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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一群记者不依不饶地问我关于她的事情，我有些气恼地回答他们：“你们搞错了！我妈妈是多蒂夫人。”他们哈哈大笑。对一个6岁的小男孩来说，妈妈是科学家也好，女演员也好，又或者仅仅是一位母亲也好，都无关紧要，他只要知道他的父母都很棒就够了。
再说了，我那位精神病学家爸爸的故事要有意思得多。在家里，爸爸才是焦点，尤其是当妈妈把她的演艺事业放在一边，专注于自己的新角色——妻子和母亲——的时候。
我们偶尔会去洛杉矶旅行，但对我来说，迪斯尼乐园的灯光要比好莱坞的璀璨多了。当妈妈回到片场拍摄《罗宾汉与玛莉安》时，我开心极了，不过仅仅是因为“詹姆斯·邦德”（肖恩·康纳利）在那儿，就在她身边。
对我来说，妈妈普通而平常。她当然是可爱迷人的，但我对她没有丝毫迷恋。这是年龄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两代人；而且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太常谈论起她（当时妈妈已不再演戏，“偶像狂热崇拜”时期也尚未到来）。
我的朋友们第一次到我们家时都很好奇，因为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父母所说的对奥黛丽·赫本的印象——那都是他们通过我妈妈演的电影和他们自己看杂志得来的。然而，一旦他们开始了解她，任何拘谨不安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日渐长大，生活也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我们在瑞士托洛彻纳茨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栋房子，叫作“和平之邸”。游戏室的书架里塞着那座她凭借《罗马假日》而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954年）奖杯，还有些别的纪念品，我都以怀旧的心情保留着。而客厅里则放着她因人道主义工作而收到的致谢函——最终还是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更有意义。我想起1992年美国布朗大学授予她名誉学位时她的反应——她对我说：“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也有一个学位了呢！”
从前的她能逐步成为一位“明星”，应该归功于她对电影艺术的态度，归功于银幕上的她自己。她曾梦想成为一名古典芭蕾舞演员，为此，她遵照这门艺术的严苛要求刻苦练习。通过玛丽·兰伯特学校的面试后，她离开荷兰，前往伦敦，但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进行不下去了：二战期间她耽误的舞蹈训练无法弥补，而对其他女孩儿来说，则比她多出了5年的优势。“她们吃得好，住得也好。”有一次，她悲伤地这样说道。
妈妈接受了她永远也成不了一名古典芭蕾舞明星的事实，但是她在演员生涯中同样严于律己，遵循着她认为在各行各业都适用的唯一成功之道：早早起来检查这一天的任务。
这个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即使当她不再演戏，而去做全职妈妈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时候也仍然如此。
妈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演员。她和我讲的唯一一次有关工作的八卦是关于与她合作的一些演员同事的，她说他们可以整晚尽情狂欢，第二天早晨起来稍微化点儿妆，再喝点儿好的提神饮料，就能把工作干得尽善尽美。
她说她有时候不得不把他们从床上拽起来，就像对我爸爸那样——我爸爸曾经承认：“没有你妈妈用淋浴和咖啡敦促我的话，我永远也成不了一名教授。”她那些疯狂的同行都是谁我就不说了，不过她那搞笑的描述里也包含着真诚的钦佩：“我是绝不敢像他们那样的。”
我还记得她收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写给她的信时激动的样子。之前，在罗马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外星人E.T.》时，妈妈就非常激动。她抓住我的手说：“卢卡，这人是个天才。”而这个天才现在邀请她出演角色了。我问她是什么角色，她说：“管它呢！他竟然要用我，你能想到吗？”
她飞到蒙大拿州，在电影《直到永远》中扮演一个天使，那是她最后一次在电影里露面。也许我应该让她跟我多说说那次的感受——我那时19岁，也算是斯皮尔伯格的一个超级粉丝——但我们见面时聊得更多的是我的考试、我的浪漫初恋，以及其他一些不重要的日常话题。我们也聊她的过去，但不太聊她的电影。
在我们的对话中，她经常会谈起她的童年，讲述让她想起战争的故事和我们家族的历史。在她最后的几年里，多数是在早餐时，她会由着性子说话，毫无顾忌。当时我真应该多问她些事情，但当你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你很难想到妈妈4年后就会离开你，也很难想到有那么多事她再也无法告诉你了。
她去世之后，我对她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那时的“多蒂夫人”上。
