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与回报社会首先是个人和企业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觉行为和目标追求,而非存在于强大社会压力或行政干预下的被迫“作秀”。
　　近年来,社会责任成为一个通过各种媒体持续获得人们关注的重要概念。由于从政府部门中可获得的资金数量有限,而数量众多的群体渴望获得资金支持,因而存在巨大的援助需求。很自然,人们寻求援助的重要目标往往定位在商业或实业领域。当企业寻找各种创造性方式来援助社会时,企业世界中的许多组成部分是难以控制的。
　　我们很自然地会寻求最好的、最有能力、最有创新性和最为成功的人士,向他们寻求援助。那么哪些人最符合这样的描述呢?答案是成功的企业家们。成功的企业家已经寻找到其他人所未能发现的成功之道,并且人们很自然地推断: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发现予以援助的途径。
　　企业家的角色就是帮助社会吗?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向社会做出回报吗?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企业家都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并不存在完美的回答,然而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角色应当总是能够保持其企业的顺利和成功运行。
　　通过成功地运行企业,企业家将能够通过保持本地经济平稳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和财富而得以帮助本地社区,在理想状况下还能有助于其他地方财富的积聚和整体经济就业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提高。然而,对于大多数有自知之明和较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言,单单刺激地方经济是不够的。他们应当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这包括他们运行企业的方式以及在本地社区乃至整体经济社会中达成不同业绩的方式。
　　正是这种愿景容许成功的企业家在他们所信奉的哲学理念下努力,将满腔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比如说,有时获得成功就意味着:为了保持个人的正直美德不受损害而放弃更高收益的可能性,而确保企业长远目标得以实现,从而获得对社会的更大回报。
　　企业家固然具有向社会回报的社会责任。但企业家需要通过成功地运行其企业而首先保持经济协调发展。企业家还应当实践完整的商业规范,并且把更高层次的正直美德带入商业实践之中。
　　这是一种惠及社会诸多结构的社会责任,由此可以比货币涵义上的底线更具有深远意义。超越那一底线,每一个企业家应当审视自己的内心并且发问:是否存在着更高意义上的责任:即达成更大的业绩?如果来自灵魂深处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就具有遵循召唤并且做出更大业绩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有关企业家的“原罪论”以及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责难不绝于耳。有人曾以其子女病危为由,向中国最富有的若干位知名企业家公开求助,有些个人和媒体则以道德评判者或道德法庭的虚拟身份而自居,以这些企业家是否慷慨解囊为标尺来拷问他们的道德良知和所谓 “社会责任感”。
　　在这种“道德绑架”之扭曲舆论的诱导下,不少人对民营企业家和少数富裕名人兴师问罪,认为他们为富不仁,想当然地认定这些企业家一定是靠偷税漏税等歪门邪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因此在他们眼中,企业家回报社会并非乐善好施,助人于危难之中,而是一种赎罪和获取社会宽恕的忏悔行为。
　　为了博取企业的社会认知度和个人美誉,不少企业家也往往偏好在聚光灯下大秀自己的捐赠善举,甚至以“裸捐”的极端方式来表明自己回报社会的诚意和彻底性。
　　然而,企业家的“裸捐行为”或者捐赠数额的多少,并不足以证明自己是否成功地履行了企业家的职责,也并不能充分说明自己是否真正履行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甚至不能确保自己被社会公众认知为一位合格的企业家。
　　在笔者看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来自内心的呼唤和理性的定位,而非习俗、外部舆论压力所形成的强加义务。没有任何人能够拥有特别豁免权,始终站在“道德高地”对他人进行任意解读式的道德评判。慈善与回报社会首先是个人和企业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觉行为和目标追求,而非存在于强大社会压力或行政干预下的被迫“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