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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在面临的老龄社会问题与发达国家当时进入老龄社会的情况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在于同样面临着大量的老龄人口造成的社会劳动力结构不优化、社会储蓄率低、社会保障压力大、医疗和照料需求膨胀等问题；个性在于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10000美元之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开始人口老龄化，基本上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型。本文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优越性谈到积极老龄化的现实必要性，从而提醒大家中国的老龄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加快养老资源的积累则成为首要议题。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
最早提出“积极老龄化”主张的是在1997年6月召开的西方七国丹佛会议。1999年5月，欧盟召开了积极老龄化国际研讨会，在同年国际老年人年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和开展了一场“积极老龄化全球行动”。 2002年1月，设在日本神户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召开了一次专家组会议，来自21个国家的29名代表出席会议，在征集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并出版《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一书。2002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积极老龄化”书面建议书被联合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接受并写进其《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成为这次大会最突出的成果。大会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一书，为推动世界老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马川.论老龄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演变[J].天府新论. 2011年第1期.P105]
关于“积极老龄化”，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积极”是指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不仅仅指身体的活动能力或参加体力劳动的能力。从工作岗位上退休的老年人和那些患病或残疾人仍能对其家庭、地位相同的人、社区和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积极老龄化的观点是以联合国提出的“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的原则为基础而概括出来的一个政策理论，为老龄政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要求在健康、参与、保障三个方面的基本支柱采取行动。[ 马川.论老龄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演变[J].天府新论. 2011年第1期.P105]将积极老龄化概念进行本土化扩展的结果便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即强调全社会各个层面积极参与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战略，这种集体主义倾向在中国社会人力资源总量大、结构不合理的前提下，显然更有激励意义和行动空间。
一、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优越性
1 积极老龄化是对消极的社会撤离理论的否定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老龄化必然带来衰老与退化，这正是社会撤离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由美国老年学家库明和亨利提出的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因活动力的下降和生活中角色的丧失，希望摆脱要求他们具有生产力和竞争能力的社会期待，愿意扮演比较次要的角色，自愿地脱离社会。[ 江 娅.老年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P109]社会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的社会撤离是有积极效果的：一方面让社会角色顺利在老年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交替以保证社会制度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使老年人过上轻松、平静的晚年生活。
社会撤离理论是老年社会学中争议最多的理论，它以老年退化为理论预设为老年人安排一种固定的撤退模式，在现时代已经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首先，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国际上各个老化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都同意衰老的推迟是完全可能的，许多老年期的常见病都是可以避免的，老年人到75——80岁时，生理、心理功能和以前基本一样是完全可能的。[ 王洵.“健康老龄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人口研究.1996(5).P73]1987年美国学者Rowe和Kahn在对老年医学和老化过程研究基础上指出虽然老年人总体的生理呈现出增龄性减退，但是老年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性——有些老年人呈现出生理性丧失而另一些人身上却找不到这种迹象；不同老年人的衰老过程呈现出个体差异性。[ 刘颂.积极老龄化框架下老年社会参与的难点及对策[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10).P5]年龄对许多系统器官的影响比预期的要小得多，疾病发生率虽然随年老而上升但毕竟只是发生于部分人群的特殊变化，即老化并不必然带来衰退。对老年人生理状况认识的加深向传统的老年退化理论提出了强烈质疑，也就撼动了社会撤离理论依存的根基。其次，社会撤离理论所认为的老年人的撤离对于保证社会制度的连贯性的作用并不是积极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正功能还是负功能是评价一种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老年人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工作经验，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源体系中数量大、素质高的重要财富，尤其是在现时代的中国“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的情况下，[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P9]将老年人从社会角色、工作岗位中撤出就不是一种保证经济高速、健康发展的优秀策略，而是减少了社会资源中的重要一笔财富、只会使社会整体人力资源结构愈发不合理。