当妈妈的癌症显然已控制不住时，亲属们聚集到了瑞士：媽妈在她的伴侣罗伯特·沃德斯和我哥哥肖恩·费勒的陪伴下从洛杉矶返回；我从米兰赶过去，很快就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丽德也从巴黎赶来；我妈妈最好的朋友多丽丝就住在那附近。
此后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围着那些能缓解妈妈病痛的药团团转。终于，一天下午肖恩对我说：“你得放松一下，至少歇几个小时，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于是我就照他的建议去看了场电影。
在洛桑剧院的黑暗中我接到了電话：妈妈最后一次睡去了。一直以来我都执着地相信，哥哥让我去看电影是为了保护我，好让我看不到她最难受的时刻，就像大人们在谈论事情时总把小孩子们支到花园里去玩耍一样。
随后一切都改变了。她不在了。当那些就像是从“和平之邸”的围墙上冒出来的摄影师最终消失后，妈妈和其他所有人心目中的她都变了。
在我回到我当时工作的城市米兰之后，我看到她的脸从每一处报摊上看着我。当我成功摆脱笨拙的“赫本的儿子”的形象时，我也只能偶尔悼念一下她了。我开始慢慢明白，我不得不向这个偶像屈服（这一点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尽管我长大后知道妈妈很有名，但我当时真的不了解她的名气有多大。
同样的，人们经常问我是否有时间了解她，仿佛我也是从他们所处的距离来看她，好像妈妈就定格在一系列黑白电影的剧照里，没有更具体的形象似的。
相反，我最早的记忆里就有20世纪70年代的柯达和宝丽来彩色照片，和旧时普通的家庭相册没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妈妈的形象已经基本上从杂志封面上消失了。
1967年《丽人行》和《盲女惊魂记》发行时，她的电影演员生涯就已经走向终点。那时距离她出演《罗马假日》已将近15年，而距离她作为舞蹈演员训练的日子差不多有30年了。她就这样一口气跨入了40岁的门槛。她对那些惊诧于她为何早早息影的记者说：“有人认为我放弃自己的职业是为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但根本不是那样。这就是我最想要的。”
然后她再一次描述了她作为一名“家庭主妇”的新生活：“如果人们认为那是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可就太不幸了。你绝不会买一套公寓，然后刚装修完就走开。那里有你选的花、你播放的音乐、你等待的微笑。我希望家里快快乐乐的，是这混乱世界中的一方乐土。我不想让我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看到一个匆匆忙忙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够匆忙的了，不是吗？”
再说了，我那位精神病学家爸爸的故事要有意思得多。在家里，爸爸才是焦点，尤其是当妈妈把她的演艺事业放在一边，专注于自己的新角色——妻子和母亲——的时候。
我们偶尔会去洛杉矶旅行，但对我来说，迪斯尼乐园的灯光要比好莱坞的璀璨多了。当妈妈回到片场拍摄《罗宾汉与玛莉安》时，我开心极了，不过仅仅是因为“詹姆斯·邦德”（肖恩·康纳利）在那儿，就在她身边。
对我来说，妈妈普通而平常。她当然是可爱迷人的，但我对她没有丝毫迷恋。这是年龄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两代人；而且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太常谈论起她（当时妈妈已不再演戏，“偶像狂热崇拜”时期也尚未到来）。
我的朋友们第一次到我们家时都很好奇，因为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父母所说的对奥黛丽·赫本的印象——那都是他们通过我妈妈演的电影和他们自己看杂志得来的。然而，一旦他们开始了解她，任何拘谨不安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日渐长大，生活也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我们在瑞士托洛彻纳茨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栋房子，叫作“和平之邸”。游戏室的书架里塞着那座她凭借《罗马假日》而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954年）奖杯，还有些别的纪念品，我都以怀旧的心情保留着。而客厅里则放着她因人道主义工作而收到的致谢函——最终还是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更有意义。我想起1992年美国布朗大学授予她名誉学位时她的反应——她对我说：“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也有一个学位了呢！”
从前的她能逐步成为一位“明星”，应该归功于她对电影艺术的态度，归功于银幕上的她自己。她曾梦想成为一名古典芭蕾舞演员，为此，她遵照这门艺术的严苛要求刻苦练习。通过玛丽·兰伯特学校的面试后，她离开荷兰，前往伦敦，但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进行不下去了：二战期间她耽误的舞蹈训练无法弥补，而对其他女孩儿来说，则比她多出了5年的优势。“她们吃得好，住得也好。”有一次，她悲伤地这样说道。
