,因为大千世界的一切都不是静止不变的;比如,他说小说创作不仅要讲究人物、语言、情节、结构,还要象画一幅画、谱一曲乐曲、作一首诗那样讲究色调和节奏;比如,他说作品要永远有个“新鲜劲”,“我不能老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风格”,“一眼可以看得出”的风格未必就是真成功;比如,他说创作就是对生活和艺术的发见……读到这些地方,你怎能不思绪万千,技痒难捺。这是一位艺术创造者的“竞技状态”的记录,无坐而论道之板滞,有启迪心智之佳趣。王蒙的这本书之所以使我感到“透”,“不隔”,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他用自己的创作甘苦和追求,多方面地生动论证了毛泽东同志总结过的一条艺术规律:文艺是“创造性的劳动”。
因此之故,我把王蒙的这本《漫话小说创作》,视为有理论价值的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