最后，社会撤离理论的又一合理性基础——撤离能够给老年人带来安静、快乐的晚年的理论假设也无法经受住现实的考验，一方面，中国的老龄社会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很多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不足以满足家庭与个人的经济需求，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又不够完善、家庭养老因子女“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呈现出弱化趋势，老年人自我养老的模式必然要成为新型的重要养老模式，因为老年人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老年人具有继续发光发热的诉求，因为他们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发挥自己才能的意愿，通过社会参与的过程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自信和自尊，增強老年人的幸福感。[ 张小曼.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J].人民论坛.2005(1).P37]
积极老龄化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基础，在对老年人生理与心理状况合理分析的前提下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其个人及社会的积极效果，弥补了社会撤离理论的缺陷，正如社会建构论者格根夫妇指出：“历史不是命运，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一个用全新的理念、概念与实践改变传统老龄化图景的时代。老龄化黑暗时代已经让位于新的老龄化时代，积极老龄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郭爱妹石盈.“积极老龄化”：一种社会建构论观点[J].江海学刊.2006(5)..P125]
2 积极老龄化是对积极的老年社会工作理论的融汇
国际老龄问题联合会主席海伦·海默琳在马德里会议所指出的：“老年人经常被视为需要照顾的对象。但是随着社会进步，今天许多70岁甚至80岁高龄的老人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如果给予合适的机会，他们可以继续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老年人应该被视为人力资源中可贵的一部分”。(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报道,2002)[ 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J].人口研究.2002(11).P31]老年活动理论和持续理论是积极老龄化战略的主要理论支撑。活动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老年学者哈维格斯特在实地访谈300名50——90岁老年人后，得出结论：老年人应尽可能寻找新的角色来弥补因丧偶或退休引起的角色的丧失，从而将自己与社会的距离缩短到最小限度。[ 江 娅.老年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P110]活动理论承认现代老年人具备继续扮演社会角色的生理能力与心理需求，肯定了老年人的活动能够给社会和老年人个人带来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撤退理论削弱老年人的独立生存的工具性角色，活动理论则强调用补偿性角色来取代老年人失去的角色。积极老龄化正是以老年人社会参与为主要目标的，强调通过参与的过程扮演全新社会角色以获得社会声望的维持、减少因原有社会地位被剥夺而带来的失落感。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现代社会生存压力大导致子女没有时间和精力陪伴在老人身旁，有配偶的老年人尚且可以“少来夫妻老来伴”地得到配偶的精神慰藉，对于丧偶老年人来说，孤独、抑郁已经成了危害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病因，在这一前提下强调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更加具有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现实意义，老年人可以所居住的社区或原有单位为依托，成立老年人的民间组织，开展再就业、志愿者服务、共同锻炼身体等多种社会参与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的身心得到了锻炼并重新拥有了群体归属感以及同伴们的精神慰藉。
积极老龄化不仅仅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它还指老年人不断参与社会、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的社会实践。换句话说，积极老龄化要实现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自身愿望、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利与空间，而不是要求老年人必须尽到为社会再创造价值的义务，这体现了持续理论强调的对老年人个性的尊重。持續理论认为，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生存必然形成自己的习惯和爱好，尽管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会因环境或时间的影响而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未成年和成年时期形成的爱好及特定的生活方式，到了老年时期依然会呈现出延续性。[ 王裔艳.国外老年社会学理论研究综述[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P39]在持续论者看来，不应一味要求老年人是撤离社会角色还是继续社会活动，而要对老年人的个人爱好和需求加以尊重，老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来确定行为标准，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社会参与是多样化的，总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方面的社会参与，其具体表现形态是劳动市场的就业活动。第二类是生存价值的社会参与，它以满足个人精神需求、实现自我价值为主要目标。第三类是社会性的社会参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的社会参与是以自我完善为目的，即所谓实现人生价值方面的社会参与；而后者的参与涉及的人员更广泛，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个人还包括社会其他成员。[ 田香兰.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解析[J].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P49 陈立行、柳中权主编：《向社会福祉跨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P252]老年人可以根据个性和需求采用自己喜好的方式进行社会参与，以满足自己持续的爱好和生活方式要求。
二、积极老龄化的现实必要性
1文化补偿的需要