妈妈接受了她永远也成不了一名古典芭蕾舞明星的事实，但是她在演员生涯中同样严于律己，遵循着她认为在各行各业都适用的唯一成功之道：早早起来检查这一天的任务。
这个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即使当她不再演戏，而去做全职妈妈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时候也仍然如此。
妈妈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演员。她和我讲的唯一一次有关工作的八卦是关于与她合作的一些演员同事的，她说他们可以整晚尽情狂欢，第二天早晨起来稍微化点儿妆，再喝点儿好的提神饮料，就能把工作干得尽善尽美。
她说她有时候不得不把他们从床上拽起来，就像对我爸爸那样——我爸爸曾经承认：“没有你妈妈用淋浴和咖啡敦促我的话，我永远也成不了一名教授。”她那些疯狂的同行都是谁我就不说了，不过她那搞笑的描述里也包含着真诚的钦佩：“我是绝不敢像他们那样的。”
我还记得她收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写给她的信时激动的样子。之前，在罗马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外星人E.T.》时，妈妈就非常激动。她抓住我的手说：“卢卡，这人是个天才。”而这个天才现在邀请她出演角色了。我问她是什么角色，她说：“管它呢！他竟然要用我，你能想到吗？”
她飞到蒙大拿州，在电影《直到永远》中扮演一个天使，那是她最后一次在电影里露面。也许我应该让她跟我多说说那次的感受——我那时19岁，也算是斯皮尔伯格的一个超级粉丝——但我们见面时聊得更多的是我的考试、我的浪漫初恋，以及其他一些不重要的日常话题。我们也聊她的过去，但不太聊她的电影。
在我们的对话中，她经常会谈起她的童年，讲述让她想起战争的故事和我们家族的历史。在她最后的几年里，多数是在早餐时，她会由着性子说话，毫无顾忌。当时我真应该多问她些事情，但当你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你很难想到妈妈4年后就会离开你，也很难想到有那么多事她再也无法告诉你了。
她去世之后，我对她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那时的“多蒂夫人”上。
当妈妈的癌症显然已控制不住时，亲属们聚集到了瑞士：媽妈在她的伴侣罗伯特·沃德斯和我哥哥肖恩·费勒的陪伴下从洛杉矶返回；我从米兰赶过去，很快就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丽德也从巴黎赶来；我妈妈最好的朋友多丽丝就住在那附近。
此后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围着那些能缓解妈妈病痛的药团团转。终于，一天下午肖恩对我说：“你得放松一下，至少歇几个小时，有什么事我给你打电话。”于是我就照他的建议去看了场电影。
在洛桑剧院的黑暗中我接到了電话：妈妈最后一次睡去了。一直以来我都执着地相信，哥哥让我去看电影是为了保护我，好让我看不到她最难受的时刻，就像大人们在谈论事情时总把小孩子们支到花园里去玩耍一样。
随后一切都改变了。她不在了。当那些就像是从“和平之邸”的围墙上冒出来的摄影师最终消失后，妈妈和其他所有人心目中的她都变了。
在我回到我当时工作的城市米兰之后，我看到她的脸从每一处报摊上看着我。当我成功摆脱笨拙的“赫本的儿子”的形象时，我也只能偶尔悼念一下她了。我开始慢慢明白，我不得不向这个偶像屈服（这一点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尽管我长大后知道妈妈很有名，但我当时真的不了解她的名气有多大。
同样的，人们经常问我是否有时间了解她，仿佛我也是从他们所处的距离来看她，好像妈妈就定格在一系列黑白电影的剧照里，没有更具体的形象似的。
相反，我最早的记忆里就有20世纪70年代的柯达和宝丽来彩色照片，和旧时普通的家庭相册没有什么不同。那时候，妈妈的形象已经基本上从杂志封面上消失了。
1967年《丽人行》和《盲女惊魂记》发行时，她的电影演员生涯就已经走向终点。那时距离她出演《罗马假日》已将近15年，而距离她作为舞蹈演员训练的日子差不多有30年了。她就这样一口气跨入了40岁的门槛。她对那些惊诧于她为何早早息影的记者说：“有人认为我放弃自己的职业是为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但根本不是那样。这就是我最想要的。”
然后她再一次描述了她作为一名“家庭主妇”的新生活：“如果人们认为那是一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可就太不幸了。你绝不会买一套公寓，然后刚装修完就走开。那里有你选的花、你播放的音乐、你等待的微笑。我希望家里快快乐乐的，是这混乱世界中的一方乐土。我不想让我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看到一个匆匆忙忙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够匆忙的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