积极老龄化对于国家与老年人这两大主体而言都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研究表明，在老年后的过程中，人脑血流量减少、血压升高或脑损伤等概率增加,海马及整个边缘系统对此很敏感，因此老年人的流体智力[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分别代表了主要靠遗传、能够适应不同材料、与过去经验无关智力与由大量的知识、技能、经验结晶构成的两种智力，它们在个体生命全过程中经历着不同的发展过程。]下降，但是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会使老年人的晶体智力有所增长。[ 马川.论老龄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演变[J].天府新论. 2011年第1期.P107 叶奕乾.现代人格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20-121.]老年人比中青年人具备更好的晶体智力，这是值得充分挖掘的社会的巨大财富积累，可以为社会建设增加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在中国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的背景下，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这一含金量高的群体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生物可塑性下降，更需要以文化为基础进行补偿(如物质、技术、社会、经济、心理)来产生和维持高水平的功能。[ 马川.论老龄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演变[J].天府新论. 2011年第1期.P104]可见老年人本身又有通过文化补偿来维持高水平的需要，这是老年人自身的需求，要通过积极老龄化的途径、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给予老年人维持自己高水平的功能的平台，使老年人能够拥有更加充实的生活状态、以更加自信的角色参与社会生活。
2人文关怀的需要
人道主义问题是指老年人正当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以及正当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障、能不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老年人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增多会不会导致老年人的权益侵害问题、老年贫困问题、老年孤寂问题、老年照料问题等。[ 穆光宗.未富先老还是边富边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7日 14:17 光明网-光明日报]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为对老年人进行人道主义关怀提供了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而最终是否实现了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要以老年人是否享受到了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考量标准。正如穆光宗所言：“老龄化在个体的层面上就是俗称的长寿，但长寿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寿命质量或者说生命生活质量才是我们所关注的。”[ 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J].人口研究.2002(11).P30]积极老龄化正是实现人文关怀、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重要途径，依托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政策支柱，达到老年人身心健康、体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目标，才能够真正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3外国经验
美国政府曾就老龄人口的“再生产率”问题采取过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比如延迟退休、返聘、做顾问、鼓励创业、做义工等使老年人保持其积极的社会生产性角色。这不仅增加了美国老龄人口的收入，还从兴趣、心理层面缓解老年的社会角色脱离的难题。自从美国实行了鼓励老龄人口的社会服务计划以来，美国社会的老年人向一个更加具有生产性角色方向迈进，各地也建立了许多促进老年人再次贡献社会生产力的组织。[ 胡小武.老龄化社会城市老年政策的理念变革[J].城市问题.2008年第7期.P71]
日本早在1966年公布了《雇佣对策法》，1971年又颁布了《中高龄者雇佣促进特别措施法》。日本的老年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参与率非常高，在2000年60～64岁的男子劳动参与率达到73%，65岁以上的男子也达到了大约34%的水平。[ 田香兰.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解析[J].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P49 胁昭吉、中原弘二著：《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年，P30]但老年人的重新就业基本上只限于服务业、劳务作业、保安等职务领域。据日本东北福祉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日本现有高龄者的劳动能力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每年将有1.5兆日元的经济损失。[ 田香兰.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解析[J].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P50]
从发达国家采取积极老龄化的策略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经验和不足中不难看出，只要给老龄群体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老龄群体的社会生产可以发挥出巨大的社会价值。中国现在面临的老龄社会问题与发达国家当时进入老龄社会的情况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在于同样面临着大量的老龄人口造成的社会劳动力结构不优化、社会储蓄率低、社会保障压力大、医疗和照料需求膨胀等问题；个性在于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10000美元之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开始人口老龄化的，基本上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型。然而世纪之交，中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800多美元，目前也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可以说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特点。[ 穆光宗.未富先老还是边富边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7日 14:17 光明网-光明日报]可以说，由大量老龄人口造成的社会压力与问题在经济实力并不足够充裕的中国必然更加严重，因为当老龄市民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医疗、照料等问题而求助于国家时，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又不足以满足大量老龄人口的保障需求，这在使得老年人的需求无法满足的同时，又造成了市民的不满情绪、容易形成国家与市民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老龄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加快养老资源的积累则成为首要议题。财富积累的前提在于财富的创造，养老资源的积累必然依靠社会财富的创造，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够将更大的部分用于解决养老问题的使用。社会财富的创造既需要依靠现有划分标准确定的适龄劳动力，更需要开发老龄人口的生产力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整个社会人力资源总量的最大化开发、结构的最优化配置。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
最早提出“积极老龄化”主张的是在1997年6月召开的西方七国丹佛会议。1999年5月，欧盟召开了积极老龄化国际研讨会，在同年国际老年人年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和开展了一场“积极老龄化全球行动”。 2002年1月，设在日本神户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发展中心召开了一次专家组会议，来自21个国家的29名代表出席会议，在征集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并出版《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一书。2002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积极老龄化”书面建议书被联合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接受并写进其《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成为这次大会最突出的成果。大会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一书，为推动世界老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马川.论老龄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演变[J].天府新论. 2011年第1期.P105]
关于“积极老龄化”，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积极”是指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不仅仅指身体的活动能力或参加体力劳动的能力。从工作岗位上退休的老年人和那些患病或残疾人仍能对其家庭、地位相同的人、社区和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积极老龄化的观点是以联合国提出的“独立、参与、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的原则为基础而概括出来的一个政策理论，为老龄政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要求在健康、参与、保障三个方面的基本支柱采取行动。[ 马川.论老龄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演变[J].天府新论. 2011年第1期.P105]将积极老龄化概念进行本土化扩展的结果便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即强调全社会各个层面积极参与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战略，这种集体主义倾向在中国社会人力资源总量大、结构不合理的前提下，显然更有激励意义和行动空间。
一、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优越性
1 积极老龄化是对消极的社会撤离理论的否定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老龄化必然带来衰老与退化，这正是社会撤离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由美国老年学家库明和亨利提出的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因活动力的下降和生活中角色的丧失，希望摆脱要求他们具有生产力和竞争能力的社会期待，愿意扮演比较次要的角色，自愿地脱离社会。[ 江 娅.老年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P109]社会撤离理论认为，老年人的社会撤离是有积极效果的：一方面让社会角色顺利在老年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交替以保证社会制度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使老年人过上轻松、平静的晚年生活。
社会撤离理论是老年社会学中争议最多的理论，它以老年退化为理论预设为老年人安排一种固定的撤退模式，在现时代已经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首先，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国际上各个老化相关学科的权威人士都同意衰老的推迟是完全可能的，许多老年期的常见病都是可以避免的，老年人到75——80岁时，生理、心理功能和以前基本一样是完全可能的。[ 王洵.“健康老龄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人口研究.1996(5).P73]1987年美国学者Rowe和Kahn在对老年医学和老化过程研究基础上指出虽然老年人总体的生理呈现出增龄性减退，但是老年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性——有些老年人呈现出生理性丧失而另一些人身上却找不到这种迹象；不同老年人的衰老过程呈现出个体差异性。[ 刘颂.积极老龄化框架下老年社会参与的难点及对策[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10).P5]年龄对许多系统器官的影响比预期的要小得多，疾病发生率虽然随年老而上升但毕竟只是发生于部分人群的特殊变化，即老化并不必然带来衰退。对老年人生理状况认识的加深向传统的老年退化理论提出了强烈质疑，也就撼动了社会撤离理论依存的根基。其次，社会撤离理论所认为的老年人的撤离对于保证社会制度的连贯性的作用并不是积极的。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正功能还是负功能是评价一种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老年人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工作经验，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源体系中数量大、素质高的重要财富，尤其是在现时代的中国“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的情况下，[ 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P9]将老年人从社会角色、工作岗位中撤出就不是一种保证经济高速、健康发展的优秀策略，而是减少了社会资源中的重要一笔财富、只会使社会整体人力资源结构愈发不合理。最后，社会撤离理论的又一合理性基础——撤离能够给老年人带来安静、快乐的晚年的理论假设也无法经受住现实的考验，一方面，中国的老龄社会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很多老年人退休后的收入不足以满足家庭与个人的经济需求，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又不够完善、家庭养老因子女“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呈现出弱化趋势，老年人自我养老的模式必然要成为新型的重要养老模式，因为老年人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老年人具有继续发光发热的诉求，因为他们具备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发挥自己才能的意愿，通过社会参与的过程可以提高老年人的自信和自尊，增強老年人的幸福感。[ 张小曼.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J].人民论坛.2005(1).P37]
积极老龄化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基础，在对老年人生理与心理状况合理分析的前提下强调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其个人及社会的积极效果，弥补了社会撤离理论的缺陷，正如社会建构论者格根夫妇指出：“历史不是命运，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一个用全新的理念、概念与实践改变传统老龄化图景的时代。老龄化黑暗时代已经让位于新的老龄化时代，积极老龄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郭爱妹石盈.“积极老龄化”：一种社会建构论观点[J].江海学刊.2006(5)..P125]
2 积极老龄化是对积极的老年社会工作理论的融汇
国际老龄问题联合会主席海伦·海默琳在马德里会议所指出的：“老年人经常被视为需要照顾的对象。但是随着社会进步，今天许多70岁甚至80岁高龄的老人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如果给予合适的机会，他们可以继续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老年人应该被视为人力资源中可贵的一部分”。(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报道,2002)[ 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J].人口研究.2002(11).P31]老年活动理论和持续理论是积极老龄化战略的主要理论支撑。活动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老年学者哈维格斯特在实地访谈300名50——90岁老年人后，得出结论：老年人应尽可能寻找新的角色来弥补因丧偶或退休引起的角色的丧失，从而将自己与社会的距离缩短到最小限度。[ 江 娅.老年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P110]活动理论承认现代老年人具备继续扮演社会角色的生理能力与心理需求，肯定了老年人的活动能够给社会和老年人个人带来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撤退理论削弱老年人的独立生存的工具性角色，活动理论则强调用补偿性角色来取代老年人失去的角色。积极老龄化正是以老年人社会参与为主要目标的，强调通过参与的过程扮演全新社会角色以获得社会声望的维持、减少因原有社会地位被剥夺而带来的失落感。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现代社会生存压力大导致子女没有时间和精力陪伴在老人身旁，有配偶的老年人尚且可以“少来夫妻老来伴”地得到配偶的精神慰藉，对于丧偶老年人来说，孤独、抑郁已经成了危害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病因，在这一前提下强调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更加具有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现实意义，老年人可以所居住的社区或原有单位为依托，成立老年人的民间组织，开展再就业、志愿者服务、共同锻炼身体等多种社会参与形式，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的身心得到了锻炼并重新拥有了群体归属感以及同伴们的精神慰藉。
积极老龄化不仅仅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它还指老年人不断参与社会、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的社会实践。换句话说，积极老龄化要实现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自身愿望、保障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权利与空间，而不是要求老年人必须尽到为社会再创造价值的义务，这体现了持续理论强调的对老年人个性的尊重。持續理论认为，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下生存必然形成自己的习惯和爱好，尽管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会因环境或时间的影响而做出一些改变，但是未成年和成年时期形成的爱好及特定的生活方式，到了老年时期依然会呈现出延续性。[ 王裔艳.国外老年社会学理论研究综述[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P39]在持续论者看来，不应一味要求老年人是撤离社会角色还是继续社会活动，而要对老年人的个人爱好和需求加以尊重，老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来确定行为标准，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积极老龄化理念下的社会参与是多样化的，总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方面的社会参与，其具体表现形态是劳动市场的就业活动。第二类是生存价值的社会参与，它以满足个人精神需求、实现自我价值为主要目标。第三类是社会性的社会参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的社会参与是以自我完善为目的，即所谓实现人生价值方面的社会参与；而后者的参与涉及的人员更广泛，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个人还包括社会其他成员。[ 田香兰.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解析[J].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P49 陈立行、柳中权主编：《向社会福祉跨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P252]老年人可以根据个性和需求采用自己喜好的方式进行社会参与，以满足自己持续的爱好和生活方式要求。
二、积极老龄化的现实必要性
1文化补偿的需要
积极老龄化对于国家与老年人这两大主体而言都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研究表明，在老年后的过程中，人脑血流量减少、血压升高或脑损伤等概率增加,海马及整个边缘系统对此很敏感，因此老年人的流体智力[ 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分别代表了主要靠遗传、能够适应不同材料、与过去经验无关智力与由大量的知识、技能、经验结晶构成的两种智力，它们在个体生命全过程中经历着不同的发展过程。]下降，但是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会使老年人的晶体智力有所增长。[ 马川.论老龄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演变[J].天府新论. 2011年第1期.P107 叶奕乾.现代人格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20-121.]老年人比中青年人具备更好的晶体智力，这是值得充分挖掘的社会的巨大财富积累，可以为社会建设增加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尤其是在中国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的背景下，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这一含金量高的群体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生物可塑性下降，更需要以文化为基础进行补偿(如物质、技术、社会、经济、心理)来产生和维持高水平的功能。[ 马川.论老龄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演变[J].天府新论. 2011年第1期.P104]可见老年人本身又有通过文化补偿来维持高水平的需要，这是老年人自身的需求，要通过积极老龄化的途径、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给予老年人维持自己高水平的功能的平台，使老年人能够拥有更加充实的生活状态、以更加自信的角色参与社会生活。
2人文关怀的需要
人道主义问题是指老年人正当的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以及正当的权益能不能得到保障、能不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老年人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的增多会不会导致老年人的权益侵害问题、老年贫困问题、老年孤寂问题、老年照料问题等。[ 穆光宗.未富先老还是边富边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7日 14:17 光明网-光明日报]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为对老年人进行人道主义关怀提供了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而最终是否实现了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要以老年人是否享受到了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考量标准。正如穆光宗所言：“老龄化在个体的层面上就是俗称的长寿，但长寿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寿命质量或者说生命生活质量才是我们所关注的。”[ 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J].人口研究.2002(11).P30]积极老龄化正是实现人文关怀、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重要途径，依托健康、参与、保障三大政策支柱，达到老年人身心健康、体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目标，才能够真正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3外国经验
美国政府曾就老龄人口的“再生产率”问题采取过一系列的鼓励性政策。比如延迟退休、返聘、做顾问、鼓励创业、做义工等使老年人保持其积极的社会生产性角色。这不仅增加了美国老龄人口的收入，还从兴趣、心理层面缓解老年的社会角色脱离的难题。自从美国实行了鼓励老龄人口的社会服务计划以来，美国社会的老年人向一个更加具有生产性角色方向迈进，各地也建立了许多促进老年人再次贡献社会生产力的组织。[ 胡小武.老龄化社会城市老年政策的理念变革[J].城市问题.2008年第7期.P71]
日本早在1966年公布了《雇佣对策法》，1971年又颁布了《中高龄者雇佣促进特别措施法》。日本的老年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参与率非常高，在2000年60～64岁的男子劳动参与率达到73%，65岁以上的男子也达到了大约34%的水平。[ 田香兰.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解析[J].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P49 胁昭吉、中原弘二著：《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年，P30]但老年人的重新就业基本上只限于服务业、劳务作业、保安等职务领域。据日本东北福祉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日本现有高龄者的劳动能力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每年将有1.5兆日元的经济损失。[ 田香兰.日本老年社会保障模式的解析[J].日本研究.2008年第3期.P50]
从发达国家采取积极老龄化的策略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经验和不足中不难看出，只要给老龄群体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老龄群体的社会生产可以发挥出巨大的社会价值。中国现在面临的老龄社会问题与发达国家当时进入老龄社会的情况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在于同样面临着大量的老龄人口造成的社会劳动力结构不优化、社会储蓄率低、社会保障压力大、医疗和照料需求膨胀等问题；个性在于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10000美元之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开始人口老龄化的，基本上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型。然而世纪之交，中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800多美元，目前也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可以说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特点。[ 穆光宗.未富先老还是边富边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27日 14:17 光明网-光明日报]可以说，由大量老龄人口造成的社会压力与问题在经济实力并不足够充裕的中国必然更加严重，因为当老龄市民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医疗、照料等问题而求助于国家时，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又不足以满足大量老龄人口的保障需求，这在使得老年人的需求无法满足的同时，又造成了市民的不满情绪、容易形成国家与市民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老龄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加快养老资源的积累则成为首要议题。财富积累的前提在于财富的创造，养老资源的积累必然依靠社会财富的创造，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够将更大的部分用于解决养老问题的使用。社会财富的创造既需要依靠现有划分标准确定的适龄劳动力，更需要开发老龄人口的生产力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整个社会人力资源总量的最大化开发、结构的最优化配置。